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ep dark fantacy:古今中外名人大家的易经情缘

    毛泽东研《易》与用《易》

根据具有传记式的书籍记载，毛泽东很喜欢看《易经》，甚至有些书籍及一些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上还谈过有关他信教算卦的轶闻。

笔者曾认真研读过毛泽东的有关书籍，其中对他在哲学方面的书籍《矛盾论》学得较深，从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在阐述哲理的深度来看，无疑他是研习运用《易经》之人，当他论述矛盾的二重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内外因素等关系时，论得非常精辟，跟《易经》的阴、阳互变是完全一致的。

对此，邵伟华在他的《周易与预测学》一书上，也作过介绍，现录于此：

毛泽东对《周易》的研究，不仅表现在理论上的应用，而且在整个战略决策上，也体现了对《周易》的应用是惊人超群的。如八卦上有八个门，乾西北为开门，艮东北为生门，这是八门中唯一的两个吉门，都被毛泽东所控制，他和党中央占据陕北乾位的开门（也为天位，天门）东北的哈尔滨为艮位是生门，为林彪和苏联红军所据。坎为北方是休门，休门主休养生息，故北京和平解放。

开门、生门不仅是吉门，而且都是居高临下之势，乾艮两门对解放全国来说形成了一把异常锋利的剪刀，所向无敌，一个又一个地剪掉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经过千辛万苦二万五千里长征，选择陕北这个贫瘠之地建立革命的大本营，后又派林彪的部队进据东北的生门。毛泽东千方百计地把开门和生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的战略决策，与八卦的布阵完全一致，这决是偶然的，也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毛泽东的易道高深广大原证明。又，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去山西五台山抽签算卦，也证明他们非常重视信息预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周易》的研究和应用。他在1956年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可以证明这个问题。他在批判党内一点论的倾向时说：“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1页)。“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周易·系辞》中所讲的阴阳变化规律。

此外，邵伟华先生还在新版的《周易预测学讲义》附有《毛泽东求签》一文，并在自序中对此文的出处作了说明。

根据《命运》(廖自力编)一书的首页开头篇(评析)有一段介绍这方面内容，现录于此，谨作参考：

中国现代史上也有两个著名人物曾与八字相术有缘，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据民间传说，毛泽东的成功，是因为得到一个老道的指示，就连毛泽东的卫戍部队8341也是老道指示的一个神秘数字。

另据《卫士长谈毛泽东》(1989年出版)一书，有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谈起年青时见一个和尚方丈的事。

毛泽东还在长沙读书时，利用暑假和萧瑜同学去搞社会调查，有一天来到沩山（原书误作“微山”）的寺院。寺院的方丈特地接待了他们。方丈禅室清静简朴，四壁摆着经书。方丈看似50多岁，面目慈祥，合掌施礼，然后请两位青年席地而坐，他注视一番来客，然后用手指指着说：“这位施主是毛泽东，这位施主是萧瑜吧？”

“你怎么知道？”毛泽东不胜惊讶。

“两位施主是签了名的，”方丈瞟了一眼桌上他们签名的纸条说：“毛施主一个字要占两三格，而萧施主一个格能写两个字棗字如其人的道理贫僧略知一、二。”

后来，他们谈了佛经、中国古代经籍，方丈留他们吃了饭。饭后，方大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走呢?”

萧瑜说：“我们有心不费一文钱。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的吗?”

毛泽东则说：“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草根百事可做。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方丈一震，闭目合掌，嘴里翁动着。随后，望着萧瑜，似乎忘记毛泽东的存在，对萧瑜大讲佛教的美德，但萧瑜不感兴趣，当方丈委婉表达萧瑜皈依佛门之意时，萧瑜立刻摇头，断然拒绝说：“我几心未了，研究学问，愿以改造中国为目的。”方丈遗憾地说：“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沩山，日后也难留中国。”

萧瑜问：“何以见得?”方丈垂首，嘴角露出一丝浅笑，他也不禁肃然了棗15年后，萧瑜盗卖故宫文物，携款潜逃，真的流亡国外终老不能归国。

“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又闪目望着毛泽东，这一次把萧瑜给忘了，只盯着毛：“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自然有人信它了”毛答。

“简单了。”方大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中国的帝皇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不以为然：“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帝皇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道：“特别是唐代帝皇，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用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 毛泽东说，“几个宗教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定毛泽东郑重地说：“只望毛泽东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不解。

