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身

2010-04-21 21:20:50 作者：郑风田 来源： 浏览次数：100 网友评论 0 条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其尚未完全取得产业工人待遇的问题亟待解决。CFP供图

■ 新生代农民工打工收入更多地用于城市生活的消费 ■应该重新定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产业工人”

■城镇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慢慢地接纳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缺乏知识文化和技能的挑战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关注的现象，其中有几个问题尤为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与利益诉求出现新变化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全国1.45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1亿人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有什么区别？老一代农民工是“扛麻袋进城”，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拉皮箱进城”，这还只是表面的。从更深层次看，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已出现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文化水平比父辈高出不少，更向往城市生活。虽然他们还被加上“农民”二字，但2／3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务农，对土地没有情结，对农业不熟悉，对农村缺少感情。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出来打工的动机与老一代有巨大差别。老一代农民工基本上是在农闲时出来打工挣钱，最终的归宿是农村。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前三个动机分别是：“可以挣更多的钱改善生活，摆脱贫困”、“出去锻炼一下，长本事，然后回来自己干点事”和“出去见见世面”。长本事与见世面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主要动机，也决定着他们外出比起父辈更少后顾之忧。

　　其三，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待遇与环境期望值很高。老一代农民工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况，干活赚钱，再苦再累没关系，加班加点也情愿。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上最看重的前三个条件是收入、发挥自己的专长、工作环境。他们不再背负养家压力，在工作强度与工资待遇不对称时他们可能宁愿选择不就业。

　　其四，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与价值观念已发生转变。他们的收入开支更加多元化，打工收入更多地用于城市生活的消费，享受城市生活，对工作、社会保障、文娱休闲、发展空间等要求都远高于他们的父辈。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温家宝总理2月27日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提出“农民工已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所以我们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目前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部分制造业工厂的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少大都市的建筑业、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甚至楼堂馆所的服务人员90%都是新生代农民工。而各大煤矿、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除了机器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了。新生代农民工早已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从最基础的体力劳动到高级技工，他们无所不在。但目前我国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享受到产业工人的待遇，由此带来诸多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及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大

　　美国《时代》周刊去年把年度人物的第三名授予了中国的农民工，原因是他们拯救了世界金融危机。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美国人并没有按我国的约定叫法称“农民工”，而是把他们叫作“产业工人”。

　　《时代》周刊给中国农民工这么高的荣誉，当是实至名归。我国经济增长的70%靠出口拉动，而出口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工低廉的工资。此外，在去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刻，虽然有2500万的农民工失去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威胁政府与老板，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家。在任何国家，如果上千万人同时失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

　　新生代农民工应当市民化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慢慢地接纳他们，使他们成为城市的建设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与稳定问题。法国二代移民问题带来的教训很惨痛，近年来已引发了多次严重的骚乱，危机过后法国也在不断反思移民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我国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他们当中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有 68.4%的受访者表示犯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重新回到农村，如果所在城市也不接纳他们的话，迟早会酿成大事。

　　如果大量地吸收新生代农民工落户，会给城市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能够定居下来，对劳动力市场会起到平抑的作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是依靠新移民给本国带来新的发展活力的，即使是在老欧洲，近年来也一直在吸收外来新移民。大量的新移民定居落户，原来的小镇就可以因迅速人口集聚效应而繁荣起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从改变称呼开始

　　为了更快地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深化改革，包括破除户籍制度限制，需要从社保、医疗、培训、教育、住房等多方面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些巨大的工程开始之前，可以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那就是“农民工称呼”。

　　温家宝总理曾讲“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改一个称呼了”。应该弃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包括代之“产业工人”、“新工人”或“新移民”，或者干脆根据他们的职业而定。取得固定职业是工人就叫工人，是服务员就叫服务员，如果没有固定职业者，就称“流动工人”或叫“进城务工人员”等。称谓的改变可以为他们快速变成产业工人和市民扫清心理与社会障碍。

　　改变称呼之后，第二步该做的就是尽快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把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可以为农民工未来长久留在城镇生活预留空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已在此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比如规定“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抓紧落实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过去有专门的农民工社保条例，但却高不成低不就，与城市、农村社保体系都难接轨，如同鸡肋。当然仅有社保是不够的，未来还应该把新生代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因为目前不少地区的房价飞涨，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收入普遍较低，让他们去买商品房可能性不大。

　　通过培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向产业工人与市民的转变，还面临不少挑战，主要包括缺乏知识文化和技能。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 1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38%，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文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据调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各类技术培训的占16.4%，无技术的占83.6%，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2.2%，获各种技术等级证书的占5.2%。完成向产业工人转化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加强职业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难解决的是户籍问题

　　放开户籍制度限制，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最难啃的骨头。目前有一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打工地“就地解决” 还是“返回原籍”去解决。我的观点是，应该在劳动力流入地“就地解决”，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在哪就在哪解决，要让农民工在打工的地方就地落户。问题很简单，哪里有工作，哪里才有生存的空间，才适合落户。

　　要鼓励劳动力主要流入地来大量解决跨省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地落户居住，主要包括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等沿海地区。目前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在执行 “占补平衡”政策，其实，这一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新移民政策上。我国有1亿多的跨省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家乡都有承包地与宅基地，如果能够在打工地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落户定居，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自动把家乡的承包地转让出去。从整个国家来讲，等于节约了土地，耕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因为人口在城镇居住所占用的土地远比在农村居住要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