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li shanghai:是耶非耶白门柳----秦淮八艳之顾横波

明末清初鼎鼎大名的“秦淮八艳”中，顾横波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她曾堂皇受诰封为“一品夫人”，柳如是陈圆圆亦有不及；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据说先有一位与她私订终身的才子由于她的背盟殉情而死，后来她那仕于明朝晚节不保的丈夫龚鼎孳每谓人曰“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俨然一个红颜祸水，不是害人性命就是毁人名节，与多数人印象中“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深明大义迥然有异。著名史家孟森先生尝作《横波夫人考》一文，对龚顾之人品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二人皆是势利无耻之徒，利欲熏心之辈。

曾被誉为““礼贤爱士，侠内峻?颉钡暮岵ǚ蛉耍?真就如此不堪吗？

顾横波，生于1619年，本名顾媚，字眉生，又名顾眉，号横波，又号智珠、善才君，亦号梅生，人称“横波夫人”，婚后改名徐善持，上元(今南京)人，

据《板桥杂记》记载，顾横波“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她通晓文史，工于诗画，所绘山水天然秀绝，尤其善画兰花，十七岁时所绘《兰花图》扇面今藏于故宫博物院中，十八岁与李香君、王月等人一同参加扬州名士郑元勋在南京结社的“兰社”，时人以其画风追步马守真(即出生较早的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之一，明代知名女画家，尤善画兰)，而姿容胜之，推为南曲第一。(南曲，泛指卖艺不卖身的江南名妓)又精音律，尝反串小生与董小宛合演《西楼记》《教子》。

顾横波居于眉楼，“绮窗绣，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时人戏称“迷楼”----有人谓“迷楼”系指顾横波风流迷人，访者无不神魂颠倒，实属望文生义。“迷楼”本系隋炀帝时建于扬州的别院，因该处“曲折幽深，阁楼错落，轩帘掩映，互相连属，如仙人游”， 故名“迷楼”。以“迷楼”戏称“眉楼”，始作俑者的余怀系江南才士，当时又正对横波一往情深，所言当为褒意，指“眉楼”建筑巧夺天工，布置匠心独具，观之仿同仙境。此誉一出，即不径而走，广为延用。

顾横波个性豪爽不羁，有男儿风，在秦淮八艳中与柳如是较像，时人尝以曰“眉兄”呼之，颇似柳如是之自称为“弟”。但较之柳，又多几分任性嫉俗。相传当时的理学家黄道周(后抗清殉节于江西）尝以“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自诩，东林诸生乃趁其酒醉时请横波去衣共榻，试试他是否真有柳下惠的本事。这个传闻未必尽实，却反映出时人眼中顾横波不以世俗礼教为意的作风。她的这种我行我素，毫不在乎世人眼光的作风，恐怕是她后来能与江左才子龚鼎孳缘定三生比翼齐飞的重要原因，然而她的备受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个性招来的恶果。

崇祯十五年，一位二十七岁的风流才士造访了眉楼，他就是后来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龚鼎孳字芝麓，安徽合肥人，长横波四岁，其人轻才好士，视金玉如粪土，豪雄之誉远播。十九岁中进士，授湖北蕲水知县，崇祯十四年大计，政绩列湖广之首，迁兵科给事中，诏入京。此番途次金陵，上得眉楼，初亦不过逢场作戏，玩狎而已，且以俗务在身，旋即北上。孰料匆匆一晤，竟然情根深种，魂牵梦萦，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顾眉那“庄妍靓雅，风度超群”的丰姿，正是“未见先愁恨别深，那堪帆影度春阴。湖中细雨楼中笛，吹入孤衾梦里心”“才解春衫浣客尘，柳花如雪扑纶巾。闲情愿趁双飞蝶，一报朱楼梦里人”“送眼落霞边。只愁深阁里、误芳年。载花那得木兰船。桃叶路，风雨接幽燕”，只恨不能以一叶木兰船将心上人接到身边。

龚鼎孳对顾横波情难自已，顾横波对龚鼎孳也是一见钟情。于是龚鼎孳为顾横波脱籍，就在这一年的中秋，顾横波不顾中原遍地烽火，江南江北盗贼四起，毅然抛下金陵的温柔故乡和眉楼的千种繁华，启程北上，遇到北京与龚鼎孳团聚。风尘劳苦，不须多言，行至河北沧州，却因兵燹纵横，道路阻绝，不能再进，被迫流寓淮河沿岸的清江浦，次年春复渡江返泊于京口。入秋，复北上，辗转徙倚，直到崇祯十六年中秋始抵京都。有情人众成眷属，总算不妄南北相思，万里颠沛，“尽畴昔、罗裙画簟， 无数销魂，见面都已。”

对于龚顾这段情缘，时人大抵是或瞠目，或艳羡，或祝福，并无什么不平之鸣。可是到了乾嘉年间，文人吴德旋《见闻录》记钱湘灵事中，忽指顾横波原与湘灵之友刘芳约为夫妇，后背盟嫁龚鼎孳，以致“芳以情死”，后事为湘灵经办。又言“同时文士，侈言归龚之盛，无道刘芳事者”。

由于这一记载，大史家孟森先生在《横波夫人考》中批曰“以身许人，青楼惯技”，大国学家钱钟书读了孟先生的文章，又针对孟先生这八字考语加批了一句“极杀风景而极入情理”。这二位大家一言九鼎，经他们这么一说，顾横波之轻浮势利水性杨花，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了。

