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我”

——对于类型化审视的反思

2011年12月19日   08：08－朝花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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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敏特

    一

    前苏联的大诗人玛雅柯夫斯基说过的一段话,原文记不得了,大意是说,有人攻击他的诗,总是“我”啊“我”的，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谁都知道，在前苏联的政治语境中,这是很当然的。可玛雅柯夫斯基大概还是有点书生气，所以不服气并予以反击，他说，沙皇倒是满嘴的“我们”啊“我们”，难道这就是集体主义了吗！

    对我们而言，诗人的这段话倒是有启发的，“我们”作为一类人的代词，并不一定代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反过来，“我”说的是自己，未必不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愿和利益。因此，不宜把人类型化，人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千差万别的。

    我毕业于山东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很多人都把我当成是山东人；理由是山东人个子高，我1米80，加上从山东来，更是证据确凿的山东人。我告诉他们，我是苏州人，在上海长大。他们竟流露出“匪夷所思”的神情。有人说：“不像啊！”在他们心中，江南人清秀，柔和，慢声细语，上海男人细致入微、精于计算，而我一条都对不上号。

    其实，在中国这种类型化的审视方式，和背后的类型化的思维模式，是十分流行的。

    譬如，这一类的话语是经常挂在人们的嘴边的。不少女人爱说“你们男人”怎样怎样，不少男人也爱说“你们女人”如何如何。北方人鄙夷“南方人”如何“小气”；南方人则调侃“北方人”多么“粗糙”。扩而大之，“美国佬”是对美国人的总称，“小日本鬼子”是对日本人的总称，当然都是带着鄙视，甚至敌视。其实，男人、女人、南方人、北方人、美国人、日本人，都是千万、亿万的活生生的个人，即使生理上都是各式各样，进入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审美观，尤其是个性的领域一定是同少异多，一个类型化的判断是绝对覆盖不了的。

    我想，“以人为本”是有不同的基本层面的。进入个人的生活、思维、行为，那就是一人一个样，可相似而绝不相同；因此对人的价值判断，就必须进行单个人的审视；任何既定的类型的概念，都会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里，对单个人的价值判断是最重要的人之“本”。其中渗透着对人的尊重、爱护、保护，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的必须。否则，对人的伤害极大。

    目前流行着很多关于人的类型化概念。如“80后”、“90后”，我曾特别撰文指出，不要把这两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一概视为缺乏理想、贪图享受、懒惰成性的群体。在城市里干得最累、最脏、收入最低的农民工中，80后、90后占了很大的比例。每当天灾人祸，面对生命危险，出现在现场的公安、武警、解放军战士，大都是80后、90后。奥运、世博，需要献爱心、尽义务的志愿者 ，大部分还是80后、90后。此外，如见义勇为，献出生命的；航天工程，做出卓越贡献的；也不乏80后、90后的青年。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同时看到80后、90后中负面的社会问题。

    二

    这里我特别想提到最近尤其流行的两个关于人的类型化概念：“官二代”、“富二代”。

    恕我直言，在大多数的人的心中，这是两个负面的概念，着重概括这两类人负面的问题，类似于古代的 “衙内”和“纨绔子弟”；是靠着老子的权和钱，作威作福的人物。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贫富差距，都和这两类人有关；甚至谈到改革开放严重障碍的时候，也要把这两类人扯上。是的，我绝不忽视、更不否定这两类人中的上述问题。但我仍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这两个类型化的概念来覆盖这两个群体。我希望把 “干部子弟”、“富家子弟”的概念中性化；仅仅用来说明他们的出身，而与对他们的价值判断无关。因为同是干部子弟、富家子弟，他们的人生取向很不一样，对家庭既有的权与钱的态度也很不一样。斯大林有两个儿子，雅可夫和瓦夏，前者努力摆脱父亲权势的庇荫，战死疆场，后者完全依赖父亲的权势，除了作威作福，毫无作为。俄罗斯作家拉里莎·瓦西里耶娃特别列举了三个领导人的子女，伏罗希罗夫的养子，赫鲁晓夫的女儿，布琼尼的女儿，他们努力保持了普通人的地位和心态，实现独立人格的人生价值。我们绝不应该以类型化的概念，去营造一种宿命性的环境压力，否定和阻拦干部子弟、富家子弟自由选择人生的自我实现。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人的类型化的审视在中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深厚的文化传统。

    一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大于人，人只是家庭延续的工具，人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只有类属于集体的义务而没有个人的权利。这种文化传统浸透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教育，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应该承认,干部子弟、富家子弟在这种文化的浸染中，面对丧失自我的危机更大；当代的社会问题与此有关，但是不能宿命化、绝对化，不能用一个类型化的概念覆盖全体。

    二是阶级斗争的过度化，泛滥化，即所谓人的一切 “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承认超越阶级的人性；并且把这种过度化的阶级观宿命化；人自娘肚子里出来就进入阶级的天罗地网之中，而所谓“改造”只是诱人投降与臣服的钓饵，实际上成为终身的枷锁。在这种长期的政治文化的环境中，人的概念只能类型化，而个性的张扬，人生的自由选择，被消弥得无影无踪。

    我以为，避免这种对人的类型化的审视惯性，更有利于推动干部子弟、富家子弟顺畅地投入制度转型、改良社会的改革开放的大业之中。历史证明，官宦富豪之家的子弟成为社会转型期的进步力量，甚至先驱者，不乏其人；五四时期就是如此。反过来，也不是每个所谓“根正苗红”的年轻人，都能在正道上茁壮成长。个人的选择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