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pert everett colin:“儿化”的语音学和音系学

　　摘 要：本文探讨现代汉语“儿化”这种语音减缩现象在语音学上定性和音系学上定位的理论问题，即在语音学上讨论了“儿化”音是一个单纯音素还是一个音丛、“儿化”是音素特征还是音丛特征、“儿化”音与“儿”音是相同的音还是不同的音等问题；在音系学上讨论了“儿”韵和不带介音的“儿化”韵是单韵母还是复韵母以及“儿”韵和“儿化”韵在语音系统中功能和价值的同一性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这种语音现象和科学地建立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儿化；语音学；音系学

　　“儿化”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语音简缩现象。这个语音现象涉及到语音学、音系学和形态形位学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现代汉语语音研究中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虽然研究和讨论的文章众多，但不同的观点都缺乏从理论上的说明和解释，本文试图探讨“儿化”现象在语音学上定性和音系学上定位的理论问题，以期能正确地认识这种语音现象，为科学地建立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提供理论依据。

　　一　“儿化”的语音学

　　“儿化”的语音学涉及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儿化”音是一个单纯音素还是一个音丛，通俗地说，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第二，“儿化”是音素特征还是音丛特征?即“儿化”由音素为载体还是以音丛为载体？第三，“儿化”音与“儿”音是相同的音还是不同的音?这些是为“儿化”音定性的问题，也是“儿化”现象在音系学中定位的基础。
　　给“儿化”音定性最权威的观点，应该是赵元任。他在《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首先给官话的语音系统中加了一个-r韵尾，说“官话里只有-n，-ng和-r这几个韵尾。”在“卷舌韵尾的形态音位”一节中提出“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原则，即“如果词根语素的韵母跟卷舌韵尾不是不能共存，那么其发音倾向是凑合在一起……这里元音跟卷舌音在部分时间是同时的。”比如“发元音u时舌根抬起，圆唇，但没有规定舌尖的位置，它可以同时处于卷舌状态。”前高和前半高元音与卷舌韵尾是不能共存的，所以“发i和ü这两个高元音，舌头是平的，跟卷舌音不能共存，因此必须加进一个卷舌的中元音”。（赵元任，1979，第33页。）从结构主义语音的线性原则和从音素平面上处理音位的原则来说，这前后两种说法是矛盾的:既然有一个-r韵尾，韵尾是一个音素，音素的结合是线性的，就不可能存在“发音的同时性”，因为这种“同时性”不是指一般的前后音素的影响、渗透和协合，而是指“共存”，是“同时处于卷舌状态”，否则前高或半高元音就不会不能与卷舌韵尾共存，更无须“加进一个卷舌的中元音”。实际上，赵元任在语音学上对“儿化”音的音质定性是明确的，即是一个音，即卷舌元音，但在音系学处理上使用了音素与非音素平面并用的处理方法(详见下文)。他没有说清楚，是因为没有把语音学和音系学问题分开来说明的原故。后来，主张“儿化”音是一个音和两个音的人，都以他的说法为依据，主张一个音的使用“共存”或“发音的同一性”的观点，主张两个音的使用-r是一个韵尾的说法。继承赵元任的观点的人，同时也会继承他的模糊说法:王理嘉在《音系学基础》一书中称“[?]是一个舌尖和舌面同时起作用的卷舌元音”，在介绍音位分析时说“卷舌韵母[?]的另一种音位分析是把[?]分解为两个语音成分:[?]=[è]+[r]，也就是[?]由央元音[è]和卷舌成分[-r]组成。”评价是“把-r分解出来的办法是较为经济的”。（王理嘉，1991，第108－109页。）同样没有说清音位分析和音系构架的关系，因为[è]和[r]根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音成分”，不称它为“韵尾”，可能因为它只是一个“卷舌成分”，不是一个音素，汉语里还没有不是音素的韵尾。