然而本人对《见闻录》中这段记载，始终深感怀疑，将孟先生的考证反复研读，究觉孟先生对龚顾人品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原因后文再谈)，不免多有粗疏偏颇，理由如下：

一 明末清初，江南士风以追逐风流韵事为乐，名妓与骚客间的往来犹为文人津津乐道，几乎到了一言一行无不留吟咏为证的地步，这从时人留下的大量笔记诗文中即可看出。何况顾横波号称“南曲第一”，受千人追捧，几乎无日不与诸生交。如卞玉京那样的心高气傲，董小宛那样的娴婉好静，其恋爱中的一举一动尚且广为人知，而顾横波与刘芳，不要说约为夫妇，刘芳殉情这么大的事，就连彼此相交的经过，在当时江南文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诗文韵事中竟无一人一语提及，这难道是一句“同时文士，侈言归龚之盛”可以解释得了的吗？要知道，顾横波归嫁龚鼎孳时，龚不过是个六品官员，如上文所述，顾几经辗转才得与龚相聚，根本无“盛”可言(不要说和柳如是寇白门嫁人时不能比，就连董小宛李香君都远不及)，而且归嫁不过月余，龚就因进言触怒崇祯被捕下狱，生死难卜，直到次年方始获释。以顾横波的引人注目，以龚鼎孳的地位遭遇，以江南文人的好事，以“背盟，殉情”这样的题材，能够封得了所有人的口，连给人以想象空间的蛛丝马迹都未曾留下分毫，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更何况，龚顾二人行事不羁，胆大妄为，蔑视礼教，不知招来多少物议，龚鼎孳又喜好直言，弹劾权贵，抑制豪情，不知得罪了多少高官显贵，以至仕途几起几落，加之先降闯，复降清，无论忠明忠清者不齿讥讽者皆甚多，说众人因为顾横波归龚之“盛”就无一例外地替顾横波掩饰，令人难以置信。更何况，乾隆以后，清廷为宣扬忠义，贬抑“贰臣”，将龚鼎孳与钱谦益打入“贰臣传”，所谓逢君之恶，墙倒众人推，龚鼎孳连谥号都被革去，但数十年间仍无一人提及刘芳往事(包括钱湘灵本人在内)，直到事隔一个半世纪以后，当时诸人的孙辈(包括钱湘灵)皆已做古数十年后，才突然以孤证出现在吴某人的一本笔记中，这样的记载有多大可信度？刘芳其人，仅见于《见闻录》记载，且未见家世之载，据说是知情人的钱湘灵也已做古多年，不要说钱是否说过此事死无对证，即便钱真曾言及此事，也是一面之词，难保没有偏袒友人之处，更何况又几经传言才落入吴德旋之耳呢！

二 孟先生称，““以身许人，青楼惯技”，窃以为这对顾横波而言并不合适。秦淮八艳并不是没人要的“野鸡”，尽管有不少访客是叶公好龙，但愿意为她们赎身的风流名士，高官显贵，甚至王孙公子，仍是排队的，只不过她们不会轻易接受，而她们中意的人又偏偏未必有那份担当而已。至于逢场作戏，争相捧场者，更是不计其数，不要说为顾眉一掷千金，就算为她争风惹祸亦再所不惜。如据《板桥杂记》，当时有一伧父与一词客为顾眉争风，仰仗其叔为南少司马，竟与一孝廉密谋，诬蔑词客偷盗，官司直打到衙门里。后来是余怀见义勇为，写了一篇檄文讨伐伧父仗势欺人，引得舆论一片声讨，那伧父的叔叔见状急忙骂了伧父一顿，把状子撤了，词客这才免去一场无妄之灾。顾眉根本不需要用“以身许人”这种自贬身价甚至后患无穷的低级伎俩招揽生意----她的一副兰花图卖的钱就够平常人过一辈子了。

三 刘芳此人是否存在，是否曾与顾横波交往，是否真有婚约，亦或纯系杜撰，或一厢情愿，已甚可疑。即便属实，不可解处仍然甚多----既已有“约”，何不公之于众？何不及早迎娶？顾横波与龚鼎孳相识之际二十有三，那个时代已属美人迟暮，如果刘芳真有诚意，理当早有表示，就算来不及过门，至少也当为之脱籍。如果刘芳为顾横波有媒定，脱籍，迎渠任何一种行动，以顾眉之盛名，绝不可能秘密无闻。时人未稍提及，只能证明刘芳并无行动。然则所为为何？顾横波既已许婚，总不会跟他说“为了工作需要，你我关系暂时保密”吧！如果属于刻意保密，那只有刘芳有此立场，顾横波绝无立场要求将许嫁之事保密。有了婚约又无行动，还不肯公开，无非二种可能，一是当日许约为信口无忌，二是顾虑人言或家中反对，故而一拖再拖，总之就是不愿或不能负责。盖其时世风虽以与名妓交往为韵事，却对迎娶名妓过门十分排斥，尤其是家世好，有功名的人。候芳域冒辟疆李香君董小宛梳了“上头”以后，迟迟不接她们归家，就是顾虑物议和家中反对。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刘芳背约在先，既然他迟迟不能履行约定，顾横波又已二十三岁，难道不能另觅知音？《闻见录》称刘芳“以情死”，非“自尽”，盖非殉情明志，而是顾眉他嫁后痛心追悔，忧郁成疾。兹非“殉情”，不能作为为情义无反顾之证。

