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龙高手1 百度云:男人绅士，女子优雅

　　<男人绅士，女子优雅>

　　前面的话

　　100年前，当那本西方人写的《中国人的德行》风靡全球时，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认为华人就是书中描述的那种穷困潦倒萎靡不振的样子。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加工厂和经济增长的中心，而且还成为奢侈品销售量最大的国家，国人已经开始财大气粗了。在商品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还应该在意什么?

　　作为正在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已经上升到第三位，我们的经济总量还会升至世界第二，甚至在我们有生之年升至第一。这个得票是沉甸甸的，因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不仅为增长投票，还应该为减排投票;不仅要为今天的短期利益投票，还要为我们子子孙孙的未来投票;不仅为外在形象投票，也要为内心世界投票。所以我们应该像加拿大那样用爱心呵护自己居住环境，保护好自己的资源，以便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长治久安。

　　金融危机让人们认识到了美国式的超前消费是不可能持久的，他们很多的消费其实是浪费。相比之下，瑞士人提供了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最好范例。他们尽管有着阿尔卑斯山那样高的富裕程度，却满足于过着日内瓦湖般的低调生活。国人可能穷尽毕生努力，也很难达到瑞士人的富裕，但是保有瑞士人般的节俭习惯，这不仅是我们老祖宗的教诲，还是我们曾经的习俗!

　　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应该在城乡建设中重视自己的存量，而不是动不动就像“文革”中那样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华民族成就了世界上最快的建设速度，也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垃圾，而这些垃圾中大部分都是不能回收的。我们很多到处可见的工地尘土已经让人望而生畏，汽车尾气和装修造成的室内室外污染又加剧了生活环境恶化。我们不能再让外国人讥笑中国有13亿人工吸尘器，因为这是用我们自己脆弱的肺来过滤空气的。

　　重视存量就意味着重视历史。我们看到埃及怎样保护古迹，那里至今可以在旷野中看到矗立几千年历史的神殿。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只能从地下挖掘。

　　作为一个大国公民，我们在工作上应该养成严谨的习惯，就像德国人那样。同时在生活中保持宽容态度，就像法国人那样。如果复仇是阶级斗争年代的共同话题，那么宽容就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主旋律。因为宽容表现了一种自信，一种个人的自信和一种民族的自信。物质社会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就应该有相应的提高。

　　同时我们要激励中国女士像巴黎人那样优雅，男士像西方人那样绅士，那样呵护妇女。优雅当然是一种气质，但也是一种行为;优雅不见得是长得靓丽，但一定是大方;优雅展示的不仅仅是美妙的身段，而是它的肢体语言。尊重他人是一种优雅，具有同情心是一种优雅，宽容和责任感也是一种优雅。

　　人们可以没有骑士精神，因为这样太冒风险，所以不为。但是不应该没有绅士风度，因为这样很容易做到，何乐不为?

　　其实，我们的祖先本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五种德行叫做温良恭俭让，就是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处处与人为善。进一步讲就是：温者性和，良者心善，恭者内肃，俭者节约，让者谦逊。

　　比较就会发现，孔孟之道所倡导的这些美德，竟然和西方人遵循的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有相当大共性，讲的都是为人之本。也就是说，我们2000年前的优良传统竟然被西方人传承了几百年。那么，在和平崛起的当今中国，是否到了我们自己重新发扬光大的时候了呢?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教育意义的话，就是劝谕这个民族在人格上要有让世界彻底尊重的雄心。

　　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由我那个低调校友徐波先生当主编和王亚娟女士当副主编的《世界知识》杂志。好多热心读者都是因为看到了这本半月刊杂志才联系上我的。

　　几年前根据王亚娟的提议和她经常性地催促下，在这本杂志上开辟专栏后，我就每月写两篇文章，以至于我的大部分周末都贡献给《世界知识》杂志了。现在想起来，好几年过去了，在物欲横流、大家都忙于炒股 炒房地产的时候，我依然保持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热情，杂志社同仁也没有厌倦，读者的反映还非常好，这是很难得的。

　　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季红主编，从我刚回国时出版的《如此美国》和《投资西方》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本书了，我们合作一直是那种文人相惜的感觉，她对低碳环保的关注和我书中要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

　　天堂还是地狱

　　瑞士曾经流传着一则幽默。天堂是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法国人当厨师，德国人是技师，意大利人做情人，瑞士人负责所有的组织和管理;地狱是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德国人当厨师，意大利人是技师，瑞士人做情人，法国人则负责所有的组织和管理。

　　这则幽默听着荒诞，但说明了一个道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组合得当就会有天堂般的美景，组合不当就会出现地狱般的状况。

　　和法国人讲吃

　　法国以其美食著名于世。在巴黎生活时知道那里的饭菜好吃，到了纽约后又发现法国餐馆的消费很贵。其实不仅在美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档餐馆都以供应法国菜为荣，因为它是味觉和视觉的完美统一。

　　你可以不知道德国有什么好吃的，不知道英国有什么好吃的，但你不能不承认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天分。就像美国人善于做金融衍生品组合一样，法国人天生就会搭配食物。法国的女性个个都是烹饪高手，只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能搞定一顿饭。此外，他们还会调制有个性的汁，浇在菜上，一个人一个样，德国人无论如何也调不出来。即便做一盘简单的蔬菜沙拉，法国人也比别人做得更好吃。

　　和法国人谈吃就会有说不尽的话题，他们能把这种白块菌卖到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一公斤的价格，吃它就跟吃金子一样贵。

　　法国人有一个流行的菜叫“尼斯沙拉”，同样以生蔬菜为主，但是加上核桃仁以及热的鸭胗肝(也有的是加金枪鱼罐头和橄榄)，浇上自家调的沙拉汁，立即变成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佳肴，让人食欲大开。美国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法国老板长期聘用法国厨子，以便经常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为他制作这道看似简单，但是美国人怎么也学不会的蔬菜组合午餐。

　　美国天才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连破世界泳坛纪录，独得前无古人的8枚金牌。事后记者问他最想干什么，他竟然脱口说出，说最想吃美国的垃圾食品，就是汉堡包、薯条那类玩意儿!我看到这条新闻时就觉得，他的味觉过于简单，判断力也有问题——果然半年以后他被爆出吸食大麻，只好发表声明道歉。

　　美国人的食谱让人不敢恭维。相反，法国人的饮食品位是从小熏陶出来的。我女儿从小在巴黎长大，之后跟我转辗去了加拿大，又定居美国，每天接送她上学时我有机会观察3个国家的小学生食堂。差别是相当大的。在巴黎，小学生食堂的午餐和大人一样正规，菜是一道道上的，吃饭也是刀叉并用，和餐馆一样。阳光之下看着小不点儿的孩子像大人般有模有样，左叉右刀，吃得中规中矩，你会觉得感动。

　　法国的学校还会将每周食谱贴在校门口的显眼处让家长知道，以免晚餐在家里做同样的饭菜。相比之下，纽约的小学午餐供应的无非是比萨饼和汉堡包一类，不仅食物单调，而且用手抓着吃，座椅也很简单。至于多伦多的小学有的连午饭都不提供，家长得天天给孩子带饭。

　　但是，讲吃的法国人又是一个浪漫的民族，各行其是、一盘散沙，让他们组织一件事你放心不下，因为你永远也不能确信他们是否遵守承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巴黎传递时就遭到了袭击，其实法国人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也出动了大批警力，但就是维持不了秩序!

　　与德国人谈事

　　德国人是个不够浪漫的民族，没有意大利那样多的天才设计师，无论在服装设计上还是在装潢上。但是德国的制造业始终是世界领先的，他们建造的东西似乎都有百年大计的考虑，结实而耐用，不管是车还是房子。

　　德国人不喜欢吹牛，不像法国人或是意大利人那样夸夸其谈，但是他们的执行力很强，言必信，行必果，因而得到其他国家的信赖。我们知道德国汽车业进入中国较晚，同时他们的车还有其他的弱点，如比日本车耗油，比美国车厂规模小因而投资能力小，可德国车却很快占据了中国车市的半壁江山!——中国最大的两个汽车厂都是与德国人合资的，生产出的车从高档到低档，物理意义上遍及中国，精神意义上从上到下，让中国本土制造出像奥迪那样的“领导用车”。

　　严肃的德国人在谈判桌上不苟言笑。他们不会像意大利人那样频频点头称是，反而常常说自己不知道。和德国人一起开会，听到最多的可能是“我不知道”之类的话。或者因为问题超出他个人专业知识范围，或者不属于他的责任范围，于是他认为不应该自作主张替别人拿主意，尽管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眼里通过动动脑筋或简单计算就可以回答。

　　但是德国人会工工整整地把你的问题抄下来，回去寻找答案，或者向总部发问。然后他们认真答复。德国人并非不知道客户期望他说没问题，并非不知道施工进度的急迫，但是他们仍然不会大包大揽，不屈服于现实的压力，能冷静地说出他们的意见。

　　一板一眼的德国人在生活上也是如此，所以被认为缺乏情趣。他们做不出能和法国菜相媲美的美味佳肴。慕尼黑，甚至整个德国令人难忘的菜叫烤猪肘，看着黄焦焦的，很诱人，但没有我们扒肘子的味道。那里的酸菜也就和中国的东北酸菜打个平手，而这两个还是德国最著名的菜肴。

　　看意大利人浪漫

　　关于意大利情人这事我没有经验，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意大利男人会讨女人喜欢这一点倒是真的。因为他们热情奔放，还有幽默感。此外他们对食物也有着极大的热情。

　　我对意大利人的了解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一趟意大利之旅让我尽尝美味。我第一次知道这意大利面条不仅有红色的——西红柿酱面，有绿色的——菠菜面，还有黑色的——墨斗汁面。我当时就觉得，能在普通食物中加入色彩的民族也会给生活注入色彩的，那不是浪漫是什么?

　　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好的服装大师应该是在意大利，他们“身体中流淌着设计的血液”，意思是说有着天生的才能，无论在时装上还是汽车设计上的造诣都很高。这个国家的时装大师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气，其品牌是世界顶级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万国车市场上，能有几辆意大利制造的汽车?

　　其实意大利也是有名的汽车大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希望菲亚特能把美国的克莱斯勒兼并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他们的车毛病却很多，包括法拉利这样的顶级跑车。所以最好是让他们只负责设计，至于制造这一点还是留给执行力强的德国人好了。

　　执行力差是意大利从上到下的普遍现象。那不勒斯在前一阵子垃圾堆满街头，臭气熏天，政府却管不了，听任这个世界名城被垃圾淹没。罗马是千年古城，走在罗马就是走在历史上，但是罗马的交通一团糟，宏伟的地铁计划至今也实现不了。意大利黑手党多年以前就闻名全球，至今仍然盘踞在意大利南部，就是因为政府无能。

　　意大利人善于社交，与人谈话很投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会让你相见恨晚。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对方已把你当朋友了，他们情绪多变，翻云覆雨，喜怒无常。

　　和意大利人一起工作你会很无奈，尽管他们热情高但办事效率不高;尽管他们行事匆匆，却经常迟到。法国人出席正式场合总是姗姗来迟，与之相比，意大利人不但会迟到，更糟糕的是，有时甚至会根本不去赴约。如果你与意大利人约见会谈，为自己考虑，你必须事先致电向其核实会谈是否能如期举行，即便他们已明确答应会去赴约，也可能到时不出现，而且还不通知你。

　　我最近一次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小心了，为确认去上海见投资者一事，事先又是确认又是侧面了解，就怕意大利人犯这类毛病，但结果还是被涮了。他们在电话里答应好了一个月后来访，结果不但没来不说，连封电邮都不回，搞得我们安排见也不是，不安排也不是，中方投资者还一次次要求确认，我处在中间很是尴尬。

　　让瑞士人理财

　　和瑞士人打交道就不会有这类的忧虑。虽然不打仗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军队，瑞士人铁一般的纪律是世界闻名的。他们的时间观念很强，守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到过瑞士的人无不赞叹瑞士便利和准时的公共交通。

　　很多大城市都有交通拥挤的问题，晚点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是常见现象，但瑞士的火车、汽车却相当准时的。在那里没有事故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误点现象，尤其是发车时间，误差也就一两分钟。

　　知道为什么瑞士用手工制造了世界上最精准的手表吗?因为他们重视时间，重视时间的价值。所以，和瑞士人约会千万不要迟到，他们的时间观念比法国人不知道强多少。至于他们的组织能力，达沃斯论坛就给出了回答。那是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地方，但就是能集中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商界领袖，许多人以去过达沃斯为荣。

　　瑞士人保守自信，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办事井井有条，凡是被允许的，一定给你办好;不被允许的事情，会礼貌地回绝，没有通融的余地。瑞士人自己严格遵守规矩，同时也严格要求别人，这方面一点也不通融，他们还有互相监督并告发不遵守公德人的习惯。

　　除此之外，瑞士人的诚信也是世界公认的。

　　如果说纪律和时间观念让他们赢得各国尊敬的话，诚实守信的特点则让他们集聚了世界财富。美国金融危机后，许多人钱财尽失，纽约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从一位被华尔街推崇的银行家和最优秀的基金管理者，一下子变成了又一茬儿庞氏骗局的始作俑者，逼得投资人走投无路。美国一位90岁老者为此被迫重新出来找工作，成为超市的促销员。而瑞士从未报道过类似的事件。

　　金融危机时西方大国纷纷陷入危机，一个个救援方案纷纷出笼，但瑞士经济依然稳健，我看到许多西方金融家推荐以瑞士法郎作为保值工具。人们都知道，如果把钱存在瑞士银行的话，至少不会蚀本。

　　尽管瑞士那么有名，可谁听说过瑞士有什么菜好吃吗?

