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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求注释

【楼主】 (3):姜太公
姜尚

姜尚，名望，吕氏，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东海海滨人。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 “师尚父”，辅佐文王，与谋“翦商”。后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功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

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在舜时为官，因功被封于吕(今河南省南阳)，故为吕氏，名吕尚。中国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所以“姓”即“女生”，后来在一个姓中又以男性为主有了氏，到春秋战国以后，氏越来越多，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后来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商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 “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注：传说姜尚本是处士，为逃避殷纣的暴政，隐海滨。又说他曾事纣，因纣无道而离去，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文王。还有的说他曾屠牛于朝歌(殷都，今河南淇县)，卖饮于孟津(今河南盂津以北)；或说他年老穷困，隐于渭滨，以渔钓于周文王，文王载与俱归，立以为师。以上所说归周的途径虽不同，但归周大事的核心人物则是肯定的。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姜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便与姜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姜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丁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

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59年)，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周军在姜尚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檄文。届时800诸侯会诸此地(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显示了武王的声威。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如果兴师伐纣，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于是，决定班师而回。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62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参见周灭商之战)。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

二月甲子(二月五日)，周武王率领大军会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队战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商都朝歌70里，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参见牧野之战)。拂晓，进行庄严的誓师——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词历数纣王听信宠姬谗言，招诱四方罪人和逃亡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罪行，说明伐纣的目的乃代天行罚，宣布战法和纪律要求，激励战士勇猛果敢作战，武王使尚父亲统百名精锐勇土“致师”——发起挑战，接着指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乘势驰逐冲击。纣师虽众，皆无斗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调转枪头指向商军，给武王开路。武王见此情景，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连夜仓皇逃走，与妃子妲己一起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

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多赖姜尚英明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之时；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在作战指挥上，首先以兵车、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市北）。姜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姜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参见周公东征)，周王下令给姜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乱最终被周公姬旦给平叛。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但葬地不详。

相传兵书《六韬》为姜尚所作，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但从现存的内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姜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点评：姜尚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军师型的军事家，其军事韬略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用兵起了远的影响。

【楼主】 (4):杨震关西，丁宽易东。

杨震
杨震（公元59年—公元124年），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八世祖杨喜、高祖杨敞都曾封侯、拜相，其父杨宝通晓《欧阳尚书》，造诣颇深，为一代宗师。

杨震通晓经典，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之称。他淡泊名利，年轻时多年寓居湖县（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杨村）及潼关等地。他到东莱出任太守途经昌邑（今山东省巨野东南）时，以前经他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时任昌邑县令，为答谢杨震以前对自己的举荐之恩，趁夜深人静怀揣10锭黄金到驿馆拜见杨震。杨震对王密此举很是生气，毅然拒绝。王密四下瞅了瞅说：“夜黑人静，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杨震义正辞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说没有人知呢？”说完他生气地将黄金掷于地上。

杨震不但洁身自好，而且力图澄清当时官场贿赂成风的恶习。永宁二年（公元120年），他升任司徒。司徒身为三公，地位显赫。当时，汉安帝乳母王圣因对安帝有喂养之功，依仗安帝恩典很是放肆，其女伯劳“出入宫掖，交通奸贿”，影响很坏。杨震仗义执言，不避权贵，上疏抨击，提出“政以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要求安帝“绝婉恋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诫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意即请安帝割断对少年美貌的眷恋，留心国家大事，对于拜封爵位的事要谨慎，上贡要减省，赋役要减轻，让人民安居乐业。安帝不但不听谏言，反而将杨震的上疏交给王圣等人传观，王圣那一帮人大为恼恨。

杨震为官忠贞清廉，生活俭朴。他为官１０余年，没有给自己置办产业，不修豪华别墅，常以蔬菜为食，衣无锦绣，徒步往来不乘坐马车。有人劝杨震为子孙考虑，开置产业发家致富，杨震坚决不肯，慨然说道：“使后世为清白吏子孙，以吾观之，不以厚乎？”所以，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为官，亦都洁身自好，清廉自守。

【楼主】 (5):丁宽

西汉今文经学家。字子襄，梁（今河南商丘南）人。汉景帝时，为梁孝王将军，曾抗击吴楚七国叛军，号丁将军。初从田何受易，尽得其学，学成东归时，田何曾谓门人言曰：“易以东矣。”后又从周王孙受古义。曾作《易说》三万言授于田王孙。《易说》一书，已佚，《汉书·艺文志》亦未载，《汉书·艺文志》易类中著录有丁宽著《丁氏》八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易丁氏传》二卷。