“阿弥陀佛！”方丈闭目垂首，再不作答。

这件事过了30多年，1948年，毛泽东亲口向李银桥这样说的。毛泽东如此念念不忘，可见此事对毛泽影响之深。

毛泽东一生喜研《易经》，也经常运用《易经》，却从不在社会上提倡《易经》，也许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笔者不是政治家，在此不作妄评。（根据新华网）

蒋介石最喜《易经》术数，蒋先生的名字来自《易经》

我们翻开《易经》64卦，其中有一卦叫“豫”卦，其卦辞为“利建候行师”即有利于建国封候和行军作战的意思。

根据《彖传》“一刚应五柔而志于上行，顺理而运动”。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为能居中得正。

蒋先生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势中最有利的六二爻辞。名叫介石，字中正。

蒋介石喜欢《易经》术数，是人人皆知的。人们经常在一些历史影片上看到蒋夫人求神问卦的镜头，而蒋更是求神问卦的热情者。他在临终前，曾深有体会地道出了他一生的处世哲学：“是非审之于己，毁誉任之于人，得失取之于数。”

他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世界上的是是非非，复杂万千，全凭自己去慎思辨别，然后根据自己的分析思维决定自己走的路：那些是应该做的事，那些是不应该做的。经过自己独立思维决定去干了以后，社会上必然有人赞扬，也会有人毁谤讥骂。对此，自己要泰然处之，任人评论。至于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只能取决于数(术数，命运，自然规律)。

从蒋的这句话，可知，中国《易经》的哲理在他的脑海里是根深蒂固的。或许他败退台湾后，曾遭受过许多人对他的讥讽，幸而他在《易经》的哲理上，得到解脱，有感而发。

据说他对《易经》中的术数是深信不疑的。因而，蒋介石只要在命运中出现坎坷，便回奉化溪口居住，且常常在雪窦寺中落宿，重新沾回福气和祥瑞吉运。也就是如此，蒋介石才能仆而再起。蒋介石一生下野多次，每次回奉化，后来再起时都比上一次有更高地位，都有这一因素。

从蒋的家族渊源上，也可以找到中国的《易经》神秘文化的传统影响。曾是中国风云人物的蒋先生，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据说他的故居地理环境很佳，是个宝地：头枕四明山，背靠天台山，脚踏括苍山，脸对东海，手抚象山港。从小处看，雪窦山如龙游至溪口，龙张其口，龙口含珠……

雪窦山里的雪窦寺，带给他很多《易经》文化。据说，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比他大四岁，成婚之前，对夫妇的未来前程卜了卦：“梅开有福，鼎和有国，女大四岁，既吉且利”。后来，这位毛夫人果然为他生了一个贵子——蒋经国。

传说，在蒋先生的一生事业中，《易经》术数给了他很多帮助，他的侍卫队长宓熙在《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一文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一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总司令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挂系军阀三巨头之一)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做过二十余年蒋介石侍卫，职务做到侍卫总队长的宓熙，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傍晚，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人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据宓熙说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简中抽出支付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给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以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否问战争之事？”

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正是请问战争的胜败如何。”

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 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

住持僧竟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争，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您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父，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在目前所问，正是如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主您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淮水与长江，相交加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第四句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

蒋介石听后，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二百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话，从预备队伍中调入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

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中求签和住持僧之训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士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十二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备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被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打了一个南昌城下的漂亮仗。

事先虽有部署，战斗也是极其激烈的，蒋介石卫士大队队长宓熙及其助手副大队长受伤，白崇禧卫士队队长被手榴弹炸死，卫士和警戒部队战死百余人。由此可见，如果蒋介石不拉住白崇禧去求签算命，没有住持僧一番话，不做事先准备，整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要覆灭了。

白崇禧为了证实小庙求签，马上传讯卢香亭的两个团长，问：“你们是哪支部队?”

