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洛三角形有什么用: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纵横谈

　　从色佛尔到马哈巴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苏丹及其政府除了期望英国人的“宽宏大量”外，别无保护自身存在的良策。土耳其面临被协约国姿意肢解、宰割的厄运。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民族自决的14点原则，给世界被压迫人民带来一丝希望。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坚定了被压迫人民追求解放的信心。国际国内的这些变化构成了库尔德人实现民族愿望的最佳时机。库尔德人要求民族自治、独立的运动应运而生。

　　战后，伊斯坦布尔等地纷纷建立起各种合法的库尔德人组织，其中以1919年5月成立的库尔德斯坦振兴协会的影响最大，其正副主席分别由阿卜杜卡迪尔和贝迪尔汗家族的阿明·阿里担任，总书记是巴班家族的侯赛因·絮克吕。协会活动主要集中在伊斯坦布尔，领导人中的思想分岐很大。阿卜杜卡迪尔担任过国务会议主席、参议院议长等要职，又是自由和睦党的创建成员。他实际倾向于建立隶属奥斯曼国家的库尔德自治国。贝迪尔汗家族的人则主张建立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库尔德斯坦。当阿卜杜卡迪尔声明只“要求自治而非独立”时，以贝迪尔汗家族为首的一些人便退出协会，另建“库尔德社会组织”。此外，塔哈（阿卜杜卡迪尔之侄）、西姆科（伊朗库尔德部落酋长）、谢里夫、马赫穆德·贝尔赞吉等人也都想建立各自的库尔德政权。这样，在民族自治、独立事业的关键时刻，库尔德人未能形成统一领导。

　　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竞争对建立库尔德民族国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亚美尼亚领袖博戈斯·努巴尔向巴黎和会提出的领土要求包括凡城、比特利斯、迪亚巴克尔、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马拉什、科赞和阿达纳。库尔德人则认为这些省区大多是库尔德土地。1919年库尔德人代表谢里夫和亚美尼亚首领博戈斯·努巴尔在巴黎达成协议：建立受大国庇护的亚美尼亚国和库尔德国，两国的土地分割听凭和会“公正和善意”的裁决。国内库尔德人立即愤怒谴责谢里夫，声明“库尔德人的民族良心不承认签订此约的人”。库尔迪·努尔西指出：“库尔德人与其接受在外国庇护下自治，毋宁死去。如需要考虑库尔德人的繁荣和自由，那也不是博戈斯·努巴尔和谢里夫的事，而是奥斯曼帝国的任务。总之，库尔德人在这方面不需要任何人的中介与仁慈。”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库尔德人对1920年8月苏丹政府同协约国在巴黎签订的《色佛尔条约》的态度。《色佛尔条约》包含有库尔德人自治的条款。具体内容为：幼发拉底河以东，亚美尼亚国南部边界线（待以后确定）以南，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线（按；从马尔丁以南沿37°线，伊迪耶包括在内，扎胡在外）以北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由英、法、意各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本条约生效后的六个月内为之制定地方自治方案，自治方案应包含有保护该地区亚述人和其他种族、宗教少数派的安全的条款；土耳其允诺，本条约生效一年后，如该地区大多数居民要求独立并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请，而理事会又通知土耳其确认他们的独立时，土耳其就遵从此建议，并放弃对该地区的一切权利，届时在摩苏尔省其余地区居住的库尔德人要求加入此独立国时，协约国将不予反对。

　　《色佛尔条约》是有关库尔德斯坦自治（独立）唯一的国际文件，但它的意义不应夸大。条约的有关规定包含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首先，自治的库尔德斯坦没有明确的地理范围。但可以肯定，小亚细亚东部的相当一部分将划归拟议中的亚美尼亚国家。其次，自治计划有待英、法、意协商决定。在协约国内部勾心斗角，尤其是英、法争夺对库尔德斯坦控制权的情况下，三国很难达成协议。第三，英国未将它占领下的库尔德地区列入自治范围，仅空许诺言：如摩苏尔省的库尔德人要求加入库尔德国家时将不予反对。实际上在条约签订之前，英国人就残酷镇压了库尔德酋长马赫穆德要求独立的行动。条约墨迹未干，英国人又宣布将它占领下的库尔德地区并入伊拉克。因此，《色佛尔条约》的有关规定在当时条件下实现的可能性极小。退一步说，即使它能不折不扣地实现，那也是帝国主义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库尔德人民期望的解决办法。因为它的土地将被众多国家分割，所谓的自治库尔德斯坦只能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相当一部分库尔德人将受亚美尼亚统治，这恰恰是库尔德人最不愿意看到的。

　　《色佛尔条约》关于自治库尔德斯坦的规定在库尔德人中只引起微弱的反响。1920年11月代尔西姆地区的部落酋长曾通电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根据色佛尔条约，在迪亚巴克尔、埃拉泽、凡城和比特利斯诸省应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因此，这必须兑现，否则，我们声明：将被迫用武力夺取这种权利”。但大多数库尔德部落却宁原同土耳其人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库尔德人十分憎恶美国等偏袒亚美尼亚人。库尔德斯坦振兴协会的代表不无讥讽地指出，“美国舰队开不到库尔德斯坦的高山峻岭，看来你们无法把那些地方交给亚美尼亚斯坦”。土耳其民族运动领导人凯末尔多次给库尔德部落酋长、纳克什本迪教团教长写信，劝说他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积极安排库尔德人领袖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埃尔祖鲁姆大会和锡瓦斯大会选出的代表委员会中至少有三名库尔德人，首届大国民议会中有72名库尔德议员。库尔德部落武装在马拉什、安特普、乌尔法等地英勇作战，重创法国占领军。当时库尔德领袖们的心态是，“土耳其人同库尔德人之间的鸿沟并不深，库尔德人不应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和平后库尔德人的要求会得到保证”。库尔德人相信“土耳其人是库尔德人的种族和宗教兄弟”（埃津兼十位库尔德部落酋长语），把实现民族事业的时间推迟到和平之后。应该说库尔德人在当时条件下作出的选择是合乎情理的，问题出在土耳其政府后来改变了民族政策。

