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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国史——电影《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大屠杀
一息尚存

国学与国史　　
-----电影《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大屠杀　　
　 　
值此年终岁末的时候，一部由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片名为《金陵十三钗》的电影不仅正在国内到处热映，甚至还跑到美国的几个城市上演去了。然而七十四年前的此时，南京城内的我中华百万同胞和十余万国民党军溃散的官兵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也正处在炼狱般的煎熬之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守卫南京城的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只是稍微地进行了一下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便由于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和团长等军官首先逃离战阵而自行溃散了。十三日，日军几乎是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便占领了南京。在占领了南京之后，日军随即就开始了时间长达六周的大屠杀、大强奸、大抢劫。在这六周的时间里，南京共有三十多万我国同胞遭日军的屠杀，两万多名妇女被强奸，财产损失更是多得无法统计。　　
《金陵十三钗》是根据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可谓是近年来继《亮剑》、《大刀》、《中国远征军》和《南京！南京！》等意淫派电影和电视剧之后的又一高潮之作。该片主要的故事情节是：日军占领了南京之后，有一座欧美人开办的天主教堂暂时还未被占领，一些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十几个秦淮河畔的妓女、少数国民党军队溃散的士兵和一个名叫约翰的美国人，都先后躲进了教堂。但是，不管是欧美人也好，还是基督耶稣的教堂也罢，都不可能保护惨遭日军践踏的中华民族。很快，日军就冲进教堂并且发现了女学生，殊死抵抗的军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开枪救了女学生后英勇地牺牲了。后来，日军又强征女学生去庆功会为日军表演节目。不难想象，与野兽共舞，就只能是一条根本就不可能回来的不归路。女学生们不甘被日军凌辱，在准备集体自杀时，却被以玉墨为首的妓女们劝阻住了。最后，十三个平日里被视为下贱的风尘女子，在侵略者丧失了人性的淫恶和屠刀面前，激起了侠义血性，她们身披教会学校女学生的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　　
电影是一种现代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是一种非常有效、非常强大地文化载体。尽管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电影的地位已经被电视剧所取代，但是电影的传播功能和对人的影响，还是要远远地大于书籍和报刊等传统的纸面媒体的。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仅经评书、戏剧等艺人的口口传唱，不仅造就了诸葛亮这位儒家读书人眼中的智慧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君子的形象，而且还更是将关羽推到了与孔子等量齐身的武圣人的地位之上。据传，文盲和半文盲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等父子，就是通过听唱《三国演义》才学会打仗的。　　
小说、歌曲、戏曲、曲艺、电影和电视剧等文学艺术，不仅仅是为了通过向人们展示一段真实或是虚构的故事以娱人耳目，而更是为了通过向人们宣扬一种意识形态，宣扬一种核心价值观念以充实或改变人的思想。所以，有什么样的电影热，当然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热。可是当前的国内，不仅出现了国学热，而且就连殖民地文化都很热，甚至是汉奸文化也很热，然而唯独“五·四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文化却日渐式微。对此异常情况，在今年十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果断地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以来所形成的革命文化。　　
“五·四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文化在今天之所以会日渐式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不仅是由于受“告别革命”的这个社会大气候的所左右，不仅是由于受殖民地文化和汉奸文化以及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的所冲击，而且同时也是由于受对批判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这种思潮所影响。　　
近两年来，在国内开始对中华民族为什么会重新陷入目前这样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原因不断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愈演愈烈的对批判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恶劣思潮。　　
