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亚商务车7座嘉华2008:反常识经济学(16)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7:45:27

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善政治自由的重要性:“这是美国政府为了实现和支持民主运动、每个国家的机构和文化的发展所制定的政策措施,最终的目的在于结束世界范围内的独裁统治。”无论在什么地方,自由的选举权和其他方面的政治自由都很受重视,并且具有很大的价值,许多伊拉克人在第一次公开选举时有自由投票的权利,其脸上愉悦的笑容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埃及、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向更广泛的民主迈进了一小步,就表明在中东国家,来自民主政治的压力在逐渐蔓延与加大。

这里,“每个国家的机构和文化”中的男人与女人也十分重视经济自由,包括获得财产权并受到法律和有关合同的保护,跳槽的机会,远离农场去其他的地区和城市,有权自主经营,有在成百上千种产品和服务中自由选择的权利。

印度人在1947年从英国大不列颠独立出来之后就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自由,所以他们不怎么要求有多少经济自由,直到40以后。

既然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理解一下在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都明确地表明一国的经济自由推动着整个社会朝着政治自由发展。我们来举一些例子,比如韩国、中国台湾和智利,它们都在军事政权下开始自身的经济增长,韩国和中国台湾在集中管理经济未能促进经济增长之后,自1960年左右开始实行经济自由。智利在1981年皮诺切特将军的带领下开始开放经济。在20年内,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或者迅速朝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允许有言论自由。

然而,从政治自由转向经济自由的途径就更为缓慢和不稳定了。印度花了超过40年的时间放松对私营企业、劳动力市场、初创公司、进口和大量其他活动方面的管制。然而,这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墨西哥在一个世纪里实现了言论自由和大量的政治自由,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实现经济自由。以色列政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同时对经济的管制也过于宽泛。

当然,一些案例研究不具有概括性,部分原因在于某些学者可能会挑选一些自己比较偏好的例子,所以案例研究必须要尽可能多地从国际性的研究中获得支持。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开始做有关这些问题的国际间的比较分析,其他许多学者,尤其是最近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都在继续从事这种比较分析。这些研究得出的一致的结果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够使得国内平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那么这些国家就可能实现民主。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经济自由,那么就会有自由的市场,更能保护私有财产,从而比那些在经济上限制过多的国家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独立于政治自由的程度。

这些研究还发现,政治自由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较弱。在独裁者的领导下,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而从一般水平上来讲,集权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差异不大。我相信民主政权不会成功地促进经济繁荣,因为许多权力集团都是在民主政治(和其他政权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权力集团常常为了争夺经济利益而互相争斗,这么做就会以降低经济效率为代价。比如,民主国家在转变政策方面存在困难,比如在限制国外或国内私人投资方面,政府不愿插手,印度就一直在这样做,因为政府和私营企业会从中获得好处。

与之相反,在经济自由引起更大规模的经济繁荣的同时,人们对于政治自由的渴望也会越来越强烈。随着市场自由化的不断深入,企业家和管理者会经常到国外访问客户和供应商,时不时地了解各地区的经济自由状况。不断成长起来的中等收入阶层,经常去国外旅游,他们会送自己的孩子去国外重点大学读书。大学生可以读到许多有关实行政治自由的优势的书籍。越来越多的家庭会更加重视教育进步,通过光缆、卫星电视以及网络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这些活动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发达国家所享受的政治自由,同时从言论自由、阅读自由以及选举自由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到最后人们就容易忽视这些政治自由了。

以上的分析都暗示出,如果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国家的经济继续快速增长,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越来越不满足当前的政治自由程度。民众施加的压力汇成一体,我相信不久之后就会造成政治更加公开化与民主化。

为了绝对清楚地表达观点,我并没有说相比于政治自由,人们更加注重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不久后会转向政治自由,但是反向的因果进程就比较缓慢与不确定了。从其他角度来分析,保护私有财产和建立自由市场有助于经济增长,这赋予了实现政治民主化进程一种巨大的推动作用。基于这一点,小布什总统的就职演说应该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经济自由上来。

贝克尔

评论

为什么包括国家和企业在内的文化要发生变化会如此缓慢,波斯纳强调了两点重要的原因,即习惯和调整成本,我同意他的看法,在此我不再赘述。与波斯纳不同的是,我想探究一些看似矛盾但民族文化却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象。概括地说,我认为经济和技术上的巨大变革使得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仅仅有行为方面的,还有信仰上的。

