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7e战斗机座舱: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考与建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2: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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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考与建议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北京市课题组课题总指导:唐龙。课题组组长:史利国、卢映川。成员:欧阳彤、牛争芳、牛振华。
执笔:欧阳彤牛争芳牛振华
摘要:与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发展模式相比,立足地方之间资源差异和互补优势的区域发展,是更高层次、更高阶段、更高境界的发展。同拥有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不同,在关系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市场发育速度和程度具有重要也最为根本的影响。对于京津冀来说,这既是区域经济进程长期滞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的核心症结,也是今后推动区域合作、实现区域振兴要重点围绕和集中突破的关键点。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市场化合作与发展
作为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2006年5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政策措施。京津冀地区迎来了加快发展,追赶长三角、珠三角的重大机遇。把握机遇,当务之急是查找区域经济长期滞后的内在原因。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进程滞后的原因分析
京津冀区域经济进程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经济没有摆脱立足行政区域、倚重非市场手段谋求发展的套路。
京津冀地区发展区域经济确有先天上的不足。从历史角度看,长三角、珠三角因拥有强有力的经济中心而顺利发展。上海的发展有自身的不懈努力,也得益于百年产业基础,离不开较长时期内中央的有力支持。而香港,融入珠三角之前,已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这些京津冀地区都无法比拟。京津两大直辖市相距仅100多公里北京与天津高速公路里程为101公里,铁路里程为137公里。,较之一市两省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中心形成的影响性因素复杂得多。从地理条件看,长三角、珠三角分别有长江和珠江水系。作为长三角经济领头羊,上海既地处平原,又居长江口,周边经济往来不但没有地理障碍,而且能借水运之利,向区域纵深延展。在京津冀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北京,既无联系津冀、航运发达的江河,也不临海,西面和北面还有山脉横亘。从城市布局看,长三角城市密集程度比较高,上海与苏锡常等城市分布紧凑,到苏州、嘉兴仅相当于北京城区到平谷、密云的距离,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的条件明显优于京津冀地区。
但更应看到,现代区域经济是市场经济。同世界上拥有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不同,市场发育速度和程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最为根本。在这方面,较之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处于落后位置(见表1)。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课题主持樊刚、王小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其中,对各省市市场化进程的评估仅到2002年。
表12002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市场化水平比较类别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省市市场化指数全国排名省市市场化指数全国排名省市市场化指数全国排名直辖市北京7546天津7028上海8544—省河北63710浙江9102江苏8135广东9741
市场化进程差距产生的原因是京津冀的经济发展理念、方式和手段变革相对落后,达不到区域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业调整没有跳出行政区划界线
资源差异决定各地方经济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中是互补、互动、互促的整体。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京津冀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很好的利用,产业调整围绕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进行自我循环和更替,忽略了同处一个经济区域内,相互之间本就具有的共荣关系。
在长三角,沪苏浙已建立起层次丰富、上下衔接的合作机制,包括省市长定期磋商制度;常务副省长、副市长领衔,政府部门和企业参加的合作推动制度;政府职能部门参加的合作落实制度。城市政府也自发建立起多个经济合作组织,如以上海为首的16城市联席会;包括南京、镇江、扬州、合肥、芜湖、九江、南昌等20个城市在内的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四市联手举办的浙东经济合作区合作会议。显然,处理地方经济发展关系,长三角各地的眼光更长远、心态更开放、行动更大胆,因此在探索合作共赢的道路上走得更快也更远。而在京津冀地区,无论“穷的”,还是“富的”,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是各显神通,自寻“生财”之道。
京津冀在认识区域经济发展对地方的重要性和实质作用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就北京来说,很早就提出了“优二兴三”的产业调整思路,但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从城市二环依次退向三环、四环路。首钢、焦化厂最终迁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明显带有非经济因素影响的被动性调整。当北京开始与河北就水资源、环境问题进行沟通的时候,经济发展与城市负载极限之间可供回旋的余地已比原来小了许多。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北京尽管依托首都资源优势,在区域内地方经济发展上一马当先,但与都市圈其他城市发展的不协调,也使自己在区域中不得不长时间较为孤立地面对并过多承担起城市化进程产生的人口压力。