国民劣根性的发现以及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批判，是“戊戌变法”、“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拯救中华民族的措施失败之后，中华民族逐步沦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的时候开始的。在总结“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一代“五·四运动”的先贤和革命领袖不仅发现了国民劣根性，而且还更是发现了就是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毒害，导致了中华民族自私自利的实用主义色彩太浓而勇于奉献的理想主义因素太少，因此才造成了国民劣根性的产生并长期地存在。为了拯救深陷亡国灭种深渊的中华民族，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一代“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贤和革命领袖才对国民劣根性以及其产生根源的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从而将中国人的精神从儒家文化的桎ku中解救了出来。在对国民劣根性以及其产生根源的儒家文化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一代“五·四运动”的先贤和革命领袖又用伴随着“五·四运动”而产生的革命文化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强烈地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就是凭借着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中华民族才赶走了外国侵略者并完成了自我的拯救，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从此争回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积极主张要对批判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这些人的立场虽然顽固，但是他们所持的理由和依据，却只能是颠倒历史和罔顾中华民族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为了颠倒历史上，这些人无耻地将“五·四运动”之前因为屡屡地挨打才造成的一部分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尊与自信，丧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自信的这个历史罪责，强加在了本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而且也确实是通过对国民劣根性以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批判，从而恢复了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才将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拯救了出来的推动、领导了“五·四运动”的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一代先贤与革命领袖的身上。为了罔顾现实，这些人更是不顾今天的中国劳动人民在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压迫之下，只能泪眼茫茫地眼望苍天的悲惨。不顾当今的中华民族因屡遭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周边弱小邻国的欺压而利益受损、颜面尽失、欲哭无泪的无奈，却偏偏去无耻地高叫什么“崛起”和“站起来”。他们的这种做法，与当年那几个把明明是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国防都突飞猛进的文革时代，硬是诬蔑为了成“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边缘”的丑类的做法如出一辙，尽管毫不新鲜且非常拙劣，但是其手段却十分阴险，其目的更是万分恶毒，就是为了继续愚昧、麻痹、蒙骗中国人，以便使中国人在亡国的道路上自觉地继续走下去。　　
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的？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贤们提出并且批判出来的？关于国民劣根性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问题，日本人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方式早已告诉了中国人。而死于“南京大屠杀”中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男人、军人也用他们当时的表现早就告诉了后来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侵略者的凶残和野蛮面前，许多中国的男人所暴露出来的懦弱、麻木与毫无血性。　　
《金陵十三钗》这部小说与电影咱现在读者与观众面前的是危险面前，十三名妓女救下了许多良女。然而在“南京大屠杀中”，妓女救良女这样的事存在不存在？历史上没有记载。但良女抗暴自救的事，历史上还是留下了清晰的记录的。　　
日军占领了南京之后，十九岁的南京市民李秀英因为怀有七个月的身孕而无法逃往外地，于是只得与父亲一起躲进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在位于五台山小学的一处“美国教会学校”的地下室里避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日军士兵闯进地下室里图谋强奸李秀英，性格倔强的李秀英与三名日军士兵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尽管身中三十七刀，但最终保住了自己的贞操。由于李秀英中刀后昏迷倒在了地上，行凶的日军士兵以为李秀英已死才放过了她。日军士兵走后，李秀英的父亲设法将奄奄一息的李秀英送进了南京鼓楼医院（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经美国医生的抢救，李秀英才保住了性命，但是腹内的孩子却死了。　　
李秀英奋勇抗暴的事，救治他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不仅为此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日记，而且更是留下了照片这样的珍贵影像资料。　　
