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一职，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也是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在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的公认的领袖之前，中共历史上有过五位总书记。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处世风格，这五位总书记在党史上演绎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第一位：教授、“旗手”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初，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引导新思想潮流的领头人之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旗手”和“总司令”。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泽东表示欢迎。但是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1938年，陈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

      晚年的陈独秀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陈独秀于四川江津病逝。  

 

      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之家。1916年，瞿秋白离开常州，先是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后又于1917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翟秋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瞿秋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各地，写了大量通讯，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他写的大量文章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俄当时的状况，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其间，他于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瞿秋白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这期他却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不顾革命形势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红军和工人进行起义和罢工，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此后，他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勋。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还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并担任校长。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为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6月18日，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年仅36岁。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委员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

     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他9岁丧父，家境贫寒，免费入秦氏公学读书，后进无锡第三师范附小就读。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故自取别名博古。

     1925年秋，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秦邦宪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后，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担任常委，博古负总责。1933年1月，博古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出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期间，他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

     1933年10月，蒋介石政府集结了100万军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而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却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先是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术，在遭遇挫折后，又采取“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的消极抵抗政策，导致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既没有下达明确的行动指令，又采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导致撤离行动的迟缓。最后，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后，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人，损失了一大半，引起了红军上下极大的不满。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年1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3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其名为长辈所取《诗经?小雅?鹤》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饱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长辈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这种贫穷、屈辱的局面。

     1912年8月1日，张闻天离家来到南汇县城，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了当时最新的教育。从1920年起，张闻天三次出国留学，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1924年回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张闻天又来到专门为国共培育政治骨干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了他留学莫斯科的生涯。

     1931年，张闻天从莫斯科秘密回国。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错误。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挺身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彻底掘弃“左”的路线。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揭秘：陈独秀为何能连任五届最高领导

2012年12月10日09:43 新浪读书  陈独秀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02期，作者：肖生，原题：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透视

　　陈独秀能够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决非一种偶然现象，它既不是陈本人的主观臆断所为，也非早期共产党人一厢情愿的冲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局，是他在这一时期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

　　打开过去的史书，大凡将陈独秀看作是一个反派人物，右倾机会主义的化身，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不一而足。可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的6年间竟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一大是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陈独秀处于早期党的核心地位，表面上似乎难以理解，原因谁都不去说。因为陈独秀毕竟后来脱离了共产党，成立“托陈派”，只好用他“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总书记是历史的误会”，等等，加以掩饰，并希图以此表白，陈独秀不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任总书记无非是中共的幼稚。其实，只要尊重历史而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发现，这种诠释，既缺乏说服力，也是对陈独秀和中共党史的不公正。

　　一大：建党的头号功臣

　　近代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为具有广泛社会地位和影响且书生气浓厚的陈独秀提供了足以展现自己才华的广阔空间。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三件大事。陈独秀正是在上述历史事件中都唱主角，使其名声大噪，并由此确立了他在政坛上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

　　在祖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陈独秀1915年从日本回国后，于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从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他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抗，他大声疾呼：“要拥护那德先生(即“民主主义”)，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把赛、德两先生，认定为能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青年》从民主主义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刊物，影响并培育了整个青年一代，造就了大批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思想舆论界称它是“青年界的良师益友”，毛泽东当年主编的《湘江评论》颂陈为“思想界的明星”、“学界巨子”和“社会精英”。毛泽东回忆《新青年》对他的影响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还说陈独秀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像毛泽东一样，广大青年学生把陈独秀当做“圣哲”来顶拜。

