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富城机车广告有多红:[分享]“诚信”在美国——一位中国公民的旅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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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辜晓进
一位美国商人说：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一群美国中学生，在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时抄录了某网站提供的一些材料。竟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
据2月1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堪萨斯城郊的一所名叫Piper 的高中，118 名二年级学生被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此事被任课女教师Pelton发觉，判定为剽窃，于是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27岁的女教师愤而辞职。
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Pelton则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女教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一所大学在本月上旬的入学考试中对一位身着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孩子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电视台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她非常担心今后本社区的人出去会被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这里，我们无法笑话美国人的小题大做或杞人忧天，感觉到的只是“诚信”二字那沉甸甸的分量。这二字之于美国绝大多数民众，虽不能说重于生命，却是立足社会之根本——这也是我在美国生活学习一年感触最深的景象之一。
信用记录，从现在做起
刚到美国，想开部手机。面对铺天盖地报纸广告上五花八门的手机优惠计划，我喜滋滋选择了AT&T公司的一种月费29．99美元、可免费在东部七八个州每月打650 分钟、手机仅售20美元的计划，却被无情拒绝。试了其他几个公司，也不行。人家不看你手中的绿票子，只朝你要信用卡。于是我等可怜的无卡一族惟一的选择就是，至少花100 多美元买部手机，每月预交数十美元以上的手机话费，每分钟都要扣款。
不甘心，赶紧申请信用卡。Master, Visa, American Express等大信用卡公司逐一尝试，代理信用卡的多间银行和AT&T之类大公司的码头也相继拜过，竟又连连碰壁，理由只有一个：我没有信用记录。换句话说，我这个外国佬因为在美国还没有借钱还钱的记录，目前得不到人家的信任。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老老实实开始建立信用记录，诸如按期交纳电话费、用商场的购物卡购物再按期把支票寄去、尽量多和外界发生些借钱还钱的交易，等等。后来，在美国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堂堂Master卡公司终于垂青我那一点点" 信用" ，恩准我一张Master卡。再后来，及至我临近归国，大概从某个渠道查明我果然是位有着良好记录的信用良民，很多公司，包括我联系过的和没联系过的，蜂拥而来，希望我使用它们的信用卡，给的限额也越来越宽，真令人感动，可惜我已不需要这些。
美国人对自己信用记录的郑重其事，感染我也小心翼翼地对待各类寄上门的账单。暑假出远门访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有无即将过期的账单，并赶紧将支票一一寄出。有一次，某音乐公司在网上许诺加入其会员即可免费获得唱片若干，可等我收到唱片时，数十元美元的账单也一并寄到，账单下一行小字称这是寄费、包装费和人工费。我心有不快，写了一封投诉信，但也同时如数附上支票，唯恐万一道理不在我这边而落下个不良信用记录。回国前，我在报上一连三天刊出广告，欲卖那辆随我跑了两万多公里的坐骑，报社对我绝对相信，一个电话就答应了，说账单收到再付款。可是直到我回国前一天，账单还未寄到，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幸好在飞机起飞的当天账单收到，导致我在回国前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做广告的支票寄出——还掉最后一笔债。