　　战后英国人对库尔德自治事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热情，主要出于两点考虑。首先，英帝国主义想独占库尔德地区的丰富资源。英国人一直小心翼翼地防止库尔德斯坦落入法国之手。1920年初英国代表在伦敦会议期间斩钉截铁地对法国代表说，赛克斯一皮科协定并没有给法国人在库尔德斯坦以任何经济利益。英国少校诺埃尔游历库尔德斯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寻觅一位听话的、易操纵的库尔德领袖。但他选中的苏莱曼尼亚部落首领马赫穆德·贝尔赞吉却总是企图摆脱英国人的控制并宣布独立。由于“难以为独立国家物色到一位容易交谈的库尔德人领袖”（考克斯语），英国人在1922年10月马赫穆德再次宣布独立后，最终废黜了他，宣布将英国占领下的库尔德地区并入伊拉克。其次，英国支持库尔德人也是出于同凯末尔党人斗争的需要。1919年英外交官霍勒认为：“…对库尔德人不能太信任，从陛下政府尽可能削弱土耳其的目的看，使库尔德人这般行动是个不坏的计划”。另一位外交官也说：“不管我们对库尔德是多么的不信任，利用他们是我们的利益所必需的。”但是，当凯末尔在战场上取得明显胜利，英国人唆使库尔德人反对土耳其的企图丧失原先的期望值之后，英国人支持库尔德人自治的热情便迅速降温。1925年赛义德起义时，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对起义代表说：“只有土耳其人不服从国联关于伊拉克边界的决定并为此重新对英国采取敌对行动时，英国才能帮助库尔德民族主义者。”

　　土耳其、库尔德两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保证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协约国在洛桑和会上被迫承认土耳其的绝大部分领土要求，只有摩苏尔省的归属问题留待英、土两国政府协商解决。摩苏尔省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库尔德人历史上又有重大意义。凯末尔党人最初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它，1924年8月镇压景教徒起义时，总参谋长费夫济下达命令说，“必要时，我们将追击强盗，直到伦敦”即不惜冒同英国开战的风险。1926年6月5日土却同英签订协议，正式承认摩苏尔归属受英国委任统治的伊拉克。约7万平方公里的南库尔德斯坦从此成为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根据1920年土、法《安卡拉协定》，西库尔德斯坦近2万平方公里土地已划归叙利亚。这样，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斯坦在战后被肢解为三块。这对库尔德民族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在中东三个主体民族（阿拉伯族、土耳其族、波斯族）和四国（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统治下，库尔德人更难以实现独立、统一的库尔德斯坦的民族愿望。

　　土耳其之所以在摩苏尔问题上的态度前后迥然有别，是因为当时它在国内遇到很大麻烦。1925年2月东南部地区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库尔德人起义。独立战争期间，凯末尔党人通过许诺自治等各种方式，争取库尔德人的支持。洛桑和会上，土外长伊斯梅特·伊诺努还以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代表的身份发言。但他在回国后的一次讲话中却声称，土耳其“除土耳其人外没有其他民族，没有库尔德人”。1924年宪法第88条宣布：“土耳其的全体居民，不论其宗教信仰和种族属性，从公民的角度看都是土耳其人。”政府不仅迟迟不兑现给库尔德自治的诺言，而且在库尔德人地区开始安插移民。库尔德人对政府期望的破灭是导致1925年起义的根本原因。

　　起义准备工作在库尔德独立协会的领导下进行。1924年协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最迟于1925年5月起义。赛义德教长在此时加入协会，不久被推为主席。赛义德在纳克什本迪教团中享有盛誉，是库尔德斯坦最富有的封建主之一。他的加盟保证了起义组织工作的顺利进行。

　　1925年2月13日，一支宪兵小分队为追捕逃兵进入赛义德暂住的村庄时，赛义德的随从开枪打死了一名宪兵，从而揭开了起义的序幕。起义者很快占领根奇省的达拉希尼，将它定为库尔德斯坦的临时首都。3月初，起义者势力达到顶点，赛义德分兵四路围攻迪亚巴克尔，—度攻下南门，但在守军顽强抵抗下被迫后撤。不久，起义队伍内部分化。4月中旬赛义德被俘后，形势急转直下。

　　尽管这次起义的核心是纳克什本迪教团，起义目的中也有恢复教法等内容，但起义的民族性质不容置疑。赛义德的兄弟阿卜杜拉希姆在法庭上承认，起义要求实施“伊斯兰制度”，但最终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伊斯兰国家”。因涉嫌参与起义而被判处死刑的律师阿赫蒂在临刑前高呼：“库尔德民族理想万岁！库尔德斯坦万岁!”这无疑喊出了库尔德民族的心声。

