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团表情包:《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初步通报》简介

　　然而，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绝大部分的各种症状，表面上是自发的，或象人们会说的那样是癔症的原发产物，实际上严格地与触发性创伤相联系，正如同我们上面所说的，很清楚地表现出这种联系的现象[1]一样。[2]

　　作者指出，很多癔症症状的触发性事件都是创伤性事件。这里的创伤指心理创伤。对创伤性事件的界定是：“任何激起使人痛苦的情感的经历都可以作为这种创伤而起作用，如激起恐惧、焦虑、羞耻和心理痛楚的经历。”[3]除了一个单一的重大创伤之外，触发性事件也可以由很多部分性创伤结合起来构成。此外，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事件，如果和创伤事件结合起来，或者发生在对刺激特别敏感的时候，也会获得创伤的地位。

　　触发性事件与症状联系的明显程度是不同的。在有的案例中比较直接，如著名的Anna.O的案例：当她正焦虑地看护着她重病的父亲，陷入了半睡半醒状态并产生了可怕的幻觉。她搭在椅背上的右臂正好被压麻了。她想祈祷，但吓得说不出话，直到想起一些英语的儿童祈祷诗，并发现她只能用英语思考和祈祷。后来她产生了严重的癔症症状：右臂瘫痪，并伴随挛缩麻木；很长时间不能说和理解她的母语——德语，而只能使用英语。[4]这里，她的两项症状，肢体瘫痪和失语，与创伤情境中的事件是直接对应的。

　　但作者指出，除了上述这种比较简单的情况外，在很多案例中，触发性事件和病理现象之间的关系是象征性的。这种触发性事件和症状之间的象征性关系被明确地与梦的象征性相类比。

　　因此作者认为：

　　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观察似乎在一般癔症的发病和创伤性癔症的发病之间建立了一种类似性，并且使创伤性癔症概念的扩展成为合理的。[5]

　　创伤性事件不仅是使得症状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使症状得以维持的原因。创伤性事件留下的记忆痕迹并未磨灭，恰恰相反，这种记忆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惊人的鲜明性，并且保留着全部的情感。正是由于这种记忆未曾磨灭，才使得症状持续出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癔症患者主要因沉缅往事而痛苦。”[6]

　　在另一方面，这种创伤性事件的记忆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下却不能被唤起。作者说：

　　当患者处于正常的意识状态时，这些经历从他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或者只能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存在。[7]

　　这里有两种可能情况，一种是患者完全想不起来这些事件；另一种情况是，只能以高度概括的形式记起这些事件，而细节则消失了。一种情况是在在这两种情况中一致的是患者不知道创伤性事件与他或她的症状之间的联系；创伤事件所包含的情感也不能充分释放。

　　对创伤的记忆保持其鲜明性和全部情感与创伤记忆不能在正常意识中唤起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情况，这篇文章中的解释是这样的：

　　降低记忆的鲜明程度和情感强度有两个主要途径。一个是：“是否存在着对激起情感的事件的有力反应。”[8]这里的反应指的是一些随意反射或不随意反射，比如报复行为或哭泣，通过这些反射可以将事件激起的情感释放掉。另一途径是使创伤的记忆进入复杂的联想网络中。通过和其它的，与创伤性质相反的经历建立联想关系，从而使得创伤事件带来的消极情感得以缓解。如由危险和恐怖的经历联想到后来的获救及当前的安全。如果这两条途径被阻断，则创伤记忆会依旧保持其鲜明性和全部情感。这样的记忆就会具有致病作用。

　　使这两条途径被阻断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情况是由创伤经历的性质导致的。比如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所爱的人；或者社会环境不允许做出反应；发生的事情是患者希望忘记的，因为发生的事情是令人痛苦的。这里列举的例子中，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它表明存在对创伤记忆的压抑。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被压抑的（repressed）”一词首次出现。以后“压抑”成了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于压抑的作用，不仅对创伤做出反应成为不可能，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联想的方式使创伤记忆得到处理。既然患者希望忘掉创伤性事件，当然也就会把它们排除在联想之外。从而压抑使得“淡化”创伤记忆的两条途径都受到阻碍。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创伤性事件发生时患者处于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比如患者被惊呆了，或患者处于白日梦、自催眠这类半睡半醒状态。这种非正常状态称为“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在这种状态下，患者失去了对创伤事件做出反应的能力。而联想途径之所以因此被阻断，是因为正常的意识状态与这种非正常意识状态之间不存在广泛的联想关系。文章说，类催眠状态，以及催眠状态之间共有的特征是，出现在其中的观念，从与其余的意识内容的联想关系中删除了。类催眠状态之间可以有联想关系。因而，类催眠状态中的观念内容具有自己的心理上的组织性。而意识状态则有另一套观念组织。联想可以发生在两种意识状态（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的内部， 但是在两种状态之间则缺乏联想关系。所以在类催眠状态中出现的观念内容不能在正常的意识中被唤起。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创伤事件的情感得不到宣泄，因而会保留对创伤的鲜明记忆；在另一方面，创伤事件的记忆却不能在正常意识状态中出现，即创伤被遗忘了。也正因为如此，创伤记忆才具有致病作用。

