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镇实验小学历史:男人的多伴侣

男人的多伴侣

潘绥铭  黄盈盈

多伴侣是一个随着预防艾滋病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新概念。它是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性交次数多少，总之拥有超过一个性交伙伴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具有传播艾滋病的潜在风险，必须而且足以区别于从一而终的性关系状况。

多伴侣又可以分为几个主要指标：到调查时为止的终生情况（累计多伴侣）、某个时期之内的情况（时段多伴侣）、某时某刻与多人存在着性关系（同时多伴侣）、到某一时点仍然保持着性关系的（持续多伴侣）、某个时点之后发生的（新发多伴侣）、对方也是多伴侣状态的（交叉多伴侣）。但是这些指标主要用来考察疾病的性传播。

多伴侣的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与精细的学术工作。调查者固然可以直接询问对方有没有多伴侣，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被调查者往往并不是故意撒谎，而是忽视了某些情况，或者对于多伴侣这一概念的外延的理解不同于问卷设计者；因此回答结果很不准确。例如大多数中国男人在说到“多伴侣”的时候，都不会把自己找过小姐这件事包括进去，因为他们不认为小姐也是一种性伴侣，甚至连一种性关系都算不上。

这不仅是一个语义推敲的问题，也不是如何翻译英语中partner一词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分原则”给现代研究者带来的困扰。中国人看待人际关系，并不是按照双方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行为来定义，而是首先需要确定对方的身份，然后才能给双方的关系确定一个合适的名称，否则就无所适从。例如同样是指称性生活，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叫做“敦伦”（实施人伦）；如果有任何一方非婚，就会被称为“苟合”；如果是找小姐则是“嫖娼”；如果是强奸则是“糟蹋”。

现在，为了预防艾滋病，需要把任何一种性关系都囊括进来，结果汉语就无能为力了，迫使笔者不得不使用“多伴侣”这样一个常常被人认为是褒义的词汇。可是从另外的视角来看，如果这个词汇能够得以流传，那么也算是笔者对于中国性文化的一种主体建构。

多伴侣的情况五彩缤纷，本章笔者的调查仅仅包括绝对异性恋男人的下列8种情况。

1. 目前的其他性伴侣。在问卷中是这样询问的：“下面请您说说：除了与您住在一起的爱人之外，现在跟您有性生活的那个人。或者是跟您开始性生活的时间离现在最近的那个人，就是最新的那个人。”

2.以前的其他性伴侣。在2000年与2006年的问卷中细分为其他的超过一个月的、不足一个月的、第一个性伴侣。在2010年的问卷中则合并为除了目前的配偶或者同居6个月以上的人之外的任何一种性关系。

3.一夜情。

4. 集群性交。

5. 交换性伴侣。

6. 与职业的性工作者性交。

7. 以利牟性，以性牟利。

8. 其他各种情况。在问卷中是这样来询问的：“在您的一生里，您一共跟多少个人有过性生活？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无论什么人都算，包括结婚的、没结婚的、离婚或分手的；也包括临时的、偶然的（例如“小姐”）；还包括同性。”如果对方回答1人，或者再婚者回答2人，三次婚姻者回答3人，那么他们就不属于多伴侣情况；反之则被纳入。

以上8种情况可能会出现重合，而且也并不存在严格的算术加总的关系。这是因为被调查者是在问卷中不同的地方分别回答每一个提问，因此他们当时只能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情况，无法顾及自己所回答的总体情况，更无法保持8种情况的一致性；但是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回答的总体真实性。例如有人可能在回答多伴侣的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找小姐包括进来，因此回答说自己没有；但是当看到找小姐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又如实回答了。因此笔者把8种情况汇总起来，只要有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就算有过多伴侣。

由于多伴侣情况是调查的关键点，因此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设置了重复询问的机制，就是在问卷的不同地方，在询问了目前的性伴侣之后（未婚未同居者的提问里没有第1个字段），再次询问：“除了您刚才回答过的现在的爱人之外，在您的一生里，您跟多少个人有过性生活？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无论什么人都算，包括分手、分居、离婚、去世的人，没结婚的人、情人、朋友；也包括临时的人、偶然的人、“小姐”；还包括同性。”如果对方的回答大于0，或者未婚未同居者的回答大于1，则属于多伴侣的情况。

然后笔者比较两次回答的情况。只有两次都回答有，才算是多伴侣。也就是说，中国成年人中至少有过这么多的人有过多伴侣。当然，总会有人不愿意承认，因此笔者的调查结果必定是下限。至于上限，不仅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对此无能为力，恐怕上帝也无法知道。

笔者在统计分析时，排除了同性之间的，也排除了未婚未同居而且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人，还排除了那些再婚的人。也就是说，笔者在下面所公布的多伴侣的数字，指的都是那些不符合“专偶制原则”[1]的绝对异性恋的男人。

男性的基本情况

在中国18－61岁的男性中，一生中有过多伴侣的累计比例到2010年已经达到大约一半，仅仅在调查之前的一年里也达到七分之一强；均构成了显著的增加。

表1：异性恋男人的多伴侣在增加（％）

2000年

2006年

2010年

卡方检验

累计终生有过

23.6

31.9

47.1

.000

上年有过任何

8.6

9.8

15.2

.000

上年有新伴侣

－

－

11.5

－

上个月有过任何

－

－

8.2

－

上个月有新伴侣

－

－

4.9

－

在表1中，除了直观的数字之外，还需要注意有过新的性伴侣的比例：在2010年最近一年之内还有多伴侣的男人中；有新伴侣的占到四分之三；在上个月有的人中，有新伴侣的也占到五分之三。这说明男人的多伴侣主要是一种“现在进行时”，而不仅仅是“过去完成时”。

