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早川濑里奈新作品:我对父亲的愧疚

我对父亲的愧疚，从不因时间的匆匆消逝而有丝毫淡漠.

今天,正好是50年前的那场因一个人的阳谋,而发动的伟大的反右运动的纪念日到来之时,更激起了我对他的深深怀念.尤其是今天,二妹在电话中说,父亲在辞世前的几十天里,经常向母亲念叨我和我的大儿子，他生前见过的唯一的孙子,更使我不由自主地泪如泉涌,长时间的呜咽不止，也更加深了我对父亲的愧疚。

在这几十年里,我曾无数次的在心里责骂自己,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能那样昧着自己的良心,明明知道他绝对是一个好人,绝对不会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却在他受到种种批判,种种不公待遇,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翻在地,并踩上亿万只脚,心身极端交瘁的情况下,我竟然不去亲近他,竟然没有给他说过一句宽慰的话,甚至在他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的时候,我还要用从学校里学到的官方语言,对他说,要好好接受群众的监督,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1966年上半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村进行社教,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政策,说是为了保护干部,要在外面工作的干部,采取回避政策,不要回家.尽管咸阳西安相距20多公里,我十分想回家看看,我还是遵守了这个规定,春节没有敢回家.但是出乎我的预料,大年初五,我的父亲,连同我的母亲,揹着一大袋蒸好的包子,蒸馍,和挂面,到西安来看我们一家了.我又高兴,又羞愧.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孩子给父母拜年是天经地义的,哪有儿子春节不回家,等父母来看自己的道理…… 亲人相见,多少话要说,但我们都心事重重,谁也怕触及各人心里的痛楚,只好用沉默打发时间……,最后我默默的送走父亲母亲,上了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的诀别.到了六月中旬, 学校里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轰轰烈烈,村里的两个社教工作队员,通过学校的党组织,拿着介绍信找我谈话,凶神恶煞的向我宣布,说我的父亲因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已畏罪自杀, 要我揭发他,要我提供他都和那些人来往,提供破获反革命集团的线索……,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听完他们的训话,我心里清清楚楚,我的父亲,虽然打心底里不赞同这个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但他绝不是那种能够舍弃家庭,不顾一切为真理而献身的人,他绝没有那种胆识,敢拿鸡蛋碰石头,敢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组织什么反革命组织.按理说我应当向工作队问个清楚,但,我却没有作为一个男子汉的胆量,怕被说成是阶级立场不稳，什么也没有敢问,从思想上承认了他是畏罪自杀.虽然我曾经接受过十多年的非人性的教育,但我的人性尚未完全泯灭,我想到年迈的母亲,年幼的弟弟妹妹,想到父亲为养育自己所付出的千辛万苦,那种滋味可想而知,我只能在宿舍里暗自流泪,在教研室还得装出一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认认真真地投入运动.同时,还急忙向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写书面报告,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

我没有尽到一个长子的责任, 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安葬的,我也不知道他安葬在什么地方.

我的父亲,虽然在上一世纪30年代,毕业于西安师范,是村里学历最高的念书人.毕业后,他教过小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县党部作过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在咸阳民众教育馆做过普通的职员,办过一个石印的小报,主要宣传和普及科普知识,后来他做了咸阳县的参议员,那是个兼职的差使,主要的工作则是县教育科的督学,有时候还在一个初中教一点历史课,这样一直干到49年5月, 解放军把国民党打跑为止.

他虽然有那么一点知识,但他是一个极普通的良民百姓.他从一生下来就过着兵荒马乱的日子,先是军阀混战,后来又是抗日战争,再后来就是国内战争.他受尽了战争之苦,所以总想着只要能过上和和平平的安稳日子,就比什么都好. 我记得,抗战胜利以后,他正好在咸阳民众教育馆工作,这时,我上高小,和他住在一起.当时,恰值国共两党和谈,他把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会谈照片,展览在玻璃镜框里,放在咸阳凤凰台上最显眼的位置,并配上剪报和他自己写的小文章,进行宣传.49年春节,国共两党又进行了一次和谈,他天真地以为国内和平即将实现,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了亲自书写的”春开太平世,冬除战乱年”的楹联.