(二)非公经济推动市场发展、促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企业是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核心力量。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最大不同是,没有及时认识私营经济的重要作用,并更加有效地提供发展支持。
长期以来,长三角发展私营经济的态度更坚决,决策更果断,措施更大胆,政策更灵活,服务更周到,成效也最显著。2004年,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长三角达到了734%,京津冀地区只有549%。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公布的数据计算。
市场成熟度和发育潜力是外资企业在区位选择上优先考虑的影响因素。长三角私营经济迅速崛起和持续发展使其市场经济特性始终强于京津冀地区,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入驻。1984年,我国14个沿海城市同时对外开放。11年后,上海外资企业数量分别是北京、天津的149和162倍,江苏、浙江分别是河北的428、209倍。到2005年,上海相对北京、天津的倍数扩大到264和265,江苏、浙江较之河北的倍数分别扩大到916、523。根据1996~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
由于发展私营和外资这两个市场活力最强的企业群体都拔得头筹,长三角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京津冀地区仍然没有出现迅速“跟进”的趋势,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格局也没有改变。2004年,京津冀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是156%,长三角为59%。测算结果依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公布的数据。2005年,京津冀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值占工业企业资产总值的比重是632%,长三角为285%。测算结果依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珠三角不含港澳。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地区间的商品流动具有重要作用。区域经济步入更高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流动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市场的作用下,长三角内部的资源条件得到了比较好的利用。浙江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早就形成“接轨上海就是接轨世界”的意识,到上海注册登记的浙江企业已有2万多家,资本超过3000亿元。许多企业取得一定发展后,将总部迁至上海,而后把获得的订单、资金、技术转至设在浙江的工厂。市场化滞后带给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域内不发达地区急需技术、资金投入,这些要素又大量流向经济活跃的地区。从技术成果流向看,技术扩散在区域内不具优势。2001~2005年,北京技术交易市场共形成156306个技术合同。天津占其中的209%,上海占361%,河北占382%,而广东占474%,浙江占的比例为262%,虽低于河北,但项目平均成交额是河北的124倍。本段数据依据2001~2005年《北京技术交易市场统计年报》公布的数字计算得出。从企业投资方向看,2002年,上海从内地吸纳的企业注册资本中,北京占的比例最大,达到2299亿元,相当于上海吸引国内投资的421%,而天津2002年实际利用内资加起来不过619亿元。2002年的有关数据来自《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37期。
(三)推动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没有转到扫除市场障碍、构建统一市场上来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测评显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沪苏浙粤都好于京津冀(见表2)。《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
表22002年京津冀与沪苏浙粤“政府与市场关系”比较省市市场与政府关系良好指数省市排名省市市场与政府关系良好指数省市排名江苏9181浙江8542广东8513上海8315河北7568北京68111天津61218
京津冀地区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经济调控方式和手段等方面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主要差距在于,长三角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发展时,不死盯住具体的产业利益,而是把着力点集中于改善市场环境,实现了从直接推动产业发展,向打造统一、高效的区域市场,降低跨地区生产经营活动和生产要素流动成本的跨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区域人力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效率
长三角共同制订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资源共享协议》、《长三角继续教育资源共享协议》。统一人才认定标准,在多个领域推动资质互认的实现。上海、宁波联合推出商务口译、职业秘书等专业技术水平认证考试。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六城市,共同推出中高级口译、国际贸易单证、涉外联络口译等紧缺人才证书考试。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就WTO贸易实务等项目水平认证考试,开展了合作。面向未来,沪苏浙三省市及十五个城市政府,完成了《长江三角洲“十一五”人才发展思路研究报告》。2007年,沪苏浙将就“高校毕业生跨地区就业”做专题研究。
2统筹地区间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设备资源利用