实际上，青楼之中，是毁约背盟的女子多，还是寡义薄??的男子多？不妨看看同为秦淮八艳中的另外七人：

马湘兰：与大才子王百谷曾是名噪一时的神仙爱侣，吟诗做画，许下无数海誓山盟，早有终身之约。湘兰痴恋，至数十载后仍未忘情。然而王百谷终究碍于物议和前程，不敢取青楼女子为妾。

卞玉京：与另一位大才子吴梅村缘定三生，然吴先趁玉京不在，对其妹纠缠不清，后又对婚事推诿搪塞，始终不肯负责，终使卞玉京看破红尘，出世为道。

柳如是：与陈子龙琴剑知音，互倾衷肠，曾是传为佳话的一对，可是就在二人缱臼缠绵，已经开始谈婚论嫁的时侯，陈子龙竟另行纳妾。尽管此后他对柳如是一直余情未了，又何补于事？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铸成一代才女名姝至死不能释怀的二大毕生恨事之一。(另一件自然是钱谦益的投降)

李香君：已经嫁给了候方域，为了他苦守闺房，不惜一番碧血染桃花。可是侯方域不但不敢接她回家，也不再来看她，任由香君为他年复一年守活寡，最后看破红尘，归隐道庵。(另说侯方域曾接香君回家，但侯父不能容之，侯方域既不敢反抗也不敢维护香君，香君被逐出家门后不久就抑郁而死)

寇白门：嫁入公候之家，出嫁之时聘金二万，数千武士执降纱灯迎取，盛况绝世，然过门不久即遭冷落。时人叹曰：尝得聘钱过十万，哪堪重论降纱灯！

陈圆圆：被冒辟疆的甜言蜜语糊弄得芳心半许，遇事求冒出面周旋，冒却当了缩头乌龟，音信全无，眼看着她被抬进了皇宫，最终落得“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相比之下钱谦益对柳如是的情义却在同一时刻表现得淋漓尽致，终于赢得名花身许。

董小宛：在她活着的时候，冒辟疆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写得那么动人。他一面和她海誓山盟，一面对陈圆圆大抛媚眼，写起诗文来海枯石烂，办其婚事来一躲再躲。董小宛最后能够成其好事不但要归功于田国舅把陈圆圆送进了皇宫，更要归功于她为了爱情不惜彻底抛弃人格和自尊的勇气。

由此可见，青楼之客大都是多情负心之辈，谈情说爱下笔生花，真到了负责任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薄悻----也许他们的感情是真的，但他们对这份诺言和感情的认真与付出根本不能和另外一方相比。这些早就和男方公开了关系，甚至收了聘，梳过上头以后的痴情女子，尚且落得抱恨终身，何况刘芳连和顾横波公开关系和下聘为定都做不到呢？或许顾横波确实曾有许身的表示，也得到了刘的承诺，但刘迟迟表现不出实践承诺的诚意，难道顾横波就该为其守望门寡么？

四 顾横波为何嫁龚鼎孳？如果是因为贪慕对方少年英俊，或家世财富，那或可指为轻浮势利，水性杨花。然而在这一点上，有一个重要当事人的证词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就是《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自从余怀以檄文斥走伧父后，颇得顾眉看重，曾为之公开演剧贺寿。按照余怀的说法，他才是龚鼎孳出现前与顾横波交往最深的人，顾横波甚至因为他而几乎中止了风尘往来。余怀的说词无疑是对刘芳一说的重大质疑，他根本否定了在他与龚鼎孳之间还有一个刘芳存在的事。余怀是“圈内人”，这不仅代表他知道各种内情，也意味着他的情况深为众人所知。他不可能凭空捏造与顾眉的关系，而假如当时余怀与顾眉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顾眉又能许刘芳为妇？余芳对于顾眉之嫁龚鼎孳，曾自伤云“书生薄幸，空写断肠句”。这就是说，余怀是自问敌不过龚鼎孳的深情。作为情敌，他是最有资格批评龚顾关系的，既然连他都承认是龚鼎孳的深情赢得了顾眉的芳心，旁人更有何可置议？

当时倾慕于顾眉的名士自不止余怀一人，曾与冒辟疆在眉楼结盟的张公亮，陈则梁均在其列。但他们在顾眉嫁人后绝无指其贪恋财势者，《横波夫人考》怀疑顾眉与张，陈皆曾有婚约，以此证明“以身许人，青楼惯技”，实则不过是从诗文断句中捕风捉影，并无确凿证示----须知对那些常常造访秦楼楚馆长于逢场作戏的文士们来说，这一类的缱臼之词真是随笔写来，要多少有多少。如果首首都要被写的人来负责，只怕最后负不起责的是那个提笔的人了。其中陈则梁还曾在顾眉为嫁龚鼎孳一事犹豫时鼓励过她早下决断，更可见龚之用情连情敌都颇动容。

五 《横波夫人考》中引《冷庐杂识》所载顾横波在崇祯十三年给龚鼎孳的一首诗，认为诗中已有许嫁之意，但顾眉直到两年后才在陈则梁的劝说下下定决心，故认为当初许嫁之句亦可证明“青楼献媚，以身许人惯态”。窃以为《冷庐杂识》载事不确之处甚多，其中记顾龚往来诗句在崇祯十二十三年间，十分可疑。龚鼎孳著有《白门柳》词集，实系二人情史。以《白门柳》中的词章对照龚鼎孳生平，可直龚顾初会是在崇祯十五年，则《冷庐杂识》记载的诗成时间显然有误，不足为凭。

