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作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人家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了一个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从这段不满百字介绍中可以看出,潘金莲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不然不会到大户人家当使女,她美丽,聪明,并在最初本质是善良的。在男权统治下,作为女人,以自己身体谋取处境的改善和经济上的好处,是很常见的现象,至今也还不是这样吗?!
潘金莲所处的封建时代,富人们三妻四妾,主人要缠,正是使女向上爬为正式或非正式小老婆的绝佳机会和跳板,可她拒绝了,她反抗了。这拒绝原因施耐庵没交待我们,不过有点可以肯定:她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守住了对情爱的美好向往,不为富贵所动,也不为权势所迫。“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一句话即反映了逼迫的严重又反映了潘金莲的聪明。这是很不简单的,即使对照今天为出国为捞钱甘将妙龄付花甲的某些不对称,也属难能的可贵。这个坏女人的典型代表以极端的手段和极大代价,追求封建社会一夫多妾婚姻制度下,女人情爱自由和性爱的权利,而她追求自由的结果至今还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侮辱、谩骂、颤栗、犹豫、彷徨、迷惘,反抗。仅从这一点上说,潘金莲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山东人的骄傲,潘金莲极端的“反抗”行为,绝对称得上是底层妇女寻求自我解放的“先驱者”。
潘金莲的反抗使那个大户吃足了苦头,否则他绝不会恨记于心,不要一文钱不说,还要倒赔些钱,白白嫁与“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施展他大户人家最卑鄙而又最致命的报复,这对于潘金莲说是多么的残忍和不公平。
封建社会妇女的每一次抗争,都是一次向死亡的努力。潘金莲最初的婚姻,正是封建社会妇女命运不自主的必然。即使如此,即使“好一块羊肉,倒落到狗口里”这般婚姻,遇见西门庆前,潘金莲还属良家女子。施耐庵在上面那段介绍后紧接说“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并有诗为证,却查无前科;否则武大不会干净利落走出清河县,也不会有后来郓哥嘲笑他时的气恼“含鸟猢逊,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并再三追问“真个有这等事”。至于清河县那些浮浪子弟们的懊恼,一是泼皮本性的无赖,二也说明了这桩婚姻的不般配形成了社会舆论,于潘金莲行为无涉。此时下“为头的爱偷汉子”评语,实属施耐庵妇女观之偏见。这偏见也可以从他与人物起名中透出,“金莲”,小脚也,它和鞋相连。
遭遇武松,使潘金莲对自己婚姻又有了一次认识比较的机会,潜在的不满和反抗开始觉醒,久被压抑的性意识寻机爆发。“武大叫一声:‘大嫂开门!’只见门帘起处,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应道:‘大哥,怎地半早便归?’”阳谷县的潘金莲此时还安分着封建礼教,谨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道。及至见了武松这表人物,才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象人,七分似鬼,我直怎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应该说,潘金莲对武松的喜欢并不是情爱,而是基于性因素产生的冲动、渴望、羡慕,她虽然想到了婚娶、姻缘,但直接原因却是“生的这般长大”、“必然好气力”。他并不了解武松,几番撩拨,不见成效,“着实撩斗”,又讨了个老大没趣;如此还不死心,直到最后当着武大郎的面被武松义正辞严又番教训,而不是给几句同情安慰的话。此刻满心欢喜的潘金莲才化做了深深的绝望,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对幸福美满情爱的绝望,对封建理教的绝望,对男人的绝望。而绝望最容易使人产生报复心理。
至于说《金瓶梅》中的描写,不过是继水浒里面贬低女人之后,把潘金莲这个女人彻底被毁了,从而完成了彻底毁灭以潘金莲为典型代表的“正宗淫妇”形象之目的,并起到警示和震慑其他妇女的作用,不要学潘金莲,更不要反抗和挑战男人世界的权威,否则,就是潘金莲的下场。对于《金瓶梅》这部“淫秽”作品,我很同意一位博友的见解,它不过是虚构的,既达到贬低妇女的目的,又满足了男人意淫的需求。
众所周知,中国的君王则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可以有“粉黛三千”,可以把女人随意的赏赐给文武百官,“风流天子”们不是都最爱得意的说:这天下是眹,这天下的女人且不也都是朕的女人”,因此,上行下效,有权有钱有势的男人不仅要“三妻四妾”,而且还要大把大把的花银子去花天酒地,去逛窑子玩女人。绝大多数女人不仅成为繁衍生命的机器,成为男人发泄性欲的工具,成为男人占有财物的象征“物品”之一,因此,在本质上,封建社会中女人实际上成为了整个社会私有财产的一部分。男人可以随意“休妻”,男人千百年来可以视兄弟如手足,却视女人如衣服。女人在婚姻大事上也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们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更不要说什么享受性爱的权利了,以至于在我们过去的社会里,古今中外都产生出了无数的情爱和婚姻的悲剧。而潘金莲只不过是有了一点点的反抗,她就被描写成一个“正宗淫妇”钉在了男人们树立起来的耻辱柱上,多么可悲的呀!
