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与张学良:半世纠缠一首诗

    在民国，马君武的身份实在有点尴尬。说他是大学校长、教育家，名头却大不过蔡元培。尽管民国年间亦有“北蔡南马”一说，但广西大学究竟不能与北大等量齐观；说他是国民党元老，人们记住了吴稚晖却想不起他。其实马君武早于1905年便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算是第一批，还是广西会盟长。但孙中山之后，吴稚晖一路紧跟蒋介石，而马君武却偏居广西，终老在桂系的地盘上，尽管头上顶着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参议的名，但那不过是蒋介石扔过来的一个虚衔，显示他有尊重党内老同志的风范而已，哪比得上人家吴稚晖，有事没事蒋介石还去征询一下他的意见，关照关照他的生活；说他是政治活动家，不幸又给章太炎、梁启超两人抢了风头；说他是孙中山秘书，人们又容易想起戴季陶，毕竟三民主义思想，是戴而不是他帮着中山先生整出来的；至于广西省长的身份，后人就更不会联想到他了。事实上，1921年7月，马君武确曾被孙中山委任过广西省长，较起真来还是民国史上国民党人第一任呢。

    后人提及马君武，多半因为他那直率勇武的个性以及那首让张学良将军终生恼恨的一首小诗——《哀沈阳》。

    马君武个性鲜明，勇武躁急，与人论事，一言不合往往放下留德博士的风度不要，立刻动手打人!

    袁世凯窃国那会儿，孙中山、黄兴等人为将袁世凯调离北方巢穴，主张定都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好就近加以监督。但宋教仁出于防范日俄鲸吞我东北、西北领土，巩固边防上的考虑，力主定都北京，竟与北方袁系人马的希望遥相呼应。对此，孙黄等人十分恼火。不久，蔡元培等人迎袁南下就职失败，袁世凯便于北京通电就职，南京同盟会干部多力主武力迎袁，请黄兴统兵北上，乘便扫荡北洋军阀和专制余毒，不想宋教仁又说“期期以为不可”。在宋看来，统兵北上是剑走偏锋、棋下险招，很可能刺激北洋军作出比兵变更激烈的反应，甚至不惜与北上革命军发生阵战，届时南北恐将分裂，半年和议，一切努力，岂非白费。

    宋教仁正滔滔不绝，不想惹恼了与会的马君武。只见他不待宋把话说完，便猛然起身把桌子狠狠一拍，喝道：“住嘴!你这个袁世凯的说客，出卖南京革命事业的投机分子。”说罢便扑到宋的跟前，狠狠扇出一记耳光!竟重伤宋之左眼，致其住院多时，伤口才“勉强愈合”。最终多亏孙中山、黄兴二人出面阻止，要不然这场政策讨论会被马君武这一耳光打成武斗会，还真不知该如何收场。

    1917年初国会讨论对德宣战事宜，马君武反战情绪尤其愤激，因不满“政学系”骨干李肇甫力主参战，再次大显身手，举杖追打李肇甫!边追边骂：“放狗屁!”全然不顾自己的议员身份。

    现场动手武打，这是针对眼前够得着的人。至于够不着的，但凡马君武看不惯，也一样不放过。只不过武斗改成了文战而已。

    张勋闹复辟那会儿，梁启超大笔一挥替段祺瑞写起了讨逆檄文。梁氏檄文写得曲折生动，笔带魅力，但立场一如从前，明显带着几分不彻底的改良色彩：清来算去，只清算张勋一人，而不追究附张从逆之人，说什么“除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针对当时以王士珍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依违两端、模糊立场的做法，梁启超非但无丝毫批评规正之意，反而不惜笔墨极力为其开脱，把王士珍一干人说成是“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随后梁氏又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说什么“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武夫是指张勋，书生就是指他的老师康有为。檄文通电一经发表，国内普遍认为梁氏进步，独马君武持论相反，竟以广西名流的身份通电骂梁：

    “复辟之事，张勋、康有为固为罪魁，倪嗣冲、梁启超辈尤为祸首。”

    原来马君武深恨梁启超不作反省，檄文通电不仅无只言片语涉及自身错误，竟还开脱他人!

    政争如此，生活亦然。有时就连文苑雅聚，马君武的神勇威风也不稍加自抑。一次，文友相邀以诗唱和，马君武的李杜诗才为苏曼殊的诗“噎”得一时出不来，居然恼羞成怒，当场握紧老拳，欲殴曼殊!吓得苏曼殊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措。

    凡此种种，无不窥见马君武那“不合时宜”的勇武性格。

    此等马氏风格，在民国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来，即便同样好斗的老同盟会员张继，举止行事也不似他这般“直率近乎孩童，勇武略似鲁莽”。

    显而易见，马氏风格是不适合玩政治的，因为政治最是注重风度矫饰，讲究尺度平衡的。似这般快意思仇、口无遮拦，做人不知转圜，行事不留余地，注定是要吃亏的。

    果不其然，这位拥有留德工学博士头衔，精通英、日、德、法数国文字，集孙中山秘书长、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者之一于一身的元老级人物，最终却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了党籍。

    不止如此。1922年11月，广西省长任上的马君武奉孙中山之命将广西省政府移往梧州，途中船队遭陆荣廷桂系军阀的狙击，幸而马君武溜得快，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此次事件，马君武虽然安然无恙，但却将数千册心爱的书籍和许多未刊行的诗文译稿遗失干净，其最为心仪的爱妾彭玉蟾随船逃亡时也被一颗流弹击中而殒命。