　　起义失败是双方力量对比的必然结局。起义虽经长期准备，但比最后商定的3月21日（库尔德新年）仍提前了一个多月。由于逊尼派部落和什叶派部落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宗教、部落矛盾等原因，有些部落根本未参加起义；有的虽曾许诺支持，却临阵变卦；有的甚至站在政府方面作战。起义领导人又过于相信部落武装，忽视做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工作。这一切都影响了起义的规模和声势。政府对起义准备工作早有风闻，从1924年11月起有计划地向库尔德地区运送武器，增加兵力。起义爆发后，叙利亚的法国当局又准许土军通过叙境铁路向迪亚巴克尔增兵。到4月初起义地区的土军兵力已超过5万人，比起义开始时多一倍。

　　土政府没有从库尔德起义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它片面地把库尔德起义定性为外部唆使的、反对世俗化改革、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反动运动，从而残酷地镇压了库尔德人的一切反抗，同时加紧推行同化措施，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土耳其人”。赛义德起义失败后政府制定《东部改革计划》，其第41条规定，在马拉提亚、埃拉泽、迪亚巴克尔等地的省县级政府机关、团体、学校、集市上，凡讲土耳其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者，就犯了违反政府法令之罪，将受到惩处。第17条还规定，在幼发拉底河西岸各省居住的库尔德人绝对禁止讲库尔德语独立法庭的一名法官竟以“一个不懂土耳其语的人对国家不会有好处”为由，未加审讯就判处参加赛义德起义的一名库尔德青年死刑。起义失败后，数以千计的库尔德人被强制迁移至安纳托利西部。政府的倒行逆施促使库尔德人在二三十年代不断起义，其中以阿勒山区和代而西姆（通杰利）的两次斗争最为激烈。

　　阿勒山区的斗争从1926年一直延续至1930年。1930年起义者宣布阿勒为“独立库尔德斯坦的一个省”。政府几次派兵围剿，均以起义者退入伊朗境内的小阿勒山而告终。1930年9月土政府同伊朗政府商定用凡省的一部分土地交换小阿勒山，切断了起义者的退路，土军才得以保证该地区的治安。在这次军事行动中，165个库尔德村落遭殃，7716间房屋被焚，8664名库尔德人被残杀。

　　代而西姆事件由1936年政府决定最终征服库尔德人而引发。为了制服这个被视为共和国“脓疱”的不驯服的库尔德地区，政府在该地区周围广设哨卡，驻扎重兵。1937年库尔德人袭击驻军哨所，政府立即调动飞机大炮进行镇压。1938年起义被平定，约有7万库尔德人丧生。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斗争暂时转入低潮，直到50年代末才出现复苏迹象。

　　30年代以后，库尔德人斗争逐渐转移到伊朗和伊拉克的接壤地区，伊朗的马哈巴德成为40年代中期库尔德人斗争的中心。1939年伊拉克的苏莱曼尼亚建立秘密的“希望”组织。1942年9月马哈巴德的12名库尔德人在“希望”组织的代表参与下，建立秘密组织“库尔德斯坦振兴协会”，简称“科梅勒”。组织成员只认识本小组人员，加入时必须宣誓：“永不背叛库尔德人民，为库尔德人自主政权而努力。”科梅勒发展很快，1943年选出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但无常任主席。科梅勒还在苏莱曼尼亚建立分部。

　　1944年8月，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代表在三国交界处的德拉巴尔会晤，签订三方边境议定书，决定进行合作。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也派代表去马哈巴德。这是战时四国库尔德人合作的首次尝试。同年10月，科梅勒吸收穆罕默德加盟。他是马哈巴德最有学识的人，常年孜孜不倦地“探索库尔德民族、语言、文明的起源”。科梅勒制定了红绿白三色的库尔德斯坦旗帜，上面有库尔德斯坦的象征——太阳，太阳两旁各有一支麦穗，远处背景为大山。

　　1945年10月，穆罕默德召集库尔德名流、部落酋长等106人开会，决定把科梅勒改建为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简称库民党）。会后散发的通告声称：“库尔德人民除了要求被礼萨国王拒绝的宪法和人权外，别无他求”。党纲要求库尔德地区自治，库尔德语为官方语言，尽早选举产生立法议会，从库尔德人中挑选地方政府官员，征收的税用于库尔德地区。科梅勒改组为库民党，标志着库尔德人自治运动的新阶段。

　　同年12月17日马哈巴德人民集会，夺取阿德利耶宫，升起库尔德斯坦旗帜。穆罕默德开始与大刁二里土的各国领事馆联系，争取对自治库尔德斯坦的支持。英国反应冷淡。苏联许诺提供武器、印刷机等。1946年1月22日马哈巴德库尔德自治共和国宣告成立，穆罕默德出任总统。2月初正式建立自治政府，它以部落关系为基础，一切决定事先都要征求舍卡坎部落首领厄默尔.汗、海尔基部落首领雷希德和伊拉克巴尔赞部落首领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意见。

　　1933年巴尔赞部落起义失败后，巴尔扎尼兄弟被迫在政府指定地点居住，1943年夏他们从流放地苏莱曼尼亚逃跑，返回巴尔赞地区。1945年7月伊拉克政府调集数万大军，在英国空军配合下进攻巴尔赞地区。9月，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率数万库尔德人退入伊朗境内。时逢马哈巴德共和国筹建，巴尔扎尼表示听从“库尔德斯坦事业”的召唤，他领导的近万名战士成为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核心。

