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天空观后感200:《43位战犯的后半生》16、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 命和护法战争。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 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并参加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些活动。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 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背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是国民党的理论权威， 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他协助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 ，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 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他是43名“战犯”中第一个离世者，距名单公布不到两个 月。
　　求学生涯 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祖籍安徽休宁县， 以后迁浙江湖州府吴兴县，乾隆末在四川广汉定居。家业传到戴季陶的祖父戴廉 ，已经衰落。戴廉沉溺于丹青，戴季陶的父亲戴小轩也精于绘画，但他受人秘传 ，更擅长外科医术。其妻黄氏也精通治疗。他们夫妇医术精湛，远近闻名。黄夫 人虔诚信仰佛教，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随母亲烧香敬佛，但多出于好奇。
　　戴季陶的长兄戴传薪在汉州纯阳阁开设私塾，他10岁跟随长兄读书。1902年，戴 季陶随长兄戴传薪到成都。戴传薪在东文学堂谋到了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送进 东游预备学校读书。戴季陶在那里学习日语，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语。受业师徐炯 影响，戴季陶已开始倾向反清。
　　一年以后，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同学之中多是举人和秀才，唯独 戴季陶一人年仅13岁。在这里，戴季陶受名师指教，学问大长。每每考试，年龄 最小的戴季陶总是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受到客籍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倒 霉的是，一次体操运动，他不慎栽倒在地，左脚关节骨折，经过治疗没有完全康 复，以致终生走路都有些跛。而且步行过久或天气变化，都会隐隐作痛。在这之 后不久，学堂里调来了一位为人很不公正的监督（校长），他随其所欲地评定学 生成绩，偏袒喜欢的学生。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戴季陶，竟被校长评为差生。他 在愤恨不平之际，奋起发难抨击。校长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对，将 戴季陶开除学籍，并以师道尊严之词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学校，不得收录戴季 陶入学。
　　无奈之下，戴季陶改名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华英学堂。入学不久便显出他的聪 颖和功力，在学堂里大出风头。可是树大招风，仅三个月便被官府查出改名换姓 之事，立即勒令退学。这时，戴季陶的华英学堂老师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学聘为理 科教师，他们几乎同时离开华英学堂。小西见戴季陶喜欢读书，能用一口流利日 语和他交谈，更加偏爱他，于是便主动介绍戴季陶到川北中学去做他的日语翻译 。这样，14岁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月薪15元。
　　小西三七认为，戴季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将来必定难成大材，故极力鼓励戴 季陶去日本留学。戴季陶经过学堂风波，对清政府的腐败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又接受了小西向他灌输的外国文化，特别是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情况，决心东渡日 本，寻求新知识。戴季陶的想法得到兄长的理解，长兄卖掉了土地，给他筹集了 一笔赴日本的资金。
　　1905年，不满15岁的戴季陶踏上东渡日本的求学之途。戴季陶前后在日本求学达 四年。他先是进入师范学校学习，1907年秋，经过选择，入东京帝国大学研读法 科。他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文采风流，辩才雄盛，为人又热情慷慨，在日本大 学时间不长，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人物。在二年级时，他与胡森、王用宾、谢健、 杨子鸿、张伯烈等几位朋友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由于他富有社会活 动能力，被选为同学会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他度过了留学生涯。他在东京认 识了蒋介石。由于志趣相投，两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并租房子共居在一起。
　　走进革命大潮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回国。当他回到上海之时，身上仅剩下四角钱，不足吃一 餐饭。在江苏省城苏州，他毛遂自荐，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 ，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门。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时候，各地纷纷成 立政法学校，苏州也办了一个研究所。江苏巡抚瑞徵很欣赏戴季陶，又是自己用 人之际，于是立即任命他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之职，这一年他才18岁 。在所里任职的多是翰林进士，思想保守，现在被一个18岁的青年领导，心里终 究不服。而戴季陶自己也由于年轻气盛，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于是，一些人就 想方设法抓戴季陶的小辫子。