【楼主】 (6):谢安高洁，王导公忠。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谢安
谢安（320年 ~ 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 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谢安出生名门，喜爱读书，不愿做官。多次被朝廷征召,均被谢安拒绝。在公元360年，谢安终于担任司马一职，并在公元373年以自己的沉着冷静阻止了桓温篡权的阴谋。在公元383年，苻坚率领百万大军，意图吞灭东晋，谢安以征讨大都督的身分负责军事，最终击败苻坚，并由此诞生了“小儿辈遂已破贼”与“不觉屐齿之折”的故事。



淝水之战 与 谢安（320 ~ 385）
「晋」阳夏人，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出身名门大族，祖父谢衡以儒学知名，官至国子祭酒；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

　　谢安年轻时就思想敏锐深刻，举止沉着镇定，风度优雅流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东晋初年的不少名士如王导、桓彝都很器重他，少年时就有重名。

　　然而谢安并不想凭借出身、名望去猎取高官厚禄。东晋朝廷先是征召他入司徒府，接着又任命他为佐著作郎，都被谢安以有病为藉囗推辞了。后来，拒绝应召的谢安干脆隐居到会稽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频繁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挟妓乐优游山林，就是不愿当官。当时担任扬州刺史的庾冰仰慕谢安的名声，几次三番地命郡县官吏催逼，谢安不得已，勉强赴召。仅隔一个多月，他又辞职回到了会稽。后来，朝廷又曾多次征召，谢安仍然予以回绝。以此激起了不少大臣的不满，接连上疏指责谢安，朝廷因此作出了对谢安禁锢终身的决定。

　　然而谢安却不屑一顾，泰然处之。

　　谢安虽然屡屡不愿出山，但当时的士大夫却都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以至时常有人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他的妻子刘氏是名士刘惔的妹妹，眼看谢氏家族中的谢尚、谢奕、谢万等人一个个都位高权重，只有谢安隐退不出，曾对谢安说：「夫君难道不应当像他们一样吗？」谢安掩鼻答道：「只怕难免吧。」果然，升平三年（>359）发生的谢万被废黜事件，终于迫使谢安步入仕途。

　　谢万字万石，谢安的弟弟。他的器度不如谢安，却也很有才气，而且擅长自我炫耀，年纪轻轻就颇有名气，仕途通达。升平二年（358），谢安的哥哥谢奕去世，谢万便被任命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兼任豫州刺史。然而他并不是统兵作战的材料，在升平三年十月受命北征时，仍然是一副名士派头，只顾吟啸歌咏自鸣清高，不知抚绥部众。谢安对弟弟的做法非常忧虑，劝戒说：「你身为元帅，理应经常交接诸将，以取悦部众之心。像你这样傲诞，怎么能够成事呢？」谢万于是召集诸将，想抚慰一番。不料这位平时滔滔不绝的清谈家竟连一句抚慰的话都讲不出，憋了半天，干脆用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在座的将领说：「诸将都是劲卒。」如此凌辱轻慢，不仅不能抚慰将领，反而使他们更加怨恨。谢安无奈，只得代替谢万，对队帅以下的将领一个个地亲自拜访，尽力加以抚慰，拜托他们尽力协助谢万。但这并未能挽救谢万失败的命运。谢万率军增援洛阳，还未与敌军交战，手下士卒就惊扰奔溃。谢万单骑狼狈逃还，军士们本来要杀了他，看在谢安的份上才没有动手。损兵折将的谢万不久就被罢免为庶人。

　　谢奕病死，谢万被废，使谢氏家族的权势受到了很大威胁。升平四年（360），征西大将军桓温邀请谢安担任自己帐下的司马，谢安接受了。这本来只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消息传出以后，竟然引起了朝野轰动。在他动身前往江陵的时候，许多朝士都赶来送行，中丞高崧挖苦说：「卿屡次违背朝廷旨意，隐居东山不出，人们时常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如今苍生又将如卿何！」而谢安夷然毫不介意。桓温得了谢安却十分兴奋，一次谢安告辞后，桓温自豪地对手下人说道：「你们以前见过我有这样的客人吗？」

　　咸安元年（371），对东晋朝廷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权臣桓温本想立功中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没想到在枋头一战遭到惨败。为了重立威名，他听从郗超的建议，在咸安元年废黜了司马奕，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此时的谢安已担任了侍中，不久又升任为吏部尚书。他洞悉桓温的野心，也知道简文帝比被废黜的司马奕也强不了多少，只是清谈的水平略高一些而已，但他仍然忠心匡扶朝廷，竭力不让桓温篡权的图谋得逞。