　　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思想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早年崇尚法国、美国的陈独秀受其影响，政治思想迅速转向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比较彻底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创办了《每周评论》，鼓吹新思潮，成为指导五四运动的又一面旗帜。陈独秀信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座右铭，他锋芒毕露，敢怒敢言，气势逼人，自然招来反动势力的眈眈虎视。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遭到北洋政府逮捕入狱。这件事引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极大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要求保释陈独秀。7月13日，《每周评论》刊登《怀陈独秀》一首诗写道：“依他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陈独秀9月16日获释后，李大钊11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写道：“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这两首诗，足以表明陈独秀不愧为知识界思想界的领袖。在《新青年》的号召和推动下，“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全国出现了三四百个社会团体和400余种进步刊物。整个五四运动，实际上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左翼。尽管毛泽东后来对陈独秀有诸多严厉的批判，但对于他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却大加称赞，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还说：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最早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春，两人初步商讨了组织共产党的计划。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都是讨论筹建共产党问题。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陈独秀对筹备建党做出很大的贡献：其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上海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实际上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陈担任上海发起组的临时书记。其二，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改为公开机关刊物，又创办秘密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和李大钊、李达等一起猛烈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党的建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其三，投身于工人运动，大力组织和开展工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其四，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王自己不干，介绍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李汉俊，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湖南的毛泽东，以及在日本的周佛海和在法国的张申府等人，促使各地早日建立共产党组织。其五，主持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旗帜鲜明地宣布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等，都属学生辈份，无缘与年长的老师陈独秀争名位；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董必武、陈潭秋等，名声多限于地区性，信誉和影响远不及陈独秀；真正有资格可与陈独秀相比的，只有党内重量级人物李大钊。应该说，他俩都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思想之锐敏，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但又各有千秋。李转向马克思主义比陈要早一些，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超过了陈。但总体来看，陈在新文化运动的声望，在思想界知识界的影响，在建党组织方面的贡献，又比李略胜一筹。当时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建党的准备工作，嬴得“南陈北李”的美誉，成为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但陈独秀自谦说：“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至于陈独秀当选中共最高领导是否与共产国际有关？濮清泉曾听其表兄陈独秀说，“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笔者22年前访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时，包也提到：“嘉兴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当书记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我们目前对此尚未找到佐证，不过共产国际几位代表来华都是找陈独秀，把组党任务交给了他，从这些现象看，共产国际让陈当中共最高领导，似乎也是情理之事。所以，尽管陈因事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仍能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二大：率先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

　　建党后，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党的一大纲领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奋斗目标，但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用十月革命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这种企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表明党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应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是党内最早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思想的人。他认为革命大业不能一蹴而就，必须稳进，不可心急，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他在1920年9、10月间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国庆纪念底价值》等文章里就表露出类似的思想。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应共产国际的邀请，出席了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对于中共深入了解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陈独秀率先接受了远东大会的意见，并参加指导了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他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起草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些文字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批判了“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主张，第一次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的思想，提出了第一步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

　　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陈独秀为二大起草的《宣言》中，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有了明显的理论突破：不再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首次提出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不再主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应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再空谈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应依据实际情况，逐步解决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据此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决定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最低纲领；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打倒资产阶级，建立劳农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这是最高纲领。党的二大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陈独秀后来在中共三大致闭幕词说：党的一大时，还没有纲领和规章，党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悬在半空。到党的二大，有了最低纲领和党的章程，从而实际上找到了党需要走的道路。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并且为即将出现的国共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此前后，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呈现上升趋势，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是，“二七”惨案发生后，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些共产党人对工人运动抱有消极悲观的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是民主革命的主体；主张在一般情况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是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在这年4月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出：“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这篇文章连同1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后来被视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陈独秀主张：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由资产阶级领导，并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再进行第二步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的“二次革命”主张，长期以来一直备受指责。这种两次革命的理论究竟错在哪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其要害是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降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了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插入一个不可逾越的资产阶级专政阶段，隔绝了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但这种思想所界定的中国革命要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包含着“两步走”的合理内核，这同建党时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况且，所谓“二次革命论”观点，也并非陈独秀个人独有的思想，而是全党普遍存在的，代表着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到1926年北伐时，陈独秀未改初衷，仍坚持说：“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三大：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摇旗呐喊

