英文奇幻小说:戴笠传９

第九章西安救驾

1．西北失利

平息两广事变后，戴笠按蒋介石的要求，迅速把大批特工力量北调，用于华北和西北方向。对于西北，蒋介石指示戴笠，一方面要加强对红军的情报工作，侦查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要密切注视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动员张、杨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进行剿共，配合中央军对避居西北一隅的数万红军作最后一战，以竞剿共全功。蒋介石称之为最后五分钟的战斗，这未免高兴得过早了。据此，戴笠在指示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开展情报工作的同时，对西北区的组织进行适当充实调整。一是将各地特务机关中吸收运用的一些中共叛徒抽调西北区，把他们送到第一线和中共作战，策略是以共制共；二是内定调特务处的反共专家、卜海区长王新衡接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区的反共特工活动；三是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风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职负责处理有关西北区方面的情报和业务，以加强对西北区业务处理的速度和效率。毛人风也从此参与处理戴笠的机密事项，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千就是10年，成为戴笠的心腹亲信和团体事业的看家人与继承人。自此，西北区的特务工作成为戴笠关注的霞点。

对于戴笠来说，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是注视得较晚而又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至于西北地区就抓得更晚了。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的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

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即便是大饭桶一只，大草包一个，也是一律来者不拒，其原因：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N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类，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皆熟，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蒋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白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期共的十几万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万大军与红军作战。

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4个工作对像。

第一工作对像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总剿共时作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像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像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但杨虎城是位使戴笠很伤脑筋的人物。为了能及时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戴笠曾经试图用财、色、官等手段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亲信，却很久不能得手。

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戴笠立即计上心头。他请自己的玩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出面，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然后又在交际场中安排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就合。戴吸收向友新加入特务处，由向友新将杨虎城身边的内幕情况定期向戴汇报，并陆续把杨虎城手下办公厅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过去。不久，向友新与戴笠的暖昧关系被胡逸民发觉，胡因此而与向友新离婚。以后戴把向派遣到冀东给大汉奸殷汝耕做秘书，另派一个女特务、自己的情妇周志英双双去监视殷而又互相监视。向友新后来改名向影心，由戴笠介绍给大特务毛人凤做老婆。

白打通向友新这一关后，戴笠手下的特工系统对杨虎城的情报源源而来。马志超曾经数次向特务处报告：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第四个工作对像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但是对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至延误校长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特务处西北区，要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当时，特务们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

1935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涌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至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举动等等。西北区的特务们更是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并。

但是，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专就双方的中上层关系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

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系，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复兴社、特务处、CC系，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猾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由此导致蒋介石对张、杨的估计不足，在已经出现种种异常迹象的形势下，仍然轻入险地，误人虎穴，最后发生西安事变，造成戴笠一生中特务工作最大的失败。

戴笠第一次得到张、杨将有异动的情报是在1936年12月初。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50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促东北军与17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10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12月初，蒋介石回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于此时匆匆从南京赶来，向蒋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要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洋。蒋立即指示戴笠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戴笠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风火速弄清张、杨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情况。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二期生，1936年1月接任西北区长，与胡宗南的关系尤其亲密。这时，江雄风已被胡宗南向戴笠要去第一军工作，只因新任区氏王新衡没有到职而暂代西北区长。不久，江雄风得到进一步的情报，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传出，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戴笠获此紧急情报，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因蒋此时即将去西安，身入险境。如江雄风提供的情报属实，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因为蒋介石平时头脑中灌满了特务们密报张、杨不和、冲突的情报，分析张学良素讲忠义，对蒋很迷信，决不会出此异谋。因而认定戴笠提供的所谓兵谏情报是谣传，放到一边置之不理。戴笠因为对张学良私交尚好，故也认为兵谏之说可能来自张手下个别极端分子的企图，没有继续深究，就此放过。蒋介石放弃了惟一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变的机会。

2．群龙无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报上也没有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委员长的任何消息。

古城西安沉睡在夜幕中。

午后一时正，戴笠忽然接到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江雄风的特急电报：

十万火急，南京戴先生亲译(绝密)，据确切悉，今天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难b!江雄风敬叩。

下午3时，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这时，中统所属陕西省特务室主任王恩诚也发来电报：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

事发之时，戴笠正在广州进行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他一听到老蒋被扣押在西安的消息，顿时震惊，焦虑得手足无措，第二天就乘飞机赶回南京。

回到南京，他立即去见了何应钦，又去找宋美龄和宋子文，问蒋委员长处有无消息。最后，他驱车来到陈布雷处。

陈主任，委员长西安方面有消息吗?戴笠急不可耐。你这是什么意思?陈布雷一惊：有什么事吗?