　　咸安二年（372），即位不到一年的简文帝就在忧惧中死去，太子司马曜即位，是为孝武帝。原来满心期待着简文帝临终前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桓温大失所望，便以进京祭奠简文帝为由，于宁康元年（373）二月率军来到建康城外，准备杀大臣以立成。他在新亭预先埋伏了兵士，下令召见谢安和王坦之。

　　当时，京城内人心惶惶，王坦之非常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情坦然地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王坦之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朝板也拿颠倒了。谢安却从容不迫地就座，然后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桓温只得尴尬地下令撤除了埋伏。由于谢安的机智和镇定，桓温始终没敢对二人下手，不久就退回了姑孰。迫在眉睫的危机，被谢安从容化解了。

　　同年三月，桓温得了重病。在返回姑孰之后，病情日益加重。但他还在幻想着能得到加九锡的殊荣，不断派人催促。谢安故意拖延，对已经起草好的诏书一再加以修改，迟迟不予颁发。桓温终于没有如愿，抱憾而死。

　　桓温死后，谢安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与尚书令王彪之一起执掌朝政。数月后，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州刺史，谢安又兼总中书省，实际上总揽了东晋的朝政。为了缓和矛盾、稳定政局，谢安实行了着眼于长远，以和谐安定为重的执政方针。他没有趁桓温病死的机会翦除桓氏集团，仍然信任和重用桓温的弟弟桓冲，让他担任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和徐州刺史，负责镇守京口，后来又转为都督七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桓冲也深明大义，认为自己的德望不及谢安，心甘情愿地以镇守四方为己任。将相关系的协调，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当时人赞扬谢安，将他比作王导，而文雅则更胜一筹。

　　内部安定之后，谢安又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当时，前秦在苻坚的治理下日益强盛，东晋军队在与前秦的交战中屡遭败绩。谢安派自己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率军征讨，接连取得胜利。又命谢玄训练出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为抗击前秦作好了准备。

　　太元八年（383），苻坚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下，志在吞灭东晋，统一天下。军情危急，建康一片震恐。谢安依然是那样镇定自若，以征讨大都督的身分负责军事，并派了谢石、谢玄、谢琰和桓伊等人率兵八万前去抵御。桓冲担心建康的安危，派精锐三千前来协助保卫京师，被谢安拒绝了。谢玄心中忐忑，临行前向谢安询问对策，他只回答了一句：「我已经安排好了。」便绝口不谈军事。谢玄心中还是没底，又让张玄去打听。谢安仍然闭口不谈军事，却拖着他下围棋。张玄的棋艺本来远在谢安之上，但此时兵临晋境，张玄沉不住气，谢安则神气安然，结果张玄输在谢安的手里。

　　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甚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舞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淝水之战的胜利，使谢安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但也因此而遭到了喜欢专权的会稽王）提出由自己率军出镇广陵的步丘，修筑了新城（今江苏扬州邵伯镇），名义上是准备援助前秦，实际上是想脱离建康这个是非之地。他着手建造泛海的船只，准备从海道返回会稽。但他不久就患了重病，只得请求返回建康治病休养。然而他回到建康只有几天，就溘然病逝了，重回东山的心愿未能实现。
名言
“晋祚存亡，在此一行。”
“小儿辈大破贼。”
“可将当轴，了其此处。”
“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
“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
“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楼主】 (7):王导
拥立元帝 建立东晋

王导，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字茂弘，晋朝琅砑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琅砑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不凡，是将相的才器。及长为司空刘蹇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和司马懿的曾孙、琅砑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任命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群从弟子布列显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出身中原著名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元帝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导的支持。元帝因此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极为倚重。长江流域建立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曾有晋墓砖铭赞道：

永嘉世，天下灾，

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

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

余广州，平且康。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南北氏族 绥抚新旧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剂新来的北方(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东晋建国之前，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渡江避乱。卫导曾劝司马睿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作属官，使他们有个安身之地。当时知名的有：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凌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颧为行参军，前太守庾亮为西曹椽等。但有不少名士在开始的时候，对东晋的前途是怀疑和悲观的。例如，桓彝在初到时，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很为担心，他对周颉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当王导和他纵谈形势以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我见到了‘管仲’，不再忧虑了尸有一次诸名士在长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颉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可是抬眼只见长江，不见黄河。”在座的听了都哭了起来。王导正色劝导说：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象“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砑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扛苏宜兴县)周圯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经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流亡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 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姓司马以外，其他任何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了。