与此同时，多伴侣的平均人数也在显著地增加。

表2：有过多伴侣的异性恋男人的伴侣平均人数在增加（人）

2000年

2006年

2010年

卡方检验

累计多伴侣总人数

2.48

3.23

4.31

.000

上年多伴侣总人数

2.08

1.93

2.36

.000

上个月总人数

－

－

1.47

－

总而言之，如果按照“一夫一妻、白头偕老”的传统道德来看，那么现如今的中国男人可真是“礼崩乐坏”了。

什么样的男人曾经有过多伴侣？

这也就是说，从终生累计的角度来看，具有什么社会特征的男人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笔者把2000年、2006年河2010年的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Logstic回归分析，以求反映21世纪以来的时段特征。结果笔者发现：

按照实际发生率来看，多伴侣情况最多的是30－39岁的男人（45.4%）；最少的是50－61岁的男人（22.9%）；从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来看，前者是后者的2倍。其次多的是18－29岁的男人（37.3%），发生可能性也是50－61岁者的2倍。40-49岁的实际发生率是36.0%，可能性则比最老得人增加60％。

从婚姻状况来看，与未婚未同居的男人（发生率26.9%）相比，未婚同居者的实际发生率是63.9%，可能性比则是前者的6倍，离婚男人的实际发生率是60.1%，可能性则是6.8倍，再婚者的发生率是48.1%，可能性则增加4.5倍。

凡是曾经外出过夜的男性（发生率44.5%－53.1%），多伴侣的可能性比从不外出过夜的男人（发生率29.1%）增加65％到100％。

每周社交一次以上的男人（发生率47.1%）的多伴侣可能性，比不社交的（发生率31.1%）增加58％。

与职业和收入都最低的哪些男人（发生率25.5%）相比，中等阶层男性的实际发生率是40.9%，多伴侣可能性增加51％；而高阶层的实际发生率则是52.3%，发生可能性增加96％。

总结起来看，在21世纪以来，按照重要性从大到小来排列，那些终生曾经有过多伴侣的男人具有以下的普遍社会特征：50岁以下（尤其是30－39岁的人）、离婚或者同居或者再婚、外出过夜时间较长、每周社交一次以上、每天抽烟20支或更多、职业与收入是中层或高层、日常生活不太愉快、文化程度较高、是流动人口的、居住在城市的。

以上的分析结果有些不足为奇，但是综合起来可以说：年富力强的、婚姻不佳的、社会活跃的、中上阶层的男人是多伴侣的主力军。

2009年，什么样的男人更可能有多伴侣？

这可能是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笔者使用2010年的数据来分析男人在调查之前的一年内的多伴侣情况（大约是2009年内），结果发现：

首先，男人的多伴侣情况日益跨阶层。年龄、城乡、流动这3个重要社会特征都没有对上年的多伴侣发挥显著的作用。这说明男人在2009年的多伴侣在这3方面具有普遍性。

其次，多伴侣来自多社交。男人的社交频率与喝醉酒的次数越多，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增加2.2－4.6倍，而且排列在诸因素之榜首。在男人世界中，社交与喝酒紧密联系在一起，标志着男人的社会活跃程度是2009年之内有过多伴侣的第一位影响因素。

第三，身边有女人，抑制多伴侣。如果男人当时已经有性伴侣而且住在一起，多伴侣的发生可能性就可以减少54％。反之，如果男人单独居住，多伴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3倍。换言之，女性的共同居住成为抑制男人的多伴侣的强大力量。

第四，中等文化的男人，多伴侣最多。没上过学的男人在2009年中多伴侣的实际发生率仅仅是1.0%，小学与初中文化的男人的发生率则分别是13.9%和16.9%，其可能性则分别剧增11和13倍之多。可是高中与以上文化的男人的实际发生率却减少到14.2%，其可能性也减少到只是没上学者的6.8倍。此外在职业与收入方面，阶层越高，多伴侣可能性就越大。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可以认为：那些文化不太高而职业与收入却比较高的男人，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更大。

总而言之，在2009年前后的中国男人里，无论年龄大小，也无论城乡和是否流动，只要是在社会上活跃的、不跟女人生活在一起的、读书不多钱较多的男人，那么他们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就会高于其他的男人。

男人的主体建构

虽然笔者是社会学家，但是也不能把一切多伴侣行为都归结为社会的作用。男人门自己的主体建构于个人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笔者队2010年的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在排除了各种社会特征的影响之后，男人自己选择的生活状况与自己的观念态度，都与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赞成婚前可以有性行为的男人的发生多伴侣的可能性，比不赞成的男人多98％。

觉得自己有性压抑的男人，与没有性压抑的人相比，多伴侣可能性增加91％。

自己认为自己的性观念开放的男人，比自认为不开放的人，可能性增加大约79％。

赞成婚外恋的男人比不赞成的，可能性增加68％。

此外，男人的日常生活状况也显著地影响他们多伴侣的发生率与可能性。

如果男人每天上网不到3小时，那么其发生率是13.8%；可是如果超过3小时，发生率就是23.3%，其可能性也是前者的2.7倍。

如果男人没有异性好友，那么多伴侣的发生率就只有6.4%；可是如果有，那么发生率就达到19.9%，其可能性也比前者增加51％。

如果男人是“单性别成长”（没有姐妹），那么发生率是23.0%，比异性成长（有姐妹）的男人（发生率14.7%）增加2.5倍的发生可能性。

[1] 民间习惯叫做“一夫一妻制”，但是夫妻强调的是正式结婚，结果没有正式结婚的包二奶就不能算作违反“一夫一妻制”。因此严格的学术术语应该是专偶制，就是只能有一个性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