要在语音学和音系学上统一起来，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和解释，或者承认它们是两个音素。这点王洪君完全按照赵元任的做法，在普通话韵母系统中放了一个韵母[er],却对这个音不做详细描写，只说是“向卷舌方向移动的卷舌韵尾”，但在讨论一种韵母的分类时说“单韵母中的卷舌韵母既不是单一音质的元音且发音有动程，为什么叫单韵母呢?”（王洪君，1999，第70页，72页。）言下之意，卷舌韵尾是一个复韵母，按王洪君的理解，复韵母应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音素构成的韵母，包括传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元音构成的韵母和元音加上辅音韵尾构成的韵母。可惜她没有说清楚，这个卷舌韵尾是一个什么音素，只说“不是单一音质”，还不如别人说的“卷舌成分”或“卷舌动作”明确，可见她也是继承了赵元任的观点，同时继承了说不清的问题。比较说得清楚一点的是李思敬，他明确说“儿韵”和“儿化韵”是复韵母和复合元音，即一个元音加一个舌尖后元音的[?]韵尾构成。（李思敬，1986）但他还不够彻底，把“儿化”分为拼合型和化合型两种，说“拼合型还是两个发音动作，不过连在一起；化合型只有一个发音动作。”（李思敬，1986，第119页。）“一个发音动作”当然不能发出两个音来，对他来说，至少一部分“儿化”是两个音，一部分是一个音。他把发成一个音的用一小号的舌尖元音符号写在元音符号的右上角，以别于发成两个音的舌尖元音。“儿化”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应该是早有定论的，王力原来认为这个元音是一个特殊的元音(请注意是一个元音，不是两个元音)，（王力，1963，第3页）赵元任把这个卷舌元音与舌尖元音归为一类，称是“靠舌头的状态和部位成功的……说[è]舌尖卷起来就变成了[?]。”（赵元任，1980，第25页）罗常培和王均先生称为“卷舌元音”，“仿佛是一个带有卷舌音色彩的[è]”(请注意也是“一个”，而且是“色彩”)。（罗常培、王均，1957，第73页。）卷舌元音是一个标准的元音，正如赵元任所说，是“靠舌头的状态和部位”调控发音共鸣腔形成的，连一个所谓的“双焦点”音素都谈不上，说它特殊，无非是与平舌元音相比使用频率较小。恐怕没有人说汉语中的卷舌辅音特殊，其实，从语音学来说，卷舌辅音和平舌辅音的关系，与卷舌元音和平舌元音的关系是一样的。从在语言中的使用情况来看，除了汉语里有，美国英语里有，汉藏语言藏缅语族中羌语等语言中也有，并不是一个少见的元音。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分歧，是因为研究的目的性不同，造成了对相同语料的不同分析。经我们调查，“儿化音”的发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元音前半段不卷舌，后半段卷舌，即所谓有一点动程；一种是发元音时同时卷舌，即像平舌元音一样，先摆好了舌位态势再发音。使用前一种发音方法的人，不能像发复元音一样把卷舌元音中的元音和卷舌分别延长和分开，因为一延长和分开就成了两个音素，而且卷舌的延时长短，即所谓的动程大小，正如《实验语音学概要》所言，“并不因音而异，而是因人而异的”，（吴宗济等，1989，第五章）显然是一种发音的个体变异现象，没有功能意义。李思敬强调历史，把前一种发音方法的后半段分离出来，认为是一个卷舌的舌尖元音；赵元任以及与赵元任观点一致的人，从音系学的角度出发，为构建一个所谓合理和科学的语音系统，甚至为了音位和“儿化韵”符号标写方便起见，把一个音中的一个成分离析出来，分析的方法和所说的道理不同，结果却别无二致。这点我们将在下文音系学部分再详细讨论。