据了解，与个人信用相比，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一家公司一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由此反观国内司空见惯的三角债现象、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屡禁不绝且愈演愈烈的状况，以及很多企业借钱时是孙子、欠钱时是老子的做派，由衷感到我们离商品经济的精髓——契约精神还真差得很远。
沐浴“信你”氛围，感觉真好
我想，那女教师之断然给28名学生吃鸭蛋，她当时一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在美国，很多事情是建立在相信你的基础上的。你说你会独立完成作业并在课堂纪律条款上签了字（因此可视为一种契约），老师岂有不信？谁知你却没有履约！其实，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享受到被信任的愉悦。
我曾携父母去曼哈顿参观无敌号航空母舰，买票后走出人群，突然想到老人可能有优惠，忙返回询问。售票员小姐闻讯赶紧一面赔不是，一面按老人优惠将余款退还。她并不查看你任何证件，甚至也不去打量二老是否真老（62岁以上老人方可享受优惠），其所奉行的恰是一个“信你”原则。
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公共场合，凡有老人或儿童减价优惠，均无需出示证件，全凭你金口一开，人家就信了，哪怕有的老人长得很年轻，或有的儿童看上去颇高大。人家这样信任你，再去撒谎或冒充，真是件很可耻的事。正因为这样，当有一次带女儿参观某博物馆（售票处注明6 岁以下儿童免票，而我的女儿刚满7 岁），售票员微笑着问“孩子几岁”时，我稍一犹豫，还是如实说“7岁”并照章购票。后来我甚至为自己那一刹那的犹豫而脸红。有一次去某大商场复印一本书，200 多页图书印完去结账，收银小姐并不查验所印页数，只凭你自己报的数字收款，没有人怀疑你会虚报少交。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信你”情景，发生在我的一系列重要访谈活动中。
我于学校进修之余，还拟完成一个庞大的计划，驾车遍访美国著名大报和大型报业集团，并和其中发行量排行前八名的《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社的发行人或总编辑访谈。我知道这很难，你想啊，不经过熟人介绍或大单位推荐，一名普通新闻工作者即使在中国要见那些大报老总又谈何容易？即使有幸一见，谁又会坐下来和你谈一个钟头？何况我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报业帝国，面对新闻同行称作“big man”的报社老总们。他们会见我吗？
但我决心一试，这决心一试的前提也出自对美国人崇尚以诚相待的信心。最初的尝试当然多被拒绝，不少信函甚至如泥牛入海。于是我通过邮寄、E-mail、电话将自己在中国的职业经历、研究成果、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做过的工作、自己对对方的了解程度以及访问对自己的研究之举足轻重等等，详细告知对方。感谢上帝，我的这些做法先后奏效，各报对我自己叙述的情况深信不疑并开始表示出兴趣，没有任何人要求核实我提供的材料。
在随后的访问全过程（9 ．11事件之后除外），我几乎从不需要出示任何可证明我身份的证件或介绍信之类，只是在进大门时保安员要求登记姓名及驾驶证。素昧生平的发行人、总编辑及其助手们欣然接待了我这个陌生外国人，包括陪我参观、与我交谈、允我录音、准我拍照。其中只有两个小小的例外。一是在访问《华盛顿邮报》前20天，该报总编辑的秘书给我发来E-mail，非常客气地希望我寄一张名片给她，并强调那只是保卫部门需要，绝非总编辑和她本人的意思。另一次是访问美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一份报纸《费城问讯报》，报社一位助理总编辑婉转来信问我，是否可以提供我所在大学的一位证明人。我便告知对方本校一位系主任的联系地址。这样一次证明显然使他十分满意，他为我在该报安排了满满一天丰盛的日程：分别与该报总编辑、分管发行的副总裁、分管广告的副总裁、一位著名评论家和一位曾在中国访问过一年的普通编辑交谈，又参加其下午的编前会。
约会既定，绝不失信
在这些访问中，各报的恪守信用也同样令我感动。我在美国的所有访问，通常于一个月前和对方约定，时间精确到分。在这一个月中会发生什么？以我近20年报纸编辑工作的经验，报社老总们的工作强度总是很大的，要面对各种变数，随时做出判断和反应，很多决策要通过例行的和临时的会议来实施，常常不得不超时工作，相比之下，和我的约会是件十分次要的事情。那么，我一个月前的约定会不会因变故而更改甚至取消？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各报对我的来访，一旦约定，绝无更改。有时我不放心，在访问前还打电话去问有无变动，对方总是有些吃惊地反问：“怎么，你打算改变约会时间吗？”
