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方块arles画板:“天下为公”牌匾背后的理想

近期，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指责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垄断，导致其危机恶化。就此，《北京周报》记者余艳专访了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关建中先生。大公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的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

关建中谈了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弊端、改革方向和大公在改革中的角色。他表示，作为中国信用评级行业和市场最具影响的创建者和中国行业、地区、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创立者，大公立志于做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在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和推动现有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世界信用经济服务。

《北京周报》：请问您对现行的国际评级体系有什么看法？

关建中：现行的国际评级体系主要由穆迪、标普和惠誉这三家美国背景的评级机构主导。他们对国际评级的话语权处于绝对垄断。全球金融市场都在使用他们提供的评级信息。这个体系的弊端自从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首先，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的评级机构承担全球责任，而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监管。

其次，现有的竞争体制和机制使得他们为了企业自身的利益，出让级别或者放弃原则。评级机构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做评级，而发行人做评级的招标，谁给出的级别高就找谁。因此，导致它们的评级趋同化，出现一家发行机构要找三家机构去做评级的情况。这些情况导致评级不能正确揭示风险，相反，在积累风险。

第三，他们的评级标准体现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没有从信用风险行成的内在联系出发去揭示风险。他们用美国一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衡量全球的信用风险，必然得出错误结论。正因如此，才导致了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这个危机还在深化。在美国，债权-债务关系或者说信用关系是其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债权-债务关系的平衡和稳定依赖于评级信息。因此，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跟现行的评级体系有直接关系。

如果这三个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继续使用他们的错误信息，金融危机还会再次重演。人类社会在经历过这一危机后，不应对现有体系再抱有任何幻想。

《北京周报》：您觉得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应该怎么改？

关建中：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第一次提出加强评级国际监管，我认为这个提法很难落到实处，也无法解决由这三家主导的现有体系固有的问题。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了一项金融改革法案，试图在现有框架下解决问题，也没有成功。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国际评级新秩序，构建一个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它应当由三部分组成：国际评级机构，国际评级标准和国际评级监管体系。我认为，首先它应该是非主权性质的，不能由一个国家承担全球的评级责任。

另外，它还要充分体现债权-债务关系的一般原理。即改变现在的评级体系由债务人主导的状况——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人主导着评级体系——改为为由债权人主导。债务人的级别远远高于债权人，违背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原理。这显然失去了公正性，使得世界的债权-债务体系出现了严重失衡。比如中国出口了那么多商品，换回了美元，美元又再借给债务国比如美国。但是他们占有了这些资源，给世界经济的贡献却很低，主要用来满足他们消费了。

《北京周报》：您觉得目前居于垄断地位的三家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他们有没有合理的成分？对世界经济是否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建中：客观地讲，他们发挥了积极作用。表现在他们推动了信用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信用全球化。正是因为有了评级，金融业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这里面有他们的创新、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体系的弊端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客观评价他们。

《北京周报》：大公的评级标准跟西方的评级标准相比，有什么区别？

关建中：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是根据西方的意识形态、美国的国家战略和价值观形成他们的评级标准。而大公是按照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行成揭示风险的方法和标准。具体来讲，在国家主权评级的标准上，西方：（1）按西方的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排序；（2）按照人均GDP进行国家经济实力的排序；（3）强调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的开放程度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4）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权作为最高信用等级的必要条件；（5）他们高度重视借新还旧的能力而忽视财政收入对一个国家偿债能力的根本支撑作用。

大公强调的是：（1）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绩效，不管是什么政治体制，什么人掌权，对经济的管理有没有效益；（2）经济增长的前景要看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规模和竞争力；（3）强调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是否协调，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要进行比较；（4）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5）外汇实力，有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国家是否在保证它的价值而没有恶意贬值。

总之，大公的标准更加客观、公正，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占大公业务的多少？除了这个，大公的业务范围还有哪些？主要客户是哪些？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是我们的非盈利项目，占我们业务的1/5。大公在中国的主要业务还包括为债券发行人评级，还有，对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做综合财务实力评级。

《北京周报》：您认为目前大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接受度如何？

关建中：我认为，大公作为新兴国际评级力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现在的国际评级体系持续向国际提供不可靠信息，失去国际信任的背景下，大家产生了一种期待，期待有能够提供更加客观、公正信息的机构出现。大公在这个时刻登上国际评级舞台，恰恰顺应了这一潮流，所以国际社会对我们是：第一，高度认可；第二，充满期待。有感于此，我们也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北京周报》：大公要在国际评级体系中发挥作用，面临哪些困境？如何扭转这些困境？

关建中：新的国际评级机构的出现，或者由新的国际评级机构主导或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不仅中国需要，全世界也需要。大公在这个特定的时候扮演了这个角色。

对中国来说，面临着一个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国家机遇。对世界来说，面临着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建立新的国际评级体系的机遇。在这样一个时刻，大公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也好，中国想在国际评级话语权方面能发出更大声音也好，都需要专业机构去实现。这个专业机构必须是独立性的、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这个目前大公是具备了，但大公还需要实现快速的、跨越式的发展。

这个跨越式发展需要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支持和认可。比如大公所发布的国家主权评级结果应该首先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政府在投资、或者进行国际金融交易的时候，应该最大限度地采用大公的评级信息。中国作为最大的债权国，对大公的评级结果的使用和认可，会极大提升大公在国际的影响力，为大公开辟市场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另外，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需要得到改善。现在中国的评级体系模式是模仿美国而来的。美国的评级体系已经导致其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这样的评级体系在中国也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公必然受到制约，很难健康地成长。比如，在坚持我们的理念和标准的同时，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降低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我们的营业收入会大幅下降，也稳不住我们的团队。我们没有经济实力去迅速崛起，在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或者为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再有就是，我们在信用评级方面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还没有缺乏系统、有效的传播。应该把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成果和智慧变成全人类的财富。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力不从心。大家很关注评级，但是很少有人去关注大公的成长和顺利发展。目前，中国的评级机构不少，但是有谁把战略目标定位在为整个世界的信用经济服务。大公已经登上国际舞台，我们要迅速抓住机会，获得这样一个收获。最终受益的是人类社会。

《北京周报》：就您刚才所说，大公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扶持，还需要政府更多的认可和帮助。但是有的外媒却质疑大公的中立立场，您如何反驳他们？

关建中：外媒的这类报道纯粹是西方媒体的惯性思维，我认为是对中国的歧视。西方评级机构才是其本国的代言人。大公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在股权关系上，既没有政府背景，也没有国有资本的成分；我们的股东不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我们的经营团队也不参与股票或债券市场的运作。我们的独立性经由这三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如果没有这样的独立性，我们不可能形成目前的成果。而且，主权国家的评级使大公自己花钱做的，政府没有给我们一分钱。某些外媒不了解真实情况，才会有这样的误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相信。

我们的大目标是做国际知名的、被国际认可的国际评级机构，那就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我们深知独立性是公正性的前提。如果没有了独立性，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我们的内在的需要，是完成我们的使命和实现我们的理想的基础，而不是谁强迫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