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美容院剧情结局:有才者必读：苏轼《贾谊论》及几篇相关文章

有才者必读：苏轼《贾谊论》及几篇相关文章  

苏轼：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yuè)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苏轼写贾谊论的背景

        而苏轼在《贾谊论》中却一反古人观点，认为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对其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至今细细读来，仍使人悲叹不禁。

       用今天的话来评价，在于其没有正确的从政观，乃性情浮躁所致。故笔者认为，读《贾谊论》对于年轻干部的成长，特别是对于年轻干部树立正确的从政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苏轼《贾谊论》别解 文 周桂钿

　　      学者对贾谊的评论中，影响很大的是苏轼的《贾谊论》。文中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谊有王佐的大才，很可惜不能很好地用自己的才能。

　　我的看法，贾谊是善于用才的。理由有二：一、贾谊能做官。年二十余就入朝为官，受到汉文帝赏识，一年中就升到太中大夫。天子还想让他任公卿之位。二、贾谊能作文。贾谊死时才三十三岁，留下《过秦论》、《上疏陈政事》、《大政》等诸多名作，如《过秦论》堪称千古名篇，被司马迁收入《史记》。《上疏陈政事》被班固录入《汉书》。汉人著述虽多，能留下千古名篇的能有几人！贾谊虽然英年夭折，却也高度施展了他的才华。怎么能说他“不能自用其才”呢？

　　苏轼认为汉文帝是明君，在明君当政的时代还不被重用，那就是臣子自己不善于用才。理论上似乎可以这么讲，实际要比理论复杂得多。君臣合作是成功的保证。但是君臣是否能顺利成功地合作，有四方面的因素：时代，形势，君主和臣子。君主是很重要的，但明君并非没有冤假错案。

　　东坡先生还提出“待”与“忍”的问题。认为有王佐之才的人要等待机会，要忍耐，不要着急。这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人生苦短，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应该“只争朝夕”，机会难得而易失，不能错失良机。既然得到皇帝的赏识，贾谊怎么能不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呢？董仲舒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虽然等待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写了《士不遇赋》，而归隐终老。没有“待”出什么结果来。

　　至于“忍”，东坡以为贾谊是“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贾谊是这样的人吗？他被贬后，先任长沙王太傅，再任梁怀王太傅，也曾与汉文帝长谈至夜半，还一再上疏陈述政见，建议削诸侯的领地，认为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强调这将成为后患，他一直为社会的隐患而忧虑。他并没有因为被贬就一蹶不振。在这里，东坡先生还是有猜想的成分。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从天上落到地下，心理不平衡是正常的，能够处之泰然，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上，中老年被贬，也很少能够那么平静，那么不在乎。如果贾谊从一开始就能“待”且“忍”，也许还不会登上天子之庭，也不会写出《过秦论》、《治安策》、《大政》之类的雄文。虽然可能寿命长一点，但也未必就会留名青史了。因此，我以为苏东坡用“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来评价贾谊，是不太切当、有失公平的。

　　贾谊提出改革方案。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损有余而益不足”。他的方案必定要损害王公贵族的利益，自己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是古今中外毫无例外的。苏轼为贾谊设计人生道路：“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这是天真的想法，至少是书生气十足！如果与绛（周勃）、灌（灌婴）深交，就会同流合污，还怎么能去改革！如果真想改革，即使是深交，也会因为利益冲突而断交。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就是要从既得利益的当政者、权势者手中将其中一部分的利益拿出来分配给其他应该获得利益的人。当政者如何不反对？商鞅、吴起的改革，虽然得志，君主一死，他们就遭殃。管仲、子产也搞过改革，没有待且忍，仍然得到成功，因为死在支持改革的君主之前。所谓“十年可以得志”，也是靠不住的。十年，世事变迁，三十多岁的贾谊如果真的得势，位居众臣之上，七八十岁的老臣岂能不忌？怎么能“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幻想，那么贾谊就可能变成改革的对象，不但不支持改革，还可能极力反对改革，迫害改革者。