　　瑞士有一道闻名遐迩的菜叫做奶酪火锅，也有人称为瑞士火锅。就是把奶酪融化在锅里，用面包蘸着吃。连喜欢西餐的我都觉得这样做是多此一举，奶酪就着面包吃味道本来就好，整个西欧人都是这么吃的，根本没必要把它融化了再蘸面包。就像西瓜直接吃挺好，干吗非要给它加热再吃一样!

　　我的同事结伴去瑞士游览，特意花大价钱品尝这种当地特色，但是没有一个说好吃的，不少人说那顿饭没吃饱。我以前去那里时，经常以在国内从不碰的汉堡包充饥，因为正餐在瑞士太贵，又不好吃，还不如快餐来得实惠。

　　瑞士这个国家其实是各民族的汇合，居民主要由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德国裔瑞士人居住在靠近德国的地方，法裔瑞士人居住在和法国接壤的地方，意裔瑞士人居住在与意大利相邻的地方了，他们都与自己的祖上国家比邻而居但又具有瑞士人的特点。有人总结得挺有意思：瑞士人其实就是由不愿意做法国人的法国人、不愿意做德国人的德国人、不愿意做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所组成的。

　　拿对政治的热情为例，那里的德裔瑞士人更关心德国将由哪个政党来执政，法裔瑞士人更关心法国由谁来当总统，意裔瑞士人更关心意大利政府还能维持多久。总之，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瑞士本国的大选并不怎么关心!

　　天堂和地狱的幽默虽然有些夸张，但它指出了每个民族的优点和弱点，就像每个文化一样都有它的精华和糟粕，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要有针对性，不能一概而论。

　　立身之本

　　像瑞士人那样节俭

　　素有“欧洲屋脊”之称的瑞士尽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高的富裕程度，却满足于过着日内瓦湖般的低调生活。

　　许多人都知道瑞士富裕，却不了解瑞士人节俭。知道他们的钱是怎么挣的，却不知道他们的钱是怎么花的。这个国家的财富到了什么程度你可以从数字中来理解，但是这个国家人的勤俭习惯却不能通过数字来想象。

　　一个资源匮乏的内陆小国能够长期游离于世界危机周期之外，经济长久不衰，是这个地球上能找到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最好例证。

　　绵延百年的富裕时光

　　许多人将瑞士称为世界上的“首富之邦”，因为它的人均收入长期达到5万美元。我们很少看到世界单个首富排名有瑞士人，但是人均排名却总少不了他们——有时欧洲第一，有时世界第一，那里的穷人很少，百万富翁却比比皆是。

　　在欧元和美元交叉贬值、许多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今天，瑞士人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不过有3%左右，而且多少年来都是如此。瑞士既不是发达国家的暴发户，也没有美国那样大的贫富差别。它以长期、稳定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冷面贵族，注视着曾经资本雄厚的国际银行一个个倒闭或被兼并，旁观着周围比自己大得多的经济体一个个陷入危机。

　　由此，这里是法国服装设计师、意大利皮鞋制造商和纽约珠宝行争相来开店的地方，是查理·卓别林、奥黛丽·赫本等明星喜欢和定居的场所。周边的国家，像法国和德国的一些体育人才在功成名就之后，也喜欢将居住地迁到这里，因为在瑞士，富人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相对较低。

　　由于太多的有钱人涌到了这个小国，导致物价上涨，这是瑞士的劣势之一。在这里无论是吃饭还是住酒店，什么消费都贵，以至于我每次去都尽量不在瑞士过夜，吃饭也以麦当劳来打发，因为我知道这种全球连锁的快餐店即便比其他国家贵也不会太离谱。不仅是我，连瑞士人也不惜跑远路，开车到边境另一侧的法国购物和加油，而且形成习惯了，常年如此。

　　几百年里，瑞士人以勤劳加智慧将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富有，但仍然居安思危，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国的包围当中，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一如既往地过着朴实的生活。

　　世代相传的节俭习惯

　　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瑞士人，以节俭闻名这点真可以列入史册。写这篇文章时我随手翻看中国地图出版社的《新编实用世界地图册》，在民俗这一栏中描述葡萄牙人是“提倡文明斗牛”，荷兰人“喜爱鲜花、风车和木鞋”，芬兰则以“桑拿浴”闻名世界。

　　而在瑞士人的民俗一栏中竟然写着：“在西方人中以吃苦耐劳闻名，善于理财。”第一眼看这段时，怎么看都觉得写得不够通顺，写别人说的是风俗，写他们讲的却是特性。但这是怎样的特性啊?后来我理解了：瑞士人竟然简单到没有风情，不会浪漫，以至于很多文人墨客居然难以列举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有可圈可点的风俗习惯!

　　瑞士国土面积小，境内高山林立，地势南高北低，号称欧洲屋脊;可耕地不多，矿产资源贫乏，冬季漫长。在屋脊上求生存自然不可掉以轻心，于是瑞士人世代养成辛勤劳作、节俭支出、居安思危、常为未来作好储备的美德。

　　瑞士人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没有资源，有的只是一双手。”

　　比起同样富裕的美国人，瑞士人有高得多的个人储蓄率和低得多的居民消费。家庭主妇喜欢买简装洗涤用品，回家后再灌进旧瓶，还保持了修砌贮水池接雨水冲洗厕所的习惯。瑞士人时时处处精打细算，不少宾馆、餐厅都有买多少、吃多少，糟蹋浪费要被罚款的规定。

　　尽管瑞士大公司经常举办高层次的国际交流会议，对会议经费的预算却会详细地筹划，如购买往返而非单程机票，挑选最便宜的航班，会址选择租金低廉、交通方便而且能代办午餐的酒店，而且一日三餐大家都是一样的，谁想另选佳肴，就得自掏腰包。

　　长治久安的低调传统

　　瑞士人的消费观念重实用，轻奢华。比如，在瑞士汽车普及率极高，但豪华的奔驰并不多见，多是丰田、雪铁龙、大众这类普及型车。有人说，开奔驰车的，一定是年轻的经理——年纪大一些的人不太看重速度，也不愿意炫耀。

　　在商务交往中，瑞士人出示的一般是简单的名片，白纸黑字写清姓名、职位、地址和联系电话，空白的地方比写字的地方多。反观我们国人，在自己名片上面写满头衔：名誉的或实际的，社会的或团体的，有的一张写不下，还要写在反面。

　　在瑞士人看来，如果只是管理一家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小公司，出示总经理的名片就显得夸张。我曾去一家瑞士小公司做尽职调查，接待的负责人给的一张名片上写的是董事，我费了点心思才知道他其实就是总经理。

　　瑞士人不喜欢夸财显富，没有多少人为了表现自己有钱摆阔。即使千万亿万富翁，在瑞士也只有银行和税务局知道。拥有亿万家财的富翁很可能就是一位身着普通衣服在路边散步的人，或是一位在超级市场里仔细挑选价廉物美的商品的人。

　　人们都知道瑞士生产名表，劳力士、雷达、欧米茄、梅花等世界驰名。但许多人瑞士人戴着普通表，年轻人也喜欢戴几十美元一块的塑料表。

　　有人说，瑞士钟表的发明和研制都基于一个发明，那就是发条技术。发条能够收紧并储存能量，又能慢慢释放出来以推动运行装置和指针。节俭美德就好比这种能量，多年来积聚于瑞士人土壤之中，无论穷日子还是富日子都一样释放，这是推动瑞士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朴素日内瓦

　　日内瓦我去过几次，是联合国许多分支机构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所在地，有几万名各国外交官，每年要召开几千次国际会议。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全城都是十几层火柴盒形状的办公楼和公寓楼，很少有那种闪闪发亮的玻璃幕墙。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也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机场地下连着的火车站，站台窄小，颜色暗淡，朴素到没有欣赏价值。瑞士人建筑上不追求世界最高，生活上也不谋求世界第一。

　　坐上火车沿途观赏瑞士，没有多少标志性的建筑，漫山遍野都是农作物，山清水秀，跟农业国家没什么两样。当有人询问我去瑞士旅游的建议时，我常说那里青山绿水，然后就没什么了。晚上，瑞士人也不常去灯红酒绿的地方，很多当地居民早早熄灯睡了，有人因此戏称他们是欧洲的农民。但这是怎样朴实又富裕的农民啊!

　　瑞士人对生活的看法就像这只海鸥，尽管他们在财富方面飞得很高，但还是满足于过普通鸟儿的生活。

　　世界上很少有农民能像瑞士人那样逛公园，不收门票不说，还可以让孩子痛快地玩那些电木马、大气垫，还不用考虑交费问题。若邀上亲朋好友去郊外野餐，人们也不用自带炊具，因为许多旅游点备有烧烤用具供游人免费使用。当然，所有公厕也都是免费的。高速公路的两旁，隔不远，便可见一部公用电话和写着“SOS”的紧急呼救设备。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节俭的民族背后有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政府。

　　这个政府还很重视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因为工业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在政府卓有成效的宣传下，瑞士人都能长期自觉地回收废品。城市居民在清理垃圾时，总是把玻璃瓶罐、塑料制品、旧报纸和无用的脏物分别装起来，然后按类倒入垃圾箱内。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做法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使政府每年都能节省大量的外汇。可以说，在瑞士，节约的传统是自下而上的。

　　务实的达沃斯

　　除了日内瓦和苏黎世这些人人都知道的城市外，最近几年声名鹊起的另一个瑞士城市叫达沃斯，经济和企业界的管理人员现在很少有不知道它的。但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镇，还在山里，交通不方便。无论从附近的哪个机场下飞机，都要穿山越岭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会场。

　　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开了那么多年，与会者全是各国领袖政要和经济界的翘楚，成了世界上最高级别的经济盛会。人们趋之若鹜，以能够收到参会通知为荣。即便这种层级的会议，又年年举办，瑞士人一直没想到要在那儿建个机场，修一些世界政要专用的、不让当地人走的直通线。

　　去过那里的中国企业家说，达沃斯几十个小旅馆，没有一个是为会议专门建的，更没有什么奥运村一样的达沃斯论坛村。所以每年开会酒店房间都不够用，许多与会者只好住在一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还有不少人每天坐着火车早来晚走。

　　达沃斯是高山地带，冬季度假的滑雪胜地。论坛开会时，与会的商业领袖们常常和滑雪的人挤在同一个电梯，不分彼此。当地政府并没有因为有那么多各国政要与会就把滑雪场给封了，也没有出台什么没有会议牌就不让进的规定。论坛开会期间当地没有单双号限制行车措施，当然也没有连续多天的交通管制。尽管当地因为会议经常堵车，可据说连当地疏导交通的都是业余人员。

　　那里没有一个宏大的会场，没有像北京一样的鸟巢、水立方，没有风格奇异的大楼，没有为一次盛会而建、以后大部分时间都闲置的标志性场馆，许多设施都是临时搭建的。

　　尽管那里没有代表一个时代风格、反映执政理念的传世之作，达沃斯的经济论坛仍然是世界顶级的。用老百姓的话讲：你不服不行。

　　瑞士人可称为这个世界上节俭和低调的典范。在瑞士，厉行节约不是个别人或某一部分人的行为，而是全民性的。瑞士人已节俭成风，而且世代相传。于是瑞士人没有次贷危机，银行不用救助，人们不至于流浪街头，高管们也不会因为乘豪华专机去向政府讨救济被骂。

　　就我们这一代的国人来说，可能穷尽毕生努力，也很难达到瑞士人的富裕程度，但是我们却可以养成瑞士人般的节俭习惯。获得财富要有运气，节约却唾手可得。这不仅是祖宗的传统，还是我们曾经的习俗!

　　像日本人那样自律

　　日本人严守公德和纪律，他们认为遵守规定是天经地义的。中国能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已为时不远了，但是要养成日本人那样对社会和环境的功德心则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努力。

　　我们在习惯上一直把日本人列为西方国家，与欧美国家划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和欧美国家一样发达，和欧美国家一样文明，一样有秩序，尽管他们长了和我们相近的脸、一样的肤色。中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后，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发达，许多方面可以和西方媲美，缺乏的却是文明和秩序，以及日本式的纪律。

　　抽烟的乘客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听了后很有感触。那是一个常坐出租车的日本人，烟瘾很大，在上班的途中都要抽支烟。为了让车里没有太大的烟味，他常常是让车停下来，在外面抽支烟再走。但毕竟停车不方便，北京人几年前又不是没有在车里抽烟的习惯，这个日本人在事先得到司机允许的情况下，开始在行车途中抽烟。

　　出租车司机从他的后视镜中惊奇地发现，这个日本人竟然自带烟缸，不仅烟灰，连烟蒂都不扔到车外，下车以后带走烟缸，车里面没有灰屑，路面上也不留垃圾。事隔很久，那个司机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依然记忆犹新，从一字一顿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到他的感激和崇敬的心情。

　　走在东京的大街上，我对这个看上去比北京建筑落后很多但干净很多的城市感慨不已。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东京属海洋性气候，空气湿润，灰尘比较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人注意环境保护。那里的街上看不到北京遍地可见的纸屑和塑料袋，也确实很少看到烟头。尽管日本烟民不少，但在大街边上抽烟的人，一般都会备一个小小的便携式烟灰缸，将烟灰弹在里面，用完后合上再装进衣袋里。

　　我们常常说要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那个日本人完全可以和北京人一样，抽完烟随手扔到车外，却没有这样做，依然严于律己，维护城市的整洁，也让我们国人汗颜。

　　路上的行者

　　日本人严守纪律全世界有名，他们认为遵守规定是天经地义的，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我见过日本的一则报道，在去东京机场双向行驶没有隔离带的公路上，进城方向堵得一塌糊涂，而出城方向却很畅通，那中间并没有隔离带，想超过别人加快速度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日本的驾车者就那么耐心地排着长队，不肯开到对面去借道超车。

　　我路过东京时住在市中心赤坂一代，那里的街道十分狭窄，根本比不上北京，有的只能容下一辆车通过，所以有许多单行线，坡度还很大，上上下下的，却没有北京那样堵车，车速也挺快。就是因为日本人行车规矩，该加速时加速，该慢行时慢行，也不会乱停车堵塞要道。

　　有一个笑话生动地说明了中日驾车者的区别，说的是在一个有百位的停车场中，如果美国人停车只能停80辆车，因为他们的车太大;日本人却能停110辆车，因为他们会利用空间;换了中国人只能停两辆车：一辆堵在进口，一辆堵在出口!