在业务方面无法找到戴季陶的毛病，但是在个人生 活方面，戴季陶因为年轻风流惯了，经常流连声色场所，“妇人醇酒傲风尘”， 被一位守旧人员告到巡抚大人那里，谁知碰了一鼻子灰，瑞徵说：“年轻人谁不 如此，何必小题大做！”戴季陶还喜欢到茶楼去坐，与人针砭时弊，高谈阔论， 也被人告状，结果瑞徵说：“朝廷办法宪法大纲，原需臣民抒陈意见，有什么要 紧呢！”由于后台硬，戴季陶也就平安无事。但后来瑞徵奉旨调任湖广总督，戴 季陶没了靠山，遭到人的报复打击，只好辞官另找出路。1910年春，戴季陶离开 苏州，回到上海。他先当上海《中外日报》新闻记者，继而转入《天铎报》。戴 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的工作，得到了社长陈屺怀的赞赏。两个月后，便被破格提 拔为《天铎报》总编辑。他从“不共戴天”这一与“戴”相关联的成语中，取“ 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政府的文章。他的思想、言辞都比较激烈，好作 惊人语，煽动力极强，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的笔名天仇也为大众所了解， “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清政府也盯上了他，下令拘捕。19 11年，戴季陶刚刚办完新婚仪式，还没来得及度蜜月，就得到清政府指名逮捕他 的消息，只好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长崎。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秘密潜回上海。
　　哪知此时上海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他无法在上海立足，独自一人到了浙江吴兴， 匿居于云巢山道观，过了一段闲云野鹤般的出家人生活。
　　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轮，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当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他 的家人就住在槟榔屿。来到此地的戴季陶以私人教师身份进入孙家，为孙中山的 两个女儿——15岁的孙琰和14岁的孙琬讲授国文。后来，他又担任槟榔屿《光华 报》编辑。他在那里结识了革命党，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陈新政介 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于10月20日来到武汉，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后来，他从武 汉到达上海，协助陈其美筹划与领导了上海的武装起义。他还同李怀霜、周浩等 人一起参与创办了《民权报》。12月25日这天，20岁的他以同盟会会员兼新闻记 者的身份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这是戴季陶首次见到孙中 山。在交谈中，孙中山得知戴季陶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 的国文教师。孙中山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 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戴季陶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他回《民权 报》，担任总编辑，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 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由于戴季陶的 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 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孙中山 赴日访问时，戴季陶又兼为翻译。他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 ，既快又准确。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 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直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戴季陶做 了十二年半孙中山的秘书，“几乎无役不随”。尽管他在同盟会中是后辈。但由 于他年轻有才华，办事干练，很得孙中山的赏识。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 下令通缉国民党领袖“首魁”及“执重要事务”者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这 时，他听说孙中山与胡汉民等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于是，他也化装成日本记者从大连乘船赴日，与孙中山会合。孙中山正在重整旗 鼓，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 继续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当时，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戴季陶 协助孙中山组党，担任浙江支部长，跟随孙中山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参与共产党早期活动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离日返上海。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 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次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4月 ，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代理外交次长。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受到排挤，愤然 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5月21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 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集资购赠的莫利哀路29号住宅 。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着作，当李汉 俊在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时，便经常与他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 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每期必读，商议在上海也创办一个类似杂志。