团长答：“南昌城内孙传芳部的卢香亭师守军。”

白崇禧问：“你们为什么从地下隧道爬出来？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

团长答：“上峰下令，为南昌省城的防守，准备大规模反击，令我们出击城外，切断贵军后路。”

蒋介石看了审讯记录后，沉吟不语。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特意命令军需长俞飞鹏，让他专程开车到牛行车站附近的小庙，送了一笔巨款，用以修缮庙宇。俞飞鹏当时未去小庙，不知路径，还亲自找宓熙，叫他派一名当时去过小庙的卫士，作为向导。

民族英雄文天祥与《易经》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留下的名言。

近代中国人对这位民族英雄几乎家喻户晓。他那充满着中华民族气概和高尚节操的诗句，以及他好唤起中华大地民族正义的《正气歌》，永远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象屹立在华夏国土上空，浩气长存！

文天祥（公元1236-1282年）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字宋瑞，自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理宗时考试入选状元，官至丞相，封信国公。元兵侵宋，宋都临安（杭州）危急，文天祥亲率二十万义师背城决战，宰相陈宜中不许。后奉命至元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扣留，冒险逃脱到温州，拥立益王赵，转战岭南等地，兵败被俘。四年拘囚，元军百般劝降，坚贞不屈，被杀。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充分表现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南宋帝丙祥兴二年，元军都元师帅在汉奸张弘范的引路下，挟持被囚不降的文天祥随船攻击崖山（今广东新会崖南），当汉奸和张弘范强迫文天祥招降守崖山的张世杰时，文天祥大义凛然地写了一首《过零丁洋》诗给他：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当一个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能将生死置以度外，视死如归，不以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为恋，作为状元出身，位居丞相的文天祥更是不易！

可是，人们要问这位具有高风亮节、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是如何造就出来的？是什么为精神支柱使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是中华《易经》文化之魂铸造了这位千古民族英灵！

文天祥出生于江西庐陵。这是一个名家胜出之地，自古有'吉水庐陵，人杰地灵’ 之称。小时，文天祥的父亲就开始精心培养他。《四书》、《五经》是文天祥从小必修之课。文天祥小时，尤其喜爱群经之首的《易经》。《易经》演述了天地间的各种变化规律，尤其是阴阳二气交潜变化之理，使文天祥的人生观受到很大启发，从小就懂得了乾天之气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是宇宙的正气。从《易经》的变化思维到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结构上，他的《易经》思维潜透通达。这从他写《赠萧殿斋》一篇诗中，论述得清楚。

未有大挠书，先有伏羲易，古人尚卜筮，今人信命术，

八卦与五行，皆自河图出，易中元有命，道一万事毕，

卦义六十四，萧君得其一，江湖旅琐琐，谈命比巽入，

人情爱委曲，喉舌嫌棘棘，言言依忠孝，君平意未失，

我生独肮脏，动取无妄疾，是有命流行，虽陨夏谁诎，

安能从儿女，朝夕谈昵昵，若卦有人买，不妨君卖直。

从上述诗篇中，可知文天祥不仅精通《易经》变化原理及64卦与河洛理数的关系，而且对命理与《易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了细致的分析。如果从这篇诗词上还论得不透彻的话，他给朱斗南的合理书上写的序言谈得更彻底了。

赠谈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书多矣，五星勿论，若三命之说，予大概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祸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统纪，钩索深远，以论世之贵人，鲜有不合，然闾阎贱微，有时而适相似者，仓卒不可辨。予尝谓安得一书为之旁证，以窥风造化之庶几哉，最后得朱斗南出白顾山人秘传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竖，错综交互之中，论其屈伸。冲六害，察其变动，生旺官印空，而为衰败死绝破。禄马不害为贫贱，孤劫未尝不富贵。盈虚消息，观其所归，和平者为福，反是为祸。其言亲切而有证，予切爱之。独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辞解，乃循其本文，变其旧读，概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天命之至矣，出于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尽也。吾所见斗南论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为序。

从这篇序言可知，状元出身，官至丞相的文天祥，不仅对《易经》精通，且对《易经》术数也有较深的研究，对五行、十天干、二十地支之间的刑、冲、克、害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从序中还可知道他还对各类《易经》术数的命理书籍深有研究，且从中做出比较，肯定朱斗南出自白顾山人秘传一书的《易学》价值。

由此可知，文天祥不仅精易理，而且精通《易经》术数。

反映文天祥的民族气节、高尚节操的诗，除了《过零丁洋》以外，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才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之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惧鬼火，春院闭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诊自辟易。衰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精于易理的人，能洞悉生死之道，自然能够达到正气凛然、浩气长存！