艳名远播的顾横波之嫁于龚鼎孳，当时后世皆无非议，直到事隔一百五十余年后，才突然在一篇笔记中出现说她背约负心的指责。孟森先生仅仅根据这一条与时人(如《板桥杂记》)记载明显矛盾，又出处可疑的孤证对顾横波痛加贬斥，又从时人的诗文找出一些捕风捉影不确不实的断句作为佐证，未免囿于成见，失于偏颇。

顾眉与龚鼎孳之间的感情，在她赴京前后皆可显见。

首先，崇祯十五年秋，“大局”已经相当不堪，明军在和清军，农民军交锋的两个战场都遭惨败，京师地区的安危已经成疑，很多前往北京为官的官员已经不带眷属赴任，龚鼎孳的元配夫人也留在了合肥老家。乱世之际，一个生于繁华长于安乐的弱女子，要抛下安逸舒适的生活，万里寻夫，辗转崎岖，历经一岁寒暑，这需要多大勇气啊！另一方面，龚鼎孳丝毫不以物议为意，一心与顾横波团聚，全不在乎带一个青楼出身的女子在任上会招来的物议或对前程的妨碍，也同样难能可贵。(龚鼎孳曾因此被弹劾，遭贬官，始终无怨无悔) 相比之下，李香君却只能枯守媚香楼而已。龚顾之间的感情，与侯李实在不是一个境界上的！

其次，顾横波也是龚鼎孳的政治知音。这两个人的行事往往惊世骇俗，根本不把俗礼的价值观放在眼里，但绝非没有是非观念。相反，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行事准则和判断标准，而且为了坚持这样的准则不在乎付出任何代价。

其时明廷岌岌可危，龚鼎孳颇以挽回国事为己任，就在顾眉到来之际，他在一个月内上疏十七次，弹劾权臣，意气激昂。他曾作《念奴娇》词，题为“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 八月二十五日也, 用东坡赤壁韵”， 内有“翦豹天关，搏鲸地轴, 只字飞霜雪。焚膏相助，壮哉儿女人杰”句，由此可见他这种不事权贵，不虑自身，奋笔直言，一往无前的勇气，有一部份是来自顾眉的鼓励，在他写这些疏奏时，顾眉总在身边“焚膏相助”，以示支持。

崇祯之讳言己过，是众所周知的。龚鼎孳一个资历未深的年轻官员，这样不知轻重，一再弹劾他的亲信重臣，终于触怒了他。不久，龚鼎孳遭逮入狱，其时距顾眉入京才不过月余。

明代监狱的黑暗恐怖，也是广为人知的，而且龚鼎孳系弹劾朝中权贵而入狱，处境更加不容乐观，不仅如此，作为他的家人，连顾眉也不无遭受池鱼之秧之虞。然而顾眉并没有走避，而是执著地留在京中等待龚鼎孳出狱，她对龚鼎孳的感情和支持，给予他咬牙挺过艰难的巨大勇气，这由他在狱中写的大量诗词可以看出。如，“ 一林绛雪照琼枝，天册云霞冠黛眉。玉蕊珠丛难位置，吾家闺阁是男儿。”“萧条四壁不堪愁, 酒债琴心自唱酬。近识文君操作苦, 侍臣无复(肃鸟)(霜鸟)裘”“九阍豺虎太纵横，请剑相看两不平。郭亮王调今寂寞，一时意气在倾城。”“ 星高鱼钥一灯寒，贯索乌啼夜未阑，敢望金鸡天际下，妆楼小帖暂平安。”“琉璃为匣贮冰霜，谏草琳琅粉泽香。笑泣牛衣女儿态，独将慷慨对王章。”“紫雾晴开凤阙初，五侯弦管碧油车。芳闺此夕残灯火，犹照孤臣谏猎书”。。。。。。在他的洒脱，豪情，乐观中，时时闪动着顾眉的影子。

崇祯十七年，龚鼎孳终于获释，与顾眉重逢之际，写下“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之句，这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而是生死相许的患难真情。

然而，龚鼎孳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太平生活的降临。甲申之变，山河变色，龚鼎孳和顾横波这对刚刚渡过一次劫难的夫妻，很快就被一起卷入了令得后世众说纷纭的荣辱漩涡中去。

龚鼎孳于崇祯十七年二月始获释，一个月后，闯王李自成进京，又过了一个多月，清军入京，短短三个月间，北京人先后用了三种年号。

早年曾在不止一本书中读到，龚鼎孳常为的自己降清辩解说：“吾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个“小妾”，即指顾横波。当时既觉得无耻----此人自己贪生怕死，把责任往女人身上推，又觉得得疑惑：龚鼎孳好歹也是个才子，替自己辩解，怎么水平这么低呢？要是“奈家母不肯何”还可理解，算是囿于孝心，“小妾不肯”算什么理由？古人讲女子“出家从夫”，可没听说“既娶从妾”啊！这也算辩解？还逢人就说？简直唯恐笑柄不能流传嘛！