　　库尔德自治共和国面临如何处理同自治的阿塞拜疆和伊朗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同阿塞拜疆的关系因领土纠纷一度很冷淡。 1946年4月双方避开棘手的领土问题，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保证各自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或阿泽里人)的民主权利；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必要时订立军事条约；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同中央政府签约。两个自治政权间的关系趋向正常。同中央政府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伊朗政府无意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更不能容忍受苏联支持的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存在。5月初苏军撤离伊朗领土，国际形势对库尔德人愈加不利。5月库尔德军同政府军签约停火，8月穆罕默德去德黑兰会晤首相和总参谋长，原准备接受政府的半自治建议，但在苏联人劝说下又犹豫不决。不久风向逆转，德黑兰政权在英、美支持下对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12月5日，穆罕默德召开十人军事会议，决定抵抗。第二天，库民党和部落领导人会议却加以反对，认为抵抗的时机已过。16日凌晨，穆罕默德等人主动要求政府军立即开进马哈巴德。政府军控制住局势后，当即逮捕库尔德领导人，并于翌年3月底将穆罕默德等人处死。巴尔扎尼在抵抗无望的情况下，于4月率部离开伊朗，辗转去苏联避难。

　　马哈巴德库尔德自治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愿望。由于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的优柔寡断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它存在不到一年就悄然夭折了。伊朗库尔德人运动从此转入低潮。

　　五、民族运动的全面高涨时期

　　50年代末期起，库尔德民族运动迈入一个崭新的全面高涨时期。总的说，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除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没有明显的活跃迹象外，两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衰；其次，武装斗争异常激烈，规模空前，第三，从所在国范围内的自治斗争逐渐向独立的联合的库尔德斯坦发展；第四，斗争成果明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关注。

　　1．伊拉克库尔德运动

　　斗争的高潮首先出现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1958年7月革命后的卡塞姆政权尽管拒绝库民党关于给库尔德人自治的要求，但仍作出让步姿态，准许库民党取得合法地位，逃亡苏联11年的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也获准回国。

　　伊拉克库民党于1946年8月16日，在巴尔扎尼的努力下，由“库尔德解放”和“革命”两个组织联合而成。巴尔扎尼逃亡苏联后，库民党一度丧失部落的支持，主要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1958年10月巴尔扎尼回国后重新出任党的主席。库民党在农业地区部落中获得广泛影响。1961年9月伊拉克政府取缔库民党，对库尔德区采取军事行动，把270个村庄夷为平地。巴尔扎尼领导库尔德武装最终粉碎了政府军的进攻。1963年阿里夫推翻卡塞姆政权后与库尔德人重开谈判。由于巴尔扎尼坚持自治，强调宪法必须写明“伊拉克共和国是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联邦制国家”，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64年库民党内部分歧表面化，以塔拉巴尼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批评巴尔扎尼独断专行，并一度退*党，直到1970年3月、9治协议签订后才弥合分歧。

　　1966年5月伊拉克政府新一轮军事行动受挫后，总理巴扎兹根据同库尔德人谈判的结果，于6月29日公布解决库尔德问题的 12点纲领，其主要内容为实行大赦，承认库尔德人在文化上、政治上的自治，政府实行地方分权制，库尔德人按比例派代表参加内阁、军队司令部和外交使团，恢复库尔德地区经济，任命库尔德人官员等。由于泛阿拉伯主义者和军队的反对，随着巴扎兹政府的倒台，12点纲领成为一纸空文。

　　1969年复兴党贝克尔政权在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声明支持12点纲领，并委派萨达姆.侯赛因同库民党代表马赫穆德.奥斯曼重开谈判。1970年3月11日双方达成协议（《三月宣言》），其核心精神为保证库尔德人文化自治和平等权利。协议第二部分规定：伊拉克共和国是由两个拥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即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组成的联邦共和国，宪法应包括库尔德人行使民族权利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形式的条文；库尔德地区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及其任命的政府负责司法、内务、教育、卫生、农业、市政、社会事务和发展计划等事务；库尔德地区包括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基尔库克等省以及由人口普查确定的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第三部分涉及库尔德人基本权利的总原则，如按人口比例参加议会和内阁；在库尔德人部队服兵役；副总参谋长应为库尔德人；军校、警校、军科院、飞行员训练班等按人口比例吸收库尔德学生；巴格达大学按人口比例招收库尔德学生和选派库尔德留学生；除遇外国入侵或威胁外，中央向库尔德斯坦补充兵力要和库尔德立法议会、行政委员商量；在库尔德地区实行戒严需要经库尔德立法议会批准；如改换国旗和国徽，应含有象征库尔德人的标志。

　　协定条款预定从1974年3月11日起全面实施。总统贝克尔称“这个解决办法是任何时候都将坚持的永久解决办法”。副总统、政府谈判代表萨达姆也说：“这不是暂时的停火协定，而是永远保证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兄弟情谊的政治的宪法的解决。”囚《三月宣言》为解决库尔德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但双方都缺乏忠实执行协议的诚意。伊拉克政府限定库尔德人在议会的比例为25％，并以亲伊朗为借口否决了库尔德人凯里姆的副总理资格。巴尔扎尼则拒不关闭伊朗边界，继续进口武器，坚持以基尔库克为首府，而且扬言要将基尔库克油田交美国人经营。双方开始互相指责，恶语相加，甚至采用暗杀手段消灭对手。1974年3月11日政府单方面颁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法》，规定“在法律范围内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给库尔德人自治”。这个半自治方案大大缩减了库尔德人的权利，并将库尔德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自治区也仅为库尔德人要求地区的一半，因而遭到库民党的拒绝。3月底双方重启战端。巴尔扎尼在美国、伊朗等国的武器援助下，扭转败局，呈相峙局面。