此外，文天祥《文山全集》中，读《易经》、论述星相、命理术数的诗文达数十篇之多，从中可以看出文天祥的朋友中，除了官场中的显达人物外，有许多是《易经》星相术士，并且他们之间来往密切，互赠诗文。如《赠人鉴萧才夫谈命》，文章称：“是秋迄次年，予所遭无有不与其言相符，噫！人鉴其神已！”又如《赠叶大明》诗云：“我生有命殊六六，木孛循环相起伏，袖中摸出将相图，尽洗旧学读吾书。”在《赠余月心五首》云：“子心月其明，子术星之数，为月诘众星，不知何以故。”

文天祥不仅赞《易经》术数，自己也研习星相，并且多次提到从韩愈、苏东坡的星命中做出比较：“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谤誉由箕口。月圆只合醒眼看，斗亦何须挹浆酒。”

文天祥与当时星相学家曾一轩、萧才夫、彭叔英经常一起研习星相，感情深笃，过往密切。其中彭叔英以星相术论断过文天祥“刚星居多，他日可为国独当一面。但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孛罗计，将主杀伐。”对此，文天祥坦然接受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于不得不然，若天实使我为之，此之谓令，乃自然之命也。”

什么是自然之命？文天祥论述得很透彻。并且他还指出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然规律：“譬之生物，松一类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万焉，同时而受气也，然其后荣者、枯者、长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历落而傲年岁者，其所遭遇了然不同”。

　　文天祥是一位学只渊博气节高操的一代名人。当他在朝廷为官时，以《易经》知识治理天下。当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挺身而出，保卫国土。当个人遭难，生死抉择时，以《易经》的正气要求自己做到义气凛然不可侵！文天祥可谓千古人杰！

苏东坡一生喜《易》与佛 

苏轼（公无1037-1101），号东坡居士，字子瞻。北宋著名诗人，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词豪迈奔放，其著名作品有《大江东去》、《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等。几百年来他的诗作深入民间脍炙人口，至今传诵不绝。苏东坡出生于大文墨之家，历史上号称三苏（苏洵、苏辙、苏轼）三大文豪皆出于其家族中，人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他在哲宗时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作为一代文豪，在他的一生中，也历经波折，曾被捕入狱，遭受三次贬官到黄州（湖北）、惠州（广东）、琼州（海南）。但也能深悟众连成一片，关心民间疾苦，进行各项兴利除弊的改革创新事业，颇有政绩。

他喜研《易经》，尤其处处以《易》理思维融入诗篇中。如《水调歌头》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等便是例证。他以自然界阴消阳长、月圆月缺与人生变化巧妙地结合起来思维。这是《易》变的本义。此外，他也是很喜爱佛学，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提到佛。苏东坡还深研过与《易经》相关的星相学。据于史书记载，苏东坡对星命之学颇为内行，此有一事可以说明。苏东坡根据韩愈的《三星行》发表意见道：“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间，而退之身宫在焉。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也。乃知退之磨羯为身宫，仆以磨羯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同病也。”他认为自己所以平生遭人口语诽谤无数，是由于自己出生时辰的星象与韩愈（退之）相似，而平生遭人诽谤方面亦极为相似。于是苏轼感叹韩愈《三星行》之言实在不是虚言。

苏东坡的易学著作有《东坡易传》，他的《易》学主要继承王弼的学说，以说义理为主，多兼老子、庄子之学，儒道共宗，并杂以禅学。在易学史上该书亦有一定的影响。又据史书记载苏东坡不仅对《易经》与佛经深有研究，著有多种学说，且对《易经》的术数也极有研究，清袁树珊在《命谱》一书中有详细记载：（附苏东坡研习《易经》术数的记载）

东坡亦读相人书？

东坡诗，坐阅诸公半廊庙，时看黄色起天庭，注不甚详，按王朴太清神鉴，黄色吉凶歌云，黄色天中列土分，圆光重大拜公卿，坡盖用太清神鉴语耳。

[笔者注]这段文字是苏东坡研究学习《易经》术数的历史记述：根据古人相术书，认为"头为君，额为臣"，因而额上具有："分一面之贵贱，辨三辅之荣辱"的特征。"明君离不开贤臣的辅佐"因此乾庭的大臣如果额上的天庭位置（天庭在额上天中的下面，两眉之间的印堂之上）出现黄色光泽时，有机会为卿为相。

东坡赠相者程杰诗

东坡自谪海南归，人有问迁谪之苦者，坡云，上是骨相所招。少时入京师，相者云，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显，当知名，然有迁谪不测之祸，坡又赠善相者程杰诗云，火色上腾虽有数，急流勇退岂无人，亦似相其不寿。