对龚顾以后的经历多些了解后，这种怀疑更加深了。

一个为替自己辩解，把责任往女人身上推的人，应该是很贪慕虚荣，死要面子的吧？明知道说不过去，还要编个理由糊弄，近乎掩耳盗铃。

但龚鼎孳不是。早在他携顾横波于任上之时，就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了----那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和名妓结交是雅事，对感情负责，娶妓女回家，让她每日生活在自己身边，就成了伤风败俗。而龚鼎孳任京官时饮酒醉歌，肆无忌惮，更将与顾横波恋爱及婚后种种写入诗文，公开流传甚至刊刻传播，丝毫不以世俗为意。又于父丧期间公然携顾眉游江南，歌饮流连，屡兴诗酒之会，且叙述哀悼之词，辄用藻丽之词，公然视礼教如无物，以致屡遭攻击，连同先前“千金购妓”的行为一起被弹劾为“亏行灭伦”，降二级使用。后来龚鼎孳官封一品，妻子当诰封命妇，元配童氏不肯受，挖苦他说“让顾太太可也”，哄传一时，孰料龚鼎孳果真依言为横波请封，废嫡立庶，使妓女出身的顾眉名正言顺当上了一品夫人，满城哄笑顿时化为一片哗然。后来龚鼎孳贬官外放散职，夫妇相携南归，龚鼎孳仍不以仕途重挫为意，在桃叶渡大摆盛席为顾横波庆寿，不仅邀请了多才士名流，更有昔日同顾眉交好的妓女数十人公开出席，席间龚氏门下的翰林亲自上台串戏，顾眉和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李六娘，十娘，王十娘等人怡然在下观看，夫妇二人再以惊世骇俗轰动江南。

龚鼎孳前为贰臣，已经成为某些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而他不但不知规避，反而变本加利，任性而为，一再公然向礼教挑衅，更不知引来多少谩骂讥讽，与钱谦益仕清后的谨言慎行形成鲜明对比。试问一个如此不在意世俗看法的人，又怎会编出“小妾不肯”这么可笑的理由来替自己开脱呢？

后来我才知道，传说中所谓龚鼎孳言“吾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根本不是针对降清，而是针对他曾降于李自成，封直指使，官类御史，受命巡视北城。所以，即便这个传说是真的，也不能说是因为顾横波怕死导致(或部份导致)了龚鼎孳降清，因为她充其量只是反对龚鼎孳因为李自成进北京而自杀罢了。

于今日看来，投降李自成固不足为光荣，但亦无甚可耻。反而是那些自己也剃了发，甚至仕了清的人，抓住龚鼎孳“降闯”这段历史喋喋不休，攻击讥讽，刻度谩骂，不遗余力，更加可耻。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剃发降清，投效异族是顺天应人，而龚鼎孳降于同为汉人的李自成就是大逆不道，他们不但有责任代“我大清”声讨明朝的“残暴无道”，更责任替新主子声讨这个降于前朝拟贼的“无耻贰臣”，不但厚颜，而且地地道道一副“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嘴脸。

其实，在本人看来，龚鼎孳等一批明朝官员最后仕清，固然大节有亏，但比多数没有降过闯而直接降清的人反而值得谅解，----因为“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是在李自成被杀后才开始推行的！此前清军并未推行明显的民族压迫政策，即使降清，也只是归顺于一个异族的皇帝，而不是甘当异族的奴隶，甚至甘当帮助异族迫害奴役本民族百姓的走狗。皇帝姓朱，姓李，姓爱新觉罗，原无本质差别，何况清军这一次入关时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尊重士人，与早年的屠杀抢掠截然不同，无论军队表现还是施政都远优于明廷和大顺。如果这一切能够成为清朝的国策，如果不是囿于狭隘的民族偏见，那么效忠于这样一个王朝是符合汉族百姓利益的，又有何不可？(当然，以主权换取人权，这基本上是一种幻想，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热衷此道，何必苟责古人？)

清廷入京之初也曾下达“剃发令”，但全城臣民除少数特别无耻者外，少有响应者。百姓常揭竿反抗，官员多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这种强烈的抵抗情绪迫使多尔衮以皇帝名义收回了剃发令，称“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北京臣民万众同心，赢得了这一次斗争的胜利，在迫使清廷作出放弃民族歧视政策以后，方才拥戴新帝。由此可见，当时降清的臣民并非完全妄顾民族大义的无耻之辈，相反还曾为民族尊严作出过有力抗争。据记载当时有个剃了发向清朝献媚的官员，他入朝时想挤入满洲官员班列，满官认为他是汉人不予接受；转入汉班，汉族官员又因为他已经剃发而拒绝，弄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 由此也可见当时北京降清的官员绝大多数还是深以剃发求荣为耻的。同理，由此时起直到剃发令再下期间降清的臣民，也不能概以民族妄顾大义论。

为了化解北京臣民的强大敌意，清廷不仅及时收回了剃发令，还打出为崇祯报仇，为明朝讨贼的旗号，成功迷惑了许多明朝官绅，原来降于大顺的官绅将领大多改降于清。诚然，这些人对清朝怀有一定幻想，甚至可能是侥幸心理，但归根就底，主要责任却应由南明小朝廷负----正是这个以明统自居的小朝廷把清军引为盟友，为求“借虏平寇”而竭力讨好，又把吴三桂奉为中兴之臣，社稷栋梁，为其加官晋爵，甚至准备加粮加饷，以为全体明臣的楷模。既然南明朝廷公开把清军引为盟友，对其行为全面表示支持和赞誉，把为清军开路的人表彰为楷模，那么在前明官吏看来，降清与降明就无大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反正”行为。清廷的策略和南明小朝廷的目光短浅给北方臣民带来的幻想，是使他们轻易投向清廷的重要原因之一----“先降闯，后降清”的情况绝大多数都发生在这一背景下，龚鼎孳即如是。