　　党的一大时，曾讨论过与国民党的关系，有赞成或反对两派意见，但没有形成具体决议。陈独秀和大多数党员一样，最初是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1922年4月，他代表中央写信给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郑重地提出异议。后来陈改变了态度，认为两党合作只是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加入国民党。他主持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政策。还应当看到，孙中山向来以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自居，他既需要共产党人这一“新鲜血液”的协助，又不把刚成立的共产党完全放在眼里，反对与中共“平起平坐”。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加入到国民党中来，实行“党内合作”；要么不去建立联合战线。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建立“党外联合”，所以“党内合作”已成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唯一方式。共产国际早已看到这一点，率先向孙中山作了必要的让步。

　　8月底，在马林提议下，中共召开杭州西湖特别会议。起初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坦率反对马林的建议，后经马林的劝说，与会者为顾全大局，只好很不情愿地作出让步，接受了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意见，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这是党政治主张的重大转折点。共产党可以利用广东这块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阵地，在国民党内扩大对工人的宣传，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并将国民党左派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以此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这是使党和革命发展的正确选择，否则，国共合作只是左倾空谈。会后，陈独秀在上海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并希图以自己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人们对“党内合作”的疑虑，但这并未能带来全党的思想统一，党内大多数人对于加入国民党仍非常不满，所以到党的三大会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再度爆发。

　　三大前后，陈独秀写了很多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文章，反复强调：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并且指出：共产党人不可轻视国民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不可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这对于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他还批评孙中山国民党历来只偏重军事活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错误政策，强调国民党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民众的宣传上，“万不可单单建设在军事行动上面，造成新的军阀，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因陈的言辞过于犀利，使孙中山难以接受，一时引起孙的愤慨，“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

　　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决议，中共三大于6月在广州举行，主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会上，张国焘等人强调党的组织独立性和政治批评自由，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则坚持西湖会议的既定方针，强调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联合资产阶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只能做经济斗争，而不能做政治斗争，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各革命阶级，所以，“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陈独秀等人据理力争，坚持利用国民党来改造国民党的正确方向。经过激烈争论，大会否决了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去，同国民党共同进行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陈认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陈独秀在会上还支持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这种主张虽有忽视党的独立性的弊端，使党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它是在共产党可以公开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广州这一特殊情况下提出的，作为一种策略口号，实不为过。他强调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这是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策略思想的。

　　党的二大以后，因张国焘搞小组织活动，党内有分成两派的趋势，陈独秀曾一度辞职，马林为此在中央委员会议上明确表态，认为陈独秀“是唯一有领导能力同志”，使其官复原职。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的旨意，使“党内合作”得以在三大会上通过，促成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这是他对早期革命的主要贡献之一，加上共产国际继续支持他，使他得以继任三大的最高领导。三大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为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大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重要准备。

　　近年来，学者对“党内合作”的优劣，各执一词。诚然，“党内合作”有其弊端，它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使党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在政权组织、军队武装、土地问题和工农运动等方面，始终处于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难”选择，表现得无所作为，而当出现矛盾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担心国共联合战线破裂，经常采取右倾退让策略，使革命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与大革命的失败不无关系。但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党内合作”利大于弊。首先，使共产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由几百人发展为5.7万多人，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其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局面，黄埔军校的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高潮，特别是北伐战争的胜利，都是国共两党在“党内合作”旗帜下共同努力取得的。再次，党在国民党内扩大对工人的宣传，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将国民党左翼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四大：将中共由一个小党带入群众性的政党

　　三大以后，党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帮助改组国民党，促成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建立。之后，全国出现了南北分明的政治格局：北方是直系军阀统治的天下，革命处于低潮；南方是国民党控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革命蒸蒸日上。中共经过多方努力，使整个工人运动由守势转到进攻。国民党改组后，很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但因为共产党员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模糊了两党的界限，只知道同国民党联合，忽视了党组织的独立性和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使党内右倾思想逐步抬头并开始成为主要危险。1924年5月党召开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初步纠正了三大以来党内不断滋长的右倾偏向，加强党在国民党工作中的独立性和对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