　　1975年3月，萨达姆.侯赛因同伊朗国王签订《阿尔及尔条约》，伊拉克同意两国边界改为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伊朗国王则承诺停止援助伊拉克库尔德人。条约签订后，美国也停止援助库尔德人，因为美援武器都是通过伊朗国王转交的，而且美国援助纯粹出于自身的政策需要。美国人曾对访美的库尔德新闻代表团说过：“我们的目的不是推翻复兴党人，而是确保其改变政策。一旦复兴党人改变政策，我们将要求库尔德运动让步”。

　　巴尔扎尼失去外部援助，又面临政府军进攻的强大压力，决定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库民党陷于极度混乱，濒临解体。从库民党中先后分裂出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库尔德社会主义党、库尔德斯坦民主人民党等组织。这些组织都赞同“给库尔德斯坦自治，给伊拉克民主”的传统方针；在强调库尔德人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时，都声明其活动局限于伊拉克。它们只在个别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1979年库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要加强同伊朗联系，认为这是出于保证人民和战士的粮食、医药需要的策略考虑；而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精神领袖奥斯曼则坚决反对同伊朗结盟的政策，断言强者和弱者之间的策略关系总是强者取胜，策略关系会转化为战略依附。

　　伊拉克政府在1975年3月以后，有计划地将山区库尔德人迁移至公路两旁有水电、教育、卫生服务的“样板村”，并在北部驻扎重兵（11个师中的五个师，还有五万警察、边防巡罗队等），规定阿拉伯语应占学校除库尔德语外其余课时的40％，而且随意任免库尔德地区立法、行政机构的成员。这些措施引起库尔德人的严重不安，1976年5月库尔德武装斗争重新开始。以马苏德.巴尔扎尼为首的库民党和以杰拉勒.塔拉巴尼为代表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两大势力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库民党势力在邻近土耳其边界的巴赫迪纳地区（扎胡迪胡克、伊马迪耶），主要依靠农民和乡绅。塔拉巴尼的势力在索兰地区（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塞拉哈丁）。1978年两派武装在土耳其境内哈卡利地区发生激烈冲突，爱国联盟400多战士丧命。

　　1980年9月爆发的两伊战争为库尔德运动提供了发展条件。 1983年9月库尔德人和阿拉伯反对派组织决定组建反萨达姆政权的统一战线。爱国联盟同巴格达的谈判失败后，逐渐密切同库民党的联系和合作。1988年3月伊拉克当局向哈勒普切投掷化学武器，致使大约5000名库尔德人中毒死亡。这引起库德人的同仇敌忾。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五个主要政治组织（库民党、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库尔德斯坦民主人民党、库尔德社会党、库尔德斯坦社会党），在伊拉克共产党的参与下，组成库尔德斯坦阵线。

　　1988年7月两伊根据安理会598号决议实现停火后，伊拉克政府又向库尔德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数十万库尔德人害怕当局再度使用化学武器，纷纷逃入伊朗和土耳其境内。他们的命运引起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

　　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和由此引发的海湾战争，以 1991年2月28日伊拉克溃败告终。两天后，库尔德人起义开始，很快控制了库尔德斯坦95％的地区，缴获包括坦克、直升机在内的各种武器。3月25日政府军在直升机配合下发起反攻，先后占领基尔库克、埃尔比勒、迪胡克、苏莱曼尼亚等城市。3月31日库尔德人开始大规模逃亡，一个星期内约有50万人逃入土耳其境内，100多万人逃到伊朗，还有几十万人在边境地区等待。库尔德人如此迅速溃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库尔德人历来习惯于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难以适应阵地战的要求。缴获的坦克、直升机由于缺乏零部件和军事技术人员而无法使用；库尔德战士最有效的武器仍是自动步枪，政府军在武器装备上仍占优势。由政府军训练的“贾什”（意为驴仔，即狗腿子）部队占库尔德战士的70％，改造他们需要时间。人民心理上对化学武器存有恐惧感。库尔德人对西方国家特别美国抱有幻想，把美国当作“解放者”、“保护人”。当美国没有实现库尔德人的期望时，他们很容易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

　　安理会通过668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当局对库尔德人的暴行，要求立即停止镇压活动。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伊拉克北部派兵，建立难民安全区，禁止伊拉克军队在36'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库尔德人同巴格达当局的谈判未能就伊拉克政权民主化、自治区边界等问题达成协议。1992年4月库尔德“安全区”已选出由100人（后增至105人）组成的“立法议会”，建立了自治政府。

　　2．伊朗库尔德运动

　　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在马哈巴德共和国事件中遭到沉重打击，组织陷于瘫痪。摩萨台执政时期库民党曾试图恢复活动。1967年伊朗库尔德运动出现高涨迹象，从伊拉克返回的库尔德人在马哈巴德等地区发动武装斗争。库民党顺应时势，建立革命委员会，以领导这场自发开始的斗争。起义领导人虽然年青，缺乏经验，但斗志旺盛，坚持斗争达18个月之久。1969年库尔德地区又出现了另一个影响较大的组织——“科马拉”，其成员大多为思想激进的年青人。