也幸好他们严格守约，否则我的访问计划将被弄得支离破碎，甚至会失败，因为我的长途访问也受很多因素制约。每次出访前，我必须根据自己的计划与对方仔细约定访问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安排行程，确定行车路线、选择停靠站点和预定沿途旅店。我的时间有限，沿途食宿的费用也有限，一旦某一个环节改变，浪费金钱事小（旅馆客房费将从信用卡上照扣不误），影响整个访问链条事大。
例如我暑假的东北行，事先确定的访问单位就有《芝加哥论坛报》、底特律报业公司、《波士顿环球报》等8 家单位，所有任务必须在半个月内完成，哪里容得丝毫改变？但正因各新闻单位的守约，我此行满载而归。在全部访问中遇到的惟一一次小小变动，是在《纽约时报》。当时我和该报分管广告的副总裁约定了某日某时见面，但到达报社大堂和他通电话时，他充满歉意地告诉我，有一个临时会议非要他参加不可，只好请一位部主任全权代表他和我交谈，并表示这位部主任将回答一切本应由副总裁自己回答的问题，希望我能够满意。事后我的确很满意，那位部主任不仅和我热情交谈近一个小时，后来还通过E-mail回答了我
的一些补充问题。
邮政环境，处处见“信”
多年来，由于国内邮局对信封规格要求愈严和电话电脑的普及率愈高，加上有几次投递丢失、拖延和来函上精美邮票不翼而飞的经历，我与邮局打交道已日见稀少。不料到了美国，每天离不开邮政，几乎每天都收到邮件，其数量之巨，大概要超过我在国内近10年私人邮件的总和。很多看上去极其重要的东西，美国人都是用一纸平信送达，且万无一失。
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美国邮局分检信函早中国多年实现了自动化，但美国人寄信用的信封依然五花八门，小到巴掌、大到4 开报纸的信封，我都收到过。一些美国人为了寄一些特殊的感谢卡或纪念卡之类，还常常自制信封也照寄不误。如果你在信封里鼓鼓囊囊地揣些东西，例如胶卷、唱片，竟也能寄出。我在美国先后冲印过近20卷胶卷，全部是用信封寄出并收回的，尽管信封里装一二只胶卷，简直有些滑稽。由于既可以省去到超市送取胶卷相片的麻烦，又能节省些费用，很多美国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洗印照片。和一位美国朋友谈及此事，她认为这很正常，说你一旦交邮，就是对邮局的信任，只要地址写对邮资付
足，邮局一定会受理。
不仅信封五花八门，信封内还常常包含着很重要的东西。到美国的第二天，我就去申办社会安全号。这社会安全号可是在美国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件，收入、纳税、有无犯罪等各种个人记录都与之挂钩，雇佣无安全号的雇主将被视为违法。到学校听课、办医疗保险、考驾照等等，也都会被要求填写社会安全号。这么重要的东西，他美国人也是一纸平信寄出，并不需要签收。还有驾照，这是美国除了公民证、绿卡之外最硬的个人证件，因为通过驾照上的信息，警察可以从电脑调出包括你出生、国籍、住址、社会安全号在内的一切个人记录。怀揣一个驾照，你就可以出入一切场所，包括乘飞机。如此重要的驾照，也源自一封无需签收的邮件。诸如此类还有银行支票、汇票、银行卡、信用卡、借书证、账单等。
美国的家庭信箱，通常竖立在马路边上，且均不上锁，邮件放在里面等候邮递员来取。但依我个人及我认识的所有朋友的经历，无论多么重要的邮件，从未丢失。起初我将胶卷放入信箱还有些忐忑（重要的胶卷一旦丢失，损失将永难挽回），后来也就坦然了。一年内我先后寄出约50张付账的支票，张张安全。
惭愧，自己有过一次“不信”
不过说来惭愧，我在美国还是撒过一次谎。有一天，我的助手克里斯蒂，一位大学4 年级女学生，在聊天时突然问我：“听说中国有很多人爱吃狗肉，你吃吗？”这句话一下让我紧张起来。
不在美国生活，很难体会美国人对狗的宠爱。美国的狗，大概比人少不了多少。一家人养两三只狗的并不少见。逛超市若不懂英文，一不小心就可能把狗食专柜的东西买回家当罐头吃（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即有此光荣经历）。把小宠物狗当成家庭一员而每晚允其充当“第三者”睡卧于夫妻之间，也是司空见惯的。前总统克林顿的爱犬数月前不幸葬于一中学生的车轮下，弄得克氏夫妇伤心了好一阵子。尽管警察判定属狗违章，但肇事女学生还是痛哭不已，其父更不断向新闻界解释自己女儿如何爱狗，说此事件将给女儿带来终身痛苦。在这样一个把狗当人看的国度，吃狗肉成为真正大逆不道。去年纽约一家电视台播出韩国某餐馆杀
狗吃狗的本台记者目击记，轰动一时。纽约的韩国社区居民赶紧反击，列出大量证据证明那家远在东亚的餐馆所杀所吃并非狗而是一“土狼”，并向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连唐人街的中国人也加入了抗议行列，弄得电视台经理不得不致函韩国社区加以解释。（后来也有大胆的韩国人在报上发表评论，说仅有200 年历史的美国人有何资格对有着悠久饮食文化的韩国人指手划脚，韩国人即使吃狗也不是美国那类宠物狗，就像韩国人把耕牛当成朋友而不能因此指责美国人杀牛吃牛一样。）