　　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引起统治阶级阵营的恐慌和分化，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为孙中山北上提供了契机。在中共的支持和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遍及全国；此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少数右派分子时而制造“弹劾”共产党案，挑起事端，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在广州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商团叛乱，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尖锐起来。

　　陈独秀本来是把资产阶级视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认为国民革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应充当领导国民革命的角色，并估计资产阶级最后会取得政权。但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化，四大前夕，1924年12月陈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得出与前不同的结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这里所谓“督战者”，也就是指导者的意思，显然这时他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转变了过去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1923年5月给中共三大关于“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指示，也是陈独秀转变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加强对于迅速到来的革命高潮的领导，急切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四大旨在加强自身的阶级性和斗争性，中心议题是讨论发动群众促进革命斗争问题。陈独秀为四大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集中表达了他和全党这时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认识水平。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党的四大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问题；并且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即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这是四大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新贡献。

　　国共合作虽然遇到了许多难题，但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从党成立到党的四大，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党的建设取得迅速发展，共产党员从几十人增加到近千人。四大会上，代表们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大致表示满意，这种评价自然包含了对陈独秀工作的肯定。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党不断纠正右的和左的偏差，使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有了明显提高。这样，党终于走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的圈子，开始形成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于是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并把委员会的成员从5人增加到9人。陈独秀的权力无疑增大了，难怪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

　　五大：无人喝采，无人替代

　　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意味着国共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终结，联合战线的形势变得愈来愈严峻。在此之后，中国革命便朝着两个趋向发展：一方面是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如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运动，北伐胜利进军，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谱写了光辉篇章；另一方面是反革命右派势力的日益嚣张，如戴季陶主义出笼、廖仲恺被刺杀、西山会议派形成，尤其是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的权力极度膨胀，给革命蒙上了阴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在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容忍和利用的妥协方针下，这两种趋势的一次大较量。

　　党的五大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一方面，党发展得很快，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发展，党员人数猛增，形势要求党的领导力量相应增加，提出新的任务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四面楚歌的武汉政府惊慌失措，中共高层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愈益加剧，许多党员情绪低落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全党上下最焦灼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可是，陈独秀在五大的工作报告令人失望，虽然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大革命的局部失败，实际上等于把陈独秀推向了被告席位，成为众矢之的。会上散发了瞿秋白写的批评陈独秀和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相当多的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要侧重于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陈对这些批评并不服气，又无奈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并同意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对此理解为他已转到了正确的立场上，没有对他做出任何组织结论，仍继续选举他为总书记。这是因为：第一，全党大多数人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缺乏应有的认识；第二，当时还没有形成可以替代陈独秀的新的领导，形势也不允许进行彻底变动。所以新组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这样就不可能实行切实有力的领导，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无法改变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五大后，尽管陈独秀继续在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中苦苦挣扎，由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大革命最后是失败了。客观上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营垒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反革命联合战线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要强大得多，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使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对付中国革命。主观来说，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陈独秀虽然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意见，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言听计从，特别是到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错误思想更变本加厉，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求得国共联合战线不破裂而不惜一味妥协退让，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不懂得政权的重要性，要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片面地看重民众运动，放弃了对军队的争取，自动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缴械；不懂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没有提出明确的土地革命纲领，借口农民运动“过火”来压制农民运动。

　　但是，我们今天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客观地来认识和分折他的这些错误，还应当注意到：