　　五四运动前后，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与李汉俊、沈玄庐一起在上海创办《星期 评论》，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中的杂志，由戴季陶任主编。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1920年2月，迁往三益 里李汉俊家。此时的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宣传社 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 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 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 （思，下同）的着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着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 能禁止的吗？”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 茨基着《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但戴季陶是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和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姿态出现，他并不是为了实 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曾对孙中山 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 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 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 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紧要的事。”所以，他 虽和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联系密切，并参与了若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活 动，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 、戴季陶……”但他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
　　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组建上海共产党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那时 ，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汉俊又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陈对戴 心仪已久，戴对这位《新青年》的战将也是英雄好汉相惜，两人相见恨晚。戴季 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成了《新青年 》编辑部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诞生地。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戴 朝夕相处，关系极为紧密。戴季陶正是陈想到的在上海方面要找的几个重要人物 之一。
　　对于创建中共，共产国际专门派了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延康)来指导工作。经陈独 秀介绍，戴季陶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维经斯 基参加的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 等问题。
　　建党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把这事就交给戴季陶负责起草。党纲也是边讨论边修 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共 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季陶倒吸了 一口凉气，独自关门垂泪，内心十分痛苦。他总算明白，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 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共产党也不准备与政府合作，走一条议会的合法的夺权道 路。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 ”，团务由袁振英、施存统、俞秀松等主持，总务由杨明斋负责。它实际上是准 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1920年6月间，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并明确它是共产党组织。那天，陈独秀、李汉俊、沈 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挂出共产 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 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但他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 ，他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惟有戴季陶 不可能不参加，见戴竟然也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
　　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由于世界 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三年之 后，戴季陶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 不养虎贻患，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高手。后来，他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 和幕后参谋。