《长江三角洲城市间综合交通规划研究》业已完成,在地方交通规划衔接,项目建设同步推进,打造包括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内河航运等在内的区域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方面,提出了合作框架和操作规范。联合实施《长三角区域科研仪器设施通用平台实施方案》、《各城市仪器网建设方案》,建立起科研仪器使用跨地区共享网络,已向区域内科研活动提供10000多次服务。
3建设面向整个区域的市场管理与服务体系
携手推进“简化和规范转关运输监管”改革,实行了进出口货物“属地申报、口岸放行”,并正在由上海海关牵头,建立联通各海关的电子虚拟审单中心,最终要统一区域海关执法标准,建立起集约化的区域海关管理模式。长三角资料信息中心筹建已纳入2007年区域合作计划,将建立社会经济信息共享协调机制和工作网络,汇集各地方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城市管理工作动态和建议提案等,依托电子信息和纸质资料库,通过网站、期刊、专报,为各成员城市提供共享和委托咨询服务。建立了以上海为中心,覆盖杭州、无锡、南通、嘉兴等八城市的产权交易平台,统一了产权交易规则、统计口径和信息发布机制。签署了《两省一市信用体系建设合作备忘录》,着手探索建立“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受制”区域联合奖惩制度的途径。携手建设区域电子信息网络,在长三角区域内购买“长三角一卡通”手机费套餐,即可以省市内话费拨打区域内手机。“公交一卡通”已覆盖上海、宁波、台州、绍兴等城市,2010年力争发行长三角互通卡。
长三角地方政府付出的努力,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该做而且要做好的事情。与之相比,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有两个不同:第一,虽也强调并且努力优化发展环境,但两眼向内,基本上各搞各的,比的是谁提供的优惠更多,拼的是“硬实力”。第二,对产业发展的关心远大于市场的发展。其实,从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就产业做研究、订规划、出政策,还在政府职能范畴之内。但如果超越市场法则,用行政控制的资源做投资、搞项目,即使取得一定效果,也往往事倍功半。拿京唐港的建设来说,政府替市场做出的投资选择并不成功。时至今日,北京的进出口货物绝大部分仍走道天津港。
长三角地方政府对属于市场作用范围的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问题,用支持和促进市场发展的方式、符合市场经济特性的方法去解决。现阶段,津冀两地政府就科技资源利用,积极谋求同北京方面的合作。江苏采取了一种更加贴近市场的做法,江苏的企业如果能够从中关村获得高科技成果,政府将在落地转化上提供资金等支持。
转变政府职能,依托市场力量发展经济,在珠三角也有明显的体现。2004年举行的泛珠三角“9加2”“9”指华南九省区,即广东、海南、江西、云南、湖南、福建、四川、贵州、广西;“2”指香港、澳门。经贸洽谈会,签约的473个项目中,政府直接推动的只有7个,且多是大型能源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策略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各方需要而且应采取更加主动和灵活的发展策略。
京津冀地区具有发展区域经济的有利条件。从独有的资源条件看,这一区域的发展在环渤海乃至我国北方的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河北以及京津冀地区西部、北部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在资源获取的空间距离上有明显优势。同时,首都城市特有的资源禀赋以及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遥遥相望且各具资源优势的京津两市,经济发展一旦打破行政分割,完全有条件形成完整的城市经济体系,区域经济中心的概念就不再是单一的城市经济体,辐射半径、拉动能力也会成倍扩大和增长。
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京津冀三地对发展路径的选择也处在极为关键的十字路口。这个判断基于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中央已经做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部署,并在京津冀地区采取了实质性措施。全国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加快步入区域经济良性发展轨道,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津冀三地更加全面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第二,港口城市的独特地位以及土地利用上的潜力,决定了天津在京津冀区域经济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其发展也将为区域内部的经济格局带来重要变化。中央向滨海新区提供政策支持,就天津的发展优势来讲,与其说是一种扩大,不如说是使其本就有的发展条件、特点加速显现并得到充分利用。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将为京津冀三地更加重视自身资源条件,更加充分把握自身发展特点,更加主动寻找自身在区域中的定位和发展道路,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布局优化,带来新的动力。
第三,京津冀三地发展上的内在联系已经并正在进一步展现出来,这是开展合作的重要条件。天津、河北对北京科技、资金等方面资源有着比较迫切的需求;北京、天津的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待河北提供支持。目前,京津冀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是促使发展上的内在联系转化为合作动力的良机。如果三家依旧各走各的路,经济体系相互独立,都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后再谈合作,去解决产业发展关系问题,难度将显著加大。
现阶段,京津冀能否把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有重大突破并持续取得进展,迎头赶上长三角、珠三角,以下三点变化将至为关键。
一是各方应一致认识到区域经济兴则地方经济兴。京津冀要统筹区域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协调发展,立足区域及各自比较优势谋划和推动发展。就北京来说,要在发展战略上有实质性的改变,做出积极融入和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决策,有助于京津冀地区及首都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是提高市场化水平,不遗余力地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要素充分流动。京津冀三地要有效依靠企业,加快构建区域统一市场的进程,把市场的效率、潜力发挥和释放出来。对北京来说,要在符合首都特点、具有优势资源的产业领域,形成充满市场活力的企业群体,并将之作为密切首都与区域的经济联系,实现区域经济和首都经济共同发展的主导力量。