　　在70年代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库民党同霍梅尼结成联合阵线。1979年推翻君主政权以后，联盟关系出现裂痕。先是库民党同其他反对派一起，声明抵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和关于颁行伊斯兰宪法的全民公决。库尔德人要求在库尔德地区建立立法议会和自治政府，负责本地区的文化、经济工作，而且要求治安和武装部队亦归地方控制，库尔德语为自治区官方语言。中央政府对此的答复是派兵进驻库尔德城市马里万，控制战略据点，并宣布库民党为非法（8月19日）。11月库尔德宗教领袖伊兹丁，侯赛尼将由库民党、科马拉和他本人签署的库尔德人八点要求送交政府。侯赛尼明确宣布：“我们是伊朗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世世代代保卫了伊朗的边疆”。库尔德人放弃了监督军队的要求，并声明不反对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只要求宪法不写上伊斯兰共和国的教派是什叶派。库民党把自治确定为党的基本方针，既考虑了库尔德斯坦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适合伊朗的国情。伊朗是个多民族国家，波斯人不足全国人口的50％，生活在伊朗领土上的阿泽里、库尔德、阿拉伯、俾路支等民族在历史交往中同波斯民族水乳交融，血肉相连。

　　伊朗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契机解决问题。库尔德人又一次被迫开展武装斗争，几乎控制了全部库尔德农业区。1980年夏，霍梅尼发布法特瓦（教谕），宣布侯赛尼为异教徒，号召圣战，从而关上了库尔德人自治的大门。两伊战争爆发以后，伊朗政府继续在库尔德斯坦采取军事行动。库民党则同伊拉克当局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库尔德各派之间不仅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而且内部不断出现矛盾和分裂。库民党同科马拉甚至干戈相见。

　　经过四年内战，库尔德解放区又落入中央政府之手。1989年 7月，库民党著名领袖卡塞姆卢在维也纳准备同政府代表会谈时被暗杀，伊朗库尔德运动遭到进一步打击。当前，库民党、科马拉仍在库尔德地区开展零散的游击活动，库尔德组织的分裂状态也依然如故。政府已牢固控制住局势，在库尔德地区驻有20万士兵，设立3000个哨所。

　　3．土耳其库尔德运动

　　50年代末，土耳其库尔德人运动在国内民主运动和邻国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复苏。1959年9月伊斯坦布尔警方拘捕了50名库尔德人，指控他们企图建立“库尔德独立党”。受此案牵连，共有485人被捕，其中55人根据流放法被发配到西部两年。 1963年警方又逮捕了欧洲库尔德学生联合会伊斯坦布尔分会的领导人，罪名为想要建立库尔德国家。被捕者中除两伊留学生外，也有土籍库尔德学生。

　　60年代土耳其库尔德运动沿着秘密和合法两条渠道进行。由于法律禁止建立以民族为基础的政党团体，建立库尔德人合法社团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此，库尔德知识分子最初都参加土耳其民主、进步政治社团的活动。1961年建立的土耳其工人党队伍中就有许多库尔德知识分子。工人党十分关心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从1967年起在东部各地组织一系列“东部集会”。会上的标语口号有：“我们的目的是实现兄弟情谊、平等、幸福”，“为什么给西部文明，给东部愚昧”，“不要宪兵，要教师”，“不要哨所，要学校”，“东部不是流放者的窠穴”，“五年计划全部是谎言，东部人醒醒吧!”这些在东部问题名义下进行的活动，对重新唤起库尔德人民族觉醒具有启蒙作用。不幸的是，工人党内部围绕着革命性质——反帝斗争还是社会主义斗争，民族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自下而上革命还是自上而下革命——等问题的争论，对觉醒中的库尔德民族运动产生不良影响，成为日后许多库尔德组织思想分歧和分裂的根源之一。

　　1969年夏，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学生分别成立“东部革命文化之家”团体。这是共和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合法的库尔德组织，其章程宣布不从事政治活动，只从事文化社会活动，反对种族沙文主义和反民主思潮。不久，迪亚巴克尔、希尔万等东部城市都出现同名的独立团体。1970年4月该团体曾致电总统苏奈，要求“结束与民主、法制国家原则不相协调的非人道突袭方式”。不久，“文化之家”被取缔，许多成员被捕入狱。监狱成为民族主义者成长的“摇篮”。记者比兰德写道：“不同观点的人在监狱中走到一起，交流并消除观点分歧，制定新的计划”。1974年大赦后，他们在“革命民主文化协会”的名义下逐渐汇合起来，“解放”、“解放旗帜”等派别均由此发展而来。运动的规律最终使这些人走上秘密活动的途径。