　　在法国，我只凭远远一望，就能判断是否为中国人的游客团队。因为同样是一队亚洲人，被导游领着成群结队过马路，如果像羊羔般一个挨一个整齐走的肯定是日本人，东一个西一个的散兵不用说就知道是中国人。

　　想测试一下也非常简单，在一个设有交通信号灯路口的，即使当时一辆车都没有，还耐心地等变成绿灯才过的就是日本人。

　　执法的警察

　　行人遵守秩序，执法者更应该起表率作用，日本人就是这样。在东京，我看到的是骑自行车巡逻的日本警察，在红灯前规规矩矩停下来。那里的汽车也是让行人先行的，这是文明社会不成文的规矩。而在北京，警察却可以开着警车，公然在国家大剧院旁的人行道上与观众争路。看着在狭小步道上挤上来的警车，在中国这个最具特色的艺术殿堂前却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迎面的散步人群纷纷侧身列队为其留出开过去的空间，我也只好乖乖让行。

　　日本武士的头盔，他们和西方古代骑士一样以替天行道为己任。

　　日本人讲规矩还闹过笑话：有一次在日本京都，被追急了的小偷跑进附近一所民宅，尾随的3个警察追到屋门口后，为了严守入室的规矩，竟然脱下鞋再进屋，结果耽误了时间，让小偷跑掉了。中国人会觉得过于荒唐，然而日本人看来，这是值得的，因为你不能为了维护一个纪律而破坏了另一个纪律，那样做会让整个社会没了规矩。

　　遵守纪律、照章办事已渗透到了日本人的骨子里，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当年日本警视厅在逮捕奥姆真理教教主时，各路记者已在这个邪教的老窝等候数日了，熬红了眼也伤透了神，一心一意要拍下擒拿教主麻原彰晃的精彩瞬间。没想到担心出现意外的日本警视厅，竟把囚车一直开到了楼跟前并和大墙贴上，再在墙上开出个洞，直接把麻原彰晃从打开的洞里押上了车，让在场的记者一个个都傻了眼。

　　即便押送着国家要犯，当执法车队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开道的摩托、警车、囚车仍然在收费站口缓缓停下，依次办理交费手续。即便执行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日本警方都不愿意破坏自己制定的规矩!

　　环境的熏陶

　　无论何时，只要去做同一件事情，日本人肯定会规规矩矩地排起队，绝不会有人上前插队，因为那会令人不齿;乘滚动电梯时，前面的人肯定都会靠左边站立，留出右侧供他人行走，绝不会并排站立，因为这是礼貌;交通拥堵时，看不到驾驶者抢道并线，或者按汽车喇叭，因为这是公德;订好的约会，无论是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还是普通市民，肯定都会准时到达，不会迟到，因为他不想浪费对方的时间。

　　用东北人的话讲，日本人有眼力见儿，意思是说在公共场合他们会观察周围环境，不是仅仅想到自己，还会想到别人，不做妨碍别人只舒服了自己的事，那真是值得中国男人学习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乘飞机时，如果两边都是中国男人，尽管他们并不胖，你可能也会觉得座位拥挤，因为他们会把两边的扶手都占着，再把双腿叉开甚至越过你座位的边界却浑然不知，空间顿时变得狭小。我自己就有好几次提醒邻座的同胞把腿并回去一点，免得和我的腿挨在一起，因为我对同性间的身体接触没有任何兴趣。

　　假如两边是日本人的话，同样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大，因为他们会双腿双臂并拢坐在那里。一位女同事出差下了飞机就向我感叹：一个注重社会公德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

　　事实上，日本政府和机构相当重视国民的公德培养，东京地下铁路公司为此要在车厢内张贴大量“不准使用移动电话”以及“不准以背部阻塞通道”的告示。他们还会写出有德育意义的海报，如“让座给更需要的人士”、“向人微笑以示谢意”、“站直身子保持眼神接触”，等等。日本的公德熏陶是潜移默化的，既有必须遵守毋庸置疑的规定，又有鼓励性的提示，而不需要中国式“五讲四美”大规模的宣传运动。

　　自律妇孺

　　与我们相比，日本有自制力强的儿童和遵守社会公德的母亲。

　　日本人注重从小培养孩子锻炼意志，吃苦耐劳，所以日本的小孩离开优越的条件、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也能生存。参加夏令营的日本儿童都自己背着大背包，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大人觉得他们辛苦，想帮他们拿背包的话，还会遭到拒绝，因为那是懦弱的表现。比起那些要父母陪读、娇生惯养的中国孩子来说，他们的生存能力自然要强很多。

　　对儿童在公共道德方面的培养，日本人也走在前面，连垃圾处理厂都被用来做环保教育。本来凌乱脏臭的地方在日本成了科技馆，所有处理垃圾的环节都进行了透明化的密封，外围又建起了一个系统的科普观摩走廊，不仅美观清洁，而且各种关于环保的科普动漫琳琅满目，很受儿童和家长的欢迎。

　　这种针对儿童心理进行的研究和设计，可以让孩子亲身体验垃圾处理的流程，使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孩子们不仅自己会学会处理垃圾，还会督促父母做好垃圾分类。

　　日本人在不足一平方米的房间中建个功能俱全的浴室，他们对空间的利用无人能及。

　　那些作为母亲的日本妇女也在自发起表率作用，她们在超市里买走用白色的塑料饭盒装着的东西后，使用完毕会把这饭盒交回来，还洗得相当干净，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她们会说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们留下很漂亮、很干净的自然环境，既然做不了很大的事，就从这样的小事做起。

　　日本人不会像中国人一般对宏观政治问题有很高的兴趣。在中国好像无论是谁都想做大事，干一番事业。而日本人平时想的和说的大多是怎样做菜最好吃、怎样洗衣最节水、怎样用车最省钱、怎样干活最有效。毛主席在称赞教育家吴玉章时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就环保和公德上讲，日本妇女虽然不想干大事，但真是每天都在做好事。

　　敬业男人

　　一位台湾朋友碰上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台湾大地震，她当时正在台中酒店，在大楼摇晃之后和其他客人一样跑下了楼。那时是夜里，地震间歇，住店客人们仓皇出逃，急不择衣，穿什么的都有，美国人只穿短裤就跑出来了，还有的只是用酒店的大毛巾围住下身，如同刚从浴室里出来。镇定下来后，我这位朋友环顾四周，发现各个国家的人中，唯独日本人穿戴得最为整齐，让她印象深刻，毕竟那是性命攸关的时刻。

　　我也颇有同感，我在纽约工作时碰上了2001年“9·11”事件，当时两架民航飞机被来自中东的恐怖分子劫持并强行驾驶，分别撞击了纽约世贸大楼1号楼和2号楼，两次撞击间隔不到40分钟，期间逃得最快的也是美国人。

　　当我本人在两次撞击之间还在2号楼上犹豫是否下楼时，远在十几公里外的洛克菲勒中心的美国人早跑到地面上了。他们远离事发现场，只是远远看到我所在的楼上冒出了滚滚浓烟，就放弃工作逃之夭夭了。但是有些我所在楼上的日本人经理在让雇员们逃生后，自己却镇静地整理文件善后，结果在大楼倒塌时丧了命。

　　当然，假如他们知道大楼会倒塌的话，谁也不会显示自己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毕竟是在美国——一个生命高于一切的国度。我只是想说这些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值得钦佩，在我事后找出租房子时，就碰到隔壁楼的一个空置的房间，那房间的租客就是一个丧生于世贸大楼的日本人。

　　在快速发展几十年之后，日本的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现在许多中国学者都在计算我们何时能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我想这个日子不会太远，因为日本在停滞而我们在增长，理论上可能只需一两年的时间。但是，要养成日本人那样对社会和环境的公德心则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努力，因为我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像韩国人那样整洁

　　出门在外的韩国人对维护公共卫生有着共同的使命感，这是民族的习俗，无论贫富。

　　不去韩国就意识不到中韩两国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近，走之前我又看地图又查路线，觉得沿着陆地飞行的话得要2000公里，越海直飞的话不到2000公里，结果在北京去首尔的飞机上，乘务长报出的是让我惊讶的1100公里，比去上海还近。

　　不去首尔就不知道那里人的干净整洁到什么程度，这个看上去建筑没有特色的城市却有着很有特色的人群，这个特色就是“整洁”。

　　清洁的街道

　　原来叫“汉城”后更名成“首尔”的韩国首都表面上是没什么好看的，传统建筑已经剩得不多，新的建筑又没什么出奇之处，一个个火柴盒般的高楼紧挨在一起，街道也不够宽阔，跟东京差不多。但的确是干净。我在街头甚至在商贩云集的小巷子里漫步，看不到垃圾，也看不到污水，即便是在油炸的摊位旁。

　　行色匆匆的人们都是手提垃圾，找到垃圾桶才肯扔掉，不像我们一些同胞，将果皮直接扔到地铁车厢里却不脸红。我们在那里活动了5天，皮鞋从来没有擦拭过，鞋面上始终没有灰尘，这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

　　多年前在东北生活时，我就知道朝鲜族人爱干净，尽管当时他们和我们一样贫穷。如今到了首尔后，我看到的是同样的景象：高级饭店里明亮如新，普通餐馆也干干净净。出门在外的韩国人对维护公共卫生有着共同的使命感，这是民族的习俗，无论贫富。

　　和我们北京马路上跑的一些汽车有厚厚一层灰尘相比，首尔街头的车都像刚刚清洗过的一样。

　　便利健身房

　　“整洁”在韩国人眼里不仅意味着干净，还意味着整齐划一。

　　由于养成了持续健身和游泳的习惯，每到一个酒店，我都先问好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开放时间。那次在首尔住的是规模很大又在市中心的乐天酒店，网上查到他们有器材齐全的健身设施和一个宽敞的泳池，所以我提前作了准备，带了必要的泳具和衬衫短裤以便作器械运动。

　　为了不影响访问日程，我早上6点就起床去了健身房。自以为起得很早，在入口处却发现几个中年韩国人也在进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人全部是盛装一般，男人西装革履，女士都衣着优雅还化了妆，像是参加宴会一样，但他们却鱼贯进入了锻炼场所。

　　酒店的泳池没有让我失望，就像好西餐馆一定有好吃的面包一样，好酒店一定有好的锻炼场所。那是一个宽敞洁净的大片水面，等我畅游了一会儿，抬头四处张望时，哇，周围游泳的男人都戴着绿帽子!那可是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景观。

　　原来，与我们国内游泳池附带用具销售店且卖得比专卖店都贵的习惯不同，韩国酒店里免费提供泳帽，清一色的绿，就像健身房提供免费锻炼便装一样，清一色的白。于是客人们就不用大包小裹地背着行囊，径自穿着上班的衣服就来了，可真是方便。

　　整齐行者

　　喜欢法国文化的韩国人整齐到了穿衣服都一样的程度，这点可是与始终避免雷同的法国人不一样。晚上在酒店旁边散步时看到连街头吃烤串的年轻人都衣着整齐，同行的朋友就感叹道，他们怎么穿得都一样啊!