戴笠将译好的电报递给陈布雷。陈布雷木然半晌，子瘫坐在沙发上。

夫人知道吗?陈布雷低声问。已经知道了。

还有谁知道?这条消息暂时不要扩散。陈布雷从沙发上站起来，拨通了电话。

戴笠犹豫了一下，说道：何总长、宋子文先生也都知道了。再等一等，西安有没有消息来。你先去准备一下。陈布雷长叹一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雨农，你去吧!

戴笠立刻来到慧园街谍报参谋训练班，召集余乐醒、梁干乔、郑介民、文强，说有要事相商。

下午3点50分，西安的电报正式到达南京：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扣!

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整个南京都沉浸在恐惧之中。

全体在京中央委员即刻齐集何应钦官邸，召集艋时紧急常委会。

大家议论纷纷，奠衷一是。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冒然发言。

考试院长戴季陶站了起来，痛切陈词：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命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何以立足?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后因朝内镇定有办法，英宗才能回来。只有张、杨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里，领袖的性命才有保障。我希望迅速派兵包围西安，逼张、杨交出领袖。

孔群熙沉吟说道：不要这样急嘛，不要这样急嘛。蒋委员长生命要紧，真要急狠了，他就没命了。

何应钦站了起来：诸位，我看应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坚决讨伐叛逆!

宋美龄一直没有发言，听完何应钦的话，她迅速提出反对：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我决不能同意。

戴季陶又站出来，他跪下向大家叩个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经大吉岭。诚心拜佛的人这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还有那一条。说完，他站起来退出会场。

戴季陶的奇特举动，搞得与会者更加茫然。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决定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宋氏兄妹担心武力讨伐引发内战，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担心此举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动用武力。会后，宋子文对戴季陶说；你不应该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对蒋委员长不利。

戴不以为然，他说：我和他中正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营救蒋委员长。同时，你们也不应该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决不能含糊。

复兴社里乱成一团，主战主和争吵不休。

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暗中议论，说这次事变是中共指使张、杨干的，他们的校长落到共产党手中，只有死路一条，很难有生还的希望。

于是纷纷寻求新的主子。

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服从何为领袖，服从何的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不惜动用武力。

邓文仪赞同贺衷寒的意见，极力主战。他认为不用兵只会拖延时间，是不忠于蒋委员长的表现。

与何应钦关系最为密切的刘健群在南京三道高井黄埔同学会总部，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响应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营救蒋介石。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实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奠展；有时则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每见着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

谁都知道，特务处是老蒋个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塌地效忠的也只有老蒋一人。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他戴笠的前途事业便都将毁于一旦!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着汽车到处奔走，打听情况，寻求营救办法。在何应钦家中，他听到何应钦已做出派E机前往西安轰炸的决定后，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个何部长要干什么?领袖还在西安城里，怎么能用飞机轰炸?戴笠刚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劝说何应钦，但话刚出[|，就被从门外进来的复兴社要员贺衷寒、邓文仪等指着鼻子责骂了一顿：你这个特务处长是怎么当的?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老实告诉你，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你算账......

戴笠被骂得汗流浃背，满心委屈，但他并不愿做任何解释。他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设法营救老蒋。他一语不发地离开何家，直奔慧圆街谍参训练班，去找在那里任教官的余乐醒。

戴笠此时是病急乱求医，他认为余乐醒曾在西安杨虎城手下干过，或许有点什么办法。见到余乐醒，戴笠急切地说：

乐醒兄，如今中央主战者甚多，连贺衷寒、桂永清都要推戴何应钦为总司令，轰炸西安。如此情况，领袖怎能得救。我准备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会飞檐走壁的人。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你想想具体办法。

说完，他又禁不住如丧考妣般地放声大哭起来。

余乐醒为难地说：救人要快，越快越好。但一时之间又哪里去找飞檐走壁的人呢?我愿化装陪戴先生人城，到那里再想具体办法。

戴笠说：何总长已经派佳永清带领教导总队和六十一师，星夜由南京开赴潼关，并已下令轰炸，再不想办法，领袖危在旦夕。闻讯赶来的郑介民、梁干乔等人见状，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但戴笠大哭之后，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脑子也灵活了点。他见大家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就立即派人带电台赶往潼关，命他们设法先潜入西安，与原潜伏在西安的特务取得联系，准备进行策反工作。