最可耻的当是那些在清廷彻底暴露了奴役汉民族的野心并施用血腥手段强制推行其政策以后还投怀送抱的人。由于李自成被杀于剃发令再下之前，凡先降闯后降清者必是在剃发令再下以前投降的，相反，那些没有降闯经历者却多为剃发令下之后才投效的。故言，他们大多比先降闯后降清者更不可谅解，更无耻。至于在北京以未剃发之汉臣身份降于清的龚鼎孳，则不仅没有阿谀新主的表现，还曾以拒绝剃发的前朝官员身份，愤然抵制过这种歧视政策。其大节固然有亏，但起初之降背景复杂，后来种种亦不免因木已成舟，受时势之窘，不应与钱谦益之畏死降清简单画等号。

然而龚鼎孳在有清一代遭受的攻击却远甚于钱谦益，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因为钱谦益曾秘密从事“反清复明”，而是钱毕竟降的是“我大清”，而龚竟降于李闯。而攻击最力者大都并非宁死不屈的忠义之士，反而多系极早归顺了的大清顺民，甚至不少是边骂明朝，边吹捧“我大清”，边责龚鼎孳为“贰臣”的。龚顾二人的我行我素当然更给了这些人以口实，于是他们不但骂龚鼎孳，连顾横波也一块骂，一如九一八政变后国人痛骂张学良的同时连赵四小姐一块骂，据说当时江南人文人骂龚鼎孳者常为其与顾横波并做挽联挽诗以为讥讽，因而龚有“多难感君期我死”之叹。

许多人以龚鼎孳元配童氏拒绝进京，拒受诰封之大义讥讽龚顾，窃以为值得商榷。盖童氏不肯进京，并非始于龚鼎孳降清，自龚顾定情后，童氏与龚鼎孳似乎就已只剩夫妻之名，当龚鼎孳为官于京时，固不见其随侍，当龚落难狱中，祸福难卜时，亦不见其有意探看。龚鼎孳虽爱顾横波，但断无理由拒绝元配随侍京城，除非童氏自己不肯。观童氏言“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若只得前二句，自是正气凛然，远胜须眉，但正气之后加上一个“让顾太太可也”，却顿时变味，只觉酸气扑鼻，直上云霄。在下姑作小人妄揣，童夫人并非不耻此封，拒之千里，实因前为龚顾之事不忿，长年避见夫君，未尽妇道，骤闻诰封而奔京，未免为天下笑，尤恐为龚顾轻。故语出讥讽，以退为进，料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妓女为命妇。孰料龚竟顺水推舟，悔之晚已！

龚鼎孳也好，顾横波也好，未必便是贪生怕死之辈。前文提到龚鼎孳在崇祯年间弹劾权臣一事，在清军进京之初抗拒剃发一事皆有体现，后文亦有详谈。这里暂时回到“吾愿欲死，乃小妾不可何”上来。前已经指出，此语系指李闯进京之时，非清军进京。而以龚鼎孳的才华和一贯作风，不似能出此言之人。这里再举二段龚鼎孳诗文，当是更加有力的证据：

其一，《南归舟中述怀寄秋岳》云：”巧值焚琴候，羞称感遇篇。寥莪章自废，谣诼语还传。录罪连螺黛，追仇及管弦。周攻真有策，刘肋合承拳。”其中“寥莪章自废，谣诼语还传。录罪连螺黛，追仇及管弦”四句，显然是说顾横波是受自己之累遭人“谣诼”，可见推过于小妾之说不足信，多半是时人编来讥讽二人的谣诼之词，又被不辨真伪地收入清人笔记中。这也就是解释了前文提出的疑问----“奈小妾不肯何”不但不可能为龚开脱，只有引来笑柄，这是一望可知的。故此语出于“谣诼”者口较诸出于龚鼎孳本人合理得多。

本文的主题是写顾眉，本来不该在龚鼎孳身上着墨太多，然而顾眉对龚鼎孳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正如《南归舟中述怀寄秋月》所言：

虎噬都无避，蛾眉那可捐？

不妨投昊??，幸有(左属右立刀)芝田。

江今头皆黑，扬雄字尚玄。

浮沈聊复尔，草土独休焉。”

“宁遭虎噬．不舍蛾眉，归守薄田，甘投有昊。江令黑头，幸此身之未老；扬雄玄学、料问字之有入。盖将浮沈草土终矣。数语颇不失为丈夫气，但亦惟为横波，而后有此气节。”(《横波夫人考》)这话虽太刻薄，却也不是全无道理。

因是，龚顾实为一体，欲知顾横波，不可不先知龚鼎孳。

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孟森先生指龚鼎孳为人无耻，势利富贵，本人无论如何是不敢赞同的。

龚鼎孳降清后，先授给事中，不久就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其中孙之獬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抢着剃头无处站班的降臣，他的全家男女都早早改了满装以取悦新主。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并列成了“特级汉臣”，多尔衮的亲信。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惟以善于取眉当权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给事中、御史等言官连连发难，要求刑部鞫问，多尔衮和满族大臣们有意袒护三人，硬说这是汉人嫉恨三人率先剃发而蓄意陷害，反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力的李森革职拿问。