　　“儿化”是音素特征还是音丛特征是指卷舌作用或动作是一个韵母中一个音素的特征还是几个音素的共同特征。这有点像声调问题,声调是以一个音素为载体，还是以几个音素为载体。“儿化”是一个卷舌元音，一个元音的特征自然是以一个元音为载体的，怎么会像以音节为载体的声调一样呢?这种现象可以类比元音的长短，元音的长短会是一种与其他音素共享的特征吗?如上所述，卷舌元音或“儿化”的发音有两种情况，即使是有动程的情况,动程也极短，无法分开。实际上，“儿化”是发生在一个音节中响度最大的元音上的，这可以用以下两点来证明:第一，“儿化”时，音节中响度最高的元音后的成分都要消失，如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第二，如果响度最大的元音与“儿化”不具有“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如赵元任所说“必须加进一个卷舌的中元音:'鸡儿’jī+r→jiēr。韵母in也不能同时卷舌，因此干脆把-n丢掉:'今儿’jīn+r →jiēr，跟'鸡儿’同音了。”（赵元任，1979，第33页）加进去的这个“卷舌的中元音”是主要元音，是响度最大的元音，原来的i元音成了介音，赵元任标的调号已经明确表示了。王理嘉和贺宁基通过实验，特别使用“意”和“意儿”进行了对比，结论是“儿化韵不能简单地描写为一个主要元音之后加上一个 [èr]，其卷舌成分并不是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单独存在的音素成分，而是贯穿于整个韵母的卷舌色彩。”（王理嘉、贺宁基，1985，第36页）换句话说，“卷舌色彩”是以韵母为载体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他们实验资料和结论的怀疑：第一，赵元任的描写是符合说汉语人的听觉和语感的，应该说也是符合语音实际的，他们自己也说“[I [y]儿化韵中的[è]决非可有可无的过渡音”，（王理嘉、王海丹，1991，（2），第100页）但他们的语图上没有标示和说明这个中元音和卷舌的关系，只说共振峰距离的远近与卷舌色彩的关系，这种观察与音理不合，因为i与“卷舌色彩”没有“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发i的时候舌头是不可能同时卷起来的，当舌头一卷起来的时候，就不可能再保持i的部位，i就不是 i了,共振峰的变化怎么能说明i上有卷舌色彩呢？第二，元音i和y与卷舌的动作没有“可共存发音同时性”，说明它们是线性关系，通俗点说，是发了i或y以后再卷舌的，i或y上怎么体现得出“卷舌色彩”呢?进一步说，带i和y介音的韵母，或i和y“儿化”后成了介音的韵母，介音后面还有一个响度最大的主要元音，这个元音是“卷舌色彩”的承载者，它怎么把“卷舌色彩”传导到与卷舌动作不相容的i和y介音上去的呢?“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元音的儿化，是在舌位高低不变的情况下，舌头状态的变化，而不“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元音儿化时，舌位高低情况必须变化的情况下，舌头状态才能变化。这两种所谓的“动程”是不同性质的动程。前高或半高元音的舌位一变还能是前高或半高元音吗?不是前高或半高元音承载的“卷舌色彩”，能算到它们账上吗?可见，共振峰距离远近不能说明[I [y]介音上有卷舌色彩，因此整个韵母承载“卷舌色彩”的结论是不准确的，至多说带u介音的韵母还勉强可以，因为u与卷舌动作具有“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
　　第三个问题比较简单，“儿化”音与“儿”音发音是否相同?回答是肯定的。“儿”音与“儿化”音一样有两种属于个人特点或习惯的发音，没有功能的意义。这是早经听辨和实验证明的。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听辨方法:北京人对孩子有一种按序的昵称，比如小三儿、小四儿、小五儿等，理应有小二儿，由于“二”和“儿”都是卷舌元音，小二儿就与小二同音；再如北京人对人长相的描绘常常与五官相结合，如金鱼眼儿、瘌痢头儿、樱桃嘴儿等，理应有招风耳儿，由于“耳”和“儿”也都是卷舌元音，招风耳儿也就与招风耳同音。由此可见“儿”音和“儿化”音的发音是相同的，如果“二”、“耳”与轻读的词缀“儿”不同音，这个词缀“儿”就不会丢(不存在叠音简化的条件)，或者也可以说不能不加(不加不符合构词规则)。有人提出“儿”音和“儿化”音有三点不同:“儿”音字不带声母、只有一个元音[è]、是一个单独的音节等。（陶荫培、尹润芗，1957）这是语音的配列问题,属音系学范畴，与语音学的发音无关。倒是“儿”音字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这与发音有关。早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宇文长工就认为是两个音，一个是a元音，一个是è元音，没有弄清楚“儿”音字，读平声的舌位高，读仄声的舌位低的互补分布道理（宇文长工，1954），受到傅懋勣和周殿福两先生的批评,（傅懋勣，1954；周殿福，1954）事过三十年，李思敬再犯这样的错误（李思敬，1986），受到王理嘉、贺宁基同样的批评。（王理嘉、贺宁基，1991）“儿”音字在功能上是一个音，应该是定论。