12月21日，老蒋的外籍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杨无意加害老蒋，只是想让老蒋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为救老蒋的性命，宋美龄、宋子文决定随端纳一道去西安，劝说老蒋先答应张、杨的请求。

戴笠听到消息，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的确，戴笠对蒋确是有感情的。因为，以前没有蒋，就没有他的今天；将来没有蒋，更没有他的前途。蒋存则戴存，蒋亡戴亦亡。这个利害关系，聪明的戴笠怎能不明白。

戴笠深知，此次西安事变，事先未能洞察张、杨的密谋，所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

戴笠暗忖：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

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不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

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

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个特务头子，早已是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差，一着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总是下不了决心。

突然，戴笠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告诉戴笠说：根据我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是握于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的目的，无非是逼蒋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必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你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望你深思

胡宗南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终于下定决心，万里救驾，孤注一掷。

我要去!戴笠对末氏兄妹说。

你最好别去!宋美龄看了戴笠一眼。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埔同学纷纷攻击戴笠。言辞激烈者称应杀戴笠以谢天下，他去只能坏事。

宋子文却不以为然，他用指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不慌不忙地看了看表情很尴尬的戴笠，对其妹说道：让雨农去吧!雨农与汉卿私交不错，而且那里还有不少他的人，能帮我们劝劝张汉卿，做做东北军的工作，也是好事嘛!

夫人请让我同去吧!领袖有难，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戴笠流着眼泪恳求宋美龄。宋美龄似乎也为他的一片赤诚所动，默默地点点头，半晌才轻声说道：好，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谢谢夫人!戴笠冲宋美龄深深地一鞠躬，便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于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惟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若校长平安返京，我亦能安然归来，否则，此次乃最后之痛饮!古人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望我去后，诸位能安心工作，效力党国!

说完，一副英雄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神态。

几个人听得泣涕涟涟。戴笠把特务处的事务委托给郑介民和梁干乔，心情沉重地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那里，住着他的家人。戴笠双膝跪在老母耐前，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养，未尽孝道，愧为人子!此次儿奔赴两安，不知何日能回家。望老母保重身体，勿以儿为念。

戴母蓝氏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怜惜地搀起儿子，平静地说：我虽然从年轻守寡到抚养你成人，尝尽世态艰辛，今天能看到你为国尽忠，又心存孝意，我心就放下了。我虽年迈，身体还好，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携家人回去住，你放心好!

母亲说的是!戴笠含泪站起身来，叫过自己的儿子戴藏宜：藏宜，我去西安，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要小心侍候奶奶和你娘。

他又转脸对自己的妻子鞠一躬：拜托你好好照顾老娘。与家人泣泪诀别后，戴笠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颓然坐下，面对墙壁，静静思索。

此次去西安，凶多吉少。东北军中有许多将领视戴笠为不共戴灭之仇人，共产党更是视戴笠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但此次事变，若蒋介石一命归天，他戴笠亦难逃一死。不仅东北军、共产党会杀掉他，国民党内部也时刻会有枪口对准这个杀人魔王。戴笠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了几分钟，祈求上帝保佑。

3．古都历险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7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携带了两支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的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

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汉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戴雨农就是十八般武艺，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苍白，时而蜡黄。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亲般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后，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仍然显得紧张而又疑惑。机场上，宋美龄与同来迎接的杨虎城坦然握手，然后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学良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说罢即请他们连人带行李一齐上汽车。当张学良的目光与戴笠的目光相遇时，张学良猛地一愣。他二话不说，转身对身后一个警卫低语了几句，便甩下戴笠，快步往自己的汽车走去。戴笠正想随端纳一起乘车离去时，张学良的警卫过来不客气地拦住他说：戴先生，请上那辆车! ，慢点!把他的枪拿下来。戴笠正要上车，却被杨虎城喝住。

张学良闻声也停住了脚步，冲警卫点点头。警卫立即将戴笠腰间的左轮手枪取下，交给了杨虎城。戴笠不由一惊：这个张汉卿，难道真要对自己下毒手?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跟着那名士兵上了另一辆小汽车。一开始，他们的车还在张学良等人的车队后面行驶，但离开机场不久，他乘从的汽车就驶向了另一条马路。戴笠不禁问道：带我去哪里?