无论如何，面对助手如此敏感的问题，我只“王顾左右而言它”：“很多中国人也不吃狗肉的，特别是在大城市……”谁知她不依不饶，蓝蓝的大眼睛继续盯着我：“那么你吃狗肉吗？”看着她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我完全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只好也严肃认真地摇了摇头。她立刻释然，说她如何如何痛恨别人杀狗吃狗。我相信，如果我的回答是相反的，极可能对她的感情有所伤害，我们之间的合作和友谊也无疑会立刻终止。
如果不“信”，会怎样？
在美国去各大小商场购物，出口处从未见过任何检查或防盗装置，更未见到把门的保安。顾客偷点小东西真是天不知来地不知。事实上美国超市失窃的现象也是有的，有段时期还较严重，前不久某女电影明星不也曾在超市偷窃？
和美国朋友探讨此事时，他们都会耸耸肩说，这是没办法的，说商场总是竭力避免任何对顾客不信任的痕迹，因此即使有人监视，也会非常隐蔽，常常是挂一而漏万。但他们又说，在美国偷盗的犯罪成本是相当高的，哪怕是偷一件小东西，一旦败露，其记录将跟随你终生。这话我信。有一次大学里举办盛大的人才招聘活动，我发现，其中不少工作岗位在招聘员工时都有一条规定：近15年内没有偷盗、诈骗或其他罪案记录。
15年啊，一个有贼心的人能守得住吗？因此，美国人都把教育孩子从小诚实守信，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一些报刊上也在探讨父母如何在孩子面前以身作则，培养孩子的诚实。我女儿在美国一间小学上一年级，她最怕我到老师面前说她撒谎。有一次，她从地上拣到一枚 25 分的硬币在手上玩弄，回来却告诉我说是老师奖励给她的。我怎么会被她所懵？立刻表示要向老师核实，她一听马上说了实话并大哭起来，保证今后再不撒谎了。在后来一次学校收集硬币捐助公共事业的活动中，她主动将这硬币连同我们给她的许多小硬币交给了学校。
在美国，我认识两位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她们周末轮流在一家香港人开的洗衣店打工。这两人关系很好，形同姊妹，但打工理念有所不同：A 姑娘认为老板给的工资并不高，为她干活不要太卖力气——老板在时多干点，不在时就尽量少干甚至不干，最多装装样子；B 姑娘则认为既然老板雇了你，就该把事情做好，对人应真诚，人前人后应一样。于是，A 姑娘常常上午见洗好的衣服堆成山，也只象征性地叠一些，直到下午老板来后才忙活起来，一面还说上午如何如何忙；B 姑娘却相反，上午总是趁客人送衣取衣的空隙，抓紧将衣服叠好打包，尽量把任务完成在前面，有时老板在的时候反倒显得不太忙。谁知这样一段时间下来，最先不高兴的竟是那些经常来洗衣服的美国人——老板的常客。他们看不惯这样对老板不诚实的劳动者，先后向老板抱怨A 姑娘如何偷懒、如何上午只看书不干活，而对英语还不如A 的B 姑娘，却交口称赞。结果可想而知。
和一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朋友闲聊时，他们也都深有体会地告诉我，说到给老板打工，不比在国内给一些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业工作，千万别偷懒耍刁，否则心里最不踏实的是你自己，因为你随时有可能被炒鱿鱼，甚至在业界留下个坏名声。
不诚信造成的最大灾难，莫过于安然破产案带来的影响了。美国安然公司是世界著名能源跨国企业，资产在全美国居第七，在《财富》杂志的全球500 强名单上列第35，去年底却突然资不抵债申请破产，造成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宗破产案。事情到此也就罢了，政府同意拨出巨款处理善后，公司老总们仍可过上自己富裕的生活，谁知不久便暴露出该公司一些重大欺诈行为，特别是一家享有盛誉的全美国第五大会计公司涉嫌作伪，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信用恐慌。一家曾与之签订意向协议准备将其收购的大公司（此举足可挽狂澜于既倒），也正因为发现了其中一些猫腻而断然放弃收购。结果是公司一位副总裁自杀身亡，董事局主席
等负责人面临被起诉，包括联邦政府官员在内的一大批关系人有待洗刷嫌疑。有专家撰文指出，安然事件若导致商界的诚信危机，灾难将不亚于9 ．11事件。
唉，美国社会如此依赖这“诚信”二字，真值得我们曾信奉“民无信不立”的同胞们认真思量。
三方面力量良性运转形成美国发达个人信用体系
差点为0.25美元添上个人信用污点
来美国不久，我和我先生为看望一个朋友，开车从华盛顿去波士顿。第一次在美国出远门，经验不足，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麻烦。在最后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一位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应交费用是2美元。我一翻钱包，只剩下1.75美元了。这可怎么办？无奈，我们只好壮着胆子跟那位女士说：“对不起，我们就剩1.75美元了。”本以为她会冷酷地指责我们，没想到，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说：“没关系。”