　　其一，是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党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各种准备的情况下，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陈独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党虽然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构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所以，在探索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是根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在大革命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但到后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严重的右倾或“左”倾错误。他们始终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主体，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要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无不受着共产国际的制约。有时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也提出不同看法，但多数被共产国际加以否决，最后不得不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反观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没有做过任何自我批评，而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的身上，只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比较老实地勇敢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其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错误。陈独秀的错误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瞿秋白在中共六大谈到党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指出：应由政治局和他共同负责，包括我自已，不能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但他应多负一些。既便如此，瞿秋白仍认为，五四以来，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毛泽东后来也说：党犯错误不应着重于个人的责任：“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陈的下台，与其说是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倒不如说是苦于共产国际的无奈，共产国际代表提议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错误，却不让他参加，在不让他申辩意见的情况下，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更换了新的领导。这也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总而言之，陈独秀能够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决非一种偶然现象，它既不是陈本人的主观臆断所为，也非早期共产党人一厢情愿的冲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局，是他在这一时期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这种现象，如果说是中共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之下的一种不成熟，那么从根本上也只能说是全党的不成熟，而不应只怪罪于陈独秀个人。况且，他的荣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我们既然无法否定中共早期历史的发展与成就，那么也就不能否定作为领导人陈独秀的作用与贡献。

　　悲剧人生的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的早期活动留下浓墨重彩，时至今日，他的贡献和作用仍可圈可点。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既有成功的欢快，也有挫折的烦恼；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闷。真可谓：成也独秀，败也独秀。但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只是成长、发展、兴旺的一段必经之路。从中国共产党80年(以2002年计)来的光辉坎坷的历程来看，陈独秀不过是交了第一次学费而已。
 陈独秀为何拒绝中共邀请回延安  http://book.sina.com.cn 2012年02月16日 15:57   　　文章摘自《陈独秀与瞿秋白》 　作者：唐宝林 陈铁健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本书简介：　陈独秀与瞿秋白，二人既是旷世的才子更是聪明绝顶的学者，他们的人生，本应属于讲堂和书斋，然而时代的浪潮，把他们推上了政治，走了一条书生从政的悲辛之路……　　本书在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的同时，更重点描……[连载内容]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在场的濮德志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后来蒋被释放回南京，他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又向上海进攻，并轰炸南京。陈独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后来见到去探望他的陈钟凡，还谈笑自若。于是，陈与胡适、张柏龄等联名保释他。当局要他具“悔过书”，他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是，国民党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国民党政府在宣告陈独秀减刑释放的内部“指令”、“训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强调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陈出狱后发表声明表示：“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陈独秀出狱时，面对祖国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严重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出狱后，他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文章，宣传抗战，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各党派“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出狱后，陈独秀两次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多年隐居的罗汉也主动出来为陈独秀与共产党重新合作抗日而奔走，并在叶剑英等的建议下，亲自奔赴延安，因山洪被阻西安。经电报联络，中共中央以为陈独秀要回到党内，就由毛泽东、张闻天签署提出三个条件，要求陈：(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张国焘在解释三个条件时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但是，陈独秀在闻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尽管如此，当时在克服了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与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之间，的确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良好气氛。自然，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看，在抗日问题上他与党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拥护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甚至回到党内，没有可能。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观念，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讥笑毛泽东思想是“山上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也不是当时时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然而，正在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来，把当时苏联正在严厉镇压托派的狂风带到中国，又把前一年他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篇累牍诬陷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汉奸”的丑行，带回国内，硬是诬陷陈独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杂志上公开散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严重影响党的威望。陈独秀和罗汉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分别发表公开信，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
　　1937年9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着他对政治局势的敏感观察，决心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与一时在武汉耽搁的王文元、罗汉、濮德志等人共同努力，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和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的联合战线”，企图在抗日阵营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对国、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不发动民众抗战，致使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他觉得靠国民党来夺取抗战胜利是无望了；对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见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还寄于热望的托派，忠实执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口头上支持抗战，而把主要矛头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抨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是对国民党“投降”，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主张直接搬用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策略，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即变国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对本国政府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促使其在战争失败的危机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势，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条极左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抗战，有利于日本侵略，遭到当时全国正派舆论的强烈谴责，使“托派即汉奸”的宣传在全国流行开来。陈独秀极端痛恨这条路线，并与推行这条路线的上海托派中央“极左派小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个集团脱离关系：“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而托派中央却反过来多次作出决议，强烈谴责陈独秀坚持“机会主义”，背离“托洛茨基主义”。双方也因此决裂了。
　　陈独秀认为托派传统的靠一张报纸来活动的方式，在武汉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更无实效，必须抛弃，应该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于是，他以新方法和自己的新的政治抱负，与王文元等人同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接触。何部即“七七”事变时抗击日军的部队，他在战斗中负了伤，来武汉治疗。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正在探索新的出路，与陈接谈后颇为投机，双方达成一项计划：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兵士群众中进行教育工作，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但是，这个情况很快被蒋介石侦知，在王等赴任前夕，蒋介石停了何的职；同时，由于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汉奸”事件的影响，那些中间党派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蔑，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
　　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独立开创政治局面的企图也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长使英雄泪沾巾。
　　恰在这时，国民党的失败，使日军很快逼近武汉。陈独秀于1938年7月，带着几多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顺长江而进入了四川。
　　陈独秀入川后，贫病交加，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傲气不减，如他在几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寒夜醉成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该诗表达了作者一生(特别在晚年)在狂风恶浪中独立支撑、英勇搏击，以及在反动派压迫与贫困生活折磨下，纵谈笑傲，以酒自慰的风范。