不许说话，到那里就知道啦!那警卫板着面孔喝道，右手始终不离腰间的手枪。过了大约半个来小时，汽车驶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那警卫不由分说，就把他推进公馆的地下室，关押了起来。地下室阴冷潮湿。戴笠急得像只被困的猛兽一般，在阴暗的地下室内来回走动着。他万万没料到，自己连老蒋的面也没见上，就被关押了起来。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外边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道，除了那警卫给他送来三顿饭之外，竟无一人前来提审他。他觉得自己已无生还的可能，便在日记本上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整整一夜，他都不曾人眠，直到次日凌晨，才朦朦胧胧地睡着。但他刚睡了一会儿，就被地下室铁门的开锁声惊醒。他不禁猛地从临时支着的行军床上跳了下来。一直避而不见的张学良走了进来。此时，张学良的模样似乎比戴笠还要疲惫。他双颊消瘦，双眼布满了血丝，以往那潇洒、豪放的气度，仿佛被什么重负挤压得都走了形。他见到戴笠，仿佛连说话的精力都没有似的，只把一份东北官兵联名写的报告递给戴笠，就一屁股坐到行军床上。

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几个赫然大字一下就闯入了戴笠眼帘。他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必死无疑了。但他仍强作镇静地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说：古语言：主厚臣死。现在委员长蒙难西安，凡是傲部属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也就不来西安了。你可以杀了我，但我的同志你是杀不尽的。

张学良不等戴笠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说：雨农兄，你不要误会。我无加害委员长之意，更无加害你之意，我是怕部下伤害你，才让人把你送到我公馆的地下室，保护起来。戴笠一听，知道张学良还是很霉旧情，不会杀他了，于是乘机劝道：汉卿，我知道你也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人。可你知道，你此举造成了多大的混乱?亲日派的人都蠢蠢欲动，想置委员长于死地，好让汪兆铭来接替委员长。到那时，还有你我立足之地吗?

这些情况我也都知道了。张学良显然已多日未能休息了，他疲惫地一个劲地用双手按摩自己的太阳穴。

既然这样，你又何苦呢?现在大部队已包围了西安，如果你不赶快把委员长安全送回南京，势必酿成大祸。汉卿，下决心吧，只要委员长平安返京，我保证你也会平安无事......戴笠索性坐到张学良身边，以朋友的口吻劝他。戴笠还不知道，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张学良已经完全明白应该何去何从了。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站起身来说：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送委员长回京。不过，为了你的安全，你老兄还得在这里委屈一下。张汉卿说完，便告辞而去。

为决定老蒋命运，张学良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和17路军高级将领会议。连日来，他们对送蒋回京的问题讨论了多次。许多人总担心老蒋回京后不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所以一直未形成一致意见。张学良知道事情越拖越棘手，必须尽快统一意见。所以，他在这次主要将领会上颇为激动地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为我而造成国家内乱，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会场鸦雀无声，在座的无不为他的真挚所感染，往常坚持要保证条件的人，也不再固执己见，终于一致同意送蒋返回南京。

自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蘑的作用。

第二天下午，刺骨的西北风夹着黄沙尘埃，席卷着西安古都。西安机场上，身着藏青色呢大衣的老蒋，以及宋氏兄妹等人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登上飞机的舷梯，护送戴笠的小汽车亦开进了机场。戴笠一见老蒋被人扶着，艰难地攀登舷梯的背影，眼睛就不由得发酸。他为老蒋的生还而兴奋，又为自己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内疚。一上飞机，他立即走到老蒋面前，深深地一鞠躬，激动地低声说：校长处分我吧!学生未能保护好校长的安全......

这不怪你!老蒋摆摆手，示意他坐好。

宋美龄在一旁关切地望着他，说道：雨农，快系好安全带。这些天你没受什么委屈吧!