二　“儿化”的音系学

　　“儿化”有两个问题涉及音系学的理论:第一，“儿”韵和不带介音的“儿化”韵是单韵母还是复韵母问题?第二，“儿”韵和“儿化”韵在语音系统中功能和价值的同一性问题。
　　韵母是汉藏语言音系分析的一个基本功能层级单位，由音位和音位的组合体现。从音位与韵母的关系来说，现代汉语的韵母有五种形式:一个元音(V)、两个元音(VV)、三个元音(VVV)、一个元音加一个辅音(VC)、两个元音加一个辅音(VVC)。从结构来说，两个元音构成的韵母又可以分为带元音韵尾的和带介音的两种。从上文的介绍和研究可见，认为“儿”韵和“儿化”韵是一个卷舌元音的，自然是单韵母，而认为是两个元音(一个央元音加一个舌尖元音)的，当然就是复韵母了。但问题没有这样简单，正如上文所述，赵元任在语音学上提出“儿化”的“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认为“元音跟卷舌音大部分时间是同时的”。既“共存”又“同时”发出的音能是两个音吗?他在下面只隔了几行所举的例子“'声儿’shēng+r→[??`]”中所用的国际音标[?]，就是一个表示卷舌元音的单元音符号。（赵元任，1979，第32-33页）他在《语言问题》一书中对[?]这个音说得很明白:“如果发è的时候舌头往后卷过来，成功卷舌的状态，说[è]舌头卷过来就变了[?]。[?]不是辅音[?]或[ê]，那个就阻碍多了，阻碍多就成辅音，阻碍少就成元音，读[?]是个元音。”（注意是“个”元音，不是两个元音）（赵元任，1980，第25页）可是他在《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在“声母和辅音”一节，又说“官话里只有-n，-ng和-r这几个辅音韵尾。”前后对照，上文的“卷舌元音”,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又变成了辅音。这个辅音与元音一起发音时又“共存”又“同时”，又不是[?]又不是[ê]，又标成一个卷舌元音，让人无法理解。后来同意赵元任观点的人，或者不解释（王洪君，1999，第62页），或称为“卷舌作用”和“卷舌成分”（王理嘉，1991，第115页-117页）。赵元任在语音学上虽然认为“儿化”是一个卷舌元音，但在音系学的处理上，却认为“儿化”是“一套很复杂的形态音位变化”，“这套变化最好用一个带卷舌韵尾的韵母表来表示”，这就把音位的实体问题与标写法问题混为一谈。于是他使用了现在所谓的生成音系学的办法，把卷舌元音中的一个特征离析出来，而且脱离语音事实，称之为“辅音”，视为韵尾，这就涉及到音系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确立语音的音系学地位时能不能脱离语音实际虚拟一个实体?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的，因为音位学派中就有一个虚拟学派，认为音位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的单位，何况赵元任还不全是虚拟，而有实际的语音基础，严格说是一种离析。人们在分析语音时，有两种基本方法:对线性成分使用具体的分解和合成法，对非线性成分只有采取抽象的概括和综合法。汉语的声调是一种非线性成分，就是采用后一种方法从音节中离析出来的。于是产生了第二个理论问题:什么叫非线性成分，什么样的非线性成分可以离析，离析后的非线性成分如何定性和归类(确定范畴)。生成音系学没有音素的层次，以“特征”为分析单位，而“特征”都是非线性的，所以王洪君写了一部汉语的非线性音系学。但生成音系学是为“语言的生成”服务的，生成规则不是语音的分析规则，对语音的分析没有可操作性，但有解释性和说明性，特别是解释和说明语音之间的关系。王洪君对汉语的非线性分析，离不开声母和韵母，非线性的分析和规则只起到了解释和说明的作用。实际上，结构主义音系学，甚至描写语言学的音系学，一直在使用“特征”的概念，只是没有符号化和形式化，或者一些“特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本的差别是没有把这一个层次的语音单位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因为生成音系学的所谓“特征”(我们称“音元”和“元位”（瞿霭堂，1996，）)，基本上出自发音的部位和方法，与结构主义的所谓“区别特征”不是一回事。