三是改进经济调控方式、手段,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京津冀三地政府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找准定位,将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集中于为区域市场发育,降低跨地区生产经营活动和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创造条件。对北京来说,要采取更多也更有成效的措施,认真对待和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北京发展总部经济的综合能力居全国35个主要城市之首,但“政府服务”评价得分位列第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编《2006~2007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方式、手段的确存在亟待改进的地方。
为此,京津冀三地政府应在以下三方面采取行动。
(一)建立区域发展政府合作机制
建立稳定、完善的政府合作机制对京津冀地区来说十分重要。三地政府引导、促进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出来,取决于是否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沟通、化解矛盾、扩大共识,并步调一致采取措施。
京津冀区域发展政府合作机制应服务于共同商讨、确定、研究问题,寻求共同利益所在及其实现途径,制订并落实相应措施,引导、推动三地企业和行业组织开展区域合作、发展协作关系。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加快市场化进程、构建区域统一市场、增强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上。通过合力改善区域内的政策、制度和服务环境,建设相互衔接、规范协调、高效运转的市场管理和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区域内道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充分和合理发挥追逐利润的天性,加速区域产业布局和地区分工形成,实现地方经济与区域经济紧密关联、相互促进,增强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力提供保障。
推进政府合作要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统筹协调推进区域道路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有望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改善区域内的政策、制度和服务环境,建设有机衔接、规范协调、高效运转的市场管理和服务体系,应根据市场需求和现有条件,确立重点、区分主次、有序推进。二是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具体在哪些方面率先开展合作、实施重点突破,由地方政府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制定措施并落到实处。区域产业布局和地区分工问题可随着市场的完善,依据市场给出的初步答案,逐步予以考虑、做出抉择。三是尊重市场、依靠企业。政府在合作中研究和做出决策,必须广泛征求、充分听取各地企业、行业组织的意见,一切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围绕企业实际需求展开,为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对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创造条件。同时,引导、鼓励、推动企业和行业组织建立、发展合作关系,逐步使市场主体的横向联合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形成市场主体与政府合作的合理分工和紧密衔接。
(二)将培育地方经济增长点与促进区域发展结合起来
在京津冀三地的发展关系中,京津之间的发展关系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目前,京津两市各自有着比较明确的产业发展思路,但在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等问题还认识不清。目前,天津在获得中央的政策支持后,对资源要素的吸引力比原来大大增强。北京的一些金融、建筑和物流企业已开始考虑在天津的发展问题,有的已采取行动。这表明,京津两市在未来发展上,不仅有合作,也会有竞争。实际上,这种关系完全符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合作解决的是地区间产业恶性竞争问题,促进协调发展。而公平、有序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增强整个区域对资源要素的吸引力,两者不可或缺。
竞争不妨碍合作,合作不排斥竞争。京津两市政府可学习长三角,借助合作机制,紧紧围绕共同利益开展工作。
第一,密切相互之间的交流。在合作初期,双方可把重点放在对话机制建立、重要信息通报,就共同利益和实现途径进行探讨上,保持城市发展对相互关系以及区域影响的观察、评估连续性,逐步增进了解和共识,为科学决策、联合行动奠定基础。
第二,合理和灵活处理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区域经济发育过程中,京津之间产业发展会存在竞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合作是坦诚、务实、灵活、高效、共赢的合作,是立足区域与地方、地方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合作;竞争是着眼于促进产业和相关要素集聚,提升产业在区域中发展水平的市场化竞争,是政府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立足资源比较优势,合理进行经济调控条件下的竞争。