谢谢夫人，我很好!汉卿派人把我保护起来了。戴笠指指机舱内临时决定亲自护送老蒋返京的张学良，随别坐到一个空位上，系好安全带。

飞机腾空而起，事变以来压在戴笠心中的石头却落了地。

张学良的影子

尽管是一场戏，但还是要演一下的。

1936年12月31日上午，民国元老李烈钧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这一天，随同张学良的秘书、警卫人员的枪被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命令宪兵收缴而去。张学良则被戴笠送到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监禁起来。

监禁张学良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安排并督促、检查。监禁由内外线两部分组成，内线警戒由戴笠派特务处大特务周伟龙负责，带有15名特务队员，王芳南担任组长。外围警戒则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带有宪兵特高组7名组员和排武装宪兵，中校处员欧阳湘担任组长。张学良被关在孔公馆2楼，不准外出一步，对外严格保密。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予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而扣押软禁起来。

在此同时，蒋介石把戴笠召到中山陵官邸，具体面授严加管束4个字的含义。蒋授意戴说，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任何人不经我的同意不准擅自见张。可以挑选1名忠实精干的特务人员，朝夕同张住在一起，对张的言行起居逐日秘密记载具报。张可以对外通信，但必须予以严格检查，以便割断他与东北军等有关方面的联系。张的居住地点和房屋要绝对秘密，而且要便于防守，至少应有个连的武装警卫看守。这个连守卫要选择确实可靠、并且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充任。可以让张学良有选择地阅读一些书报，但必须经过检查批准，不许张本人自行订阅。如可出看守人员中有与张学良私自勾结者，即行枪毙，并且惟戴是问。

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千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这就是蒋对严加管束4个宇含义的规范和具体化。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强烈愤慨。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在西安的诺言，释放张学良。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蒋的军事威胁进行对抗，西北的内战形势一触即发，十分险恶。为此，蒋介石采取挟张学良而号令西安的手段，指示戴笠利用原四维学会中几位东北籍理事的关系，在南京与西安之间进行斡旋，分化C解西安方面对南京的对抗局面。

戴笠受命后，立即于1936年12月31日分别发电邀请在武汉、北平、西安等地的四维学会东北籍理事王化、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等人到达南京。1937年1月4日，戴笠带着蒋介石关于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腹案从溪[回到南京。当天设晚宴请王化·、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吃饭，商量懈决南京、西安对峙的办法。

宴席闻，戴筏鼓动如簧之舌，对四维学会的东北籍五位理事说：我和宋子文部长一见委员长，力请从宽处理张副司令。宋部长带回委员长给叶楚伧秘书长亲笔函件，请他转达林主席，务必通过对汉卿先生的特赦令。但今天中央开会时，争辩很激烈，特别是戴传贤等一班元老，主张处以极刑。经宋部长力争，林主席极力调解，结果准予特赦，严加管束，留京察看。又经宋部长争辩，只取消留京字样，宋部长已赌气返回上海。目前西安方面，又有军事行动，诸位和张副司令及在两安的东北军政首领，关系密切，请共同商量办法，一疗面顾全中央威信，一方面要和平解决，并请转达在南京和北平的东北人士，保持安静，以免节外生枝。

五位理事听了，把E午在中央饭店商量的两个条件提出，第一，无论如何不能对西北用兵；第二，必须释放张学良，才能彻底解决西安问题，并请戴笠再返溪口，向蒋阵述以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两个条件。

1月5日，西安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领衔发表要求释放张学良的歌电。蒋介石则派顾祝同为总司令，刘峙为副总司令酶往洛阳，准备对西安作战，形势更趋紧张。蒋介石深知t}央一旦对陕用兵，损失将不堪设想。因此，蒋在军事上作强硬表示的同时，决定采用缓兵之计，从长计议。在这种情况下，戴笠经请示蒋认可，决定暂时同意5位理事在4日提出的两个条件，考虑由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以作缓兵之计。1月6日上午，戴笠又去陵园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是，提出以上设想，张表示同意。并提出可以由他写一封亲笔函件，由王化一、吴瀚涛专程赴西安一行。

1月6日晚7时，戴再次邀王化一、吴瀚涛吃饭，席问传达了蒋、张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戴说，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V，他即赶去同宋部长一起商量，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同时，戴还转达了张学良反对用兵以及盼望与蒋见面的想法。戴笠还谈到在监视张学良的问题上，他和何应钦发生了争执。因两人都请求由自己派人监视，蒋裁决：大门以内由戴笠派便衣特务看守，大门以外由何应钦派宪兵把守。去看张的人，何、戴都有权核定。戴笠告诉王、吴，张副司令这几天饮食方面，颇不习惯，求戴找他常用的厨师来南京照顾他。

王化一当即机警地追问：照你这样安排，副司令是不是一时回不去西安?

