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p格式:土改琐记

张哲清
解放初期，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拥有土地总数的70~80%，剩余9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土地总数的20~30%，且多是贫瘠的土地。广大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以高额地租租进土地耕种，遭受残酷的剥削，经常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难以为生。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把土改的完成作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前提。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总结了多年来土改的经验，制定了土改总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年底，中南局和孝感专署土改工作会议相继召开。1950年12月12日，在解放街原蒋老七寓所召开了应城县土改会议，县委书记左铭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安排土改第一阶段的任务，我县土改正式开始。会后，培训了土改工作队伍，组建了有6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分成30个小组，分东西两个工作团，在30个乡有重点地开展土改。东工作团由县长赵光远任团长，团部设在郎君区公所；西工作团由县委组织部长平洲任团长，团部设在杨河区公所。超过23万群众参加了这场运动。
一
第一阶段为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为了摸到真实情况，土改工作小组被分成若干工作队，每队1~2人，每个队驻一个村，驻面上的干部，同时又带一个点的工作。队员下到村以后，分层次做宣传工作。对干部，主要宣传土改政策；对贫雇农，重点讲解土改的目的在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让土地回老家”，土地是人民的土地，不是地主的土地，分田发家，勤劳致富；对中农，强调照顾原耕地基础，进行“分了田，人工省一半，收入多一倍”，“租田变自田，一亩抵两亩”的算帐教育；对地主，着重指出其改恶从善的途径，要他们看清形势，老实守法。工作队员在全村最穷最苦，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家里住下来，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沟通感情，用“以苦引苦”的方式，让他们说出心里话。一段时间以后，受苦的群众纷纷串联起来，控诉深仇大恨。工作队员适时召开贫雇农代表会，集中诉苦，20天内各村普遍成立了贫雇农小组，各乡成立了贫雇农主席团。1951年1月初，召开了诉苦大会，斗争地主。斗争会以诉苦为主。由于干部对政策掌握得准，群众宣传发动好，群众的觉悟得到了提高，热情很高，有的乡开了5次斗争会，对地主形成了强大的攻势，地主被斗得垂头丧气，有的地主在会上就主动拿出自己的剥削所得。以乡为单位开展的斗争会，参加的群众达2000多人，共斗争地主99个。
二
第二阶段为划分成分，阶级站队。
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4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为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提供了依据，并于8月20日颁布实施。根据“决定”，土改工作队联系本地实际，把各种成分的标准具体化为：
地主成分：有很大的房屋，有大量的土地，五大农具齐全，全家不参加主要劳动，靠请长工、散工、月活工、放牛娃和管家耕田种地，或将土地出租给群众、放高利贷，完全靠剥削过着富裕的生活。地主成分分为恶霸地主、破产地主、工商业地主、土地主（只依靠土地出租剥削别人）、洋地主（除剥削别人外，还从事政治活动）等。
富农成分：有房屋，有土地，有五大农具。有的出租土地，有的请长、短工，也有的放高利贷，但富农的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的25%。富农与地主不同的是，富农本身参加主要劳动。富农成分分为富农、半地主式富农、高利贷者、反动富农（在解放前，尤其是解放以后，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