象李秀英这样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妇女，而且还是一个孕妇在奋起抗暴的时候，那些不仅比她强壮，而且还更比她掌握着话语权、特别是那些能给中国的妇女规定了“三贞九烈”制度并严格监督执行中国的男人哪去了？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一定会看到过这样一帧照片，一名面容清秀，裸露着肩膀和脖颈的中国男青年跪在地上，站在他身体左侧的一名日军军官已经举起了武士刀。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跪在地上的中国男青年不仅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而且跪着的姿势也标准极了。从这帧照片之中，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长达六周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少有中国人抗暴事件的发生。当年的中国，许多人家可都是七、八口人的大家庭，当三三两两的日军分头闯入各家各户去杀人、抢劫、强奸的时候，如果这样的家庭能够有人敢于起来抗暴，那么断然就会有日军被打死的事情发生。然而时至今日，不管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记录。历史总会给人留下无数的疑问，当年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敢象李秀英那样奋起抗暴？　　
当李秀英奋起抗暴的时候，那些守土有责并且应该义不容辞地保护人民免遭外敌杀害和蹂躏的中国军人哪去了？　　
据历史记载：在南京陷落前的几个小时，守卫南京的国民党军精锐第七十二军军长兼第八十八师的师长孙元良就命令他的勤务兵卓德沛把师里剩余的现金打捆背上，然后孙元良扔下了全军的官兵只带着卓德沛一人就躲到了新街口附近一条巷子的五十八号小宅里。小宅的户主是个娼妓，名叫王璧儿，孙元良是她的老主顾。就这样，七十二军及八十八师的官兵由于失去了最高指挥官，进退失据，结果数千人都当了俘虏并且惨遭屠杀。而孙元良和卓德沛二人却得以躲开了战争，躲开了大溃退时可能遭遇到的死亡。孙元良和卓德沛在这座小宅子里安然地休息了一天一夜之后，日军就大量地拥进城来并开始了到处搜捕，于是短暂的安宁又离去了。这天上午，猛烈的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开始是用拳头，接下来就是用枪托砸和用脚踹，妓女王璧儿急忙把孙元良和卓德沛二人藏到客厅的天花板上，在将孙、卓二人掩藏好之后，王壁儿才去开门。天花板有一道细缝，可以窥见下边大门内任何角落发生的一切，王璧儿刚拨开门闩，两名日军士兵就闯了进来。这两个日军士兵每人手里提一支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他们用枪刺把王璧儿逼进客厅；然后扔掉枪，二话不说，强行剥她的衣服。王璧儿吓坏了，惊呼救命。卓德沛气愤极了，悄声向孙元良请示：“要不要下去把这两个畜牲收拾了”。 孙元良愣了一下，不理解地皱了皱眉；旋即瞪了他一眼，尽量压低声音而又不失威严地申斥到：“你不要命了”。卓德沛不服气地嘀咕：“只有两个鬼子，我用枪就收拾了，现在全城到处都在响枪，外边鬼子哪能知道”。孙元良皱眉闭眼使劲摇头并用命令的语气说：“不行，不许出声，再出声当心我收拾你”。卓德沛指了指下边已被鬼子剥得一丝不挂，强行摁到地板上的王璧儿，痛苦地皱紧眉头说：“师长，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呀”！那弦外之音是，下边受难的可是师长你的相好呀。孙元良用拳头狠狠敲了一下他的头，威胁道：“再出声，看我不弄死你。大惊小怪什么，王璧儿她就是干这个的，鬼子弄弄有什么打紧”。卓德沛不敢再开腔了，但也不愿再看下边惨剧的过程，于是便紧紧地闭上了双眼。约莫一个小时，这两个日军兵轮番强奸了王璧儿，然后一刀刺穿了她的心窝，接着就哈哈大笑着离去了。　　
就是在这位名叫王壁儿的妓女的舍身相救之下，孙元良将军后来才能重返抗日的战场并且还官拜了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和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金陵十三钗》这部小说的作者在创作该小说的时候，是不是由于受此情节的启发不得而知。然而由此看来，《金陵十三钗》这部小说和电影尽管仍然还属于是意淫之作，但是终究还能够寻找到一点历史事实的影子。　　
南京之战，防守的中国方面不仅以北伐名将唐生智为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而且还共计投入了七个军和一个教导总队以及宪兵三个团，共约十五万兵力，进攻的日军方面投入的兵力不过为十万人左右。然而国民党军队却在南京保卫战只进行了三天、伤亡不足万人、城垣核心阵地与城外的主要防御阵地以及附近的长江要塞仍然在手的情况下，却自行溃散了，十四万左右的军人只有一部分逃离出了日军的魔爪，而另一部分则和南京城里的平民一道，死于了南京大屠杀。　　
十四万守土有责的军人自行溃散了，溃散的后果就是不仅扔下了平时供养着他们，而在发生外敌入侵之时本该由他们来保护的人民任由敌寇蹂躏，而且他们自己也惨遭了敌寇的屠杀。　　
集体投降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军人应该都是莫大地耻辱，然而集体投降、尤其是不战便集体投降，除了毛泽东的时代之外，好像长期以来都成了中国军人的家常便饭。　　
北宋乾德二年，也就是公元九百六十四年十一月初二，宋太祖赵匡胤发动了灭亡后蜀之战。然而后蜀的抵抗只坚持了两个月，后蜀皇帝孟昶便举国投降了。投降之后，孟昶不仅自己做了宋太祖的囚虏，而且自己那心爱的妃子花蕊夫人和他的那只七宝溺器也就都成了宋军的战利品。这超乎寻常的胜利，令宋太祖都感到异常。后来他就蜀军为什么投降一事问已经由宋军的战利品转为了他的妃子的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当时即以以这样一首诗回答了宋太祖：“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十四万人齐解甲之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后蜀皇帝孟昶既非空前，也非绝后。　　
曹魏景元四年，蜀汉景耀六年，也即公元二百六十三年八月，司马昭命钟会和邓艾率军兵分两路进攻蜀汉。蜀汉后主刘禅退敌无策，却在匆忙之间将年号由景耀改为炎兴并大赦天下。当年冬天，蜀汉皇帝刘禅在自己还亲自掌握带甲之士十万两千、官吏四万并且蜀汉还有姜维沓中屯田的八万军士的情况下，竟然举国投降了。　　