戴自知失言，连忙掩饰说：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1月7日，经戴笠安排，原东北军政要员莫德惠、刘哲到孔祥熙公馆会见了张学良。张表示：战端将起，有违韧衷。他叫莫、刘去见何应钦，劝阻用兵。当日戴笠乘飞机赶往溪口，向蒋面报与王化一、张学良等人会谈结果，请示下一步的行止。

1月8日，戴笠带着蒋的两封亲笔信回到南京，一封信给张学良，一封信给杨虎城及西安各高级将领。下午4时，戴笠先陪同王化一、吴瀚涛2人去见何应钦，取得了绝对不对西北用兵的保证，接着又陪同王、吴去见张学良。双方见面后，戴为了表示对张及壬、吴二二人的信任，即主动离开。

1月9日上午9时，戴笠把蒋、张各1函交给王化一，送王化一、吴瀚涛乘机起飞赴西安。王、吴征得戴同意，回宁时将带赵四小姐同行。

1月10日，戴笠奉蒋命再次赴溪口，具体安排将张学良解囚于奉化雪窦寺的事宜，以避开南京许多人的看望、说情。

1月11日．王化一、吴瀚涛在西安完成了传达的任务，因东北军内和、战两派意见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吴回到南京。1月12口，戴笠从溪口匆匆返回南京，听取了王、吴西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戴笠委婉地说：宋部长和委员长闹脾气。王、吴估计情况不妙。

戴笠问王化一：传说西安满插红旗，军人帽徽也和红军一样，确否?

王化一回答说：没有注意。当晚7时半，戴笠陪同王、吴同去见张学良，报告西安之行结果。张学良正颜厉色地对戴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口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团结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他又用讽刺的口吻对戴笠说：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戴笠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当晚，戴笠同王化一等人一起去首都饭店看望赵四小姐，并许诺第二天陪赵四小姐往会晤张将军。

戴警惕地追问赵四小姐：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诸位有没有信件给副司令?我可以转交。．

赵四小姐十分警觉，回答说：没有。

其实，在这之前，赵四小姐已把东北军将领要求转交的密件都暗记在心，毁掉信件，以防止检查。

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腰部摔伤、家兄蒋锡侯病故，加之在南京常有人登门为张学良说情，故决定同溪口一边为家兄治丧，一边疗养，同时也躲开为张解脱的说客。并指示戴笠也将张学良解因奉化。

1月13 H上午11时，戴笠、米春霖、贺耀祖陪同张学良飞赴奉化。第二天，米春霖携带解决两安问题的甲、乙两案返同南京，15日飞西安。在这以后，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杀害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事件，造成东北军分化解体，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营救张学良的一线希望破灭。

张学良于1月13日到达奉化后，先住武岭学校，几天后移住雪窦寺。张的住所，由戴笠以军委会名义将建在寺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十几问房屋全部包租下来，改称张学良招待所，内称特务处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先由首都警察厅调矗课长赵世瑞负责，没有几天，又派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接替。特务队设有队长、队副、副官、事务官员各1人，另有便衣警卫约30人和1连的武装宪兵。戴笠对刘乙光交代：每天都必须在张的身边安排值班特务，监视张的一言一行、逐记录，汇总具报。在内围特务和外围宪兵之间，要互相制约，互相监视，防止勾结串通。特务队的特务和宪兵连的宪兵，都必须由南方籍的人充任，以防东北籍士兵的混入。

在溪口，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籍的人士，戴笠都要自始至终陪同，使张与来人无法深谈。不久，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和赵绮霞分别来溪口陪伴张学良，戴笠照例指示刘乙光派人监视。戴笠规定，张学良可以在东至宁波、西至新昌县帕40公里范围内活动，但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其实一般只能在千米以内的范围内活动。张学良所读的书报也都是经蒋指定和戴严格审定的。

蒋决定凶禁张学良后，曾经保证张学良赴京安全问题的宋氏兄妹为之深感内疚。宋美龄因此当着蒋、戴的匝，要再嘱咐戴笠，第九章西安救驾

不许对张乱来。到溪口后让汉卿能自由走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等。蒋、戴当时都一一承诺，实际上这些诺言大都没有兑现。不过，由于戴笠与张的私交甚好，戴在生活上对张还是关心照拂的。