　　周勃、灌婴批评贾谊说：“擅权纷乱”。王夫之认为，“于谊为诬，于轼允当之矣。”对贾谊来说是不合适的，是诬陷；对于苏轼来说则是公允正当的。“藉授以幼主危邦，恶足以知其所终哉？”如果真的将“幼主危邦”委托苏轼去料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王夫之认为：“王安石之于谊似矣……然则世无逆求于己，己未豫图其变，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经营之，未有能济者也。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读通鉴论》卷二《文帝》）贾谊与王安石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想经营四海大事，从来不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结果遭人陷害，导致失败。如果有明君能够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肯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功不在禹下”。

　　李贽认为贾谊“通达国体，真实切用”，“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后代一些儒臣“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却“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焚书》卷五《读史·贾谊》）。李贽以大无畏的精神议论古今，不崇拜权威偶像，独抒己见，对贾谊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实属不易。后代当官的没有研究，只是随声附和，议论贾谊，不能理解贾谊的切实政见。这大概也包括苏轼的《贾谊论》中的观点。

　　陈平与贾谊，都是西汉的政治思想家，都是智力非常高的杰出青年，命运却大不相同。差别在哪儿？同样有奇才，同样在年轻时展示出来，同样有人告状，而告状者同样是周勃、灌婴这些文盲或半文盲的武夫。不同的是君主，刘邦与汉文帝。刘邦经过了解，认为陈平的受金盗嫂只是小节，他的才智正是当前激烈竞争所急需的，因此，不但没有责备陈平，还给予厚赐，并赋予特殊的权力。为陈平以后立奇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叫良匠不因小节弃大材。汉文帝就不一样了，他对于周勃等诸老臣特别尊重，不敢得罪先帝时代的老臣，开国元勋，只好牺牲青年学者。当时没有对立面的压力，不用贾谊暂时还没有亡国的危险。汉文帝是继位之主，也没有那点远见卓识，也缺乏刚毅果断的气魄，实在顶不住那些老臣的围攻。刘邦是创业之君，汉文帝是继业之君，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刘邦如果像汉文帝那样，就不能夺取天下。总之，由于时代和形势的不同，由于君主的不同，决定了陈平与贾谊的命运不同。

　　我以为，后世有贾谊之才者，应该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要进行改革，就要坚持到底，不管别人说什么，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甚至将身家性命全都置之度外，也应该将后人可能的议论放在一旁，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随便说去，你该干什么照样干去。不要因为苏轼的议论而错失良机，如果“待”而且“忍”，可能失去难得而易失的机遇。如果有人想的全是私利，又是急功近利，急急忙忙，跑官谋利，那么，以上的话对他们就不适用。那些人如果急功近利、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拼命向“钱”，那么，可能更快地进牢狱，或者更早地上断头台。 
驳苏轼的《贾谊论》作者 老枫　　 古人论人成败的文章，苏轼的《贾谊论》很有名。文中的有些观点似乎被后来有些人接受。不过，卑人却不同意苏轼的议论。

 先看苏轼对贾谊下的结论：“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什么是“识？”按我的理解，识是指一个人对事物综合分析并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从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等宏文看，贾谊不仅能识，而且古往今来，象贾谊这样高屋建瓴，洞见深远，论述精微、说理透彻的政论家几乎没有。历代史学家和学者对贾谊有正确的评介，毛泽东说贾谊是“英俊天才”，还劝田家英读贾谊。《过秦论》一针见血指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治安策》则指出诸侯王割据一方，是分裂国家、制造动乱的最大危险。特别是后者，得到后来的汉景帝和政治家晁错的积极实践。这怎么能说贾谊“识不足”呢？！

 那么，苏轼说贾谊的“不识”是“不识时务”吗？是不该显的时候而显，不该露的时候而露吗？因为不识时务，所以在方法上没有“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苏轼这样的议论真正是小见和书生之谈，过去的说法叫“腐儒”之论。在“削藩”问题上，苏轼不仅要贾谊去争取文帝和旧大臣的支持，还要和旧大臣“优游浸渍而深交，”比我们现在说的“打成一片”关系还深。苏轼的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谈。各藩王和文帝及周勃、灌婴等旧大臣有极其复杂的联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重大利益，从政治上看，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使贾谊真正去做“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的工作，文帝和旧大臣未必按贾谊说的办。按苏轼的说法，只要方法妥善，“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然而，文帝到景帝经历了二十多年，晁错也得到了景帝和一些大臣的支持，为什么“削藩”导致“八王之乱？”晁错的下场比贾谊更惨呢？看来，不是贾谊不识时务。而是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必然结果。贾谊的认识是很正确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