在我国的历史上，全军投降之后，降卒降将的最终命运往往都十分悲惨，而秦赵长平之战的结局更是骇人听闻的。四十多万赵军投降之后，除了年幼的二百四十人被秦将白起放回报信以震慑赵国之外，其余的四十多万人竟然全部都被坑杀了。　　
一支军队，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必须要继续战斗下去；一名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不战而降，只能是源于军人性格的柔弱。军人敢于血战到底的性格，是一个民族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意志品质的最突出的代表。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崇尚智慧而反对“暴虎冯河”与“死而无悔”，所以“折冲樽俎”与“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成了我国传统军事战略中的最高境界。然而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物质上的较量，而且更是交战双方的性格意志品质上的较量。“折冲樽俎”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是交战双方智慧的较量，同样也是交战双方的性格和意志品质上的较量。好钢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一个民族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意志品质，也必须要经过血与火的锤炼与考验。但是由于缺少、特别是由于不敢去经受血与火的锤炼与考验，所以古代的中国人尽管不乏“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智慧，但却由于缺乏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意志品质，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却是被别人不战而屈己之兵。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只有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锤炼与考验；一直战无不胜的军队，必须要具有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注入的那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性格和意志品质。　　
战争之所以要让女人走开，不仅是由于女人在体力上不如男人强壮，而且更是因为女人的性格由于缺少男人那样的血性而不如男人强悍。可是在外敌入侵的面前，中国男人的表现往往还不如女性。这种表现，就是只有中国男人而非中国女人才具有的最为突出的劣根性。保护父母妻子儿女免遭外敌的蹂躏本是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男人、尤其是那些掌握了文化主导权的中国男人，由于他们自己被自己所掌握的儒家文化阉割掉了血性而变得无能和无耻，因而也就无法自然获得女性的垂青和敬重。为此这些人才用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主导权专门为女性设立了贞操观和裹小脚等这样的礼教制度与审美观，并用以强迫教育和约束中国的女性。从此以后，中国的男人不仅可以尽情地享用着中国女人的贞操，而且每当危险降临、尤其是外敌入侵的时候，尽管他们无能去保护本民族女性的清白，但是却能用所谓的贞操观去逼迫女性要以死抗争来保住贞操从而维护自己的“颜面“。尤为无耻的是，这样的男人不仅不能保护本民族的女性，反倒是还发明了用自己的女儿、甚至象汉元帝那样用自己的宫女王昭君去匈奴和亲这样都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程度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国民劣根性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都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国民劣根性主要就是在中国男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愚、弱、私和自我安慰与自我满足。而具体的体现，就是整个民族所呈现出来的一盘散沙的这种状态和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愚昧、麻木、怯懦与过度地自私。　　
国民性也就是民族的性格，在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主体民族的性格，也就代表了国民性。国学就是国家的传统文化，在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主体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就是国学。民族的性格，是由这个民族的文化决定的。既然是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那么民族的命运也就能清晰地映照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因此，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为民族的历史承担责任。　　