　　韩国人上班期间习惯颜色深重的服装，很多女孩子穿黑色的上装，再以黑色的连裤袜御寒。当地人告诉我们越到冬天女孩子越愿意穿裙子，因为冬天阳光少，而夏天里她们怕晒黑大腿反而穿长裤。看来至少喜欢白嫩皮肤这点上中韩两国人民有一致的地方。

　　在韩国，地面没有垃圾，人们衣着整齐。但是学生的校服是用结实而又便宜的布料做的，免得加重学生负担。

　　为了美观，韩国人不怕冻，我们在号称韩国故宫的首尔景福宫看到一群当地中学生少女，都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下身袜子只到膝盖下方，大腿裸着，大冬天的在那儿排队参观，而我们的棉衣和秋裤都裹在身上了。

　　但是这又是个重视细节的民族，外衣颜色相近，但质地不同，当然还有不同的饰品。当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们，那些看上去美观的中小学统一的校服都是用尽可能廉价的布料做的，因为怕贫穷的家庭支付不起，我听了感受颇深。

　　韩国虽小，却是是一个注重外表、注重形式的民族，所以领带和西装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当他们表示慎重的时候。

　　首尔的尹先生是我陪同的代表团团长的学生，为了向昔日的老师表示敬意，他那天不仅自己西装领带，还带着全家老少三代盛装请我们吃饭，尽管他的父母和孩子不太会讲英语。那顿饭说是定食，我以为就是连汤带菜四五道，加点当地泡菜，就像日餐午饭似的，结果上来的有四五十道，原来是宫廷定食!尽管每道分量很小，还是让不放过任何美食的我差点撑破了肚皮。

　　干净小贩

　　到达首尔当天晚上，我们入住酒店后马上碰到的是换汇问题，和我们同行的文化部尹参赞经常出国，知道许多发达国家的汇率是自由定价，在大饭店里换汇是最不划算的。尹参赞先问了酒店的换汇率，心中有底价后、他径自出门到了大街上，问了至少3个换汇地方，最后是和附近摆摊鞋匠达成了兑换交易，为我们都换了外汇。

　　听到街头擦鞋小摊还能换汇，让我们啧啧称奇，第二天我们一同来到街上观赏。我看到的这个擦鞋摊位竟然是一个金属和玻璃做成的封闭亭子，跟电话亭般大小，矗立在人行道边上，与其他卖油炸食品的小摊和报摊混排在一起，既不挡人行，又能让人注意到。

　　亭子应该建了许久，但是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就像被擦亮的皮鞋一样在夜色中反射着光。收摊后鞋匠将玻璃门锁好，一切显得整洁有序。

　　出奇的是这种摊位还具有融资功能，擦鞋之余顺便炒汇，又守在大饭店门口，抢走了饭店不少生意。而对于我们说来，换汇最关心的除了汇率之差外，其实是安全问题，一是治安环境，二是不能有假币，大饭店里一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在韩国我们之所以敢于舍弃大饭店，是因为街头安全且无假货，连鞋摊炒汇都童叟无欺，还整洁得让你觉得不失身份。

　　合理物价

　　没到韩国前，我知道周边国家中日本的物价最高昂，到了韩国后才知道，那里的物价也很高，比如我们常见的街头小吃。晚上散步时我们看到首尔街头有好多小吃摊，卖的炸饼油光光的很是诱人，问了价钱后却吓我一跳，要7000韩元，换算后竟然达到40元人民币。放在北京小摊，类似的炸油饼不超过2元钱，一个炸饼要贵出北京20倍，我想一定是听错了。爱刨根问底的我很不甘心，又试着用不同的语言问了两遍，才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其实在韩国，食品中最贵的是牛肉，而且是本地牛肉。对韩国人来说，国产牛肉是质量和品质的保证，卖价自然比进口牛肉还贵，几百元人民币一斤，到了许多人吃不起的程度。我们吃的烤牛肉是庆熙大学商学院请的，铁板上不放油直接烤食，既非塞牙般的柴，又没有咬不动的老，是那种红白相间的雪花牛肉，嫩得能嚼出汁来，入口即化。

　　韩国物价很有启发意义，尽管那里食品物价高昂，高过北京的十几倍，但是房价只比北京贵2～3倍，小汽车价只贵1倍左右，也有旅行团自深圳飞，来回5天游玩，包吃包住包机票总共加起来才2800元人民币，不过几十个韩国油饼的价钱。

　　比起我们，这个物价体系的优势在于均贫富：小贩们能将食品卖价提高到大饭店的水平从而消除了贫困阶层;广大的工薪阶层都可以用一两年的薪水买车，用几年的薪水买房，而不用像我们这样穷尽两代人的积蓄才能买一套房;在保护本国产品的同时低价招揽外国游客来消费。

　　和韩国地理上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一衣带水，习惯却那么遥远，我们要向邻邦学什么?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北京管理成韩国或新加坡那样，不要再听到此起彼伏的吐痰声，不要到处都有纸屑和塑料袋垃圾，不要让女士过地下通道时左顾右盼，不要再看到开着大奔的人从车窗往外扔烟头……我们是人而非动物，整洁应该是私人和公共生活的起码要求。

　　在中国城市财政收入越来越丰裕的今天，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为什么不能拿出管理一个国家的劲头来管理一个城市呢?在我们的家庭和办公室装修豪华的超过西方的年代，我们还想继续生活在“进门像欧洲，出门像非洲”的公共环境中吗?

　　治国之道

　　像加拿大那样保护资源

　　在这个既有高山又有丛林，既有蓝天又有海洋的国度里，到处都是人工培植的绿地，到了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加拿大会被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了。

　　多年来，加拿大一直位列世界七大工业国的末席，在七国中，尽管它国土面积最大，人口却是最少的，只有3000多万居民，地广人稀。但如果按人均占有资源比例算的话，加拿大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在这个既有高山又有丛林，既有蓝天又有海洋的国度里，空气是新鲜的，水是洁净的。其原因不仅仅是自然条件好，而且与他们很早就有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关。

　　在陆地上经得起诱惑

　　还是用例子来说明加拿大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毕竟事实胜于雄辩。

　　加拿大的西部艾伯塔省一个重要但长时间不被人注意的资源是油砂，是藏在地下含着丰富石油的砂岩。不同的是，石油在地下呈液体状，可以用机器直接抽取。油砂却是固体状的，要像挖煤那样进行挖掘和开采，之后还要通过特殊的方式，把其中含的油提炼出来，成本高代价大。

　　在油价低于30美元时，油砂是不具开采价值的。但随着近几年石油价格狂飙式的增长，开采油砂就成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石油巨头们都将目光聚焦在了这个商机上。

　　然而，加拿大地方政府并没有被这个爆发的商机冲昏头脑，他们对开采者设了种种限制，其中最为重要的限制是：油砂开采提炼后，开采者还得把提炼过的砂岩填回去。这样既不破坏当地的环境，又不会污染到其他地区，还使得开采业不得不留在当地，从而和谐地保证了生态环境和本地区的工作机会。

　　设想一下，在国内各个地区的招商引资中，抢投资者像抢媳妇一样的大环境中，地方政府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招商引资，假如要开采一个煤矿，面对外来的投资商，地方政府开出的条件是：开采出的煤必须用于建在当地的发电厂，还要把燃烧过的煤渣填回原来的挖矿坑道——还能指望有人来投资吗?

　　在国内出差，每当我看到矿区鬼剃头般的半边秃山，一侧有草有树，另一侧则土黄一片，被挖掘得像狗啃过的一样，心里就不舒服。中国人做不到的事，加拿大人却做得到。比起默认野蛮开矿的中国地方管理者来，加拿大政府在对待资源，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问题上，绝不唯利是图!

　　在海洋中顶得住威逼

　　加拿大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国家，无论是淡水还是咸水。但是却很少听到水污染的报道。

　　在那里的公共泳池中畅游，我感到的是清爽和透明，像在矿泉水里游泳一般，即便不小心喝上几口水也觉不到异味。戴上泳镜，在水中可以看到10米以外的人体，而我们国内大部分泳池，两个泳道以外就很难看清楚人形了。

　　加拿大很重视对海洋的利用和保护，政府和有关各方制定了具体措施，包括加深对海洋的研究，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加强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海洋保护意识。对他们来说，没有与自然的和谐，就称不上是一个和谐社会，因为社会是人类和自然界共同组成的。

　　加拿大制定了海洋水质标准和海洋环境污染界限标准，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治石油及有害物质流入海洋，设立了“沿海护卫队”负责保护海洋环境。沿海护卫队对化学物品和石油的泄漏事故能迅速做出反应，能在很短时间内对大面积污染物进行清除。为了应对海洋中的突发事件，海洋护卫队在全加拿大设立了72处战略设施。

　　强势的美国邻居多少年来一直在鼓动加拿大政府加大国防开支，成立潜艇部队，以便可以在北大西洋军事演习中充当美国海军的假想敌。但是无论美国人如何威逼利诱，加拿大历届政府都拒不成立潜艇部队，任由漫长的海洋线处于没有军事保护真空之下，为此节省了巨大的开支。但是他们成立海洋护卫队却毫不含糊，把用于国防的开支花在环境保护上，加拿大人的气度值得我们去深思。

　　用规定制止过度捕捞

　　加拿大是一个渔业大国，但它对捕鱼施行严格的配额。中国各地餐馆可见的鲍鱼在加拿大是禁捕的。联邦海洋渔业部甚至在媒体登广告，呼吁民众不要吃鲍鱼，并检举非法捕鲍鱼的行为，就像美国人登广告号召人们揭发家庭暴力一样。

　　为保护鳕鱼、大马哈鱼等珍贵的鱼种和鲸等海洋动物，政府投巨资建立各种研究所和保护设施。其实加拿大盛产鳕鱼、鲱鱼、比目鱼、鲑鱼、毛鳞鱼、扇贝、蟹和龙虾，以国人眼光多少年都捕捞不完。由于加拿大对水产资源的保护、发展和管理有一系列法律措施，因此其渔业一直经久不衰。近年来，加拿大政府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和水产资源，对本国的渔业公司也实行配额制，额度之外严禁捕捞。这种规定相当严格，连海钓者都受到了限制。

　　有一次在加拿大最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我随着小型钓鱼船出海根据声纳追踪水下的鱼群。那次每个人都钓到许多繁殖量大的青鱼，可以带走，但是钓到繁殖量小的深海石斑鱼就必须放回。每次这种相貌凶恶、将近一尺多长的石斑鱼出水之后，大家都会过来端详，喜欢美食的我眼前就会浮现那种细嫩白肉在鲜美清蒸汁中的情景。

　　设想一下，偌大的海洋，少了几条鱼根本不影响生态，在中国即便有这样的规定，又有多少人能遵守呢?连我都觉得这样的规定不近人情，但是还得把鱼扔回海里。船老大严肃地告诉我们，这是政府要求，没有商量。我看出他们并不想为了赚游客的钱而丧失原则，宁愿在没人看管的茫茫大海中充当监督者。

　　用爱心呵护环境

　　除了大片的原始森林和平整的耕地外，加拿大到处都是人工培植

　　这个被称为堰塞湖的加拿大冰川湖泊，天池一般美丽自然，周围一点纸屑都没有。

　　的绿地，几乎见不到裸露着的黄土，再加上湛蓝的天空，到了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加拿大会被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了。

　　加拿大的环境保护，先后经历过保护树木草场、保护土地、保护人文景观几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主要是保护大自然。国家和各省相继成立环保部门，制定完善各种环保法律和制度。政府的规范加上居民的自觉，使这个国家从东到西看不到差异。即便是在西部寒冷的落基山脉，你可以看到一侧是白雪皑皑的冰川，另一侧是绿油油的草地。

　　加拿大也是一个动物繁衍的天堂，那里的许多动物都受到保护。

　　浣熊在多伦多是除了人以外最多的陆地行走动物，对人视若无睹。

　　地球上相当多一部分麝牛、白熊、海象、驯鹿以及多种候鸟都生活在此。毛皮动物最多的地区是圣劳伦斯沿河两岸和落基山脉，那里有无数的珍贵毛皮动物，如狐、小狼等。加拿大动物毛皮分为两大类：牧场动物毛皮和野生动物毛皮。水貂是毛皮牧场饲养的最重要的动物。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毛皮产地之一，出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需要，地方政府对猎取野生动物作了严格规定。同时，那里的人们也习惯了与动物共处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熊爬进院子里只是偶发事件，还只会在农村发生。但是在加拿大，我在多伦多见到浣熊多次，那是一种比猫大比熊小，利爪像熊，长相又像猫的动物。它们有着京剧般的花脸，视人若无物，常跑到居民院子里翻垃圾筒找东西吃，弄得满地狼藉。居民们拿它们没办法，只好去超市里买套浣熊的笼子，捉到浣熊后还要开车把它们弄到远处去放生。

　　在另一个城市圣约翰，我还见到过几头小鹿在几十米外和我对视，进城觅食的它们并不着急跑，因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危险，人类对他们说来只是一种无害的直立大型动物而已。设想一下，如果在我们国家，这些动物是不是很快就会出现在餐桌上呢?

　　用行动让儿童无忧

　　其实，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还是人。一个国家进步的程度不能仅仅以GDP的增长、以财富的增加来衡量，还要落实到人，要看是否大多数人受益，尤其是弱势群体。一个现代化的富强国家，一定是保护弱势群体的。

　　在加拿大，低收入者不仅享有和高收入者一样的医疗保险的待遇，还享受直接的补贴。有一种叫做牛奶金的补贴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家庭设立的，有小孩的都可以领取。多伦多对老年人还有住房补贴，让上了年纪的低收入老人入住条件很好、价格低廉的老人 公寓，政府用公共财政补贴。这种公寓不仅干净整洁，处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租金还远低于市场价格。

　　加拿大的很多公共设施充满了人情味，尤其是对残疾人有特殊的照顾，很多门口的台阶旁边设有轮椅行道，公共交通对残疾人也有特殊服务，停车场离门口最近的——最好停车的位置，也是特意为残疾人留用的，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加拿大境内万年冰川本来是覆盖整个画面，由于温室效应退缩成现在这个样子。

　　孩子们是弱者，所以需要特别呵护。在加拿大，你可以看到这个西方大国中领土面积最大、人口却最少的国家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新一代的。那里小学生坐的校车受到与众不同的待遇，常常是偌大空旷的校车却只送几个孩子。每到孩子下车的地方，校车就会停下来把“STOP”的大红牌子伸出窗外，那时候路两边的车都停下来，没有车敢超过。等校车把“STOP”牌子收回来，开始行驶的时候，路面才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在多伦多列治文山一个小区里，风雪交加的冬日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每天早晨8点左右，一个孩子们上学必经的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会准时地站着一个加拿大妇女，手里举着一个“STOP”牌子，那牌子跟路口的牌子一样大，非常醒目，而且两面都是“STOP”字样。只要有孩子经过，她就会走向路口，站在路当中，让孩子们先过，用自己身体把车挡在两边。

　　这个妇女用羽绒服和帽子把自己裹得像皮球一样，冰天雪地之中她本来白色的脸冻得通红，却始终尽忠职守，没有怨言。见此情景，我感动地特意回家拿来相机拍照。她认真地让我拍照，却一脸平静地说，那是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我后来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国家也能做到这样呢?