　　汉语音系分析的最小功能单位是音素层级上的音位，基本的功能分析单位是声母、韵母和声调。声母是单个音素，韵母基本上是音丛，是线性单位，声调是从音节中离析出来的音高成分，属非线性单位。由于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的音系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音素或音位，把非线性单位称为“超音段成分”或“上加成素(suprasegmental)”。赵元任说“上加成素”也叫“节律音位(prosodeme)”包括“⑴长短音，⑵重音，⑶断续的程度……⑷语调……⑸速度，⑹嗓音”。他认为“前三项是近乎音位的性质；……后三项……比较是表示情感、态度的。”（赵元任，1980，第84页-97页）对汉语来说，自然还应该包括字调，即声调，因为他在上引书中“四声”一章中说:“任何语言里有这种用嗓音高低的音位来辩别词的异同，就叫做声调。”（同上，第59页）赵元任把[?]中的[r]离析出来作为辅音韵尾，按照的是以下两种原理:第一，是使用上文所述分析非线性成分或“超音段成分”一样的抽象概括法；第二，是根据他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论文和《语言问题》一书中一再强调的“语音和音位的非对称性”原则，他说“有时候你不能十分严格的在纯粹语音学上认为一个音就是一个音位、不是一个音就不能称为一个音位。”（同上）举的例子是送气塞音和塞擦音明明是两个音，但是一个音位，而像[±]这样的音与元音一起发，它们总是同步的，“在音上头说都是单纯音”，但音位上要分析为两个音: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否则能与[±]相配的元音都要另成音位，对音系来说，太不经济，也不系统。（同上，第35页）我们认为这两种道理使用在离析卷舌元音[?]上都值得商榷:首先，汉藏语言，当然包括汉语，使用抽象的概括法离析出来的都是超音段的韵律特征或韵律成分，而卷舌动作是元音发音时与平舌相对的发音方法，属音质特征或音质成分；其次，[?]从表面上看，在发音的同时性上与[±]、[z]、[?]同元音相配时是一样的，但性质和情况却不相同:[?]的发音情况基本上与送气塞音和塞擦音的情况相同，在使用汉语的人的语感上，送气成分[h]以及塞成分和擦成分是不能分割的，[è]和[r]同样不能分开。此外，[r]与[è]相配具有唯一性，[±]、[z]、[?]却可以与各种元音相配，[z]、[?]只是在与舌尖元音相配时才具有发音上的同时性。如果离析成分打破了韵律的界限，那么辅音上的送气成分，清浊成分，元音上的高低成分和前后成分都可以任意离析，不仅打乱了汉语以音素层级上的音位为基础的音系分析原则，破坏了语音的感知原则，使“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变成了任意性，是有害无益的。赵元任把[r]作为辅音韵尾从[?]中离析出来有三个原因:音系处理中音位标音的经济性、系统性和方便性。从表面看，增加一个韵尾[r]可以省去七八个卷舌音韵母，代价是否认语音系统中音位的层级性和非等价性，而且在音系中不得不放一个唯一的带辅音韵尾[r]的韵母[er],何来系统性?再说离析出来的[r]根本不是辅音，既违背了事实，也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具有经典性的确定音位的六项原则中的“相似性”、“历史性”和“感知性”三条原则，为了音系的经济性，几乎牺牲了科学性。我们认为，从标音方便的角度来说，[?]作为语素音位，[r]是否离析出来，对变化规则的解释和标写的方法都没有影响，在音系中加一个卷舌元音[?]同样能实现上述的目标，而且能避免理论上的混乱。