　　渐行渐远 戴季陶回到广州，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孙中山本想利用戴季陶的关系，使国 民党与刚走上政坛不久的中共合作得更融洽些。然而，这位曾经积极宣传马列、 参与筹建中共的戴季陶，并不支持孙中山联合中共的主张，相反，还竭力反对。
　　不过当年6月，他督劝蒋介石回到广州，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保护孙中山登上 永丰舰，得到了孙中山的更大信任。1923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戴季 陶却说，这样做没有群众基础，说联共、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贻 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年1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纠合一些人提 出反对跨党案。提案被否后，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出任国 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从此他与孙中山和左派就貌合神离，曾三次离粤返沪。同 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东，取道上海、日本前往北京。他随行北上，但中间曾从 天津折回上海，直到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戴季陶才到了北京。孙中山病逝后， 戴季陶更无所顾忌，他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粉墨登场，从北京南行，见着人就 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还多 次到黄埔军官学校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几十次宣传反对国共合作的讲演中， 他提出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说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已经被中共篡改过了，国民党的组织思想必须重新清理。5月间，在广州召开 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 的“最高原则”。不久，又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二次会议上，大肆攻击所谓“ 左倾错误”，促使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上对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的决议，反 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季陶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筹 备委员及教务主任、中央执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 员、考试院长等重要职务。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 伟大精神》 《同舟共济歌》 《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在蒋介石身边前后辅佐了二十三年之久，他们既 是浙江同乡，又是日本留学同学，既是上下部属关系，也是结拜兄弟，关系非同 一般。他对蒋介石非常推崇，而蒋对戴也很信任与赏识。因此在很多时候，蒋介 石都极力把戴安排到重要的职位上。此前的1926年8月，戴就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 长，以培养自己的势力。在1930年代，蒋介石制定的策略几乎都要与戴季陶商量 ，而且对于戴的意见，大都采纳。1935年2月，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被捕。蒋 介石征求意见时，戴季陶主张杀，尽管蔡元培等人进行了营救，蒋最后还是听从 了戴季陶的意见。在政治上，戴季陶与蒋介石总是共进退的，1931年12月15日， 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辞职，戴季陶也提出辞职。而1932年3月8日蒋复职后， 戴季陶也出来任职。戴对蒋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
　　1928年10月，戴季陶担任“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二十年。他将考试 院布置得像古代科举时的贡院，虽然设有秘书处、考选委员会、编译局、参事室 、铨叙部等，但又设立神主牌位。考试院警卫队，穿着服装与其他行政机关毫无 二致，但并不带步枪手枪，而是佩带一柄古色古香的长剑，这是按戴季陶的设计 实行的。1929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兼任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着手制定考 试法及有关条例。1931年7月l5日起，在南京举行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由戴任主 考。在总结这次考试的基础上，戴多次主持制定和修定考试法规，形成了国民党 统治时期的一套考试办法，其中除高等考试、普通考试以外，还另设特种考试， 招收一些青年，加以特种训练，充当国民党的工具。而戴季陶主持的考试院考试 ，其考场的布置、考试的程序、考官的上任、阅卷与放榜等，多按照科举制度进 行。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鼓吹以“礼义廉耻”为生活标准，在学 校提倡尊孔读经。戴季陶立马附和，以考试院长的名义发表谈话，大讲“经书为 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切新说均为充实”。蒋的有关理论 ，实际上由戴代为炮制。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 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意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 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又开始 “倡导尊孔读经”和“制礼作乐”的复古运动。1943年10月发起“制礼”问题的 讨论，蒋介石指定戴季陶主持其事。11月，戴季陶约集了国民政府中的内政、外 交、教育、军政等部门的官员开会讨论，然后由他写成“礼制通议”。次年3月， 他将“礼制通议”五则，加上“读礼札记”以及有关论文和文件汇印成《学礼录 》。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 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得了的。