 苏轼拿孔子、孟子做样板，要贾谊象孔孟那样表现出对君王的殷切和耐心。这个样板的使用很愚笨，因为苏轼不知不觉作了自我否定。孔、孟对君王那样殷切和有耐心，目的达到了没有呢？历史证明，孔、孟的学说虽然饱含道义之理，但却与当时政治潮流极不吻合。就政治的观点看，孔、孟都是当时的悲剧人物。

 苏轼说贾谊的谋略没被采用，就自我哀伤摧残以至“夭折，”而不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这是苏轼不合事理的想象之论。据我看，贾谊被贬到长沙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治安策》里的“削藩”建议，而是受到当时周勃、灌婴等一批旧大臣的排挤，是权力之争的结果。“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贾谊太有国家管理才能，而且又积极表现自己的才能。也可以说贾谊是少壮力量的代表人物。新生人物的出现，意味着旧力量的消退，意味着周勃、灌婴等一批旧大臣丢失权力。而权力的极端自私和不愿丢弃权力是政治封建性的重要特征。所以，贾谊被贬到长沙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罢了。贾谊的失败是必然的，轮到任何贾谊似的新生人物都会是这个结局。道理很简单，就是比较愚蠢的君王也不可能选择贾谊的势单力薄而抛弃势力强大、且情感联系很深的一帮旧臣。

 还应指出，贾谊的早逝主要的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是因为皇帝的儿子跑马摔死，他作为太子的老师，感到失职，自责很深，对不起皇帝，抑郁过度，奉行的是最最诚实的“忠”字。

 苏轼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人物和失败的人物，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苏轼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学家。由此，笔者看到了苏轼对贾谊指责的文化思想根源是守旧与变革的对立，是“昏昏”对“昭昭”的妄言。 

 读苏轼《贾谊论》有话要说 文  言不尽意

      在《贾谊论》中，苏轼指出贾谊的不得志乃因其“不能自用其才”。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苏轼均为后世所称道，在我的心目中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崇拜偶象，但在他评论贾谊这件事上，我不敢认同。

     关于贾谊政治上的不得志，历来的议论认为是由于汉文帝不能用人，或责怪旧大臣的忌才排挤，苏轼对此有他的看法：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说的是周勃亲手拿着皇帝的玉印交给文帝，灌婴聚集了几十万大军，来决定刘家和吕家的胜败；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老部下。这种君臣之间互相信任的情分，难道仅仅像父子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吗？贾谊是洛阳的一个年轻人，想要使汉文帝一个早晨完全抛弃旧有的规章制度，采用他的新主张，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来说，应该上面得到君主的信任，下面得到像周勃、灌婴一班大臣的支持，从容地、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君主不怀疑，大臣们不妒嫉，然后整个天下大事才能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主张。

      苏轼分析文帝和那些大臣的关系还是很精辟，但在责怪贾谊时，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了。明知绛、灌之属有恩于皇上，是当时的即得利益者，而贾谊提出的改革措施又触动到他们的利益，那贾谊又怎么能和这些老臣“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又怎么能使他们不忌，又怎么能让你这个新来的少年“唯吾之所欲为”、“可以得志”呢？试问，与虎能谋皮否？

     这话要换成别人说，还情有可原，却是出自苏轼之口，真有点滑稽可笑，明眼人一猜就知这篇文章应该出自苏轼的早年，只有他还未经历过政治风浪时才有可能这样。经查，果然是苏轼于1061年（生于1036年）25岁时撰写的应制文。为什么这么说呢，若是苏轼的晚年，是绝对不会对贾生这样指手画脚的。

     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法，被当权派所忌恨，为了不与章、蔡之流为伍，他主动要求离开朝廷，先是到杭州，后来到密州。其后因种种原因，贬这贬那。到了晚年，皇帝召他回朝，他还是主动推辞，理由是如果留在朝廷，要么保持自己的本性而与屑小之人纠緾不休，要么失去自我的本真在朝廷中唯唯喏喏，二者都是自己所不愿做的，不如随便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哪怕是苦点累点（反正一生吃苦惯了），能称心如意地过自己的日子就足矣。试问，您为何自己却不能“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在朝廷中“优游浸渍”呢？当然，这样的苏轼就不一定被后人尊敬和摹拜了。在处理与朝廷当权者的问题上，苏轼其实不自觉地选择了和贾谊一样的方式：不随波逐流，不狼狈为奸。