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责龚鼎孳曾降李自成，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惟鼎孳，魏徵亦尝降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城破之时与顾横波双双投井以殉，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过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真心话，并非自我开拓。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降于李自成时也为北城御史，看来连大顺政权也颇知他的志向。他的才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并列，然而仕途却不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原因却往往是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不能分开。

读《清史稿》，龚鼎孳在顺治初为左都御史时究劾颇多，显然没少得罪人，与多尔衮冯铨结怨就不用说了。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京中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福临深恶多尔衮而敬爱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说起来，宣统不算，清朝入关后一头一尾的两个皇帝还真像，都是幼年继位，都是雄心勃勃，都不甚囿于民族偏见和祖宗成法，真心敬重汉族士大夫(而不像某些皇帝只是把汉人当看门狗利用)，力主消弥满汉之分，都受到太后的牵制而壮志难酬，抑郁而终，还都是痴情种子。福临因为满汉问题与太后和满族权臣多次爆发冲突，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事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何况顺治自己就是个为情癫狂之人，为了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他对于龚顾情缘和龚鼎孳想来不止悻悻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

于是龚鼎孳在这次召还后，连连拨擢，青云直上，很快升为一品大员。顾横波也就此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

然而宦海无常，何况是在皇帝与太后及满族权臣政见不合，暗里相争的情况下。

顺治十二年，龚鼎孳的上疏再次牵涉到冯铨(此人之无耻一如既往，比如有一次皇帝问他，翰林官贤否，他明知道汉族官吏的才学远胜于满人，却回说什么“南人优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列其多项罪过，结果遭到严旨申斥，“胀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龚鼎孳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被骤降十一级，贬为散职，补上林苑善育署署远，就是在上林苑看守蔬菜的小官。

虽然是以上谕形式加以贬斥，但这似乎并非顺治本意。试问，既然“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都发觉不妥，为何过去不假申斥，反而一再擢拔重用？而且，当龚鼎孳最初究劾冯铨时，皇帝不但没有表示反感，反而“命指实”，还让龚鼎孳密奏。如果皇帝有意维护冯铨，何不立刻驳回，必令“指实”？等罪状摆出来再说没罪，那不是欲盖弥彰吗？使用“密奏”，又显然是有所考虑。由此看来，维护冯铨，重斥龚鼎孳恐怕并非皇帝本意，而是迫于满族权贵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冯铨纵有诸多不是，却是以汉臣拜倒满族脚下的典范，如果冯铨失势，就会长汉人志气，灭满人威风。

然而从这段上谕中，却不难看出龚鼎孳常在职权范围内维护汉人的利益，反对民族压迫----一个明朝的降臣，有多大胆子，敢有意偏坦汉人，苛待满人？只因法有不公，他才校枉过正，尽其所能为同胞争一个公平罢了。而这次贬黜，虽因冯铨一事而起，实可视为朝中权贵对龚鼎孳之不满甚至猜疑的一次爆发。

有许多人，在官职卑微的时候，是很豁得出去的，一但平步青云，便贪恋起权势，变得谨言慎行，唯恐有失，而不惜自昧良心了。龚鼎孳却不是。以他的才华，若肯学冯铨，甚或钱谦益，何愁不得仕途平稳？然而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他抱定“做魏征”的志向，无论身为六品小官还是一品大员，无论汉族文人对他如何讥讽谩骂，满族权贵对他如何看不顺眼，他都不泯初衷，凭自己的良心做事。这一点，是可敬的。就凭这一条，我也不能同意把他说成贪生怕死，势利富贵的无耻之徒。只可惜无论崇祯，李自成，多尔衮，顺治，都不堪与李世民比肩，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胸襟眼界更加不能和泱泱大唐的开放兼容自信进取相比，就算真有初唐名臣相佐，也不可能再造一个开元盛世和一个世界强国。

在这方面，顾眉始终是龚鼎孳的知音，也是支持他的重要精神力量，故他在这一年自咏曰：“神索风传台柏枝，天街星傍火城移；袖中笼得朝天笔，画日归来便画眉。”

龚氏夫妇虽然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但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如果说柳如是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是冒着巨大风险，那么龚鼎孳为官时每公然为汉人争权益，一再触怒满族权贵，同样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胆识。

他们也保护和帮助过许多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甚至为此奔走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名着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傅掌雷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

至于被龚鼎孳不避嫌猜，甚至冒着风险资助过的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更是不计其数。故钱谦益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邓之诚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指的就是龚鼎孳利用职权不遗余力，甚至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那些反清志士。

对于龚鼎孳的这些行为，顾横波不仅支持，更身体力行地参与，除了和龚鼎孳一起对抗清志士及其家人慷慨解囊外，她还曾冒着巨大险保护过逃亡中的阎尔梅----龚鼎孳被骤贬出京后，顾横波寓于金陵隐园，适逢阎尔海被清军追捕，逃入隐园中。顾横波藏阎尔海于侧室中，沉着镇定，机智应变，终于化险为夷。那时龚鼎孳已不再是朝廷大员，只是一个以“重汉排满”罪名遭皇帝切责贬黜而赋闲在家的官场失意者。但顾横波未因害怕引来猜疑而有所犹豫，她在保护阎尔海时表现出的义气与胆识可谓不让须眉，袁枚以“礼贤爱士，侠内峻?颉卑俗植⒊扑?和柳如是，很大成度上也是缘于此事。