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 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将有千百倍艰苦去忍受， 必须提高警惕，何贺之有呢？” 不久，蒋介石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迫不及待地召开“行宪国大”，并 于1947年6月13日正式成立“选举总事务所”。蒋介石的做法遭到国民党内一部分 人的反对。但蒋一意孤行，在进行了匆忙准备后，于1948年3月29日在南京召开了 “行宪国大”，会上围绕总统、副总统选举，国民党内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闹得乌烟瘴气。虽然戴季陶对蒋的做法不尽赞同，但还是本着“忠”的观念， 为蒋效力。在总统选举时，大家乱哄哄地争论。戴季陶看到局面不利于蒋，于是 以元老的身份登台发言，训斥反对派，强调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 ，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戴一表态，拥蒋派就占了 绝对优势，于是蒋介石“顺利”当选总统。
　　大限已至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任总统之职，戴季陶却提出辞职申请。本来与蒋共进退 的戴为什么要提出辞职不干呢？一是1947年1月1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未将 公职候选人考试列于宪法上，这样一来，戴当考试院长就无事可做了；二是他和 蒋的情分已到了尽头，几十年来，他对蒋忠心耿耿，但蒋往往不能体谅他的苦衷 。戴曾对另一个拜把兄弟金诵盘诉苦说：“真是做人难啊，帮他干吧，没法合作 。不帮他做吧，还要顾及他的面子。”后来蒋介石再次被迫下野的时候，居然说 是党内一些老同志坚持要他担任总统，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这里说的 “老同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戴季陶等人。这令戴感到很寒心。1948年 7月10日，戴季陶卸下担任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改任国史馆馆长。
　　此时，蒋介石政权已大厦将倾。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尽管戴对这一 事件有点不屑，觉得自杀是无能的表现，但陈的死毕竟对戴刺激很大。两位文胆 ，多年好友，一起辅佐蒋介石，披肝沥胆，现在陈死了，戴痛哭道：“啊！布雷 ，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了。” 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情感细腻丰富，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逢 有感伤，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他的“悲天悯人”之心又不能真正做到 离尘出世，矛盾交织的痛楚导致他屡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也铸成他一生的悲情 命运。
　　顶着“战犯”的头衔过了新年，因长年罹患的神经痛发作得非常厉害，戴季陶从 1月起到广州养病。开始时情绪尚可，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 陶上台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到别处踏熄。但 几天后心情又不好了，《广东商报》曾报道说：戴氏“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 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此时住在广州的省政府招待所东园 里，但睡不安神，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在前一年的九十月份，他因寝食不宁 ，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好在及时得到抢救，未致严重后果。据他的妻子赵文 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 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有人劝他到台湾去谋一栖身之地，他只是摇头。
　　这时他所思考的，就是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离开大陆就再也没有 回来的希望，成都才是他的故乡。儿子戴安国为他联系好了专机，谁知连日风雨 大作，这使他不寒而栗。这风雨之声难不成就是他的催命符？他终日躲在宾馆的 房里，为北上犯愁。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 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房子简陋，非常不高 兴，说：“孙科是什么东西，偏有一班趋势小人捧他，太看不起我了。”这晚， 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使他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1949年2月11日晚上，戴季陶去看望了住在一起的于右任，回到家，他站在院子里 抬头看着星星，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明天可以飞回成都了！”本来，妻子 赵文淑一直陪伴着他，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和服药。但不巧的是，那天赵文淑很不 舒服，到内室休息了。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走进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 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他忍耐些，自 己先睡了。回到房间，他又拿起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早上近8点时，仍未 见戴季陶起来，家人推门进房，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 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抢救。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 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听说戴季陶身体不适，正有急事去上海，而 且已经上了去机场小车的监察院长于右任，接电后马上下车来到戴季陶的房间。