     何况，贾谊绝不是“不能自用其才”之人。

     贾谊作为逐臣，在任长沙王太傅时，还一再上书文帝，继续提出治理国家的良策。文帝四年，曾排挤贾谊的丞相周勃获罪下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礼待大臣，“投鼠而忌器”，以保持统治集团的稳定，得到了汉文帝的采纳。文帝五年，贾谊上《谏铸钱疏》，反对私人铸钱，指出私人铸钱的三大害处，建议国家将铜矿收归国有。而为长沙国局势的稳定，他也作出了贡献：协助朝廷及特使稳定了长沙国南部边境局势，使朝廷及长沙国有了喘息的机会；有效地掌控了吴氏长沙王（唯一的异性王）府的政治走向，使之始终与朝廷保持一致。。。。。。

     随后在任梁怀王太傅时，贾谊又上了著名的《治安策》，阐述当时汉帝国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还上了《谏立淮南诸子疏》，冒着很大的风险，公开反对文帝顾念亲情封兄弟（刘长，公然发动叛乱，后绝食而死）之子为列侯，并指出可能造成的危害。撰写了忧国忧民的《旱云赋》，将统治者的作为与上天的警告联系在一起，以促使统治者善待百姓。及至临终前一年（死于公元前168年），虽对自己的前途已彻底失去了信心，但仍然还在关注着朝廷的安危，对当时的局势心急如焚，在这种双重心理压力之下，他还向朝廷上《请封建子弟疏》，提出了对付东方怀有异心的诸侯国的战略部署。他的策略影响到汉景帝、汉武帝，以至汉以后的诸多朝代。

     既然不能责怪贾谊“不能自用其才”，那又怎样来看待他的不得志呢？

     我认为，王夫之说得在理。在《读通鉴论》中，他把王安石与贾谊作了共同的评价：“王安石之于谊似矣。。。。。。然则世无逆求于已，已未豫图其变，端居臆度而欲四海而经营之，未有能济者也。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王夫之认为贾谊与王安石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想经营四海大事，从来不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结果遭人陷害，导致失败。如果有明君能够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肯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苏轼在《贾谊论》一文的最终还是说：“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 在对待君的看法上，他与王夫之之说有相通之处，但对贾谊的评论，却是明显的分歧：一个说的是不能自用其才，一个说的是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虽有分歧，但为贾谊感到惋惜这点上，却又是一致的，他们也无非是希望通过对贾谊的议论，来告诫具备“高世之才”的人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世。  

洛阳才子受疑猜 文 澍之

        西汉文帝时，有洛阳才子之称的贾谊，年少有大志，世人多有推崇。然而贾谊大才难用，抑郁而死，死时年仅33岁，后人很是惋惜。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提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说他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对他因为梁怀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而死，深表惋惜。在毛泽东的诗词集中，有两首是专写贾谊的。

        一首是《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楚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另一首是《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 
        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 
        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 
        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 
        空白汨罗步尘埃。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有过一段很长的关于贾谊的评述，对英年早逝的“英俊天才”（毛泽东语）的暂短一生说得十分透彻。先生说：“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廷尉吴公荐于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而善于答诏令，诸生莫能及。文帝悦之，一岁中越迁至太中大夫，且拟以任公卿。绛灌（周勃、灌婴）冯敬等毁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帝亦疏之，不用其议；后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吊屈原，亦以自喻。

        “有枭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长沙卑湿，谊自惧不寿，因作《鵩赋》以自广……大意谓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及与道俱，见鵩细故，无足疑虑。其外死生，顺造化之旨，盖得之于庄生。岁余，文帝征谊，问鬼神之本，自叹为不能及。顷之，拜为帝少子梁怀王太傅。时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为列侯，谊上疏以谏；又以诸侯王僭拟，地域连数郡，非古之制，乃屡上书陈政事，请稍削之。其治安之策，洋洋至千言，以为‘天下事势，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因历指其失，颇切事情，然不见听。居数年，怀王堕马死，无后；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