　　关于“儿”韵和“儿化”韵的同一性问题有正反两种观点:赞成同一性的只是在认为它们具有同等的音位价值，在音系中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但在对这种韵母性质的认识上并不相同。比如有人认为这两种韵母都是卷舌音韵母，称为“儿化音位”，在音系中应与平舌音韵母平等配列，经过“归纳”，提出七个卷舌元音音位:/aX/、/èX/、/uX/、/oX/、/a?X/、/è?X/、/u?X。（李延端，1996），有人认为“所谓'儿化’的卷舌动作实际上跟声调、长短音、轻重音以及停顿、语调、速度、嗓音等相类似，属于一种'上加成素’(suprasegmental elements)，而不属于像元音、辅音那样的音段成分(segmental elements)，因为我们无法把它从线性序列中切分出来。”（李立成，1994）前一种观点是分不清语音系统的层级性，后一种观点不明白“上加成素”的韵律性特征，“超”的是“音段”，即是“上加”在“音段”之上的“成素”。卷舌动作是发音部位的变化，不是韵律，而且在“音段”之内。至于“切分”，在音系层面上进行的音位分析，发音方法不属于切分的对象，也不是非线性成分，否则，“清浊”、“送气”都可以成为“上加成素”了。主流观点是赵元任的观点:“儿”韵是一般韵母，“儿化”韵是“形态音位”性质的韵母（赵元任，1979，第32页），在音系中分别处理。同意赵元任观点的，无论把[r]抽象出来当韵尾，或者算卷舌动作或成分，是不是把它称为“形态音位”，包括汉语拼音方案在内，在音系中把这两种韵母分开处理这一点是一致的。从理论上来说，“儿”韵是从固有的基本音节中归纳出来的，属于静态的功能单位；“儿化”韵是从语流中语音变化后产生的衍生音节中归纳出来的，属于动态的非功能单位，它是音位在另一种条件下的语音变化，这种语音变化没有别义功能，别义功能是由“儿”词缀承担的。“儿”韵变化和“儿化”韵的变化属于两个语音层级的变化，可见有必要分清音位变化和语流语音变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一个语音系统中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同意赵元任处理为[r]韵尾观点的人也并不象赵元任那样把“儿化”韵处理为“形态音位”，而是采取统一处理的方法，即把这音位的语音变化与语流的语音变化统一对待，把这种语流的语音变化视作音位的变体，与音位的其他变体等价。这样，为了“儿”韵和“儿化”韵在音位和变体上的统一，就要对舌尖元音和中元音音位进行调整，以适应对“儿化”韵的说明和解释。（王理嘉，1991，第102-112页），甚至提出“零变体”的概念，以保持“儿化”韵中语素形式的完整性。（林焘，1982）音位的语音变化和语流中发生的语音变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变化，音位的变体不同于语流中语音变化产生的变体，为什么要放在一个框架内处理呢?这无异于说英语的/s/音位有一个[iz]的变体一样。何况，音位的变体和语流的变化除了上述的根本差别外，至少还有以下四点差别:第一，音位变体是在语音没有进入语言状态时，从一个音节中发生的；语流变化是在语音进入语言状态时，在多个音节之间发生的；第二，音位与变体之间具有功能的同一性，语流变化产生的变体与语素原形之间没有功能的同一性；第三，变体是以音素为单位的变化，语流变化是以语素为单位的变化，一个语素不一定是一个音素，变化单位的尺寸不一样，变化结果的性质自然就不一样；第四，音位变化的强制性大于语流变化。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承认“儿化”韵是“语素形位”的变化，就必定承认它们受不同规则的制约，“儿”韵音位的语音变化之间是变体关系，“儿化”韵的语流音变化与语素之间是变化关系。把“变体”与“变化”混为一谈，同等处理，在汉语语音研究中由来已久,比如本调与变调的关系，同样造成很多麻烦。这就是我们将“儿”韵作为独立的单元音音位，把“儿化”韵作为语素形位的变化放在语法层面上来处理的原因。
《汉语拼音方案》是把儿化韵作为语素形位来处理的，只是书写的时候规定使用一个“r”字母来表示，这是正字法的问题，与对语音的认识和分析无关。由于《汉语拼音方案》没有进一步做理论上的说明，也是引起认识上分歧的一个原因，上文的探讨或许对深入认识这个方案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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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殿福，对“再谈儿母”意见[J]，中国语文，1954（10）

作者 : 劲松 (200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