接着，她递给我们一个信封，嘱咐我们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把0.25美元寄给他们。我和我先生一下子从刚才的尴尬和窘困中解脱出来。回家一看，信封里有个说明，告诉我们必须在3天之内寄出，否则将被罚款几十美元。
我很快就按照要求把钱寄了出去，可我还是很好奇，如果我不把这区区0.25美元寄过去又会怎样?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为0.25美元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个人信用调查公司会把这件事记录在案，我的信用历史从此有了污点，以后再想干什么就难了。原来，信用污点就是这么来的。
美国人出门很少带现金，就拿几张信用卡。下馆子吃饭，到商场购物，去加油站加油，到各地旅游，刷卡就行，消费起来很潇洒。可美国人都知道，在刷卡的时候，总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盯着你，那就是你的信用记录。因为你所有的用卡情况都会被银行记录在案，并提供给信用调查公司。这就是美国的个人信用体系的作用。
美国的个人信用体系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个人信用资料的收集、评估机构，即个人信用调查公司；二是个人信用的“消费者”，金融机构、用人单位等部门；三是个人信用资料的产生者和监督者，即个人。这三方面的力量良性运转就形成了美国现在发达的个人信用体系。
三大信用局掌管1.7亿人的信用资料
在美国的个人信用体系中，有一个角色至关重要，它就是个人信用调查公司，又称“信用局”。其实，19世纪的时候，美国社会的信用气氛也很薄弱，欺诈现象普遍。但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需求终于催生了信用局。
1860年，第一家民营的信用局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成立，美国个人信用市场从此发展起来。当时，由于通信、科技手段落后，信用调查只能用纸和笔进行，后来有了电脑和网络，这一行业壮大起来。与此同时，经过1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上千家个人信用机构自生自灭，大浪淘沙之后，现在只剩下三大信用局平分秋色，即全联公司（TransUnion）、艾贵发公司（Equifax）和益百利公司（Experian）。
如果说信用局提供的个人信用资料是一道菜的话，信用局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准备好“菜篮子”，往里面装“蔬菜”———美国公民个人的消费、信贷活动信息。
以银行为主的各种金融机构会把客户的信息源源不断和无偿地主动送上门来。同时，为了保证“蔬菜”新鲜，银行还要及时把更新后的信息输送给信用局。美国银行的副总裁助理舒雷告诉记者，他们银行每个月都要把更新的信息传给信用局。有些银行即使不像他们那么勤快，至少两个月也要更新一次。除了银行，用人单位、法院也会把相关个人在就业、诉讼方面的信息统统提交给信用局。如今，三大信用局掌握着1.7亿美国消费者的信用档案，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个人信用资料每月更新12次，负面记录到一定年限就删除
对三大信用局来说，有了“蔬菜”之后，第二步就是“做菜”———对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和评估，这才是信用局的看家本领。信用局运用自己的大型计算机系统处理顾客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社会保障号码以及贷款、信用卡、法律纠纷、破产和支付记录等等。据全联公司介绍，为保证消费者的个人信用报告准确、及时、完整，他们每个月至少要对每个人的记录更新12次。另外，根据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个人信用报告中的负面信息，超过一定年限必须删除。例如，法律规定破产记录最多保留7年，超过7年，这个信息必须从消费者的个人信用记录中删除。
信用局所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个人信用的评估。信用评估根据信用资料中的五项基本内容进行打分。这五项内容是：付账记录、未偿还债务、开立账户的时间长短、贷款情况和使用过的信贷种类。分数在325分到900分之间，680分以上为信用优良，620分—680分为信用中等，620分以下为信用不良。有统计显示，信用分低于600分的借款人的违约比例为1∶8，信用分在700—800分之间的借款人的违约比例为1∶123，而信用分大于800分的借款人的违约比例仅为1∶1292。在美国，开立新账户、安装电话、签发个人支票、申请信用卡、购买汽车和房子，都需要这个分数。信用分高的人不仅可以轻松获得贷款，还可享受较低的利率。