　　像埃及那样保护古迹

　　很久以来，埃及人善于保护自己的文明，所以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在那里的旷野中看到矗立几千年的神殿。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只能从地下挖掘。

　　没有多少自然资源、沙漠广布的埃及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旅游国家!说稀奇也并不稀奇，埃及一直在充分发展自己的旅游业，那里的神庙从凌晨开放到深夜，游客大巴被全副武装的军人护航，而景点处烦人的小贩则被赶到远处。很久以来埃及人就善于保护自己的文明，所以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在那里的旷野中看到矗立几千年的神殿。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只能从地下挖掘。

　　埃及几千年的古迹依然矗立在地面上，而中华文明只能在地下挖掘了。

　　受保护的资源

　　去埃及旅行不能不去卢克索。这是一个像刻在法老墓中神秘符号一样令人难以忘怀的城市，5000年的古埃及历史在这里熠熠生辉。尼罗河穿城而过，河的一侧是王陵，一侧是神庙。

　　我们所乘的飞机从开罗早上4点多起飞，到卢克索不过是5点多，天刚刚亮。北京这个时间许多人还在梦乡，我们却已经吃过早饭，飞行了几百公里了。

　　在我疑惑的目光下，陪同我们的李主任告诉我，埃及有些景点6点开放，跟国内的早市一般。还有的晚上9点才关闭，一天最长的开放时间能到15个小时，各景点开放时间还相互错开，安排得当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当天飞过去，看完主要景点后再飞回开罗吃晚饭。

　　我很吃惊，如果以这样的作息时间接待游客的话，那埃及的旅游景点比世界上其他的旅游景点平均每天可多接待将近一倍的游人，旅游资源真是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卢克索地处沙漠地带，中午时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能把人烤晕，凌晨时却寒气逼人，身着短袖的我们被冻得瑟瑟发抖。

　　虽然们哆哆嗦嗦的毫无形象可言，可在进入这个阴森森的法老陵帝王谷时却享受了贵宾的待遇，因为李主任手中的导游证跟军官证一样管用，到处受到优待，不仅任何景点都能通行，还可以带人进去，为此我们节省了不少动辄上百埃镑的门票钱。

　　除了导游，在卢克索最受优待的就是游客了。中午，在神庙入口处，我看到几十辆大巴满载着游客在埃及军人的护卫下，从红海一带涌过来，潮水般一辆接着一辆开进连一棵树都没有光秃秃的停车场。以军人护送游客，是向外界显示埃及政府不会惧怕当地宗教激进主义者的恐吓，保护外国人和国家利益不受打击的决心。

　　太阳暴晒之下，成千上万的游客黄蜂般涌向卢克索神庙，使本来很空旷的神庙广场顿时人声鼎沸。我们一行五人和穿着五颜六色、却更为裸露的西方游客混在一起，在烈日下排成像蟒蛇一样粗粗的长队，蜿蜒伸到景区内。

　　被清理的商贩

　　进门前，有观察癖好的我站在那里四处乱看，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小贩向我们兜售礼品。附近地面尽管是沙土地，但还算干净，又没有乱扔的果皮纸屑。当然这和游客大部分都是西方人，比较注重公众环境卫生有关。

　　参观结束后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神殿，依然没有见到小贩。我有点奇怪，因为毕竟这是卖纪念品的好地方。记得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进神殿沿途都是摊位，不像现在这样有秩序，所以肯定是治理的缘故。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验证，我向外围走去，果然看到了那些小摊被隔在游客通道的百米开外的地方。他们可怜巴巴地远远观望着游客，手握各色纪念品却不敢走近我们，也不能大声叫卖，因为我们之间横着的是警察的岗亭。

　　埃及卢克索神殿前，小贩被清理到百米之外，中间还隔着不肯妥协的警察。

　　埃及警察戴着贝雷帽坐在岗亭的阴影里无动于衷，他面前就是楚河汉界，小贩们不能越过。当然游客们想买东西的话可以走过去。就是说游客可以主动去买，小贩却不能过来卖。于是景区秩序得以维持，游客们可以畅游古迹而不会受到现代商业气息的污染，不因为讨价还价伤脑筋，不会为几块钱的东西被小贩们纠缠而扫了兴致。

　　将摊位设在百米之外真是方便了游客，即使上千人的游客一起涌到，入口通道仍可以畅行无阻。这使我想到了长城脚下的那些入口，游客们想登长城必须经过几百米的商贩列队，被两边叫卖声所困扰，想快走几步都难。

　　而且，由于商贩排得过于密集，通道过于狭窄，遮挡了游客的视线，导致登长城入口不容易发现，甚至有人走着走着就在商贩群中迷失了方向。以北京长城的名气，应该不亚于卢克索的神庙，自然条件又比埃及好得多，道路也宽敞，如果管理得当，制止宰客现象，那北京的外国和外地游客能够更多。

　　游客参观埃及古迹时不会受到小贩的干扰。

　　历史上的传承

　　埃及人保护自己的历史文物有着久远的例证。

　　在卢克索的神庙，有一座古埃及神庙就融合了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伊斯兰教，既有教堂又有清真寺的影子，在导游的指点下，现在还可以依稀辨认。本来这两个宗教在两千年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是势不两立的，伊斯兰教主宰后就会消除基督教的痕迹。但是埃及人会物尽其用，保留了敌人的建筑，也就留住了历史。

　　当年，奥斯曼国王穆罕默德率领20万大军包围君士坦丁堡时，他在地中海的战舰上望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拱顶时，对臣下说，一定要血战君士坦丁堡，要将教堂变成世界伊斯兰圣殿的中心。公元1453年，穆罕默德终于走进了朝思暮想的大教堂。他下令将豪华的罗马宫殿艺术珍品化为灰烬，将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并在周围修建了4个高大的清真寺尖塔，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在教堂的面貌。不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从此，大教堂就成了伊斯兰教徒的礼拜堂。直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伊斯兰教徒全部迁除，大教堂改为国家博物馆，正式向世人开放。1975年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修复。目前，大教堂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教堂之一。

　　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国人祖先善用火攻，动不动就烧光敌人的一切痕迹，所以尽管有那么多朝代的历史却只能从地下发掘，寻找些残砖断瓦，拼凑出古代的辉煌。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各地方政府又热衷于定向爆破，把他们认为没用的建筑炸掉。我在电视里看到太多的体育场、别墅和工厂一个个倒下，还被当地电视台当做政绩宣传。几年前被沈阳政府批准炸掉的著名五里河运动场和极具特色的圆形游乐场夏宫，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悲情和欢乐的建筑，先后在浓浓的烟尘中消失了。

　　埃及人在这一点上比我们有远见，古代的法老还曾接受过远在另一端、既非同祖又非同宗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君主，在自己供奉祖先的神殿里为他们建雕像，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也值得国人思考。

　　至于卢克索这个城市本身，假如和开罗相比，那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它的市中心有高高的芭蕉树，街道上有成片的绿化带，酒店里还有露天的游泳池，服务生也相当西化。本来飞机降落时看地面一片土黄，王陵周围没有植被，连草都不长;但是往市里开车，沿途却有不少植物，有的地方甚至绿树成荫，可以称为沙漠中的绿洲。

　　这是因为埃及政府一直吸引国际投资，引入无污染技术，扩大种植能大量吸收环境污染物的树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夫人苏珊倡导的百万株树植树计划也在全国展开。政府不仅对环境保护项目优先投资，还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投资于环保工程项目。为储备生态旅游资源，埃及政府还设立了21个自然保护区。

　　现代人的努力

　　由于埃及古老文明就蕴藏在地面和地下的宝藏中，所以政府十分重视考古研究和博物馆建设。埃及政府在数据、信息甚至挖掘领域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许多埃及著名文化遗址的修复和挖掘工作都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外文物考古专家在资金、技术方面的帮助，例如努比亚遗址、阿布辛贝神庙、阿斯旺菲莱神庙、卢克索王后谷。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一度有来自60个国家的100多个考古队在全埃及境内500多个文化遗址进行考古挖掘。这么多的国家的考古队同时进入，一方面说明埃及财政方面的拮据，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探墓;另一方面也说明的埃及人的胸襟，既然自己不行，就让行的国家帮助。毕竟埃及文明不仅仅属于埃及人自己，也属于全人类。

　　事实上，埃及历史之所以如此闻名，还真是依仗了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包括图坦卡蒙法老陵墓——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挖掘都是西方人主导和资助的。西方人在入侵这片古老土地的同时，也传播了它的文明，让其石碑和木乃伊流传到世界各地，以至于各国景仰者都要像朝圣般的来到这里。

　　除了吸引国外考古队以外，埃及政府还不断加大对古迹的保护力度。埃及设立的最高文物委员会准备对破坏古迹者出台重罚措施。其实，埃及一直对蓄意破坏古迹者实施最高判处5年监禁的严厉惩罚，并拟进一步延长监禁的期限。新的古迹保护法案规定，对破坏神庙、古雕像以及在古迹周围建造房屋者，可根据情节轻重，施以不同额度的罚款，最高可达10万美元，并判处无期徒刑。

　　友好的开罗市民

　　到了埃及就不能不提及开罗，那基本是游客的首站，也常常是埃及行的终点站。

　　开罗是我见到的交通最混乱的城市，号称1800万人口，占了7800万全国人口的1/4，比北京人还多。那里的高速公路不发达，街道又窄又脏又乱。这么大的城市，汽车似乎和人一样多，像蝗虫一般无论哪里都能连成一片。

　　我在开罗看到了在其他地方绝对看不到的标致504，法国生产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停产了;前苏联生产的老掉牙的拉达车也在街上穿行……世界上很多旧牌子的车都能在这里看到，是一个流动的破车博物馆。那里公共汽车不发达，所以很多小面包车充当公共汽车拉人，他们行车时开着车门随时停车，惊险地在车丛中穿行。

　　除了一种黄颜色的出租车按里程计价打表以外，其他出租车都是议价，有的出租车司机甚至在你上车之后再问你给多少钱。还有很多当地人常打出租车，知道距离，下车后给一个大致金额，扔钱后就走，司机也不纠缠。

　　在这么拥挤的城市，那么多的车和行人，竟然没有多少红绿灯，我们从机场开车到住处将近两个小时，见到的红绿灯不超过3个。但是汽车挤来挤去，都在乱开，却很少看见开车斗气的，甚至鸣笛的都不太多，不排队的人都可以夹进来，前后司机的也能宽容，很少见人吵架，埃及人的脾气真是够好的。

　　和其他地方不同，那里机场的厕所是收费的，集市厕所也是收费的。总有心不在焉地人坐在那里收钱，每人一个埃镑。如果没钱他也让你进去，比较好说话，他们明明知道你是游客，多半下回不会来了，还说一句：下次一起交。我几次进厕所都没零钱，给他大票又不甘心，有一次把从酒店供游客使用的圆珠笔给他了，那家伙还挺高兴。

　　另一次又没带钱，但我陪同的老师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给他两支，那小伙子把烟一支夹耳朵上一支夹在嘴里，直向我们点头，千言万谢的。

　　埃及的孩子都很热情，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街头看到一辆破面包车，狭小的座位上挤了六七个孩子，也就是10岁左右。看我们招手，就一齐向我们招手答谢还鼓掌致意。在埃及混乱的车丛中两辆车相互超越，一会儿这辆在前面，一会儿那辆在前面，那些孩子们只要见到我们的车就一起鼓掌，前后走了将近10公里，20分钟内他们的热情始终不减。虽然在混乱的路上，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是能感受到他们一直在车里大声叫喊向我们致意。

　　埃及是一个历史遗产富裕、现实经济贫穷的国度，所以他们学会了友好对待外国游客，因为后者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的民众知道礼貌待客，他们的政府知道要提供安全的环境，所以肯倾全力，甚至不惜出动军队保护游客的安全。

　　我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去过之后，就告诉周围的朋友们，人一生中有条件的话至少要去一次埃及，结果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去了两次。

　　像新加坡那样执法

　　新加坡的生活环境纯粹是人造的，它是将劣势变为优势的发展典范，除了人人称赞的管理之外，就是坚决且不受干扰地执法。

　　除了地理位置是天然的以外，新加坡的生活环境纯粹是人造的，还造得相当出色。新加坡没有大飞机制造业，但他们营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民航机队;新加坡没有地铁工业，但是他们营造了世界上最好的地铁运输系统;在私有投行盛行的今天，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一直是周边国家学习的楷模。这个曾经被从大家庭中抛弃的国家是一个将劣势变为优势，将所谓劣等民族变为优质民族的典型范例，而其重要手段除了人人称赞的管理之外，就是法制和执行力，换句话说就是坚决且不受干扰地执法。在那里，违法者不仅被巨额罚款，还有可能遭到体罚，吃皮肉之苦。

　　马来弃儿

　　与其说是个国家，新加坡不如说是个城市，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只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除了大海以外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甚至连淡水都很缺乏。那里没有传统古迹，没有文化积淀。几百年前不过是个荒岛。因此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1963年作为一个州并入马来西亚之后一直被当时执政者认为是一个负担，终于在两年之后的1965年被逐出联邦，以后不得不独自生存。

　　历史就是那么具有讽刺意义，在许多国家和民族为欢庆独立而载歌载舞的年代，时任州长的李光耀无奈地宣布新加坡独立那一刻却在电视镜头前放声大哭，像被遗弃的孩子一样哭着喊着要回归到马来西亚的大家庭中。

　　不过，痛定思痛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开始了十几年稳健而持续的增长，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而毫不逊色。这个当年的马来西亚弃儿，从40多年前那个混乱不堪的海港摇身一变，成为当今世上最富裕、最安全也最高效的国家之一。以英文为母语的新加坡服务成了最佳服务，新加坡管理成了最佳管理，当然新加坡惩罚也成了发达国家最严厉的惩罚，谁说情都没用。

　　尽管承袭了英国人的传统，也很洋化，新加坡人的英语却不怎么样，当地人那种怪腔调全世界的人都能分辨出来，但是把人交给他们管理，西方人却放心。其实在中国大陆一样学得到技术和知识，但是西方人就是要花钱送职员去新加坡，要感受那里的环境。美国大陆航空公司把中国办事处的员工千里迢迢地送到新加坡培训，一待就是一个月，就是因为那里有最好的空服人员，比美国本土还好。