        司马迁对贾谊的坎坷人生和不幸遭遇，也表示了和对屈原一样的同情、感叹，并且将他们二人的传记合并一起，值于《史记》之中。后人并称“屈贾”。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对贾谊的怀才不遇，也多有不平，写诗为其悲鸣：“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后人虽然对贾谊多有赞赏、惋惜、感叹、推崇，但也有唱些反调的人。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在他的《贾谊论》中，就实实在在地批评了贾谊：“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苏轼的关于贾谊的论点，虽然在历史上算少数派，但也多有“二分法”的观点，不能说一点可取的地方也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贾谊不能为汉文帝所重用，他的政治见解和策论不被采纳，除开老臣们为了自己的即得利益而坚决反对之外；除开汉文帝为了玩御臣之术，在新老大臣们之间搞平衡，维持自己的统治之外，也的确有贾谊自己的一定责任。

        苏东坡认为，贾谊的不足是不合时宜，轻用其才。苏东坡说：“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贾谊没能做到这一点，贾谊明知周勃、灌婴是朝廷的元老重臣，有大功于社稷，在朝廷上能够左右国家的政治局势，而汉文帝又是依靠他们才坐上皇帝的宝座，也必须依靠他们来稳定国家政局，稳定自己的宝座，而偏要皇上“使其一朝其间，尽去其旧而谋其新”。更何况汉文帝时正是西汉王朝的所谓“太平盛世”，时人多认为“天下已安已治”，皇上能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吗？所以苏东坡说：“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苏东坡不但明确指出贾谊的过失，还为贾谊谋划了一个好主意：“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灌婴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但是，贾谊年轻气盛，不顾客观环境，一再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不但主张不得实行，自己还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对贾谊的死，苏东坡也颇有微词。他认为贾谊“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经不起政治打击的表现。打击一来，就消沉，就颓废，就自杀，是“亦不善处穷者也”。政治上的短见，“谋其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苏轼甚至认为贾谊算不得成功的政治家，或者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家。

        西汉文帝、景帝两代，被当时人称为太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朝史学家班固说：“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汉言文、景，美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如下的描述：“继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恭俭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母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如此的太平盛世，皇上能不沾沾自喜？大臣能不自鸣得意？可就在这时，偏偏杀出一个“洛阳才子”贾谊来，而且还要搞一个什么居安思危的“危言耸听”。你说皇上能接受吗？大臣能高兴吗？也许皇上和大臣并不认为贾谊的话讲得有什么错误，可是他说出的时机不对，所以再对的话也没人听！因为大臣们认为，贾谊是在“大煞风景”，是跟皇上和大臣过不去。当然，等待他的也只能是群起而攻之，等待他的也只能是政治上的打击和贬谪。到了这个时候的汉文帝，就只好站在老臣的一边，把年轻的“洛阳才子”拿出去当牺牲品。

        贾谊的话讲错了吗？没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紧接着上面的评论，就有如下令人震惊的描述：“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糜，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可见贾谊的话没有错，但却讲早了。真话讲早了就败了人家的兴，谁愿意听？所以说，贾谊的倒霉，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的真话讲透了，讲早了。虽然后来的历史不幸被贾谊言中，但是汉文帝没有看到贾谊《治安策》里描述的可怕景象，周勃、灌婴也不知道在他们死后，大汉王朝是怎样由盛转衰的。尽管那后来的祸乱实实在在是藏于文、景，兴于汉武。

        毛泽东说《治安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怕是以今天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言。论直接经验教训，贾谊的“大才难用”，也足可以警示后人。但是人常常又是一种很怪很怪的动物，很少能把自己意识到的错误，在今后的实践中改正过来。譬如上面提到的苏轼，论贾谊的失误头头是道，而且还给贾谊开了医病的良方。但是，轮到苏轼自己，却也糊涂起来了，他把自己在《贾谊论》里说的种种，全都忘了，于是，就重蹈了贾谊的历史性悲剧。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有意把屈原和贾谊的传记写在一起，大概也是为了提醒那些有着屈原和贾谊一样大才智的后人，不要再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因为屈原正是以一颗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屡屡上书，屡屡陈谏，却遭到了朝中一班奸佞势力的构陷迫害。屈原死后不到一百年，就有着和他相同命运的贾谊，又步了他的后尘；而在贾谊死后的不到一千年，又有苏轼和他一样，一生遭贬流放，最后在颠簸流离的生活中，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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