除了普通的个人信用调查外，信用局还推出一系列专业的个人信用报告，例如，个人购房贷款信用报告、个人就业报告等等，供不同的机构和部门使用。如今，美国三大信用局每年出售的个人信用报告达6亿多份，收入超过100亿美元。
查个人信用报告要经本人同意，每份只要一两个美元
那么，谁会花钱购买个人信用报告呢？当然是那些准备跟消费者发生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金融机构发放个人消费信贷，商场向顾客发放购物卡，租赁公司考察个人用户，公用事业公司开通服务，雇主了解应聘者的品质，公司追讨债务，税务部门征收税款，都要以个人信用报告作为参考或依据。为了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这些机构都愿意拿出一点钱购买当事人的个人信用资料。
当然，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这些机构查询消费者的信用记录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当事人表示同意后才可以查。虽然任何人有权拒绝别人调查自己的信用历史，但这样一来，恐怕他自己也会寸步难行，有可能连房子都租不到。
购买信用报告并不用花重金。美国银行的舒雷说，银行购买一份普通的个人信用报告，一次只需花1个多美元，即便是一份专项的个人信用报告也不会超过两美元。与今后可能发生的风险相比，花这点钱是值得的。
任何人都是自己信用记录的监督者
既然个人信用关系到每个美国人的生存，那么，谁来监督信用局的工作呢？万一信用局的个人信用报告出了错怎么办？其实，每个美国人都很关心信用局做出的信用报告，毕竟这个报告关系到自己的信誉，因此，每个被信用局记录在案的美国公民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信用局的监督者。他们就像是“品菜人”，可以就个人信用报告是否准确对信用局的工作“评头论足”。
为了更好地接受个人监督，信用公司特别推出了两种供个人查询以掌握自己信用记录的服务。一种是免费的，当一个人的个人信用记录被某些机构调查过之后，信用局会在30天内免费把调查内容做成报告送给被调查人。如果当事人发现自己的个人信用报告上有不准确、不真实的记录，可以马上通知信用局进行查实；如果给信用局提供信息的机构弄错了，那么不仅信用局要更改记录，那些机构也要及时更正记录；如果是信用局弄错了，那么信用局不仅要马上予以更正，还要通知所有相关机构；如果造成经济损失，还要进行赔偿。
另一种是收费的，是指任何个人可以花钱订购自己的信用报告，随时掌握自己信用档案中的情况，这种服务的收费一般为每年几十美元。为了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身份证件，破坏自己的信用历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付钱购买自己的信用报告。
个人信用体系也受到犯罪的挑战
花旗银行副总裁汪劲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席话：“坑蒙拐骗与其说是道德问题，还不如说是个人信用体系问题。因为道德概念很抽象，而信用体系是以制度为基础的，没有信用制度，缺乏约束，美国人一样不会讲信用。如果一个美国人坑蒙拐骗，那么他就会有不良的信用记录，这个记录可能断送他一生的经济生命。”
正是信用调查制度造就了美国这样一个信用社会，也正是这种信用调查制度使得美国的金融体系可以不断拓展业务，使信贷经济之球越滚越大。现在，美国有超过3/4的人使用信用卡，全国共拥有14亿张信用卡，平均每人有8张。据统计，信用消费使2/3的美国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屋；1/5的美国人接受了高等教育；1/5的美国人能够出国旅游。
当然，美国的信用制度也并非是无可指责的，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目前盗用身份进行欺诈的犯罪很猖獗。美国公民虽然有可以证明身份的社会保障号码，但据统计，领取该号码的人只占总人口的85％左右；另外，驾驶执照虽然也可以作为身份证明，但并不是人人都有驾驶执照。至于电话号码、工作单位等则处于变动中，很难用来确定身份。据美国隐私权中心估计，美国每年身份被盗用的受害人约有50万—70万人，仅2001年就有75万消费者受害。联邦贸易委员会2001年统计的20.4万件消费者欺诈投诉案中，身份欺诈占42％。另外，美国95％的金融犯罪涉及身份盗用。身份被盗面临的重要损失之一就是信用丧失。
其次是超前信贷消费造成申请破产的美国家庭越来越多。美国的家庭债务在资产中的比例高达16%，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其收入的40%以上用于还债，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逾期60天无力偿还债务。1996年美国登记破产案超过100万件，1997年达到134万件，1999年接近150万件,平均每100户美国家庭中就有一户申请破产，美国为此损失了至少80亿美元。