　　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 。”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 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 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另有一个传说涉及戴的死因。民国时期有许多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南造云子是 其中非常有名的女间谍。这个南造云子于1907年出生在上海，家住虹口日租界。
　　父亲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她13岁时被送回日本，进入一所间谍学校学习； 18岁时，被派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南造云子曾利用美色勾引了戴季陶，窃得好 几份绝密军事情报，戴还帮助她逃脱了追捕。西安事变发生后，戴季陶竟然不顾 蒋介石的安危拒绝和谈主张武力解决，也与南造云子的蛊惑与利用有关。“南” 案经陈果夫调查后，向蒋介石作了专题汇报，蒋介石下不了裁处的决心，但以后 中央高层重要会议经常不通知戴季陶参加，对其所阅中央文件也作了限制。1947 年，上海正气书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谍纪实小说《别了，支那间谍网》。
　　小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多次提到某“党国元老”的庇护，虽未点 戴季陶的名，但在社会上引起不少议论。戴季陶的妻弟赵文田1970年代在海外撰 文回忆：1948年7月，戴季陶收到一个署名“徐叔平”的人来信。信中称，他任过 中央日报军事记者，与仇章是密友。他已经掌握了戴季陶当年勾结南造云子损害 国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拟写成书在海外出版。但考虑到他与戴并无仇怨，犯 不着毁坏戴的一世名声，如果戴愿意出20根金条，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是 严词拒绝，后又同意照办，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此后，他终日忧心忡忡， 担心还有人捏着他的把柄来敲诈，精神几近崩溃。他只有一死了之。
　　戴季陶是笃信佛教的，他在南京的寓所中就专辟有静室，中间供如来、观音瓷像 ，布置着香炉、蒲团，四壁挂着他自己亲笔写的金刚经条幅，室外悬着绿色竹帘 ，掀帘进去，就是一股清香。他手腕上常常戴有颗粒细小而光彩圆润的一串佛珠 ，形同居士。这次到广州不久，戴季陶就将平时拜佛用的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 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谈话中他说 ，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对自己的大限之日已有预感。他在死之前曾写下 遗书，嘱咐家人派人送给蒋介石，而后才吞药身亡。
　　对于戴季陶的死因，国民党当局立即封锁消息，对戴住处实施戒严，不准记者出 入。中山大学医学院为戴季陶所出具的死亡证书上写道：“患心脏衰弱症，于民 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十二日晨突然发作，至十时四十分死亡。”这个死亡原 因，与此前国民党当局宣布陈布雷的死因一模一样。
　　国民党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戴季陶丧葬事宜，决定14日（星期一）在广州粤光制殓 公司大殓，灵柩放在粤光公司左侧礼堂。左右接连故去，蒋介石极其痛苦，他颁 发褒扬令，题写“痛失勋耆”四字，还自叹“故人零落，中夜唏嘘，悲从中来” 。李宗仁也题了“精神不死”四个字，都挂在粤光公司的礼堂里。国民政府组成 以行政院长孙科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薛岳、陈济棠等上千要员前去吊唁。
　　15日，又举行了公祭大会。会后，人们把灵柩送到白云机场，“各首长及中大同 学会迤逦尾随执绋送殡，行列蜿蜒数里”，“万千市民亦夹道瞻仰”。灵柩经过 百子路、惠爱路等，中央各委头面人物在中山纪念堂广场站立，恭候灵车经过并 致敬。白云机场上，20个人抬起巨大的灵柩，登上飞机。10时32分飞机升空，北 向而去。念念不忘回成都的戴季陶，终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本来，蒋介石派出陈立夫、朱家骅，专程从上海来广州为戴季陶举行公祭，原定 坐14日的飞机，但飞机临时出了故障，于是改成15日。当他们来到广州，已经是 当天下午，全部仪式已举行完毕，只好到医院看望戴季陶的夫人。蒋介石和一班 官员，这天就在上海举行“敬以香花清醴庶馐之仪”，祭奠戴季陶。祭文最后说 ：“……胡一病之不起，遽骑鲸而永逝。海不扬波兮，共一心以淬厉，告灵南疆 兮，望巴山而陨涕，呜呼尚饷。” 家庭生活 年轻的戴季陶倜傥风流。日本留学更培养了他浪漫的性格。他曾经与一个也在日 本学习的朝鲜李姓皇族公主一见钟情。日本政府对朝鲜留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 自由活动。戴季陶公开了他们的恋情并订了婚。但由于政治因素，女方主动断绝 关系，他没能成为朝鲜女婿。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生于1886年，比戴年长5岁，浙江湖州人。钮家先祖曾 考上过状元，是当地有地位的家族。有一次戴季陶从苏州乘车去南京途中，偶然 认识了钮有恒的叔父，经过交谈，钮的叔父认为戴季陶很有才华，“许为国器” ，知道他未结婚，于是主动说要把自己亲戚中的女孩介绍给戴。果然不久就安排 自己的侄女钮有恒与戴季陶在上海见面，两人见面后都很中意。1910年，戴季陶 与钮有恒订婚，次年喜结连理。
　　钮有恒早年曾跟随秋瑾一起从事反清革命事业，比戴季陶参加革命还要早。她还 在家乡办了一所小学。结婚后，戴季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两人分多聚少。但知 书达理的钮有恒为了支持丈夫，主动放弃自己的事业，担当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她勤俭持家，免去了戴季陶的后顾之忧。戴季陶因为反袁而被逮捕时，深明大义 的钮有恒前去探监，安慰他说：“君为国事被捕，我甚感安慰。周浩君常说，主 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我为君贺。”早年在家乡，钮有恒积了财产，不是供家 人享受挥霍，而是用来救济贫苦人。戴季陶任考试院长后，她仍然立心慈善事业 ，每逢年节，她都掏钱买米一千石，寒衣一千件，救济南京郊区穷人。这事她一 直坚持了十年，直到抗战爆发离开南京为止。