    多年从政，一腔热血，不想收获的只是结怨生仇，而国事依旧螗蜩。马君武万念俱灰，不得不回头审视自己十数年宦海沉浮和人生理想。好友陆费逵先生此时也直言他玩不好政治，劝其改弦更张，另辟蹊径，最好远离政治，视其自身的志趣和特长“做个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

    好似礼佛多年、一朝顿悟的信徒，此后马君武果真远离政坛，醉心教育，做起科学醒民的事业来，先后历任多所大学校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马君武回到家乡受广西省政府委托创办了广西大学，并先后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在广西大学校长任上，马君武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将自己的民主思想、科技知识、行政经验融汇成一股教育家的精神，硬生生将这所开办时间不长的省立大学办成了当时南中国最富生气的国立大学，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1940年，年近花甲的马君武给广西大学留下了“勤恳朴诚”的四字校训，累死在大学校长的任上。

    由于办学有成，“始终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极力推广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时人将这位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列，一时有“北蔡南马”之誉。周恩来更是称其为“一代宗师”。

    可是，历史好像专开马君武的玩笑。在后世一般大众那里，这位民国元老、著名的教育家名噪一时、惊动后世的，更多的还是那首题为《哀沈阳》的小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是马君武1931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两首感时近作诗中的一首。其时，日本关东军已经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坚决奉行不抵抗主义，以致日本轻而易举便侵占了辽、吉两省，黑龙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这首《哀沈阳》一经发表，恼恨张学良三年前通电易帜不愿卖国的日本人闻风而动，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败坏张的名声。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等人也乐见由张一人来顶东北失土之责。如此这般，一首极为寻常的诗，终于弄出了巨大的历史动静，以致举国尽知，流传百年，几乎把少帅张学良的衣衫除尽。打那之后，在国人的眼中，张学良便是一个性喜风流、为色祸国的花花公子，头上结结实实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一首五言四句小诗，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影响!马君武大感意外，也颇为自得，竟自诩此诗堪称是民国版的《圆圆曲》。言下之意，他自己当仁不让，诗才可与清初吴伟业一博高下。

    然而马君武始料未及的是，这首诗落在后人的眼里，却是娱乐味极浓的八卦诗，惹得后人尤其是那些同情张学良遭遇的人，纷纷站出来为张辩诬。

    为张学良辩诬的理由，大致有二：

    其一，该诗陈述的情况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张学良因久吸鸦片，弄坏身子，正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事变爆发当夜，张临时出院陪着英国驻华大使夫妇，坐在一个包厢里观赏梅派京戏《宇宙锋》。按理说国难当头，陪人看戏也是不合时宜，但当晚演出系为辽西水灾筹款，张学良出席应景自有道理。况有外国使节在侧，兼有外事活动性质，更是张学良这位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北方七省最高军政长官职份所在。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时间与诗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绎风流。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三位女士中，影星蝴蝶与张学良素昧平生，两人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其人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稍有嫌疑的唯有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口述，朱五小姐他连一句玩笑都未开过。至于赵四，两人早在1926年便相识了，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二人相处日久，即便亲密厮守，也不应再作香艳故事来看。

    其二，作者马君武与张学良因事结怨。因此，马作此诗，固然出于爱国情怀和感时义愤，但多少有点借机生事出恶气的嫌疑。不然一介名流的马君武，岂能罔顾事实，仅凭道听途说，便提笔作出如此香艳、如此八卦的诗来呢?

    论及马张二人之间的私怨，历史上好像确有其事。

    据张学良当年秘书惠德安回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君武时任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校长，由于办学基金甚少，必须另外筹措经费维持。因张学良此前就有创办东北大学和捐助大笔款项支持张伯苓先生主办南开大学的故事在，马君武便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请其出钱助学，不料竟遭拒见。尽管马君武后来放软身段，甚至不惜“低下勇武的头颅”，在张的公寓外苦守一夜，成功逼迫张学良出来见他。但张学良最终还是以“现今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先生所需经费，实在爱莫能助”为借口，当场回绝了马君武。

    谋面艰难尚可容忍，一毛不拔殊堪可恨。自然，马对张是大为不满的，所以日后写出那样八卦的诗来讥讽张学良也就不奇怪了。至于素来好交朋友、出手阔绰的张学良当时为何拒见马君武，惠德安说那是因为当时张的身体不好，加之东北局势紧张。言外之意，无心搭理闲人。

    但以马君武一贯的行事风格，若非倾心教育，让他低头求人几乎没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生都是人求他，唯有办学他求人。现在低头相求居然遭拒门外!恼恨之情，当可想象。因此，他对张学良因恼生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似此看来，事后马君武的确是以诗谤人。

    而且谤人不轻，以致遭谤者终生耿耿于怀，不能见谅。晚年的张学良对唐德刚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这首诗：

    ——“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朱五)开过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看来在张心里，这首诗不仅伤害了他，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终生背负卖国的恶名。

    后人因见张学良以牺牲半个世纪人身自由为代价发动了那场最终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西安事变，所以不免对他抱有深切的同情，同时也不乏敬意。但历史是冷峻客观的，不随人们的情感变化而迁移。

    抛开当年马张二人私怨，和可能由此刺激马君武在诗中虚构香艳中伤其人不论，我们谁也否认不了《哀沈阳》这首诗所揭示的一个重大历史事实，那就是青年张学良耽于情色的荒唐生活及其在“九一八事变”中坚决奉行不抵抗政策，而终致东三省沦丧敌手。

    （摘自《民国人物连连看》，文汇出版社2010年9月版，定价：2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