所以，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信用制度的国家来说，如何使这一制度完美无缺，将是美国市场经济和美国法律制度未来研究的艰巨任务。
网友说：“囚徒困境”所描述的不信任的原因是信息不完全以及人的自私。要解决前者的办法是大家把想法都公诸于众，由于关于生产的信息都零散地分布在各个市场参与者手上，要将之汇集成品无限高。其次人未必能精确无误地描述自己的想法，除非进行脑部扫描。后者趋利避害是人基因所定的，解决办法是对人的基因进行改造。请问以上可以解决吗？
猫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那就是建立信用体系和不断的完善它。将全国的工商、税务、银行、海关、公安、司法、质检……各重要单位的信息汇总到一起（例如第二代ＩＰ身份证，第三代互联网体系ＩＰＶ６），为每一个人建立一个从生到死一直使用的唯一总帐户。将每一个人的负面信息予以公开和限制性公开，其信息保持７年。凡属负面信息达到一定的级别，则在就业、贷款、融资、购房、购车、信用消费、大额消费、上市……等一系列方面进行严厉制裁，大幅度提高他的生产成本和缩小他的预期收益，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真正做到自律。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在２００５年底建立起全国银行业征信体系的初步框架。
在美国，如果你恶意诈骗，除将受到法律惩罚外，你的信用记录将记上一笔，从此，你难以找到工作，难以贷款买车买房，难以申请到信用卡，难以与客户达成商业合作。你也可以申请破产，把你的债务赖掉，但你在以后的7年内，不能购买1000美元以上的汽车；可以工作，但工作的全部收入扣除你的基本生活费外全部用于还债；不能开公司；不能从银行拿到任何贷款；不能买房子等等。
公民失信信息只要被有关征信机构记录在案，那么即使是仅仅一两张支票迟付，都会被保留污点长达五年，而使用该征信机构数据库的银行以及其它商家就将拒绝为此人开立支票账户，拒绝使用其提供的信用卡。 这样的征信机构美国多达几百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邓白氏公司、美国中央信用调查公司，其中有些公司拥有的会员数量达到5700万。
德国信用制度也很有特色 ，一旦公民出现信用问题，如恶意透支信用卡或不及时还款，甚至逃车票被查到都会被记入征信机构的资料库。而有过不良信用记录的客户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困难，如申请贷款时会被拒绝或者抬高利率，要想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一些大件商品时也会被商家拒绝。这些看似简单的失信行为将成为公民终生的污点，自从制定这种制度后，公民自律性普遍提高，没有谁会勇敢的挑战诚信。
英国政府和有关机构面对社会上的种种有失诚信的现象，采取的对策是，加强对欺诈事件的调查和曝光，以道德、经济和刑事等惩罚方式来强制改善社会环境。在英国从来没有人幻想对失信者宽容会自动使其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同样也没有人认为通过公示曝光这种方式约束社会信用，会使社会秩序大乱。
在当今的新加坡，其国土面积才几百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人口不到400万，相当于上海的三分之一，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是却比上海高出100亿美元，产生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我想首先应该是新加坡有全世界最健全的法制，关于诚信方面的立法，新加坡的规定是很多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或者根本无法接受的，例如欠帐不还者首先要入穷籍，另外就是不能身穿华丽衣衫，不得进出高档场所，不得出国旅游，不得进行高档消费，否则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一年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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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制度的建立源于不诚信
尽管看上去很完备，但信用制度当初在美国的建立也是因为秩序混乱、骗子横行。
100多年前的美国市场处处充满活力和商机。那时候，美国市场上圈地热潮、淘金热潮、修铁路热潮等一浪高过一浪。冒险家们的发财故事吸引着更多的欧洲冒险家纷至沓来。