　　此时，最早建立的库尔德政治秘密组织是土耳其库尔德民主党。1961年库尔德人布扎克等人在边境小城西洛比建立“库民党联络处”，四年后在此基础上成立库民党。布扎克等人深受巴尔扎尼的影响。土库民党以迪亚巴克尔为活动中心，纲领宣布土库尔德人有权决定自己命运，斗争在“土耳其领土完整范围内进行”，用“土耳其、库尔德人民完全平等基础上产生的真正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取代土耳其人的民族特权”。库尔德族要求实现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主要有：政治上，宪法规定土耳其国家由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组成，两族平等；库族按人口比例参加议会、政府；明确库尔德斯坦边界，不安置移民，不改变库尔德斯坦和村庄的名称等。文化方面，库尔德语为库尔德地区的官方语言；建立库尔德斯坦大学、库尔德电台、电视台；出版库尔德语书籍和报刊。经济上，实施“库尔德斯坦优先”政策，石油、矿石应在产地提炼加工，其收益75％用于本地区。

　　1968年初警方逮捕库民党领导人。逃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一些人开始奉行更“左”的路线，并于1969年成立“土耳其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两派之间的互相残杀使库民党领导力量损失很大。70年代中期以后库民党中左派观点占优势。1977年左翼建立“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者”，以马列主义、工人政党自居，主张建立“完全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右翼的舍万派亦开始用独立观念取代“自治观念”，建立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当时未向外界公开，当厄恰兰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出名以后，被迫改用库尔德斯坦工人先锋党的名称。库民党两派内部不断分合，一直未能形成较有影响的政治组织。

　　厄恰兰领导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是70年代建立的库尔德组织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它同库尔德传统组织颇不相同，领导人大多系平民家庭出身的年青知识分子，没有显赫的部落家族或宗教’背景。这同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纯粹的部落酋长大都已融入土耳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进程，他们既发财致富，又接受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住在城里，通过代理人处理部落事务。这类酋长根本不可能同政府冲突。还有一类酋长兼具宗教领袖身分，他们较重视部落的价值和利益，但也大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政界寻求前程。这类酋长一般也避免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而那些原先觊觎民族领袖角色的酋长或已被处死，或死于冲突，他们的部落早已解体。这样，领导库尔德民族运动的重任历史地落到普通知识分子身上。

　　厄恰兰1947年（或1949年）生于乌尔法省的一个库尔德农村。1966年到安卡拉读职业高中，后进安卡拉政治学院读书。1972年因参加游行，呼喊“打倒法西斯”口号而被捕。1973年春开始酝酿成立组织，1975年决定在东南部地区开展活动。1977年该组织另一创建人哈基在安特普被打死，厄恰兰开始独自领导组织，撰写小册子《库尔德斯坦革命道路》，把活动引向武装斗争。该组织最初以“库尔德斯坦革命者”名义活动，它散发的传单上有时署名“民族解放军”，老百姓则根据其领导人名字的缩写称之为“阿波朱”（意即阿波的人）。1978年11月该组织在迪亚巴克尔省利杰县菲什村开会，正式取名为Partiya Karkeren Kiirdistan（缩写PKK，库尔德语意为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简称库工人党）。它确定的战略是通过政治思想工作争取人民同情。作好战斗准备，用游击战确保政府对库尔德斯坦的承认。它把斗争目标指向安全部队成员、反动的部落首领、地富，乃至其他好战组织的成员、记者。

　　这种过左策略的恶果很快表现出来。到1979年5月它在国内已感到难以立足，厄恰兰等遂决定出国，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一个巴勒斯坦营地安身。

　　1980年9月12日军事政变后当局采取镇压举措，库工人党所受打击相对较小。军人的高压政策把国内各种人不断推向该党。“受官员压迫的人，遭拷打的人，被监禁的人被推向库工人党，失业贫困的人，对国家失去希望的人加入库工人党。”

　　1984年8月15日库工人党游击小分队袭击埃鲁赫和谢姆丁利的宪兵哨所、军官之家等设施，揭开了游击战争的序幕。当局立即采取增强安全部队、改善情报网络、组建村民自卫队、宣布非常状态等措施，来对付库尔德武装分子。库工人党内部因策略、组织领导上的分歧出现过分裂。但总的看库工人党在斗争中连跨几个台阶，。其营地最初都在国外，1989年设立以佩尔瓦里一埃鲁赫一舍尔纳克的朱迪山为中心的国内营地，1991年库工人党武装首次在国内营地过冬；作战从几人、十几人的小组活动发展为300来人的集体行动；武装由1984年近百人增至1987年近千人，1991年超万人。有人估计该党力量包括同情者在内已逾百万人。

　　库工人党在东南部地区逐渐建成党、阵线（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军队（库尔德斯坦人民解放军）三位一体的组织战略体系，在一些活动中甚至能动员城市妇女儿童来对抗安全部队。库工人党也重视欧洲各国库尔德侨民的工作，建立起库尔德爱国工人联盟、库尔德爱国妇女联盟、库尔德爱国青年联盟等群众性组织。欧洲库尔德侨民是库工人党经济资助的主要来源之一。库工人党活动中确有恐怖主义因素，为了对付乡村自卫队有时不惜滥杀无辜，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但他们获得相当多群众支持也是显而易见的。