　　贴心空姐

　　我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机的次数不多，感受却真是不少。那是一种让你提了要求之后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的体验。因为你的要求他们会尽量满足，满足不了会跟你认真解释，详细劲儿让你觉得只为一个人服务就费那么多时间挺耽误他们工作的。也是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被这么认真对待过，包括在号称顾客就是上帝的美国。

　　话还没说先跟你微笑是新航那些肤色不一的空姐的共同特点，她们可能不是最漂亮的，但绝对是服务最体贴的空姐。起飞前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是每个空服人员的责任，碰到忘记系的乘客，新航空姐却会弯下腰贴身为客人系安全带，你甚至能闻到她们的体香。

　　大体上说来，空服小姐已经是服务行业中最亲切的了，但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就是要做得比别人好，因为他们很清楚，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只要有钱投入，就能获得硬件，但是软件和人性化服务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于是他们在仪态培训时，鼓励空服小姐跪地服务，以便跟乘客讲话时，客人不必仰视。我想起许多母亲安抚幼儿时也是这样，蹲下来或者干脆跪在地上平视她们的宝贝。这种让幼儿感到温暖的方式也一定会让成年人满足，乘客在受到孩子般关怀的同时他们会记住这家公司。

　　那次在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前，新航男性乘务长逐一向每个乘客问候，始终面带笑容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即使挖空心思也提不出什么意见为止。在此前从来没有见到其他航空公司人员这么认真过，以前常遭受白眼的我甚至觉得这是多此一举。

　　罚款城市

　　新加坡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个“美好的城市”——Singaporeisfinecity。这句英文当地人喜欢当双关语来说，因为它在英语中也可以说是一个“罚款城市”。“fine”这个词既有“美好的，优秀的，杰出的”意思，又有“罚金，罚款”的意思。

　　新加坡的严格执法、严刑峻法和它的贴心服务一样闻名于世。罚款警告是公开的，其执行力也众所周知。中国旅行社对旅行团队的一个重要“行前须知”就是处罚警告，比如抽烟的人事先得把成条的烟拆开，让不抽烟的分别带上，免得超量被罚。

　　就像美国人鼓励告发家庭暴力，还把这类广告张贴到地铁车厢中威慑行者一样，新加坡饭馆餐桌上都可能放着针对食客的警告：雇用非法外籍劳工罚款15万(新元)，或者刑期12个月，或者双罪并罚。让违法者食不甘味。

　　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在文明国家里真的是少有，连乱扔废弃物、在公共场所吸烟也要被重罚，还可能被起诉。他们明码实价地公示：上公厕不冲水罚款500新元，过街不走人行道罚款500新元，吐口香糖也要罚款，还高达1000新元。由于新元堪比美元，这个价码真的是相当有威慑力啊!为了减少口香糖对环境的污染，新加坡不但自己不生产口香糖，甚至不准进口，想吃口香糖的人只好去邻国买，回家偷摸地吃。

　　新加坡执法一视同仁，并不因是外国人或名气大就可以疏通。著名音乐大师喜多郎就因为留着长发，被拒绝入境，被迫取消了在那里举办的专场音乐会。

　　其实罚款在那里还是较轻的处罚，最让人谈虎色变的叫做鞭刑，我在网上看过朋友传来传去的行刑视频，真的是触目惊心。那是当今文明世界少有的酷刑，尽管犯人在严密的监控下没有生命危险，但真正是一种皮开肉绽的体验!

　　行车榜样

　　新加坡拥有一流的地铁轨道交通。我以前在法国工作时做过地铁自动售检票的项目，知道法国人很为在新加坡装备了这个系统而自豪，后来有机会到新加坡时特意到地铁站查看了一番，发现那里的地铁站台不仅光洁明亮，人流入站的速度还极快，比法国还先进，是我见到的最有效率的地铁，世界上只有香港可以与之媲美。

　　他们对公路管理的经验则更值得我们深思。新加坡根本没有北京那样宽广的路面，更不用说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环路了，而那里的汽车达80多万辆，平均每4个新加坡人就有一辆车，和北京的人均汽车拥有量相仿，交通堵塞一直是当地市政管理部门头疼的问题。新加坡秉承“使用道路就要付费”的理念，多年来除了征收高额的购车手续费以外，还采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对所有进入市中心和商贸区的车辆征收管理费，通过安放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现金智能卡，就能在车辆进入收费区按不同时段自动扣除金额不等的通行费用。

　　那次途径新加坡，我就对那里的畅行的车流感受颇深。因为我在巴黎开车，即便算好不应该堵车的时间，还是难免误事，经常在车海中望洋兴叹。当然也为一个以东方华人为主的国家自豪，因为作为曾经的学生，他们的管理水平竟然超过了其西方老师。

　　当然，能取得如此效果，司机、行人遵守交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和公民素质有关。这个素质也来源于政府，它把自己的百姓生生罚成了守法公民。

　　西方国家也会谴责新加坡是个警察国家。严格的执行力使得许多来自欧洲的西方人不适应，我认识的一个常驻那里的法国公司总裁就在饭桌上向我严词抨击新加坡对人权的侵犯，但他还是在那里继续做生意。因为，几年后当法国的经济和地位继续从西方大国的位置上向下滑落时，新加坡对亚洲以及世界的影响力却不见消减。

　　事实上，新加坡的朋友有时也觉得政府管得太严了，人都没有自由了的感觉，可是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

　　快乐地方

　　新加坡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它甜蜜得让你离开时怀念新航的空姐，它恐怖得使你到达之前就变得自律。

　　因此，以法律严苛著称的新加坡当选“亚洲最快乐的地方”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大多数新加坡人认为自己的快乐指数可以达到8分(以10分计)。“95%的新加坡人认为他们'快乐'或'非常快乐'”

　　《世界快乐地图：丹麦“俯瞰”全球》，新华每月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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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亚洲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这个国家由最聪明的人治理，许多西方国家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因为新加坡秩序井然，走在那里不必担心摩托车忽然冲过来抢包;因为新加坡路上根本看不到垃圾，干净得不得了，加上清新的空气，住在那里有度假的感觉;因为新加坡街头上没有乞丐，没有发小广告的，没有乱扔纸屑的，你去那里不由自主地就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了……

　　几年前当北京乘公交车还是一片乱象时，我在上海浦东的世纪公园前看到下了班的青年男女出地铁站后自觉地在那里排队等待出租车，像在西方国家一样，感动得不得了。现在我看到北京居民也开始乘车排队，乘地铁排队，这就是说人是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的。如果内因不起作用的话就要借助外因，自发不起作用时就需要强制。

　　新加坡的华人祖先和我们一样同宗同族不守纪律，还是与马来人和印度人混杂居住，现在这些人的后代是世界上最规矩的人。

　　于是，尽管这个国家那么小，世界上却没有人敢忽视他们。

　　新加坡人常说说：“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因为法律，它才井然有序。”我觉得新加坡的成功还在于其执行力，而不是将法律仅仅当个摆设。假如说日本的发展靠的是民族自律的素质的话，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则可以说是罚出来的。坏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而这正是执政者的义务。

　　宽容待人，严谨做事

　　像法国人那样宽容

　　宽容应该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里程碑。因为宽容表现了一种自信，一种个人的自信和民族的自信，我们的物质社会达到一个新阶段后，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应有相应的提高。

　　尽管法国人有不少缺点，我在不同的文章和书籍中也大肆抨击过，但这个国家的诸多优点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他们喜欢读书，热爱学习;比如他们男士有绅士风度，女士则举止优雅;比如他们讲吃却身材苗条，他们畅饮却很少见到醉鬼。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民族最让人感动的是它的宽容，一种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对周围的人，对冒犯自己的人甚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仇敌的一种宽宏大量的精神。

　　从“危不可扶”说起

　　曾有一条新闻，南京一位青年因为扶起倒地的老人成了被告，被反咬一口的老人讨要数目不少的医疗赔偿费，而法官也作了对老人有利的判决。这个官司经过网上的传播，引起全国的瞩目，于是“身体接触”成了起诉别人的理由。“老不可扶”这个有违于传统的新观念也在国人心中逐渐生根。

　　不久以后，另一则消息又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在杭州，一位老人摔倒在街头，周围表示热心的倒是不少，有人送衣服御寒，有人送热水袋取暖，也有人打急救电话，却没人伸手去扶。尽管有助人为乐的爱心，但没有人想招惹麻烦。

　　“身体接触”在美国确实是一个定罪的标准，我在纽约生活期间深有体会，两人之间假如有了这种也称为物理接触的碰撞或肢体冲突，自己承认或者被人告发，警察就可以抓人了，检察官可以据此起诉，法官也可以据此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法官的判决没有错，老人也有他的道理，毕竟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美国的法律延续了英国的传统，又将其发扬光大，于是形成了学界所称的英美法系。这个法系大体上以实际判例为定案标准，本来没有什么非议，只是美国多如牛毛的律师将此点发展到了极端，经常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以达到胜诉的目的。所以在那里“助人被诉”是完全可能的，“老不可扶”也就成了习惯做法。我见过警察围在倒地人旁边，边询问边安慰，同时等救护车，就是不轻易动手。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大陆法系，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主要是以法理为判决标准的，和英美法系有根本上的区别不说，关键的是法国人不像美国人那么热衷于打官司。首先法国人很少动手打架，即便打架也不重，想不起来叫警察。其次，警察来了也经常充当和事老，他们不轻易将人揪到警局，让检察官起诉他们。再次，法国法官没有美国法官那么有想象力，能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判决。比如两口子打架，在美国可能把丈夫关进拘留所，在法国可能没人理睬。

　　区别更大的是舆论，美国是个刻薄的国家，“我告你”成了那里人们吵架的口头禅，然后人们真的去告。法国人则宽容得多，他们不会为小事告来告去，免得成为别人的笑柄。

　　同样摔倒在地，我自己的例子就说明了这种区别。

　　那次在巴黎郊区南戴尔省政府旁边，办事后去地铁站途中，不知道为什么我走着走着就到了人行道边上，还鬼迷心窍地在马路牙子边走了几步，结果失足滑倒在公路上。刚刚站稳，我就听到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声音，腿一软就跪倒在路上，像被人点到穴位一般。

　　回过头一看，一辆法国产的雷诺车就停在我身后，原来这个车主转个弯过来时，见到马路上突然站起个人来就来个紧急刹车，由于急停的惯性，车前杠刚好撞到我的后腿。刹车只要再晚一些，我就会被撞倒甚至被撞飞。后来想起来，我很佩服车主的技术，既给我了一个严重警告，又没有出恶性事故。

　　那时我条件反射一般迅速站了起来，拍拍屁股，发现自己四肢还都健全，本能地想赶紧溜掉，根本没想找那个车主的麻烦，毕竟摔倒在行驶的汽车前面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

　　倒是那个驾车的法国妇女急得从车里走下来，脸红得跟什么似的。尽管经常和法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我从来没有见到面颊红成那个样子的女士，是一种受到很大惊吓后才有的色彩，让人心生怜悯。看着她关上车门不顾一切地过来探视，焦急得很，我自己倒是不好意思起来。

　　明明知道失足问题是自己造成的，我当然不会嫁祸于人，尽管在法国有行人就是红灯的习惯。其实在那里，汽车撞人无论对错属于谁，开车人都要负责任，因为法律和规定保护的一定是弱者，更何况还是前部车头撞上我的。结果我既没有记下她的车号，也没有要她的联系方式，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自己先灰溜溜地走了，留下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对他人的尊重

　　我想若换成法国人，没伤着的话，他也会不计较的。当然前提是自己有错，对方还真诚道歉了。假如那个看上去气质不错的巴黎女士一来就指责我没长眼不会走路的话，我当然不会轻易离去。这点需要受害者有个平和心态，周围又是一种宽容环境才行。法国就是这样的国度，行路和居家均是如此。

　　就像家庭聚会在西方国家很盛行，假若是法国人举办的话声音会比较小，邻居并不在意。美国人，尤其美国青年人要是弄起这种事来，不仅音乐声，连说话声都大了好几个分贝，邻居就可能直接报警。

　　那次在巴黎家里聚会，来了好几个人，闹闹哄哄的好像超过了午夜，被邻居敲门示警。我打开房门看是谁，结果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敲门的邻居已经离去，他是要告诉我时间不早了，已经影响到别人，但是又不愿意面对以便给我一个面子，免得之后在楼道里碰到时尴尬。

　　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个国家人的宽容或许与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天主教告诫人们应宽恕别人，彼此修和，认为修和是正义与真理的果实，也是宽恕的果实。已故的教宗保罗二世曾经说过，宽恕之情是人类心灵高贵的表现，也使人相信和平是可能的。人生要是没有一件事比请求别人宽恕更难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事比宽恕别人更高贵。

　　在那部大家耳熟能详的《悲惨世界》中，牧师对盗窃者行为给了另外一种解释，告诉警方被偷的东西是自己送给盗窃者的，让后者体面地离去，免除了牢狱之灾，同时也在罪恶之身中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当这颗种子发芽时，正义就会战胜邪恶，心灵就会获得重生。

　　雨果的作品里表达的是一种令人震撼的法国式人道主义精神，宽容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对冒犯的容忍

　　法国的政治家也很在意这点。多年前我在巴黎经常看的一个电视讽刺小品叫“贝贝秀”，每天的新闻节目前5分钟播出。那可是黄金时段，法国电视台不播广告而播这个节目，是想以通俗的语言和幽默的方式解读政局和政治人物。