有一个博友,与我开玩笑说,我觉得你写的文章题目定为:《潘金莲说:我就喜欢做婊子》更轰动。是的,的确如此,潘金莲开始报复社会,报复男人了,西门庆不过是潘金莲报复男人世界的一个对象,并非他玩弄了潘金莲,到是潘金莲从不愿意到肆意纵欲玩耍于西门庆,这不过是她为报复大户人家、武大郎、武松等男人,而采取的过于极端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反正我好歹也这样了,无所谓了,小娘子我就是要做婊子,你们还能怎样于我”,对一个已经深深绝望和无所谓的女人,我们难道就不能原谅她一个出身贫苦的女人吗?在谩骂她是“正宗淫妇”,把她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特别是男人们为潘金莲的命运着想过呢?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说:“给潘金莲平反等于给妓女立牌坊,给所有不良女性一个更加放纵的理由”,就显得太不公道了,况且潘金莲也不是个妓女,她要真是个妓女,男人们也就不会老是跟她过不去了,她触动无数中国人的神经中枢正因为她不是个妓女,因为她这样就更可怕了,男人到底怕她这个“婊子”什么呢?说穿了是怕女人的反抗和自我解放,挑战了男人的权威和尊严,怕她带坏了自家的良家妇女,怕自己的女人也投入别人的怀抱,给自己戴上绿帽子。可是那些谩骂潘金莲是婊子的人,那些口诛笔伐把她推上“正宗淫妇”审判台上的人,你们又何时反省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呢?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从古至今因为有太多的男人骨子里喜欢婊子,才会有了做婊子的女人,没有需求,那里来的供济?其实,有多少男人既恨西门庆不死,又想自己也当回西门官人,一面谩骂潘金莲是婊子,是淫妇,另一面也想怀抱一个潘金莲。哎,潘金莲不过是中国男人意淫的偶像,潘金莲冤呀,真的比窦娥还冤。
的确,按照中国的正统思想来说,潘金莲的一生是“罪恶一生”,但是,更准确地说她不过是封建制度下妇女人性扭曲的典型代表。她不过是一个被那个“大户人家”、“武松”等男人世界的封建理教所压迫的最底层妇女的缩影,一个封建理教的牺牲品。潘金莲不是婊子,只是《水浒传》中的一个可悲的女人。要说潘金莲坏,那也是“大户人家”的恶毒、“西门官人”的淫荡、“打虎英雄”的虚伪,以及男权社会的封建理教给她 “逼上梁山”。的确,做婊子的女人可耻,但逼迫引诱女人做婊子的人就更可耻了。
在中国古代皖南徽州,徽商出门做生意,徽州女人们只能守候在家里。男人有的死在外面,她们只能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不能再嫁。有的男人发财了,带几个小妾回家,原来家里的女人也就没了地位。男人还要用“潘金莲”来告诫女人,在所谓忠贞的女人房子门口立上“贞洁牌坊”。而背叛了男人就会被烧死。“贞洁牌坊”无疑成为了男人们在精神上摧残女人的帮凶,“贞洁牌坊”千百年来成了带在女人身上的枷锁,让无数的女人成为男人恪守“贞洁”妇道的牺牲品。难道还要让今天的女人再回到“徽州女人”的时代,男人们才会拍手称快?
《给潘金莲平反就是给婊子立牌坊》的作者,在他文章的结束语中说:“当代潘金莲比比皆是满街遍地,就是因为太过于放纵和自由,为社会增加很多的麻烦和负担。给淳朴善良温柔的女性生活自由、爱情自由不等于给她们无度放纵情感的自由”。那我到是要问,当今男人花天酒地,养“二奶”、包“小三”、婚外情不更是比比皆是满街遍地吗?!男人们的无度放纵又是因为什么呢?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潘金莲”太少了,对男人的压力不够大;是因为很多男人心里和肉体上总是念念不忘潘金莲;是因为男人们还没有学会自省,忘记了孔老二的教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因为男人还妄想生活在“三妻四妾”和“贞洁牌坊”的美好时代。只可惜呀,如今女人们为男人当牛做马独守空房的日子一切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