他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49年春天,眼看解放军要打过来,他清理家里的藏书,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在他的藏书中,除了唐诗宋词,古典小说以外,政治类的书籍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这些书是从家里的楼上翻出来的,后面的那些书,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定是他年轻时候读过的.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也像当时的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寻求过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他回家务农以后，也每每在天阴下雨，农闲的时候，手不释卷，读书看报。然而，他在政治上十分幼稚，他既没有读懂国民党，也没有读懂共产党。根本不知道政治的虚伪与欺骗，政治家的阴险与丑恶。

就因为有那么一点知识,他总是以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去看社会，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他眼里容不得一点点沙子，总是用理想的境界来衡量社会，评价社会。他总想着要中国好,要为中国的进步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他在民教馆工作时，他总是尽职尽责，他为创办一份石印的宣传和普及民主科学的小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那种认真精神，他编排版面，用蝇头小楷将文章抄写在一种药纸上，以及带我去一个印刷厂的那些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民国36年,国民党举行国代会的那一年，他就和咸阳当时的一批少壮派联合，参加竞选，试图以此来改革国民党的弊政。他当选了南高乡的参议员后,在参加县参议会的会议上,慷慨陈辞,批评和揭露当时官场存在的的贪污舞弊和政治腐败,不仅受到咸阳县老百姓的称赞,连陕北的群众日报也做了正面报道.他当督学时,教育科长是王广禄,地下党员,解放后曾对他说过,当时陕北把他列为民主人士。

49年5月以后,他因爷爷年迈,不得已回家务农.在这一阶段,国内的确进入了一个相当和平的时期,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所以他从真心里拥护这个政府.村里的许多公益事业,社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曾经被政府征集,赶着大车,拉着军用物资,支援解放战争,他是村里少有的几个文化人,字写得好,也会打算盘,每年村上算公购粮,搞宣传,他不是组织者,也是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农业合作化中他也是一马当先.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的弦上的越来越紧.当权的猎人已经用枪口瞄准了他，根据他的简历，当权者早已把他列入另册，列为内部控制对象。

58年春,毛发动的那场整风运动,也扩展到了农村,乡上组织鸣放会议,要他参加,要他提意见.这明明是圈套，他却浑然不知。其实,当时的整风运动在城市里早已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阶段.然而,他却傻呼呼的,还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引蛇出动的阴谋,他出于一片真心，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对农业社的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他说,现在我们队上生产搞得不好,主要和领导水平不高,决策失误有关.就是这么一个意见,再加上他平时在地里劳动时说的某些闲话,比如国外的农业科技,一起上纲上线,成了诬蔑新社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 最有意思的就是把在地里劳动时的玩笑话也说成是反党罪行.那个时候,我即将从西安医学院毕业,已决定留在学校做助教了,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劳动时就说了出去.农村人不知道,以为留在高等学校工作,就是当教授了,工资一定很高.村里人就开玩笑说,这一下敬通(我父亲的名字)的钱就花不完了,….. 他就辩解说,我那点工资,还不如街道里卖醪糟的.这本来就是一句实话,我每月的工资就是48.5元, 怎么可能给家里很多钱呢. 到运动后期，乡党委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虽然从思想深处，我从来都不承认他是反革命，但是在那个百口莫辩的时代,乡党委早已拟好了右派的名单,许多人仅仅点个头摇个头都可能成为右派,何况他还参加过国民党,在国民党里干过事情，我能说什么呢。我也曾为此,找过村里的生产队长,他说乡上早已把它排在右派的一类人里面,早都属于控制对象.但是,因为农村不能戴右派的帽子,所以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