　　主持者搜集头一天的新闻，以政治人物对话的形式表演。小品把总统、总理和部长们的形象做成小布偶，每个人都有和自己名字谐音的外号，让他们在台上打架争吵。观众一看就知道谁是谁，从5分钟小品认识政界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这个节目很搞笑，人们像等待彩票开奖那样被吸引着每天按时坐在电视机前，欲罢不能。那时不仅我这个外国人，连法国人都在谈论这个小品。如果把节目表达的意思当成政坛发生的真实故事，对新闻的理解也就更为深入了。

　　小品里公开丑化总统、总理和部长，记者还故意调查当事人对这台节目的看法，调查发现，从总统到总理都看过。当时的总理不仅承认自己也看，还很有风度地说喜欢这台节目。后来接任的女总理尽管认为小品进行人身攻击，却坦承无法阻止这台节目的播出，因为大家均有言论自由。

　　法国有位总统个头小，个性却很强，经常语出惊人。有一次去地方访问，被既不愿意和他握手又言辞挖苦的围观法国农民惹毛了，当着随从和媒体的面与后者对骂，被报界当成重大新闻大大地渲染了一番。结果那个不屑于和总统握手，敢于直面羞辱这个国家最高元首的法国老乡不仅没有受到警方的质询，反而声名大噪。

　　接下来的故事也让人大跌眼镜。不久，那位法国农民接到了总统修好的邀请，去爱丽舍宫参加晚宴。这位大胆的家伙还真去了，不仅没有羞愧，估计还很得意，骂了总统还被当成贵宾请进爱丽舍宫，连吃带喝酒足饭饱。当然总统也没有坏处，落个大度的名声，宰相肚里能撑船嘛，还赢得了铁杆支持者。这场力量悬殊骂战的结局就是现在人常说的双赢。

　　伟大的政治家都有这个风度，当年林肯总统对政敌就素以宽容著称。引起一位议员的不满，指责他道：“你不应该试图和那些人交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林肯报以微笑回答：“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难道不正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

　　对行凶者的宽恕

　　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在巴黎市中心，旁边是路易十六广场，因路易十六的纪念堂得名。法国大革命后期，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94年因叛国罪被处死刑，先后上了断头台。人们将他们的遗骨草草埋在这里，一埋就是21年。

　　后来拿破仑战败被放逐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朝复辟，后人路易十八即位，给路易十六国王夫妇恢复名誉，在这里建了纪念堂。说是广场，其实不过十字路口旁一个小花园加一个像教堂圆顶般的建筑而已。我多次踱步于此，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雕像的基座上刻的遗书引起我的注意，这真是催人泪下的一份遗嘱。

　　这是法国大革命时草草掩埋路易十六国王夫妇的地方，墙上镌刻着这对上了断头台的可怜夫妇的遗嘱。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书是写给路易十六的姐姐——法国伊丽莎白公主的，知道自己还有6小时就会被处决，所以临刑托孤，请求她帮助照看未成年的一对子女。王后在信中倾诉了对孩子们的爱，希望他们长大后互相帮助，姐姐照顾好弟弟，表示自己将效法之前被处决的国王丈夫，坚强地面对死亡。

　　她给才几岁的儿子留下的遗言是：永远不要为父母的死复仇!这也是路易十六死前留给孩子的话，夫妇二人不约而同留下了宽恕行凶者的圣旨。

　　王后认为对她的处置是不公平的。因为审判者不仅是她的臣民，而且不是依法律而是以乌合之众般的情绪作出这种极端判决的。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她想的全是原谅和宽恕，甚至让今后有可能复辟承继王位的儿子不许复仇。虽然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她明知几小时后就要赴刑场，求生已无望，至少可以宣泄一下内心的愤怒，可她只是忙着宽恕别人，有多少人死前能说出这样一番话呢?

　　我认真看过这份刻在墙上的几百字遗书，上面充满了忏悔。王后向上帝祈求宽恕她一生所做的错事，原谅所有的敌人，尽管有些人使他们陷入绝境。她请求所有认识自己的人也原谅她无意中带给他们的困扰。最后她痛呼：“永别了，永别了!与孩子永别真让人心碎啊!”

　　那是我见到的最撕裂心扉的遗书，每次看得我都热泪盈眶。

　　巴黎市政厅200年前是法国大革命据点，许多血腥判决的源头，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在这儿判决许多人绞刑，他自己最后也从这里走向断头台，以后法国人就变得宽容了。

　　让宽容成为一种传统

　　我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和法国对宽容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理论上，中文对宽容一词的解释是心胸有气量，不计较不追究，说的是自己的修炼。法文的解释是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说的是对他人尊重。

　　在现实中，宽容这个词在国人的文化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可能大大低于“报仇”这个词汇。如果有人受欺负了，朋友们说的更多的是后者。在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宽容似乎是西方人的说教，尤其是宗教般的说教，尽管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教都主张宽容的。

　　法国人当然也讲复仇，尤其是在100年前。但区别是，即使是《基督山恩仇记》那样的苦大仇深，他们的复仇也是那么仗义，那么具有骑士风范，而不滥杀无辜。这种复仇讲的是适可而止，不会打得对手跪地求饶，不会赶尽杀绝，因为每个人都有未泯天良。

　　如果复仇是阶级斗争年代的共同话题，那么宽容就应该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主旋律。因为宽容表现了一种自信，一种个人的自信和一种民族的自信。现在我们的物质社会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就应该有相应的提高。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这个高度，孔孟之道讲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到文章开头“身体接触”的话题，即便被无意碰倒自己摔伤了，那位老人完全可以以宽容之心待之，或者那个法官对这种“助人被诉”的官司不予支持，判青年无过失，那样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负面效应，加剧了社会对立，以至于人人都觉得“老不可扶”。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想要社会和谐，首先要自己做好，还要宽容他人。

　　巴黎新凯旋门大厦以其巨大的胸襟向人们昭示着法国人宽容的心怀。

　　当然，宽容与纪律是一对矛盾。过于宽容，社会就失去纪律，失去组织性，也就很难建立秩序;过于强调纪律，社会就少了人情味。所以为政者就要引导百姓，在此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常有人问我在巴黎住过那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提问的场合比较严肃，我又想继续话题的话，就会说是“宽容”。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美国那样的法制体系，同时具有法国那样的宽容习惯，这个国家就会有相当大的凝聚力，不仅社会和谐，还会无比强大。

　　像德国人那样严谨

　　从小事做起是德国人的为人之道，他们善于把每个过程都设计得十分精密，用细节和持久让人敬畏。

　　严谨的意思是严密谨慎或严密细致，它经常指人们的作风和习惯。在生活上、工作和待人接物方面，无论从哪个角度，它都是一种优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句曾经流行的语录说的也是严谨。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哪个地区要找些作风严谨的人并不难，难的是一个民族以至于一个国家都是这样风格的人，德国就是这样的地方。

　　认真带来好感

　　同样是待人接物，和欧洲南部拉丁民族狗一般的热情相比，德国人待人则像猫一般的冷淡，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但是真办起事来，他们一丝不苟的态度让人折服。就像问路这样的小事，德国的路牌标识清楚，人们指路也准确，即使开车进了陌生城市，也能按照横向和纵向路牌快速前行，肯定能找到想去的地方。

　　迷途的我曾经在德国乡村马路上手持一张地图东张西望，希望附近的人能像法国人那样放下手里的工作主动过来帮助指路，结果那些人视而无睹，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只得锁好车，自己跑过去问他们。结果看似冷淡的德国人对我一个简单的路线问题解答得十分认真，一会儿手势指方向，一会儿教我看图识字，直到把我说得五迷三道才放行，因为德国那些佶屈聱牙的地名经常让人满头雾水。

　　但是，假如你对生僻单词记忆力足够好，严格按着他们指的方向行进，没出错的话，目的地还真的就在前面。而且距离也很精确，看里程表的话，说5公里就是5公里，所以在那里问一次路只需找一个人就可以了。比起国人的习惯，这种小事够我们学习好长时间。因为在北京问路，连续问3个人得有两个人含糊其辞，最常听到的回答是“往前走不远再向右一拐就到了”。所提问题虽然被回答了，可是你既不清楚向前要走200米还是2公里，也不知道在哪条横路上向右一拐!

　　所以当我在清华大学找到了德国式回答时，记忆至今。清华大学面积大，楼宇众多，以前在校区里沿着路就能走出校门，现在众多的建筑物把视线遮挡了，小路又多，一次我陪着两位法国朋友逛完校园想出去时竟然找不到正门，就问年轻的清华学子路怎么走。结果那学生跟德国人似的告诉我走几百米在第几个路口向左转，距离精确到米，方位精确到路。经常在路上被北京人忽悠的我不由感叹：这里真是中国杰出工程师的摇篮!

　　古板延续历史

　　和德国人一样，100年前俄国人修建的堡垒至今还很坚固，经得起战争的考验。

　　同样是建大楼，德国人的设计都有百年大计的考虑，百年之后，他们竟然还能提醒住户!我看到过一份记载，一家中国内地医院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信中称该医院大楼是德国建筑师在1919年设计建成的，设计使用年限为87年，现在已经到了该建筑的设计年限，要注意该建筑的修缮和建筑安全。之后过了几天，德国方面又打电话给医院，提醒该建筑需要修缮或者重建，让这个医院的人目瞪口呆。

　　20世纪初青岛曾经被德国人占据，留下了大量德国式建筑。几年前，有一次青岛连日下暴雨，国人建造的新城区下水系统全面瘫痪。而在老城区，德国建筑师100多年前修造的排水系统，却运作正常。据那里的老人回忆，老城区的下水道非常宽敞有一人多高。这是因为百年前的德国建筑师在修建城市下水道系统时，已经充分考虑到青岛的地势和天气因素。

　　德国人在青岛建的堡垒也相当坚固，盘踞在山上，用的是那个时代最先进也最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里面宽敞通风，直到现在仍然可以使用，进里面参观的人都赞叹不已。德国人的火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力巨大，无坚不摧，可能他们建设碉堡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要造就造一个攻不可破的堡垒。一步一个脚印的德国人既造了矛又造了盾，而这两种相互制约的工具都让人为之胆寒，以至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于忽视这个对手，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

　　从小事做起是他们的为人之道，德国人善于把一切事情都做得十分周全，把每个过程都设计得十分精密，用细节和持久让世人敬畏。

　　仔细区分成败

　　同样是赴约，在法国你不能像在中国一样提前到达，早到了会让没准备好的主人尴尬。即使早到10分钟法国人也不满意，晚到半小时他们却坦然相对。在德国当然也不能早到，事实上整个西欧都没有早到的习惯。但若是无缘无故，到德国人家做客是不能晚到的，他们把守时视为对人的尊重。

　　德国人请客甚至会把时间定为7点15分，而不是我们习惯的整数时间7点或7点半，他们会精确到分钟，而不是我们习惯的小时。那么如何保证按时到达呢?没有诀窍，他们跟我们守旧的父辈一样提前出发，以便留出充足的时间;但是到目的地后他们不会进去，而是在附近耐心等待。结果就是和法国人稀稀拉拉赴约能拖1小时相反，从十几人甚至到几十人的晚会德国人都可以在几分钟内到齐。

　　同样是出书，德国的书中很少出错，内容极为复杂的书可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我自己也出书，但常有亲朋好友甚至不相识的读者指出我书中的错别字，我自己看稿当然有问题，但是每本书都经过出版社的三审三校，结果还是达不到德国人的水平。德国人并非具有校对天分，他们比别人质量好其实就在于他们肯下笨工夫，一遍遍地看而已。

　　同样的设计，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对德国同行常有赞美之词，在国产材料替换进口材料时，尽管有国产材料和原设计材料的牌号对照，以及抗拉强度的对比，谨慎的德国人总是通过增加截面厚度和加强焊接强度等方式，来降低替换材料本身差异带来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国人愿意和德国人打交道的原因，因为他们诚实地遵守规则——做人的规则和做事的规则。

　　自律决定秩序

　　高速公路上观察到的现象会使你为德国人的绅士作风所折服。

　　在德国你基本看不到野蛮驾驶、故意把车子开在你前面或者没完没了地鸣笛示警的。在法国时，我也曾与人相互追逐，互按喇叭，甚至加速到别人前面后突然踩两下刹车吓他一跳，以表示对其违反交通规则的不满。

　　一旦把车开进德国，我就会告诫自己谨慎行驶，入乡随俗。当别人都是君子时，你自己也不该做小人。碰到交通事故，或者是修路，前面车的速度明显慢下来时，他们不会超车，而是很顺从地跟随其他车缓缓而行。德国人那种约定俗成的礼让方式在其他国家很少看到。

　　如果遇到事故或是修路，堵塞的德国车群会井然有序地由3条路并成2条路，再由2条路并成1条路缓缓前行。并车过程中，都是这边走一辆，那边再走一辆，交叉并入，每个人都机会均等，就像这些互不相识的驾车者事先商量好了似的，远处看去就是一道礼仪风景线。越过路障后，他们又会由1条路慢慢变成2条进而3条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驾驶者的自律和耐心带来的整体秩序是公平有效的。

　　德国高速路的路肩宽阔平坦，完全可以当成一个行车道。但是路肩就是路肩，那是为事故车和紧急救援用的，没人在那里行驶。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同胞在北京拥挤的环路上显示自己比别人技术高超，紧贴着邻车呼啸着从狭窄路肩上超车时，都会想到在德国开车的时光。

　　德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驾车不限速的国家，上了高速路想开多快就开多快。如果车好而驾车技术娴熟的话，你可以尽情开到汽车设计时速的极限，200公里以上，那是一种真正的飙车。当然，只有奔驰这样的好车才可以开出这个速度又好驾驭，一般的车会感到发飘——就是那种不好掌控，变线时会像水中行船那样忽悠，不知道何时会飞起来的感觉。

　　即使开得这样快，德国的交通事故就是比行车限速的邻居法国少很多。因此可以说公路上的主要杀手并不是速度，而是驾驶者的行为。

　　严谨成就辉煌

　　同样是造车，率先进入中国汽车制造市场的是法国人，姗姗来迟的德国人却占据了中国车市的半壁江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德国人一直在领跑中国的中档车市场，而在高档车市场，德国车则占绝对优势。20世纪80年代时人们就为拥有一辆奔驰自豪，90年代后期，干部用车都应以国产化为准，各单位纷纷改乘奥迪，结果还是德国车。

　　在西欧工作期间，我看到人员超过三四个的中国驻外机构都至少有一辆奔驰车，用来接待级别高的领导。使馆的奔驰车更是成堆，大使座驾无一例外都是奔驰车。其实巴黎的狭窄街道停宽大的车并不方便，但是奔驰就是受人欢迎。

　　后来我到了北美工作，发现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只中国人，美国和加拿大人都以拥有一辆奔驰车为荣。北美地大物博，街道宽敞，停车位也大，所以又长又大的高档车如云，奔驰依然最受欢迎，尽管其价格由于税收和竞争原因显得很贵。

　　试想，如果一部车停在街边十几年风吹雨打、冰冻日晒，即使车子已被积雪掩埋，坐进去后依旧一打就着，让你一年365天都不会失望的话，你还会有别的奢求吗?使用10年后，面对一个坏了的汽车部件，德国人会问：它为什么坏了?使用10年后，面对一个没坏的部件，日本人会问：它为什么没坏?