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对行为和信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家庭规模、结婚和离婚、赡养父母、婚前性行为、同居、未婚生子以及同性恋的态度在过去的50年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经历了经济增长、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孩子数量增加或减少,这样离婚率就提高了,晚婚和未婚同居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

爱尔兰是一个特例,人口学家曾对爱尔兰的家庭模式作了研究,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些家庭里,结婚很晚,出生率很高,没有离婚现象,已婚妇女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照顾孩子和丈夫上。《爱尔兰宪法》提倡结了婚的妇女不要出去工作,而是待在家里照顾家人,处理家务。

在过去的20年里,爱尔兰家庭模式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般家庭都只有两个孩子,尽管天主教会强烈反对,离婚还是已合法化且比例在逐年上升,许多已婚妇女在西欧地区从事不同的工作。爱尔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孩子、女性是否应该出去工作等问题的看法与动机。爱尔兰的例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尽管爱尔兰家庭模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但是爱尔兰仍然是一个高度虔诚的国家,人们去教堂祷告与坚守宗教信仰的比例在西方国家中都是很高的。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在20世纪后半期都迅速下降。相比于经济发展之前,已婚子女都不愿意和父母同住,离婚率上升,已婚妇女在劳务市场上表现积极。在马来西亚,出生率也下降了,而且家庭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尽管与邻国相比变化不算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它独特的文化发生了变化,出生率也下降了,尽管比西欧其他地区要高,大多数已婚妇女也出去工作了,离婚率也大幅上升。一位法国成功的企业人士面对国际听众用英语进行交谈,因为他说英语是一种商务语言。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因为抗议用英文演讲提前离席。英语的运用在法国年青一代中发展很快,许多法国的公司在开股东大会和国际交流会议时,大多都用英语。法国的麦当劳受到了袭击,但是由于许多法国的年轻人仍然会去那里消费,所以麦当劳利润仍然很高。尽管仍然存在反对与抗议的声音,但英语在法国普及得还是越来越快。

然而,我并不认为文化的变化完全由经济的发展决定。尽管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会对文化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但是一些重要的民族机构、民族观点以及行为还是会变化得很慢。在其他案例中,波斯纳提到了语言、对待全球化的态度、驾驶者是应该靠左还是靠右行驶、措施的统一等。相比于其他方面,家庭的生活方式变化得很慢。比如,尽管在日本和韩国,离婚率上升得很快,但是仍然远远低于西方一些国家,而且已婚妇女工作的参与度也更低了。

文化中由于习惯而形成的部分比较容易改变。首先,惯常性行为变化得很慢,因为过去的行为习惯会对当前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慢慢发生的变化对今后的行为会更加迅速地造成深刻的影响,所以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行为变化会是巨大的。吸烟是一种习惯,有些人甚至陷入其中就不能自拔,但是这并不能阻止20世纪70年代早期所有的发达国家吸烟率迅速下降,因为有证据显示吸烟与导致癌症和心脏病有关。在过去,我们希望女人结婚后就待在家里。但是这些随着女性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的不断改进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力度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但是要改变许多人共同努力形成的习惯就比较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措施、基本的驾驶规定、官方语言以及民族机构的其他方面的变化如此缓慢了,尽管使用外国语言在国与国之间交流时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有部分法国人仍然抗议,英语还是成了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而且成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指南,也成为网上交流的通用语言。

那么,在法国,对青年就业法案的抵制程度到底有多强烈呢?在法国,暴乱的发生率比德国高,但是在德国、意大利、葡萄牙都对此采用了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不只是欧洲存在这方面的难题。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赞成市场自由化,但却没有办法对现有的就业体制作多大改变,拉丁美洲也存在同样的难题。

但是,有关青年就业法案的冲突与矛盾不仅仅在法国有,那些拥有好的工作又不想失去特权的工作者同样反对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阿根廷和其他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同样不赞成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为什么诸如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灵活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其他国家却不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很吸引人。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想这可能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特有的文化有关,我们知道随着中国迅速迈向市场经济,她已经引进了灵活的劳务机制。相比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更加复杂与独特。

贝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