5．因祸得福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迭次追究有关方面人员的责任。首先受到处分的是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这两人都是蒋原先放在张学良身边，对张、杨起监视作用的。由于未尽到事行察觉和防范之责，特别是曾扩情在事变初起后，竟然应张学良的要求，向全国民众广播，上书蒋介石，致函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接受张、杨抗日救国的条件。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晏道刚无用，曾扩情无耻，并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当年颇受戴笠尊敬的扩大哥被戴笠关在特务处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内，成了戴的阶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练达之处也就在这里，曾扩情被扣押后，戴笠对看守所长交代，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他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曾的同学、同事、亲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会见。曾扩情后来解禁后，感念这段时间戴对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馆的座上客。

第二个受到处分的是复兴社的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贺衷寒。贺衷寒是复兴社的首席台柱，虽极力钻研苦干，终以二心之疑，不被蒋见重，导致了他对蒋的怨恨。西安事变发生后，贺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应钦一边，纠集邓文仪、刘健群等一批复兴社高于和桂永清等黄埔将领，联名通电讨逆，企图置蒋于死地。

蒋回到南京后，戴笠将这段时期贺衷寒等人在复兴社和黄埔将领中秘密勾结何应钦、兴风作浪的活动情况一一具报，气得蒋对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于是。以出国考察名义，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以示惩戒。从此，蒋对复兴社亦失去信心，并逐步冷落。1年多以后，终于被并人三青团。

另有一些人，蒋虽然想给以惩戒，只是一时难以下手，只得从长计议。这当中，蒋极为痛恨的当是杨虎城。蒋在事变后回到南京，当即令陈布雷起草对张、杨的训词。蒋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自己派卫队，严密保护我的。由此，蒋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只是苦于杨虎城在西安带兵，蒋难以立下杀手，只得耐心等待机会。

1937年3月，经宋子文、顾祝同授意，杨虎城两次主动到杭州见蒋，意在恢复感情。蒋怨愤难消，仍然借骂张学良而斥责杨：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

4月16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15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等，从上海港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

最后剩下两个难以处分的人是戴传贤和何应钦。戴传贤是党国元老，何应钦是军政部长，这两个人在西安事变初起时，是力主讨伐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龄亲赴西安调停。何应钦并迫不及待地出任讨伐军总司令。蒋回到南京后，对戴、何的做法深为不满，但当面又不好发作。

结果，在1937年1月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假宋美龄之口，不指名地讥讽戴、何的做法和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鞭挞。戴是一个封建礼教思想很浓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这等侮辱，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抓起1把佛尘将1只花瓶打得粉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问题在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说明这是蒋的指使。

至于何应钦，蒋早已认为他，i,怀二志，终在后来把他从军政部长的座位上拉下，由蒋的亲信陈诚顶了上去。蒋介石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赶的赶、该骂的骂，可谓痛快淋漓。但是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却是恩宠倍至。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江雄风关于兵谏之说的情报记录在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

戴笠在与郑介民等大特务们见面时，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当年蒋介石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总理脱险相比。他对蒋介石的侍卫副官居亦侨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对戴笠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可谓之时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深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引为不世殊荣之事。

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他出院。这是蒋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恩宠。难怪连当时专程赶到二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起来。

蒋在西安事变后，完全解除了对戴的防范和疑虑，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部交给戴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专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该组的警卫股长、特务股长也由戴推荐黄埔学生陈善周、黎铁汉分别担任，在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调离时，陈两次代理侍卫长。戴由此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

戴餐的工于心计是无人能及的。西安事变，特务处事前虽有密报，但毕竟没有提出确实证据，因而令蒋疏于防范。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驾有功，蒋没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戏给人看看。但是，惩罚那一个人呢?当然，除了自己不能惩罚，首要责任人当是西北区长江雄风，但江对西安情况，已有准确预报，关江的理由不足，况江是黄埔学生，与胡宗南的关系又极好，不可轻易下手。思来想去，戴忽然想起两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调上海区长王新衡任西北区长，因王没有及时到任，等到西安事变爆发，也就延搁下来。既然关江不行，就关王吧。戴笠一下手令下去，：西北区长王新衡因失职，着即撤职查办，交特务队执行。结果王新衡稀里糊涂地代人吃几个月的官司。

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代人受过的王新衡才被放出。王见到戴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不知为何要关我?

戴狠地说：你不明白吗?你不服吗?王说：不明白，就不服。

戴拍桌大叫：不服了，再关。

于是王新衡又被送进去关了一段时间。

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却苦了个王新衡，白做了一个冤大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被关押的理由。戴笠奸诈莫测，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