而欲以早休当之，故又曰，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然坡公生平居官，起而复踬，未得遂急流通退之愿，而卒于毗陵，年仅六十有六，未尝一日享林下之乐，相者之言悉验（坚瓠八集）

[笔者注]上段文字记述的是苏东坡年青初入京城时，善〈易经〉术数的人，曾经给他作人生预测，论定他一定会文章显名，因为，他眼神中有学者的气质，但头上有充军贬职的印迹，因此一定要遭流放边地之祸。当时苏东坡认为自己可以提前退休，免遭贬职之苦，即是文中说的急流勇退。但苏东坡最后还是遭三次贬谪。并在任内的常州去世。

东方帝王用易经命名朝代与年号

历史上许多帝王为确保社会统治的安定性和稳固性，除了自身及周围的文武大臣纷纷求助《易经》，并以《易经》为治理天下的学问之外，甚至连朝代名称及帝王的年号也求助于《易经》。如蒙古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汉族官僚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为“元”，他是根据《易经》的《乾、彖》中“大哉乾元”的含义取意。又如明朝的“明”字取自《易经》中《乾、彖》“大明终始”之义。大明为日，而日又是宇宙间主宰光明之物，日月如天，故取朝代名为“大明”。

除了朝代的命名，我国及其他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帝王们还普遍采用《易经》起年号，如：汉武帝刘彻，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之年。西晋司马炎在公元275年取年号为“咸宁”，这是根据《易经》取自《乾、彖》：“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隋炀帝杨广在公元605年取年号为“大业”，则来自《易经、系辞上》“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27年取年号为“贞观”，即是历史上称为有名的“贞观之治”时期。“贞观”两字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这两字表示天地之道，也就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是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的，这规律就是“正”。所以宋朝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贞，正也；观，示也。“贞观”以正示人也。其实质含义就是指示人们按照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去做。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人们只要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大自然谐调发展就能成功。

唐高宗李治在公元670年取年号为“咸亨”，则取自《易经》的《坤·彖》：“含弘广大，晶物咸亨”。这里的“咸”是皆、都、感受之意。“亨”是美的含义。连起来就是“皆美”、“都是美好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举不胜举。读者只要认真读熟《易经》后，翻开史册就明白。

　　顺便还要提一下的是，《易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流，也是整个东方文化的根基。

就以地处弹丸之地的小岛国日本为例，近代能以富强的经济地位，雄踞东方，并且能以举世瞩目的民族凝聚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强，其中全赖明治维新运动，由此奠定了国家民族走向富强的基点。而“明治”(1868年--1912年)这一年号，也取自于中国《易经》的《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向)明而治。”所以在日本明治期间，全国上下掀起学易高潮，甚至提出有名的：“不知《易》者，不能人阁”的组阁原则。

此外，日本的年号“大正”(1912年--1926年)，也是取自《易经》的《无妄、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年号，又是取自于中国的《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除了日本外，众所诸知的南韩以太极图为国徽。越南的民间用易已是普遍现象。

由此可知，中国《易经》不仅影响着中国文化，也影响着整个东方文化。

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与《易经》

物理学家牛顿（1642-1727）以力学三大定律闻名于世。他的名字，以及他发明的物理力学公式，在中国只要念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无人不晓，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科学的化身，而恰恰就是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对于自己发明的力学规律，始终解释不了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于是，他晚年的时候，只能违心地把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说成是上帝给的力。

从现代物理学时空观念的发展来看，牛顿的绝对时空是想象的非真实的惯性时空，所以无法解释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1972年10月23日，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中说：“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这条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任何物体假如我们能完全测定它在任何一刻时间的位置，那在同一时间，它的动量（即质量乘速度）就无法能固定。对普通一般物体来说，动量不固定，就是速度不固定；既然速度不能固定，那也就无法完全预定这物体将来的路线了。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

　　遗憾的是，假如当时牛顿在研究物理力学时，同时研究东方《易经》，也许这位天才的物理学家带给人类的贡献将更加辉煌更加伟大。

爱因斯坦（1890-1955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相对论的发时者，在他的下半生曾经耗尽心血试图解决统一场论的课题，但一直到他逝世以前，并没有解决，含恨而去。

这个课题起源于法国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他曾幻想：“如果有一种智慧能了解在一定时刻支配自然界的所有的力，了解组成它的实体各自的位置，如果它还伟大到足以分析所有这些事物，它就能用一个单独的公式概括出宇宙万物的运动，从最大的天体到最小的原子，都毫无例外，而且对于未来，就像对于过去那样，能一目了然。”（《爱因斯坦对二十世纪下半期物理学的影响》）