说到“礼贤爱士”，龚顾更是并有盛名。据《板桥杂记》记载，龚鼎孳原有轻财好士之名，“得眉娘佐之，名誉盛于往时”，遇到慕名来求书画者，常由顾眉代笔，“画款所书横波夫人者也”，这也就是“横波”之号得以盛传的原因。清初词坛上的风云人物陈维崧、朱彝尊等都得到过龚鼎孳的揄扬和“分俸资助”，“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而龚鼎孳也总是“倾囊？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此处的“倾囊相助”并非泛泛之谈，龚鼎孳为官清廉，虽其诗画价值颇高，但也不算豪富，据时人宋元鼎说，遇到别人急需帮助而自己又囊中羞涩时，龚鼎孳不惜借债相助，以至死后债主找上门，惟“叹公清介”。正因如此，龚鼎孳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南江北许多才士失声痛哭，吴绮在挽诗中说，“当年遇主偏辞宠，此世何人更爱才”，朱彝尊在长篇挽诗中说”寄身逢掖贱，休作帝京游“，都哀叹当世再也见不到像那样的轻财好士之人了。而龚鼎孳乐于助人的慷慨高义，得顾眉支持甚多，这在当时也是广为人知的，故《秋灯丛话》记“国初宏奖风流，不特名公巨卿为然，即闺中好尚亦尔”即举顾眉为例。顾眉死后，每当龚鼎孳资助他人时总是想起顾眉，作诗云“伤心青眼綦巾者，不见吾曹击筑歌”，自注云：“追忆善持君，每佐余急朋友之难，今不可复见矣。”(顾眉嫁龚鼎孳后更名“徐善持”，故又称“善持君”“徐夫人”)

为民请命，是龚鼎孳为官的另一个身体力行的宗旨，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据记载，“龚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硫每奏时政得失。殆决狱，日必平反数十事。事虽奏当，有毫发疑，必推驳至尽，致辕匕箸，展转含毫，获有生机而后已”，阎尔海因此慨叹 “海内感平反，多少再生魂。” 在任左都御史期间，龚鼎孳奏疏宽民力，裕赋税，招纳流民，毋令失所，因龚鼎孳之请使清廷免江南拖欠积赋三百余万。即使被连贬十一级降至上林苑任散职，他也仍然不忘为民请命，曾上疏要求朝廷退出屯庄二十二处，仍归民间业主。顺治十八年，清廷以清查逃赋为名打击江南士子，以弹压江南地区的反清情绪，江南士子遭革职者达数万之多，被迫害下狱者亦不少。其时龚鼎孳已赋闲四五载，仍自问责无旁贷，上疏当政，请宽奏销案，以是复职者不下千余人。不仅如此，龚鼎孳也常在替为官的朋友饯行时叮嘱他们体恤民艰。

上疏以外，龚鼎孳也借诗文悲叹沧桑，品评世事， 挟论公允，不避忌讳。如描写民间疾苦的《岁暮行》有“揭竿扶杖皆赤子，休兵薄敛恩须终”之句，即是谏讽朝廷，不要官逼民反。《登燕子矶》云“山泽几同游，乾坤已白头。凭高先忍泪，入洛愧同舟。歌管催残泪，霜枫登晚秋。石城潮渐落，肯为客销愁。”，则是抒发故国之思。龚鼎孳虽然不是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慷慨之士，却也绝非“此间乐，不思蜀”的毫无心肝人，只是他内心的悲戚常常被外表的长歌痛饮所掩而不为人留意罢了。遗民诗人宋睿就曾回忆，龚鼎孳常在纵酒欢宴，歌残舞罢之余与他相对泫然流涕。而对龚鼎孳的这种心境，知之最深者莫若顾眉，若《题画兰》云：“舟过燕子矶头，江风殊劲，闺人遂拈弄笔墨以敌其势”，何故为此？实念龚鼎孳之“蓬窗相对，客心悲未央时也”。龚鼎孳的这些直抒胸臆的诗文，虽因没有明显的反抗情绪而未惹来大祸，但由此引来当权者的不快，以致成为其仕途多沉浮的原因之一，却是很有可能的。

顺治十四年龚鼎孳回金陵为顾眉大办寿辰，是夫妇二人最后一次惊人之举。顾眉虽然不以世情为意，却非常在意不能为子嗣艰难的龚鼎孳生一个儿子。而唯一的幼女在顺治十五夭折，带给顾眉很大打击，从此她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开始清心理佛。

传说在龚鼎孳复官还京前，顾眉又一次提起兴致，与龚鼎孳相携出游杭州，泛舟西湖，二人年近半百，仍旧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再成一时话题。这很可能是顾眉自觉来日无多而对江南做的一次告别之游，也是想再为夫妻二人再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

康熙三年，顾眉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二年后，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顾眉去世后，在京文人学士纷纷前往凭吊，丧礼备极哀荣，送殡的车辆多达数百乘。与此同时，远在江南的阎尔梅，柳敬亭，余怀亦于安徽庐州开堂设祭，江南一带前往凭祭者络绎不绝。

龚鼎孳尝于北京长椿寺为顾眉起“妙光阁”，于顾眉逝后每岁生辰都到阁下礼诵佛经，直到康熙十二年逝世。

龚鼎孳生前著有《白门柳》词集，据余怀说，实为顾眉所作传奇。这部词集，当可视为记载二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