　　我一个朋友20世纪90年代就坐奔驰车，有一天晚上司机没有看清路标，车从高架桥上跌到路面，他和司机连人带车从几米高处快速坠落，还砸塌一间民房，人却没有怎么伤到。以后他出门就只坐奔驰了。

　　精美、可靠、耐用是奔驰车的宗旨，也代表了德国人的风格。奔驰车的制造理念就是追求领先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水平、高成本的制造工艺、对材料的精心选择以及挑战极限——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奔驰在世界影响力巨大，每当新一代的车型出来都会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喜欢老鹰乐队的歌迷们都知道《加州酒店》那首脍炙人口的英文歌，其中唱到酒店主人拥有奔驰车时，歌手的惊叹让人回味。

　　严谨成就辉煌，从经济学的角度，它还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效益的一种行为方式，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有多么重要。

　　像西方人一样绿党

　　我们需要绿党那样的理念，需要那种深入持久的节能环保意识，需要身体力行的人群。

　　这只水獭在旱地扎窝，和我对视很久，视我为入侵者。

　　“绿党”在国外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从名词上讲，绿党在许多国家都是一种政治团体，一种党派，有其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似的，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点的西方国家由绿党单独执政。

　　从形容词上讲，绿党就是那些讲究卫生、主张环保并身体力行的人或者行为。比如说，这个人很绿党，或者说，这件事挺绿党。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讲的是后者及我身边经常发生的关于环保的事。

　　房间自己打扫

　　西方人爱干净是国人的共识，他们居家整洁，外出又讲卫生，表里如一。所以他们拥有一个室内室外都适合人类居住的空间。

　　在西方生活时，我认识的西方人基本上是自己清扫房间，而不是像我们都是请小时工。不知道他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家务，但是我知道他们有维护居家环境的习惯。比如洗漱完毕，他们会随手将洗手池的水迹擦拭干净。如果去别人家做客，他们会尽量少用主人的盥洗室，假如出于生理需要用了，他们会将便池坐垫用纸巾擦拭干净再出来。相比之下，国人没有这个习惯。

　　西方人也不会随地扔东西，不会在楼道里堆积杂物，占据公共空间。对他们来说，公共空间是大家都应享用的，所以他们的私人物品要么放在房间内，要么丢在垃圾桶中，不应该有第三个存放之处。

　　国人却不同，即使在高档小区，几万元一平米的小区，你也可以轻易看到走廊中的长期存放的私人物品，比如自行车、花盆，而最常见的则是主人的鞋。即便住在上百平方米的豪华大房子里，许多国人仍然像以前蜗居时一样，把鞋放在门外的公共空间中。尽管他们的居住面积增加了几倍，有的是地方放全家人的鞋，但是他们仍然要占据相对狭小的公共走廊，我始终搞不清楚这些人的心理。

　　在乔迁新居时，我们都愿意以西方人为邻，他们就像在海洋中只生活在清洁无污染水域中的牡蛎一样，有了他们，你就知道哪里是适合居住的地方。

　　在租房子时，我们也愿意将房子租给他们，因为他们不会像国人那样可劲儿造，退租时房子已经脏乱不堪，还得重新装修。我一个朋友把郊区的别墅租给德国人后对他们赞叹不已，因为这个外籍租客住了几年后，不仅将房子维护得跟新的

　　一样，还自己动手，将一些电路设施进行了合理化的组合。

　　连售楼小姐都会说，他们的楼盘有多少西方人居住，因为这样说就会提升其价值，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客。

　　西方人能在楼顶上种树并放置艺术品，对绿色的追求远比我们执著。

　　居家慎用空调

　　空调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中国百姓家，但是现在我们似乎离开它已经无法生活。相比之下，几代前就比我们富裕的西方人直到今天也很漠视这种相对的奢侈品，以至于他们耐寒和抗热的能力都比我们强。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个个都强于他们的。

　　德国人就不怎么用空调，一是没有这个习惯，二是怕它污染环境，这点让和他们交往的中国人汗颜。国人喜欢空调是追求个人的舒适，而德国人不用空调是出于对公共环境的责任感。我在巴黎时居住的房间是没有空调的，那座三十几层的大楼整个没有空调，夏天太热了，我就是光膀子开窗而已，从来没有养成对空调的依赖，回到北京也是这个习惯。

　　出差到外地，我进酒店房间第一件要做的事常常是关闭空调，打开窗户，让空气自由流动，即便酒店开空调不花我自己的钱。国内高级酒店服务一个不好的共识就是开灯开空调以待客人入住，假如房间在上午已经打扫完毕，而客人只是在晚上才入住，那空调耗电可能就白白浪费一整天。

　　国内酒店还有开床的习惯，傍晚，服务生进房间把床上的被子打开一角，或者放一块糖什么的。这个习惯对我说来已经是多余，更让我不高兴的是，他们还会坚决地将空调打开，让房间始终保持在一种适合人体的温度，认为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因为有的客人可能深夜才归，于是，酒店为此花费不少电费，客人却没有享受到，大量宝贵的能源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开车时，法国人也很少用空调的。十几年前，法国生产的车甚至有很大比例是没有空调系统的，现在当然不同了。其实夏天开车尤其是跑在高速公路上，法国人也是一身汗，但是他们能不用就不用。法国人甚至用喷水器来抑制开车疲倦，我在法国时就常用这种矿泉水瓶大小的东西，香水一样的喷洒系统，困了时喷在脸上，再开大一点自然循环的风挡，顿时精神大振。

　　北京夏天越来越炎热，出租车司机都开着空调满大街跑。我上车后常常告诫他们开窗就好，不用为我开空调，也能省点油钱。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以为然，因为“这点油钱不算什么”，就没想到对环境的污染。

　　对那些车停了很久，自己不出来透气却一直坐在驾驶座上、关窗开空调的北京司机，我就更无语了。

　　以前我们常常用温室中的花朵来形容那些没有经过历练的青年人，现在看来连年纪大的国人都贪图享受，而对温室效应却熟视无睹。只是，不要忘记自然界有四季，我们不能指望总在一种温度中生活。

　　外出尽量坐公交

　　回国那么多年一直没有买车，看着单位的同事中连原来的打字员都个个开着车每天跑来跑去，我依然无动于衷。他们问我为什么不买车，我就告诉他们，自己也有车，就是在单位和家里的车房各备一辆自行车，加起来也是四个轮子!外出办事只要不走远，我就骑自行车。

　　我工作的地方在三里屯使馆区，那里幽静整洁，绿树成荫，汽车比较少，尤其是外交公寓门前。其实使馆车悬挂外交牌照，乱停车也不会被罚款。但是那里的汽车很少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横在人行道上，挡住步行者的去路。相反，我看到很多老外骑自行车办事，步行去吃中午饭，还喜欢坐在饭馆外面的座位，享受自然空气和阳光。我没见过西方人将车长时间停在路旁，关着窗开空调待在车内的。

　　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造成了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剧增，不但影响到人类的健康，而且还造成了酸雨。北京城区内的工厂全部搬迁到外地后，影响我们空气质量的主要是汽车尾气。而交通越拥堵，汽车行驶越慢，尾气排放量就越大。其实我们是在低效率地使用现代化交通工具，低效率地使用环城公路，还自己毒害自己。

　　面对同样的效率和舒适度冲突，西方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随着富裕程度增加而越来越变懒的国人可能会选择后者。在回答为什么这么堵车却还要开车上班的问题时，我听到不少北京人说：至少不用挤公共汽车啊!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国家需要绿党，需要绿党那样的理念，需要那种深入持久的节能环保意识，需要身体力行的人群。就像德国人一样，在那里很多绿党成员不开车，甚至终身食素，却很快乐，身体健康，寿命还长。

　　购物自带背包

　　社会上常常讲起的菜篮子工程让我想起小时候人们真是拎着菜篮子去买菜的。

　　东北的菜篮子多是用柳条编制，很结实，装上十几斤的东西没问题。那时的菜本身没有多少农药，买菜也没有塑料袋，菜篮子是真正的环保又结实的物件。

　　经过几十年的化工时代，现在西方国家对塑料袋的使用相当节制，那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自我约束。即使大肆消费的美国人，超市中也会提供可以回收的购物袋，它是用可再生牛皮纸做的，由于没有塑料袋那样结实，东西沉时需要抱着走。

　　德国的超市一般是不给免费塑料袋的，购物自己带袋子，否则就要花钱购买。他们靠的不是政府颁布的限塑令，靠的是公民意识，居民尽量避免使用塑料袋。相比之下，德国境内免费提供塑料袋的地方是中国店，就像巴黎的中国超市一样，是这些环保国家中的异数。我也去中国超市买东西，每当接过这个免费提供的轻飘飘的袋子后，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其实多年前在法国生活时，我就习惯拉小购物车去商店购物。那种像拉杆箱般的小车在巴黎很流行，几乎每家都有，就像每家都有汽车一样。买一车东西可以食用一周，重的放在底下，轻的怕压的蔬菜放在上面，就不需要塑料袋了。

　　在我国一次性使用的产品越来越多的今天，西方国家的居民却尽量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的用品，比如一次性筷子、一次性洗澡液、一次性牙刷等等。这些物品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短暂的便利，却破坏了生态环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制造了几年甚至几十年后都无法回收的垃圾。

　　请客不怕苍蝇报到

　　在法国乡村酒馆，你可能和法国人以及苍蝇共进午餐。曾经贫穷、至今仍很适应脏乱差的国人这时面对美食会难以下咽，一直生活富足的法国人却面不改色，该吃还是吃。

　　有次和一位法国银行家在巴黎吃饭时，苍蝇频频光临，我也觉得挺烦人的，就像在国内那样习惯性地挥手轰了两次，但是绝对没想让侍者来帮忙赶走的意思，我知道他们不是干这个的，也不把这个当回事。换在国内同类饭店，服务生为此会遭到顾客的训斥。

　　可能是法国菜太诱人了，赶了两次后，那只固执的绿头苍蝇仍然不肯离去。我也懒得再轰，毕竟是对方请客，我要是表现出一点不满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招待不周。这时，原本矜持地坐在那里的法国朋友从绅士变骑士的速度很快，他突然出手，啪的一声手起掌落，将趴在桌子上大吃大喝的苍蝇拍得粉碎。那只可怜小动物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丧命了。一旁观察的我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他沾满苍蝇碎片的手掌，以为他会站起来去洗手间将手彻底洗净再回来吃饭，没想到这家伙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用餐巾布擦擦手继续拿面包给我吃。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至少给我传递了两个信息。

　　首先，在法国是人比苍蝇快，在国内是苍蝇比人快。因为不经常挨打，法国苍蝇飞得慢，以至于可以用手拍到，这在国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苍蝇与我们这些出手快的国人周旋久了，物种进化，适者生存，练就高速飞翔和转向的能力，你只能在它降落到一个平面时伺机下手，还得借助专门的工具。

　　记得我在巴黎生活时买苍蝇拍都不容易，有了这东西也不怎么用，大部分法国人房子里也没有。家里偶尔来了一只两只，我用报纸或杂志就可以消灭它们。因为飞的和爬的昆虫在巴黎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很多，苍蝇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在北京，农药的使用造成了大量昆虫死亡甚至灭绝，剩下的就是那些进化的、适应能力强的。中国的害虫看来不仅抗药性增强，在经常被人连续追杀后，飞翔的速度都大大提高了，现在连蚊子飞的速度都比20年前快!

　　其次，法国没有开放式垃圾，城市周围见不到垃圾场，居住小区中垃圾箱都是关着的，你甚至很少见到污水。细菌滋生的病原少，传染病也就不多见，那些本来的害虫飞来飞去时也不容易携带病毒。人们就不会因为吃了被苍蝇污染过的食物而闹肚子，所以见到了也不会大惊小怪。

　　我说这个例子当然不是想让国人与苍蝇共舞，只是觉得我们应当学会保护动昆虫和植物，与其他生物和平相处。因为，其他生物也是地球上巨大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缺少了它们，我们的生活也将受到影响!

　　多年前我们习惯讲全球化，最近几年人们更关心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现在我们都熟悉了绿色环保和低碳生活这样的词汇。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自身素质的提升，一个绿色的人生，就像这个地球需要的是一个环保的环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