当前之所以有人要如此急切并坚决地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就是因为今天我国不仅在国际社会上的处境是越来越举步维艰，而且就连民族的生存也再次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如今不仅黄海危急、东海危急、南海危急，甚至就连渤海也发生了危急。而造成今天中华民族面临如此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唯一原因，就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进行，除了因为无耻的小人恶意地对毛泽东、对中国的工农大众、甚至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进行蓄意地报复之外，也与许多中国人“记吃不记打”、“为吃不怕羞”、“笑贫不笑娼”等异化了自尊与自信这种劣根性有很大地关系。因此只要否认了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那么就能把中华民族因为长期挨打才导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丧失的这个历史罪责，从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转嫁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上，转嫁到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 “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代先贤和革命领袖的身上，就能把今天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与“五·四运动”时期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接续起来从而推卸掉某些人的历史罪责。不仅如此，这些人之所以要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更是为了否定以“五·四运动”为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更是为了否定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段辉煌历史，从而为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寻找理由与借口。　　
更为阴险与恶毒的是，那些坚决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的人清楚地知道，只要否定了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那么就能否定掉以“五·四运动”为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而只要否定掉以“五·四运动”为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义性与合理性，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就由于找不到任何可以拯救中华民族的正确办法与途径，因而就只能在日益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之中越陷越深，直至彻底灭亡。历史和现实告诉了我们，我国不同于前苏联。前苏联解体之后，虽然共产主义的大旗倒下了，国家变色了。但是一竖起了民主主义的大旗，在前苏联废墟上建立的有着悠久的民族利己主义传统的俄罗斯立刻就重新站了起来。然而我国却由于在小农经济的历史阶段停留的时间太长和在儒家文化的毒素中浸泡得太久，所以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民族利己主义反而却只产生了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这也是中华民族为什么长期以来就盛产汉奸和今天的中国富人纷纷外逃的根本原因。身为一个中国人，不仅不爱自己的祖国，反而却非要置中华民族于死地，这种行为的本身，就足以能够证明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　　
不管是当年的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还是今天的中国人，对国民劣根性及其产生根源的批判，绝不是为了摧垮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绝不是为了摧垮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而正是为了树立并且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是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只能是建立在能与其他民族平等相处的基础之上的。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毕生就是追求世界上的其他民族能平等对待中华民族，但终未可得。孙中山留下的这个遗愿与遗憾，直到经过了以“五·四运动”为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华民族进入了毛泽东的时代才得以实现。然而由于尊严在每个人心中的标准不同，所以尽管毛泽东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不再挨打并且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由于历史的延续和为了防止再次挨打以维护民族尊严而不得不强化国防建设从而使中国人的生活改善的程度不大，所以在某些“记吃不记打”、“为吃不怕羞”、“笑贫不笑娼”的人的眼中，尽管中华民族不在挨打但也还是没有尊严，于是这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更是民族前进的内在动力。国学不仅记载了国史、包括了国史，而且更引领着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决定着民族的未来命运。不能实现引领民族走向未来的国学，那就一定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悬学”；掩饰历史并且不但承担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的国学，那就只能叫做自我随意臆想的“意淫学”。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悬学”，最终自己一定会枯萎死去；而自我随意臆想的“意淫学”，更是必然会将民族引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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