晋元帝登帝位以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逢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仍能保持常态，不作计较，说明他胸有成府。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刘隗逃奔石勒。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出面来维护帝室。原来西都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欲专国政，恐怕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至王敦攻入建康以后，对王导说：“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又加紧图谋篡夺，王导站在维护帝室立场坚决反击。这时王敦病重，不能自将，其兄王含为元帅，以水陆军五万陈于江宁南岸。王导致信王含说：“你今天这番举动，恰似王敦当年所为。但形势已完全不同：那年是因为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就是我自己也想外离以求自济；可是今天，先帝虽然去世，还有遗爱在民，当今圣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如果你们竟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作为人臣，谁不愤慨？”并坚决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同时具体部署兵力坚决抵抗。先是王导听说王敦病重，就率子弟为敦发丧，将士们以为王敦真的死了，大大鼓舞了士气。在一个夜晚，王导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千余人渡江偷袭，王含无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报以后，气急败坏地大骂王含：“这个老婢，坏了我的大事!”不久就死了。王敦无子，以含子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为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卫敦虽因谋反而死，但王导却以保卫帝室有功，以司徒进位太保，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琅砑王氏仍然是当时最大的望族。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病死，幼主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后为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消灭，收复建康。王导是坚持维护司马氏政权的。

镇之以静 群情自安

王导为政的措施之三，是“清静为政”，即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法，来处理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有势力的大族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对于这些大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东晋初年，石头仓米一万斛为豪强所盗，朝廷不去追究，却以处置仓库监守来塞责。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下一网、安一篆，都要被没收鱼器和罚绢十匹。有民谣愤怒地唱道：

廷尉狱，平如底；有钱生，无钱死!

这就是王导的“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方针的具体执行。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都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颐荣的族子颐和不说话。王导问他所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的人都自悔失言。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就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如陈颧曾致信王导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不听他的劝告，听任参佐避事自逸，清谈误国，而月把屡发正论的陈颧贬出去当郡太守、明帝死后，王导和庾亮同受遗诏，共辅幼主。当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他密为之防。王导说：“他若来了，我就‘角巾还第’，有什么可怕呢？”表现恬淡无为，不计进退；可是王导心里对庾亮很不服，骂庾是“尘污人”。

除了政事以外，王导对于教育事业是关心的。当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他曾上书元帝，提出“尊道而贵士”，“先教而后战”，“取才用士咸先本于学”，认为“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雨沾肌骨，习以成性”，就可以“迁善远罪，行成德立”，“事君则忠”，“泣下则仁”。主张“择朝之弟”入学，“选明傅修礼之士”为师，“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当然，王导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他还谈到“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爱国之心尚未全泯。但他认为，要象“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一样，经过教育感化，讲究礼仪揖让，就可以使入侵的少数民族“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未免迹近荒唐了。

偏安江左 和睦共处

王导平日性情谦和宽厚，心有测隐仁爱之心，故能忍让、调剂各方面矛盾，基本上做到和睦共处。当时王恺、石崇以豪侈为尚。有一次，石崇大宴宾客，王导和王敦都在座，石崇使美人敬酒，如客人饮酒不尽，就将美人杀掉。王敦故意不饮，敬酒的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无视。王导素不能饮，恐怕敬酒的美人被杀，勉强尽觞。但王导也有徇私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王敦起兵反晋的时候，王导每天带领宗族子弟诣阙待罪，曾苦苦相求尚书左仆射周颇(字伯仁)相救。当时周颇口里未应而实际却上表力辩王导的忠诚，王导并不知情因此内心含恨。王敦攻入建康后，曾经请示王导如何处置周颇，首先问：“可为三公？”导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又不应；最后王敦说：“那末只有把他杀了!”王导仍然不表态。于是王敦就将周颇杀了。等到清理宫廷档案时，发现了周颇相救王导的表章，王导才叹悔说：“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后来这句话传下来变为一句成语。

总之，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剂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这个局面也是王导和晋元帝所专注和希冀的。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而且祖逖曾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祖逖后来并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和信用，以致忧愤而终。这不能不说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王导、庾亮相继死后，朝野忧惧。朝廷以陆玩拜司空。陆玩再三辞谢，他叹息着对宾客说：“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没有人材了!”时人认为这是明智的看法。当时，东晋的确又遇到一次危机，就是桓温的篡夺事件，不过由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桓温的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的弟弟桓冲做荆州刺吏，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各大族势力平衡的“镇之以和静”的作法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王导保持东晋偏安的政治措施的积极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