现代制造业方面。天津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空间潜力较大,北京工业产品高端化特征更为显著。一方面,京津两市应在推动市场发育上积极合作,为产业互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创造条件、破除障碍。另一方面,在不违背中央对北京、天津城市总体规划批复精神,不损害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不危害区域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京津之间在现代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应该保持竞争。
金融产业方面。北京、天津各有条件和优势,具备携手探索、合作推进金融产业错位发展的客观基础。目前,两市的金融产业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即资本市场不发达。京津就发展金融产业展开竞争,对两市及整个京津冀地区资本运作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极为有益。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京津快速轨道交通和第二条高速公路工程完成后,金融产业在两座城市的发展可能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功能分工,而不是同质竞争。
第三,联合河北,推进区域统一市场和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北京为例,一是将自身发展更有效地融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既借鉴上海的成功经验,依托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扩大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优势,同时使区域经济发展得到首都城市更加有力的支持。具体途径包括:引导和促进北京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天津、河北产业发展的结合;依托现代制造业高端领域的领先优势,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环节产生的需求,引导和促进产业链条向区域纵深延伸;利用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产生的巨大消费需求,引导和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二是更充分地观察企业动向和生产要素流向,逐步看清需要错位发展的领域,将政府的支持调整到在市场竞争中呈现优势的企业和产品上。三是壮大推动市场发展的力量,加速培育非公经济,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发挥他们把握市场变化的敏锐性、调整经营策略的灵活性、企业迁移的便利性以及付诸行动的快捷性,拓展城市与区域的经济联系,带动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使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和分布趋向合理。
(三)携手支持和推动冀北的可持续发展
冀北是河北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也是北京、天津的重要水源地。其间的六大风口指坝上沿线的怀安马市口、万全新河口、张北黑风口、崇礼三龙口、赤诚独石口和丰宁小坝子隘口。、九条通道指洋河、桑干河、壶流河、清水河谷地形成的四条风沙通道和潮河、白河、黑河、天河和汤河谷地形成的五条风沙通道。是北方风沙南下京津冀腹地的重要途径,同时还存在三大沙区指坝上沙区、坝下沙区和平原沙区。、五大沙滩指沿洋河、桑干河河川两侧分布的宣化黄羊滩、怀安金沙滩、阳原开阳滩、怀来甘家滩和南马场等成片沙滩。。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公布的《环京津贫困带的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景体华主编《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中数据表明,2004年河北环京津31个县未包括张家口涿鹿县赵家蓬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北京的302%、160%、19%,相当于天津的331%、187%、23%。张家口及其怀来地区的领导,既表示为保护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可以做出牺牲,但也对发展得不到足够支持提出质疑。很明显,冀北地方政府在改善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上承担着巨大压力,显示出矛盾的心态。
冀北的发展问题关系到整个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仅从北京自身来看,在现代制造业规模受限的情况下,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壮大文化创意产业,不断增强现代服务业的实力。做到这一点,保持并不断增强对相关资源要素的吸引力显得十分重要。影响性因素中,首都城市、文化名城两大功能定位的实现,基础比较稳固。市场、政策、制度、交通、服务等条件完善,也具有较大的自我掌控能力。唯独大气和用水质量,受冀北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方面不改善,北京称不上一流的国际城市,更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宜居城市。
当前,京津冀特别是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对区域发展起重要带动作用的城市,面临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冀北自然环境十分脆弱,如何跨行政区域实施有效影响,避免这一地区走“先发展、再治理”的道路。二是冀北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短期支持无异于杯水车薪,若做长期打算,财力能否承受这样的压力。对此,三地政府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共识并研究对策。
第一,从空间角度看,京津冀具有利益共同点,如京津塘一线、曹妃甸和冀北。事实上,冀北的问题不仅关系北京,对天津也有影响,而且天津发展得越迅速,这种影响就更明显。在区域内部,东及东南方向的战略目标是打造同时带动京津冀的发展带,北部方向的战略目标是为发展提供保障。
第二,依托区域发展政府合作机制,协力支持冀北发展。将促进冀北发展的重点,放在造血机能培养上。京津冀地方政府有必要共同制定引导和鼓励相关企业、技术、资金落户冀北的规划和政策。
第三,全面落实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确保规划作用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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