　　按照这里的观点，创伤性事件被遗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原因：压抑和不同意识状态之间的隔绝。这两种原因显然是不同的。“压抑”是一个动力性概念。在这篇文章中，“被压抑的”一词前面带有“有意地(intentionally)”这样一个修饰语。这里“有意地”并不暗示“有意识地”，而是表示压抑的作用是动机性的，[9]而这种动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而从这篇文章的论述来看，两种意识状态的隔绝在概念上与压抑是相互独立的。为什么类催眠状态中的观念不能进入正常意识状态？为什么两者之间的联想关系存在断裂呢？文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论述。总的来看，两种不同的意识状态之间的隔绝似乎被当作一个当然的事实。这就如同有人把梦的内容的遗忘归因于睡眠时的意识状态和清醒时的意识状态不同。关于压抑和类催眠状态的关系，文章提到压抑作用和类催眠状态在时间上可以同时发生。类催眠状态可以在症状第一次出现之前就存在；意识的分离也可以由严重的创伤或努力的压制（如对性情感的压制）造成。而前一种情况下，类催眠状态的产生不是压抑的结果，类催眠状态中的观念从其它意识内容中删除又并未归因于压抑；后一种情况下非正常意识状态似乎是压抑作用的结果，但它并没有被当作压抑作用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两种意识状态的隔离被当成了独立于压抑而起作用的原因。总之，在这篇文章中，“压抑”的概念在致病的机制中并未占据核心的地位。它还只是致病的两种因素之一。而且在这两种因素中被强调的是类催眠状态。文章说：

　　具有双重意识形式的意识分裂，在著名的经典案例中很引人注目，它基本地存在于每个癔症中，并且这种分离的倾向，以及具有这种倾向的非正常意识状态（我们将把它们统称为“类催眠”）的出现，是这一神经症的基本现象。[10]

　　文中提出，类催眠状态的存在是癔症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压抑则没有被赋予这样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压抑的作用在此还未得到重视。无怪乎弗洛伊德在他写于1901年、出版于1905年的《一个癔症分析的片段》一书中说：

　　我已经超越了那个理论，但我并没有抛弃它。也就是说今天我并不认为这个理论不正确，而是认为它不完善。我所抛弃的是对所谓“类催眠状态”的强调，它被假设为由创伤在患者中引起，并且是随后的心理失常的基础。如果在讨论一本合着时，对所有权做事后的区分是合理的，那么我愿意借此机会说，“类催眠状态”的假设——很多评论者倾向于把它看作我们着作的中心部分——完全是由布劳伊尔的创造而提出的。我认为使用这样一个术语是多余的和误导的，因为它破坏了关于伴随癔症症状形成的心理学过程的连续性。[11]

　　如果把创伤性事件发生前已经存在的类催眠状态看作是压抑起作用的辅助条件，把创伤性事件造成的类催眠状态看作压抑的结果和表现，那么类催眠状态对于压抑就只是从属性的。这样两者之中压抑就成为更重要和更根本的。

　　既然创伤性事件是招致症状产生的原因，而且创伤记忆持续起作用是症状得以维持，那么癔症治疗针对的就是创伤事件的记忆。文中说：

　　对每个癔症症状，当我们成功地将招致它的事件的记忆暴露出来，并唤起伴随的情感，当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那个事件并把情感赋诸话语，症状就立即永久消失了。[12]

　　这种治疗方法之所以能取得疗效，作者按照他们提出的癔症机制，做了这样的解释：

　　它（即上述治疗方法）使起初没有得到宣泄的观念的作用力终止，通过让它受束缚的情感经由言说找到出路；通过把它引入正常意识而使它受到联想的修正（在轻度催眠下）；或者通过用医生的暗示消除它，如同在伴随遗忘的梦游症中所做的。[13]

　　在这里语言起到了宣泄情感的作用。作者提出，对创伤事件做出足够强烈的反应可以把情感宣泄掉，而语言可以作为行为的代替物，同样有效地宣泄情感。有时语言本身就是充分的反应，如哀悼和忏悔。同时暴露创伤记忆，把它引入正常意识，从而也就它与意识中的其它经验建立起联想关系。通过两条原先被阻断的途径（反应和联想），创伤记忆得以“淡化”，从而不再具有致病性。不过作者认为，对于这种治疗程序，轻度催眠患者一般是必要的。这一观点一方面可能应该归因于当时临床实践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对“类催眠状态”的强调也使得它被合理化了。

　　尽管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后来被弗洛伊德所超越，但其中提出的观点，如症状的触发性原因，对创伤记忆的压抑在症状形成中的作用，语言在治疗中的作用等，仍然为以后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