中农成分：有房屋、土地、耕牛、农具，但不请长工、短工、放牛娃，无剥削行为，主要靠自己劳动，生活可以自给。中农分为上中农（生活状况在普通中农之上，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有的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但群众不反对的也可以划为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小土地出租（家庭没有主要劳动力，但有少量土地出租，生活来源主要靠地租）、小土地经营（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其土地以出租为主）。
贫农成分：有少量的土地，耕牛、农具不全。自己的土地收入不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还要靠租佃地、富的土地，给地、富做长工、短工、零工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雇农成分：无房屋、无土地、无耕牛农具，完全靠自己的劳力帮工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全县首先以合阜乡为重点试划阶级成分，总结经验，接着在各区重点、乡重点试划，再全面铺开。在做法上，有的先在农会上试划，再集中划一个村，然后在全乡铺开；有的直接试划一个村，再在全乡铺开。在步骤上，先由农会对各户进行一一摸底对照，提出划分意见，再在群众大会上作说明，开村民大会划分阶级。在农会上划，出第一榜，进行酝酿，开村民大会后出第二榜，经乡代表会议或干部会议复议后，出第三榜。操作时，坚持先划地富，再划中贫，对地富严，对中贫宽的原则。先确定那些成分明朗，容易划分，没有多大争议的人的阶级成分；对少数阶级成分不明朗、难以划分、有争议的就摆在后面，反复研究，力争不错划一户，不漏划一户。
在划分阶级时，大部分地方都能严格按要求操作，只有少数地方干部图快，代包代办农会的工作。杨岭区某乡把划分阶级的标准讲完，群众既不懂，又记不住，土改工作队员就说，你们报农户，我们来划；杨河某乡要每个人自报成分，然后由农会的人喊一二三，有意见的就提出来，没人作声就算通过了。有些地方对群众的思想发动不够，不结合实际算剥削帐，挖穷根；有的地方不允许地、富申辩；有的地方虽然算了剥削帐，群众也诉了苦，但没有很好地分析、引导群众，导致在划分阶级时大多数农会代表认为，只有把那些浮财多的人划为地主，可分的果实才多，农民富得才快，才有清算的价值；那些只有土地的人，划为地主也没太大的“实惠”。这种观念导致了“有油水就干”的心理。郎君王桥村有一做锅生意的王姓人家，家境殷实，虽然有地也有长工，对别人有剥削，但他亲自参加主要农业劳动。农会代表众口一词说这个人家里的食油用水缸装，假如划为地主，有大量财产可清算，应该划为地主。工作组的同志指出，此人虽然富有，但主要是自己劳动所得，按政策不能划地主成分，并引导他们评估本村另一位显然应该划为地主，但现已衰败了的人家。农会代表全都摇头说，他家没什么，划个地主也没什么可分，划个中农算了，只有锅老板的油水大些。为了尊重事实，但又不伤害农会代表的土改热情，土改工作组只好把锅老板划成半地主式富农，没收了他的部分财产。
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偶尔也发生农会代表包庇现象。黄滩喻家村一方姓人家有大量的土地，自己不劳动，靠出租土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应该划为地主成分。但农会代表中有人与其是自家，坚持要给他定中农成分，说，我给他干活，他付工钱我，并没有剥削我，逢年过节，他还请我喝点酒；他不要我干活，我就会饿死！土改工作队员耐心给这位代表算细账，向他宣传土改的目的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不是刻意针对某一个人，因此，办事决不能夹杂私人感情，在思想上要和地主分家，并找来这户人家的另一个长工诉苦。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这位代表终于明白了是长工养活了东家，自家人照样剥削自家人。
有些人为了不被划为地主，绞尽脑汁地分散和隐藏土地、财产以及其它生产、生活资料，企图蒙混过关。有的声称自己的财产是祖宗所传，并宣扬“人生贵践，受命于天”，“贫穷是因为祖坟没有选好风水！”“人的贫富是八字安排的，应该等待时来运转”；有的将土地以每亩三、四斤米的贱价出售；有的把大部分土地“分赠”给佃邻；有的用美人计来要挟农会会员，让农会会员为他们通风报信；有的把多余的衣物粮食送给穷人，以此笼络人心。南垸一吴姓地主，土改开始后常请一同姓农会会员吃饭，利用宗族关系与他套近乎，时而送给他一点衣服、谷物，请他“眼光放长远一点，到时候为自己说说话，今天你照顾我，明天国民党回来了，我照顾你。”当农会认定此人应划为地主成分时，那个农会会员连夜给地主报了信，地主当晚就收拾家中值钱的东西逃走了；有的干脆用宰杀或毒死耕牛、毁坏家具、拆毁房屋等方法来减少自己的财产。自宣布土改后，全县发生多起纵火事件，搞死耕牛6头，自毁农具、家具百余件。