追求宇宙的简单性、统一场论最终极的、也是最极至的“美”，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这些伟大未竟的科学遗愿。

当今，有人研究发现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太极八卦图，竟是人们苦苦的追寻的宇宙统一模式图、宇宙统一式图、宇宙统一方程式！

目前，中国的科学家以《易经》为基础，完成了“宇宙物质成因学”。发明者是在破识了伏羲古太极图，完成了拉普拉斯一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提出的崭新的科学系列理论。这一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总体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

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过《易经》，对于世界万事万物互相联系变化的观点，阴、阳互变的原理，阴、阳互根等问题，在他的脑海中比较透彻分明，64卦的变化（如否极泰来）启发他后来与李政道一起打破了宇称守恒定律，而发明了弱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

量子初学的创始人玻尔选择太极图作为他的爵士徽章不是偶然的。量子力学有一条“测不准的原理”，李政道指出，这个原理与《易经》和老子学说有相近似的的地方。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学习《易经》以后，对奇偶性不灭定律也产生了怀疑。

世界大哲学家黑格尔评《易经》

黑格尔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他创造了正反合辩逻辑定律，在西方哲学界享有较高的声望。他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他认为，“物自体”不可知，但他同时又指出“物自体”也是思维，是可知的。因为这种思维不是人的主观思维概念，而是人类社会以前已存在的纯粹精神性的“绝对理论”。“绝对理念”先在纯思维的抽象状态中，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自己发展自己，这是逻辑阶段。等到发展完毕后，再把自己“异化”为自然界，进入自然阶段；到了人类社会，“绝对理念”摆脱自然物质的束缚，得重新回到与自身相适应的精神阶段。《易经》的变化原理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完全相通。而黑格尔的哲学一直影响很大，成就很高。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原来这位西方哲学家也在研习中国的《易经》，运用中国的《易经》。

这位大哲学家在他的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录》上，赞叹易经，他感慨地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据说，这位西方哲学家后来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

　　列宁曾经指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见列宁《哲学笔记》）。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对哲学家黑格尔的尊重。　

链接:《周易》故乡奇景

《史记》记载公元前100年左右，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拘于羌里而演《周易》。羌里在今河南安阳市南15公里处，是一座突出地面5米的高台，叫“王相岩”，它长宽各100余米，据考证是殷商时代的监狱。

在这《周易》的故乡有两处奇景，世所罕见：一是“冰冰背”，二是“桃花洞”。

在王相岩北距离不过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壁立如簪的山峰，山峰下有一个乱石纵横的山坡，便是令人奇异莫测的“冰冰背”。这里属于太行山脉，海拔1500米，前面是龙床瀑布，背后是历史悠久的车谷寺。龙床瀑布犹如一道白龙从奇峰怪石、百丈悬崖中飞腾而去，映着阳光幻出七色彩霞，又如一道美丽的长虹横架山间。最奇异的是在这片乱石纵横的山坡上，到处渗流着涓涓的细泉。每逢阳春三月，天气转暖，泉水便开始结冰，以后天气越热，结冰越厚，待到盛暑六月，赤日炎炎，游人满身大汗时，这里却冷气袭人，结冰面积可达600多平方米。但是一过八月中秋，天气转冷，这里的冰块却又慢慢融化。冬季，泉水逐渐转暖，待到寒冬腊月，正是满天飞雪、冰封大地之时，那里不仅没有积雪，反而热气蒸腾，水暖宜人，成了一泓温泉。

在距离“冰冰背”西南数公里处，又有一处异景，名唤“桃花洞”。它在王相岩附近，比“冰冰背”高200米。这里山峦起伏，景色秀丽，云雾缭绕，峰立如削。山峰下有一奇洞，洞上悬崖百丈，荆棘丛生，洞的周围绿草如茵，一片桃林。但奇怪的是这些桃树在融融春日却不开花，偏偏在寒冬腊月之时万花怒放，越是冰天雪地，它越开得繁盛鲜艳。远远望去，犹如在一个冰雕玉琢的琉璃世界中呈现一片绚丽烂漫的红霞，使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周易》发祥地的奇异景观曾引起许多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的关注和重视。他们陆续前往探察和研究，但是至今未能揭开其中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