从此,他就被列入另册,列入了贱民的行列.不过,一开始,共产党还假惺惺的说,要给出路,给了他一张饭票,一张选票,说是只要在社员的监督下规规矩矩劳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就能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他也相信共产党的这种宣传.而且58年大跃进刚开始,肚子也还能吃饱,只要努力劳动也就罢了.他虽然念过十几年的书,但毕竟是农家出身,干活从来也不吝惜力气,只想着拼命劳动,好好表现自己，连家都不顾,真有一点忘我精神.58年大修水利,队上派他到宝鸡峡修水库,一去差不多就是半年,当时母亲正好怀着小妹妹,而且即将分娩.如果村干部稍微有一点理性和人性,就不该派他干这个差使.我母亲坐月子生小妹的时候, 已接近寒冬腊月,小妹没满月,就患了肺炎,我母亲一个人陪着小妹到咸阳县医院住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在工地连家都没回. 59年阳历年,我满怀希望回家,急切地想看到阔别一年多的父母家人,却完全没有料到,迎接我的竟是几个在夕阳的寒风中畏缩着身子,饥肠滚滚的,穿得脏兮兮的弟弟妹妹,家里是一片狼藉. 60多岁的爷爷,带着三个分别是11岁, 9岁和5岁的弟弟和妹妹.大弟告诉我,父亲去宝鸡工地,母亲陪小妹住院,……家里只有他们和爷爷,说着,眼泪都流了出来.爷爷从来都是干地里活的,哪会管家?这时,农村都在吃食堂,家里没锅没灶,没有一点粮食,我等到傍晚,掕着盛饭的瓦罐,到食堂打饭,回来和爷爷弟弟妹妹分着胡乱吃了.晚上,我和弟弟妹妹擠在一个炕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我想了许许多多,只觉得怎么报上整天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这公社化的实际情况怎么和宣传的大不一样.过去人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在怎么是,一人遭罪,全家遭殃.我为母亲的身体担心,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分娩的……,我只想见到她,越快越好.

我父亲在公社里是绝对的贱民,共产党的改造人的功夫也可真是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不只肉体上折磨,更厉害的是精神上的摧残蹂躏.生产队规定,他除了和社员一起上工,下工外,每天还得一早把村子里的街道清扫一遍,下午又得把全村的公共厕所打扫一次.这些自然都是无偿的劳动.打扫街道的时候,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起哄,笑骂,羞辱,给他种种难堪.这种折磨,对他的人格,对他的心理的巨大伤害,他都得忍受着.后来队上又派他到县城里拉大粪,这个活儿本来就又脏又臭,一个人还要拉上四五百斤重的架子车,要爬上一公里多长的大坡,每天三趟,来回走70多里.这些都是没人干的活儿,自然落在了他身上.起先,他还感觉这个活儿不错,原因是一个人干活,自由不说,也没有和别人在一起的是是非非.然而,最要命的却是,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如此大的劳动强度,却偏偏是只能在公社里分到少得可怜的粮食,每天肚子都吃不饱,干的又是定额活, 比不得在大田里干活,可以一起胡混偷懒.他以后曾经告诉我,有几次在爬坡的时候,虚脱,晕倒,多亏当地的一位朋友发现, 领到他家,给他吃了些 包谷碜子,才救了他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他产生了一次极不应该的巨大的误会.现在每每想起来，我总是追悔莫及。我是国家工作人员,每月有30斤定量,我知道家里有小妹妹,因婴儿肺炎,后来并发败血症，骨髓炎,营养很差,每月总要省出几斤粮票,给家里贴补.在教研室政治学习时,有人说,农村形势很好,许多农村的同志都能得到家里的粮食补贴,不会饿肚子……,听了这些发言以后,我猛然觉得,家里不但不给我贴补,我还要给家里,一时思想通不过.而且我听到母亲经常吃不饱,父亲不太照顾母亲,吃饭时只顾自己.我就对父亲写信,以别家的例子,婉转的埋怨他自私,只想着自己,不顾及母亲.没有想到他真的看出了我的意思,以为是母亲给我说的,和母亲吵了一架.事后,我了解到,我完全是冤枉了他.他本来饭量就大,全家六七口人,又指望他一个人劳动,他不多吃点怎么行呢.那个时候,农村的阶级斗争已经抓得很紧,虽然都是在公社里,但个人身份不同,受到的待遇差别很大.贫下中农在队里可以偷这偷那,随便偷地里的庄稼,这样贫下中农的日子的确比较好过.但像我父亲,和我的弟弟妹妹就没有这个权力,没有这个便宜可占.只能靠队里分的那一点粮食艰难的勉强维持生命.父亲告诉我,没有那么多粮食,村里人只好吃野菜,地里的野菜也挖光了,他发现地里有一种叫狗舌头的野草，没有人采,他弄了一些,吃了没事,就挖那个吃.那时弟弟妹妹上学,就带的用狗舌头叶子拌着糠和麸皮做的菜团子.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从小长大,在旧中国长了13年,在我们那一带的村子,还真没有见到过把地里的野菜吃光的时候，还没有见过人吃狗舌头的，我小时候也挖过这个草，那是拿回家喂牲口的。无怪乎,在以后我们那一带社教时,社教工作队组织社员忆苦思甜,社员都会不自觉的回忆起59到60年的大饥荒,而弄的社教工作队队员十分尴尬,狼狈不堪.