　　夫人比他年长，对这个“小弟弟”也有所管束，戴季陶对她又爱又怕。当时曾流 传一个笑话：戴季陶在大小会议上发言时，常常慷慨激昂，一说就很长，往往超 过了主持人规定的时间。于是主持人就往往笑着友善地提醒他说：“你姐姐来了 ！”他一听，立即戛然而止。　　戴季陶性格很情绪化，而夫人则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戴季陶曾对子女说：“你 母智慧高出于我，你父少修少德，少年失于学养，而今多病，未老先衰，你要学 习你母，忍耐精进，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戴季陶喜欢酗酒，每喝必大醉。有 一次因为喝酒差点送了朋友的命。于是大家劝他戒酒，并且在报纸上替他登了一 个广告，要朋友们不要给他酒喝。结婚后，钮有恒也极力劝他戒酒，但没有效果 ，于是钮有恒便替他打了一个戒指，上面刻着“恶旨酒”三字，要他学戒酒的大 禹，果然戒了半年左右。但是后来又不知不觉喝起来了。
　　在明媒正娶了钮夫人后，戴季陶又续娶了两个小老婆。第一位是赵文淑（季官） ，她是1922年来到戴家的，人称“赵小姐”。
　　原来1913年生下儿子家秀（后改名安国，据说由孙中山先生所改）后，钮夫人开 始潜心修佛，精心理财，料理田亩、家产，1918年起，实际上已定居湖州。戴季 陶正从事革命活动，跑广州、居上海。钮有恒不在身边，戴的生活就不大方便。
　　加上二次护法斗争失败后，他开始精神不振，用他的话说是“体质下降”、“未 老先衰”。为了照顾好丈夫的身体，钮氏将自己的外甥女赵文淑送到上海，让她 在那里服侍戴季陶，实际上是给戴家当女佣。不久，戴季陶与赵文淑同居， 192 6年生了一个女孩。抗战期间，她们母女一直与戴季陶在一起。那时钮有恒因为有 病，一直留在老家照顾家业，直到1942年才化装逃到重庆与戴团聚。9月15日午后 ，钮有恒在重庆寓所吃午餐。她是佛教居士，多年养成了过午不食的习惯。那天 中餐她多吃了一点，就靠在一张大靠背椅上养神。不知何时，竟瘫软在地面上。
　　赵文淑发现时，她早已人事不醒。送到医院后，确认为突发性脑溢血，已经离开 人世，时年才56岁。1944年1月27日，戴季陶与赵文淑正式举行婚礼。这时戴已5 5岁了，他没有大摆宴席，只悄悄请了一帮亲朋好友，稍稍作了婚典仪式。赵获得 妻子名份，此后一直陪伴着戴。戴季陶去世后，赵文淑回到四川成都，与赵令仪 住在一起，于1950年逝世。
　　第二位赵令仪，是张静江的义女。
　　1926年夏，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为广东大学校长，戴季陶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 绝。不久，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8月7日，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第一任 校长。戴季陶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校务，主要是清除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 和受左派影响的教职员工与学生。由于整天冥思苦索肃清共产党影响的对策，天 天高吊嗓门地讲演，过度地劳累，他的老毛病发作而累倒了。张静江听到朱家骅 的报告后，亲自去看望他，并带自己的义女赵令仪来照料他的生活。赵令仪读过 初中，人勤劳，会理家，贤惠善良，从此就留在戴季陶身边。抗战爆发后去了浙 江，胜利后才由戴给予生活费，领养一女慕仪。戴季陶直到临终也没给她一个名 份，晚年十分凄凉，孤身住在成都吉祥巷１号。
　　戴季陶有一子一女，子戴安国，娶钮因棠（与钮有恒夫人同宗，但已出五服，低 两辈）为妻，1944年8月为戴季陶添了一个孙子，让戴着实高兴了一阵。戴安国在 大陆曾任交通部民航局局长，后在台湾任过“中信局”驻欧代表，曾在空军服役 ，以中将衔退役。1984年11月11日因胃癌在台北去世。戴安国后又娶叶世贞，其 长子大成在美国行医，次子南基任台湾一民航公司驾驶员。戴季陶的女儿戴家祥 ，1944年3月与丹阳大家束云章长子束会时订婚。他们于第二年1月28日，也就是 在戴季陶与赵文淑结婚周年之时完婚。
　　一般相信蒋纬国也是戴季陶之子，是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
　　当年在日本，戴季陶邂逅了受雇于“黑龙社”的津渊美智子，两人很快同居。后 来津渊美智子有了身孕，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个男孩。戴季陶回国后，津渊美 智子带着儿子，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寻找儿子的生身父亲。戴季陶因有家室，没 敢露面，于是小孩由蒋介石收留，取名蒋纬国，后来同毛福梅及姚氏商量好，由 她们轮流照顾这孩子。蒋纬国名义上成为了蒋介石的次子。也有传说，津渊美智 子生的这个男孩就是戴安国，后过继给戴季陶。而根据蒋纬国说法，戴安国是戴 季陶与一位中国女子所生，交由他的夫人抚养长大。这是戴家扯不清的家庭事务 事。
　　1989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 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还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 ”，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而民革奉化县委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 生则证实，他亲耳听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女士说，“蒋纬国 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蒋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 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
　　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 ，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三十年再说罢。”过 了三十多年，1984年，当蒋纬国由“联勤”总司令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对 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 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很好。蒋纬国在谈及与戴安国关系时说：“我与安 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 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还有传言说，津渊美智子并没有消失，她与蒋纬国保持着书信来往，1949年蒋纬 国到台湾后，曾想奉养生母，然因宋美龄之故，未能实现。1957年2月，蒋纬国丧 妻后与邱爱伦再婚时，曾由戴安国陪同到日本东京举行婚礼，主婚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亲生母亲津渊美智子。1967年，蒋纬国应邀访问日本时，念及母亲年事 已高，便接她回台湾，以享天年，直至1977年津渊美智子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