　　80年代库工人党崛起有两个原因。首先，官方意识形态顽固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属性，否定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1982年宪法第66条宣布“同土耳其国家相关联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土耳其人”。宪法讲到“土耳其公民”时，土耳其一词用的是种族名（Tiirk），而非国家名（Tiirkiye）。宪法第42条还规定：“除土耳其语外，任何一种语言在教育机构里都不能作为母语进行研究和教学”。库族议员在议会用库尔德语宣誓，即使他声明这样做是为了库尔德、土耳其人民的友谊，仍被斥责为分裂主义活动。时间已进入80年代，官方的思想意识仍停留在二三十年代的水平。这不能不引起库尔德人的普遍愤慨和群起抗争。第二，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西部，从1950年民主党上台起，历届政府都标榜要振兴东部地区。现实却是东西部差距越拉越大。东部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从1965年的10．39％降为 1979年的8．17％和1986年的7．68％。这里的大地产最集中(仅乌尔法一地，拥有250公顷以上的大地产主就占全国的44％)；失业率最高(达33％，为全国平均数的三倍)；国民收入最低(哈卡里省的人均收入1975年为伊斯坦布尔的19％，1985年仅为 9％)。“饥饿是恐怖活动之母”，库尔德斯坦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为库工人党活动提供了适宜土壤。

　　库工人党活动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解决库尔德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已故总统厄扎尔在1991年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用棍棒，用武力解决不了”，“我一定要解决库尔德问题，这将是我对民族做的最后贡献”。就在这年4月土耳其终于废止了禁用库尔德语的法律，“土耳其没有库尔德人”的官方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要求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反对同化论者的各种方案，甚至提出成立两族联邦国家的设想。

　　六、结束语

　　库尔德人近两个世纪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可歌可泣，取得了明显成就，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业已引起世人的普遍同情和关注。毋庸讳言，库尔德人民的斗争远没有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治或独立的民族愿望，所取得的成果也同他们作出的牺牲不成比例。这归咎于库尔德民族斗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库尔德民族的部落封建意识和传统习俗特别是血亲复仇，严重影响到队伍的团结和斗争的规模。他们中的教派矛盾也起到了添加剂的作用。库尔德人彼此分离但不隔绝，能走到一起却不团结，是库尔德人社会政治生活的生动写照。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参加过镇压库尔德人斗争的德国年青军官(后为德军元帅)毛奇就指出，“他们之间没有团结和合作”。在此后的历次斗争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首先，起义领导层不能精诚团结、坦率合作。伊拉克库尔德运动两大组织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间的关系最能说明这一点，两者原先同羼一个组织，斗争目标和策略也无原则差别。两派领导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不容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直至不惜动武。其次，部落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好恶出发，决定对起义斗争的态度，或参加，或袖手旁观，甚至站在政府军一边积极参与镇压活动。1925年赛义德起义是这方面的典型。

　　近二三十年，整个库尔德斯坦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长进，部落解体趋向已越来越明显。但部落意识、传统习俗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动，血亲复仇仍时有发生。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贫富两极分化。这在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最为明显，无地少地农民和失业游民成为库工人党的社会基础，而资产阶级化的酋长、地主们利用自己的传统影响积极支持镇压库工人党武装。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各个组织迄今无法拧成一股绳，是库尔德民族斗争的致命弱点。过分信任、依赖外国、特别是对西方列强的许诺和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库尔德运动的另一弱点。各国库尔德运动和组织之间缺乏密切合作，但与邻国政府却往往结成事实上的同盟。这是库尔德人斗争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奇怪现象。伊拉克库尔德运动寻求伊朗政府的支持，而伊朗的库尔德运动却与伊拉克政府合作。土耳其政府充分利用库尔德运动这——特点，巧妙地推行“爱邻国库尔德人，打本国库尔德人”的政策。库尔德人在不同时期先后依靠过沙俄、英国、协约国、前苏联、美国等。结果怎样呢?正如不久前海湾战争表明的那样，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希望改变中东的政治地图。他们玩弄库尔德这张牌，不过是为了对中东有关国家施加压力，以维护和巩固自己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利益。当目的达到时，他们就会置库尔德民族利益于不顾。1924年协约国在洛桑闭口不谈原先对库尔德斯坦自治的诺言是这样， 1975年美国停止援助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是这样，海湾战争后美国的所作所为还是这样。

　　历史上多种因素造成了今天库尔德斯坦分属四国的现实。各国政治边界一经形成就难以改变。要建立独立统一的库尔德民族国家，势必就要彻底改变中东现存的政治格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对付库尔德民族运动这一点上却有共同语言，当形势需要时，它们就会调整彼此间的关系，联合行动，历史上不乏这方面的事例。考虑到这种状况，各国库尔德人提出了不同的策略目标。叙利亚库尔德人只要求文化自治。伊朗库尔德人要求地区行政、文化自治。伊拉克库尔德人要求“真正的自治”，实即建立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联邦制国家。土耳其的库尔德组织几乎都以“独立”为宗旨，但也不排除“独立”以外的其他解决办法，他们追求的实际上还是库尔德人的平等权利和库尔德斯坦的经济文化进步。

　　各国库尔德人的这个策略纲领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不能无视各所在国的具体条件而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库尔德人同中东三个主体民族共处，历史悠久，最短的也有九个多世纪。历史上形成的联系无法一笔勾销。20世纪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使库尔德人同所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联系愈加紧密。一体化进程在土耳其尤为突出，今天近半数的土耳其库尔德人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中、西部。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在一定程度上已“共享学校，共享工作场所，甚至共享同一个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想分离而彼此均不受损，实属难上加难。

　　今天，民族自决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分离，必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即库尔德人的民族属性应得到确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充分保证。各所在国政府应本着兄弟情谊的精神，同库尔德人认真商讨妥善的解决办法。诉诸武力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深民族间的不信任和仇恨。库尔德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着库尔德人和所在国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好则各方受益，坏则各方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