在后来者眼里，北美大陆上多的是机会、资源，缺的是资金。于是，北美人带着一个个项目的蓝图跑到欧洲去，到伦敦、到巴黎，去介绍他们的项目。同样狂热的欧洲富豪把钱大笔地投入。很快，这个链条就变成了一个用纸片换钞票的骗子游戏。后来的经济学家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扛着钱袋的开发者一上了开回北美大陆的船，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骗子的行为很快就被看穿，欧洲富豪们不愿再掏钱，真正的开发者也拿不到资金，开发陷入僵局。这时，花旗银行等一批银行站了出来。他们在美国对开发商的计划进行审核，然后出具一个担保函。有了这些银行的担保，真正的开发商又获得了他们需要的资金。
开发商要通过花旗银行的调查，就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信守承诺。真正想做大、做强的企业也逐渐明白：只有诚信经营，才能得到投资商的青睐。后来，才有了邓白氏等公司记录和传递企业的经营信息，现代信用体系由此诞生。这一体系对后来的股票上市保荐制度、风险资金的运作模式、金融保理业务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信用体系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严密的法律基础做支撑。
信用制度的最大好处是：它让骗子没有第二次犯罪的机会，一处失信，多方惩罚。在一个信用社会里，缺乏信用的个人寸步难行，缺乏信用的公司等于自我封杀。慑于如此威力，所有的人都多一份顾忌，从而使每一个人形成能自觉遵守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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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些国家的立法，以美国为例子：美国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租借法》等16项法律，这些法律构成了国家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
与信用调查密不可分的是信息的公开，否则信用调查无从展开。为此，美国颁布了《信息自由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美国国家安全法》、《统一商业秘密法》、《隐私权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一方面保证了与信用信息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在法律上理清了公开曝光的信息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秘密的关系以及区别。从而使信用调查机构合法地获得大量的信用信息，同时为将来予以批露铺平了道路。
当然，即使是信用制度相对完备的美国也不断受到不诚信问题的困扰。时至今日，在安然、安达信等系列商业欺诈黑幕被揭穿之后，美国人也在忙着修补他们以为非常完备的信用和市场监督法律大网，包括新的企业会计法、新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等，以求“亡羊补牢”之效。
可以看出，国外的信用制度建设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法律健全、执法严格。无论是银行信用、商业信用还是消费信用方面的相关法律都非常完善，而且执法严格，对失信者都进行严厉惩罚。失信者的违约成本非常高昂，因而对不法奸商或失信者具有强大的威胁力和约束力。二是信用体系完善，在这些发达国家里，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都发育成熟，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构成有机的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三是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信用监控系统，在遵照统一的法律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对失信者进行监控，使失信者无法逃避制裁，无法逍遥法外。
其实说到底，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失信者的容忍，就是对守信者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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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等于财富，融资，授权，规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