通过认真细致的摸底评估，每家该划什么成分已十分清楚，各地先后转入自报成分阶段。这几乎成了一个过场，只要自报的成分与土改工作组掌握的成分相符，就算定了。也偶尔发生低报成分的事。杨河街上一聂姓人家，在农村有几十亩地，全部租给别人种，靠收租过着富裕的生活。他给自己报了一个中农成分。群众中的积级分子立即说，你怎么能算中农，你有那么多土地，自己不种租给别人种，一年的租子就有好几十担，不是地主是什么？在场的农民齐声附和说应划地主，此人立即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地上。只有极个别人报高了自家成分。杨岭龙集村一位王姓老者，是土改积极分子，家里有田，偶尔请个短工，划个中农不错，划个富农有点勉强。自报成分时，他说，我就报个富农吧！别人提醒他说，自报成分是要算数的，你仔细算一算，想一想，该划什么成分。但他坚持报富农，并说，毛主席都报富农，我报富农怕什么？
自报成分后，由土改工作组汇总，召开全乡群众大会，张榜公布每户的成分，进行阶级站队。每一种成分一个榜，贫雇农、中农的榜是红色的，富农的榜是绿色的，地主的榜是白色的。庄严的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悬有“划分阶级成分大会”的横幅，两边贴着“打倒地主恶霸，消灭封建势力”的标语，会场上的口号声震耳欲聋，鞭炮声此起彼伏。随着洪亮的唱榜声，各种成分的人走到指定的地方，贫雇农站在一起，人数最多，个个精神抖擞；地主人数最少，人人没精打采；贫雇农兴高采烈地看自编自演的节目，地主们缩成一团，连头都不敢抬，一副世界末日来临的样子。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地划分阶级成分相继完成。全县共划出贫雇农41421户，中农24236户，小土地出租者3224户，自由职业、小土地经营等2380户，富农3163户，地主3352户。
三
第三阶段为没收征收、分配土地和斗争果实。
对地主财产的没收征收，在第一、二阶段斗争地主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各地干部群众也基本把土改的每个阶段与清算追财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开明、态度较好的地主能够主动交出自己的部分非劳动所得。第三阶段的征收没收工作则是硬碰硬，真刀真枪地清算，斗争地主的声势也很大。有些地主不经过斗争，根本不愿意交出果实，个别地主还是在群众的体罚之下才不情不愿、有所保留地交出财产。
地主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采取多种办法拉拢腐蚀干部群众，转移、分散、隐瞒、毁坏财产，在土改刚开始时就已经不断发生，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对抗。陈河区古楼乡就发生过地主与恶势力勾结大砸团部殴打干部的事情。对待这些情况，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六亲不认”，甚至“大义灭亲”，作风之正令人钦佩。除开展凌厉政治攻势外，司法机关、武装力量及时介入，捕、关、杀了一批恶霸地主。
1951年春节前，县委连发了两个情况通报，总结了前两阶段的工作，通报了基本情况，重点通报了没收工作。经过春节干部扩大会议的教育后，干部群众对为什么要进行土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群众觉悟有了提高，吊打的现象杜绝了，更擅长通过算帐摸底追隐瞒财产了。地主许一安拿出一些粮食就说拿完了，群众就根据他的田亩、产量和家庭支出算帐，使他不能抵赖，拿出了多余的粮食。另一大地主王大祥小惠收买了一个中农后在他家藏了8包谷，另一中农谢作良对王说：“你藏了8包谷在某某家，还不交给工作组。”逼得王拿了出来。分田分果实依据填坑补缺，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分田，首先将全乡没收征收的田及应分田户合计出每人能分多少亩，再将田评出产量和等级，以产量为标准，以村为单位按人分配，以乡为单位调整，适当照顾单身汉。这样，虽然每户分配的土地数量不等，但实产量是大体相同的。分配果实，也是按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自报公议。如：杨河盛滩乡首先将应分果实户所缺的农具登记下来，再按已没收的农具对照研究分配。由于农具少，不够分配，就将多的农具每户一件，少的农具几户共用，还有的把一套农具分给一个湾3~7户共用。粮、钱、房屋等其它财产也是按等级进行自报公议分配。
各地在分配土地和财产后举行庆功大会，集中烧毁旧地契、颁发由县人民政府印制的新土地证。一时间，蒲阳大地锣鼓喧天，到处搭台唱戏，庆贺分田分地。许多贫雇农在自己从未有过的土地上翻身打滚，抚摸着分界的楔子失声痛哭。摆脱了人身依附的沉重桎梏，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随之而来的土改复查，是土改的完善和结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土改成果，查漏补缺。到1953年春，全县土改结束。
注：张哲清，市农行离休干部，早年参加土改。组稿人，王智勇，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