63年,我们村被选中了进行全国的农村社教试点.毛泽东说,关中的土改不彻底,是和平土改,要补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这个时候的杰作.我们家的家庭成分也从原来的富裕中农上升为富农,这一次社教还不算太厉害.只是错误的给我母亲带了富农帽子,他们两个老人家都受到了哪些折磨,我不愿打听,也没有打听.总少不了接受批斗,但是那个群众运动,还是有一点能够控制得住的.以后两年,我有几次回家,看见村子里墙头上都有他写的大标语,字体是那么端庄清秀,我只想着共产党还是在用他的一技之长,问起他的一些情况,他说村里人队长对他还好.我也就把问题不再看的那么严重。事实上，我父亲在村里一般人的心目中也是挺好的，平时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六爷（我们村里人都是一个家族的，他的辈份高），尤其是因为他有文化，又自学了中医，还的确能为广大老百姓排忧解难，只要不搞运动，队长也不要求他外出请假，每天汇报的。只要没有那个工作队，或外部来人挑动，村里人大家都相安无事。

没想到在那个阶级斗争烽烟迭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年代，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发展到了顶峰。66年春,我们村又迎来了再一次更大规模的社教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又要将我们家的家庭成分升为地主。社教工作队发动村里的社教积极分子，硬是说，我们家地下埋的有金银财宝，要他交出来。还有的说，父亲图谋变天，组织反革命集团，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社教工作队逼他交出反革命集团名单，三天两头，进行车轮战，以至下了最后通牒。这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他被逼无奈，他不愿意冤枉任何人，不愿意连累任何人，同时他也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勇气。6月10日，他撇下了我的母亲，我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含着悲愤，离开了他年轻时曾经有过许许多多梦想和期许的人间。

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能稍稍多一点人性，少一点兽性，能稍微多一点与他交流，给他多说一点宽心话，使他能感到，在这个世界上，至少他的子女还在关心他，还理解他，他还不是那么孤立无援，那么绝望无助，他也许不至于走上那一条绝路。每每这样一想，我就越发感到愧疚，我就越发不能原谅自己。

不过 ，当71年全国搞一打三反运动时，我们村的一位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也曾经在国民党时候当过小学教师的农民，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反绑双手，吊在房梁上，打的死去活来，最后活活打死的时候，我又一下子感到毛骨悚然，心脏好像一下子停止了跳动，紧紧的缩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又觉得，我父亲走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然的话，他也可能在以后被红卫兵活活的打死的。总之，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随时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更何况他这种从旧社会过来的，带有明显痕迹的人呢？

在那个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历史总是在捉弄人.84年,学校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时,我也成了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自然征求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要求,需要组织上解决.我很自然的表示，我唯一的要求是，希望组织上能帮我,把我父亲的问题查清,做个结论.几个月之后,我得到党总支书记的答复是,他的档案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没有关于他搞现行反革命的材料,无从查起.。再说了, 农村过去定的成分,反革命也都一笔勾消了,也都平反了 ,现在就不要再追了.还是向前看的好…….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一个向前看,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XX，把制造了那么多的冤魂野鬼,都可以化为乌有.过去斗你是革命的需要,是对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党的宽厚,党的恩泽,你更要感恩戴德,跪地称谢,山呼万岁.

我的父亲，像他那个年代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对中国的未来，对自己的前途，有过许多美好的期许。他们希望祖国强大，希望人民幸福，渴望民主，热爱自由。我不知道，我也常常苦苦思索,是谁,是什么,使得中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梦想成了泡影,是中国成了世界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最落后的一员.不仅如此,还有其中的许多人不是死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而是死于同胞之间的不断内斗之中,剩下的又大部分失去了对民族的责任感,不是集体的失忆失语,断了脊梁,要么就是变成帮凶.我们常常要人家以史为镜,怎么到了自己,就想把历史掩盖起来,就不愿意也不敢照一下历史的镜子.我不知道,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的治国的理论与实践,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会拣起那样一种理论,奉行那样一种实践,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阶级斗争是有文明史以来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一次又一次的自上而下的发动群众斗争,在人民中煽动仇恨，制造分裂，挑起斗争。一批又一批的摧残民族中本来就不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样疯狂的推行愚民政策,又怎么可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又怎么能设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