　　病中口占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蕲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该诗反映了诗人烦忧集结，百病缠身的痛苦境遇，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己曾为之奋斗过的革命事业和并肩战斗的朋友同志无限眷恋的情感。

　　当时他没有职业，又离开了组织，经济上没有正常的收入，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由此可知，他生活之清苦并非一般。1942年春节前，他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商借字帖《武荣碑》，写了这样一个字条：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好友朱蕴山见此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只见他因胃病发作在床上打滚，情境十分凄凉。但是他那清高的品性，对人家的赠款并非一概接受，第一，对那些因仰慕而来又素无知交者，不愿无缘受赐。第二，国民党的著名官僚和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前者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他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来赠钱者很尴尬。后者如张国焘、任卓宣等。他对他们说：“你们比我'穷’。”这是指“人格”而言，但是他们不解其意，而觉得陈独秀的说法很怪。第三，无功不受禄。陈独秀晚年，在《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的基础上，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共1万元。但是，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他改书名，如《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则认为，“小学”是音韵学与文字学综合的古称，正反映了他研究文字的特点：形、声、义统一，而不是别的学派那样，将三者分裂。因此他拒绝改变书名。于是，该书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出版，他也一直不准家人动用那1万元；在遗嘱中，他还嘱咐家人他死后不要拿他卖钱。

　　更加可贵的是，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一方面布置警特继续监视他，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拉拢他，许以国防参议会五个议席和巨额经费，要他组织一个附蒋反共的新党；张国焘叛党到武汉后，也受命在武汉警察局长陪同下，拜见陈独秀，提议合作组建新共党，与共产党唱对台戏。他都坚决拒绝。后来，陈独秀入川后。蒋介石采纳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他家拜访，见面后，拿出那次王、康诬蔑陈是“汉奸”事件时国民党要人为其批驳的剪报，煽动他起来反共。陈独秀虽然对中共满腹怨气，耿耿于怀，但不为所动。

　　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贵品质，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也保持了他的一世清白，如他当时赠友人题写的一首于谦的诗那样：

　　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火焚身只等闲；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政治思想上，陈独秀继续沿着自己独特的思路走下去，从而提出许多至今仍难以评判的一系列特殊见解，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就是他逝世后被他的学生何之瑜收编在《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中的陈独秀“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的问题上，具体内容是：

　　(一)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二)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罪恶，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是孪生儿”；“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三)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

　　原先，陈独秀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1941年12月23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于是他就接受了胡适赠给他的“终身反对派”的“桂冠”。

　　50多年过去了，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英明的预见。由此表明，陈独秀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当时，陈独秀上述思想言论，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中央的激烈批判。托洛茨基得讯后，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格拉斯设法把陈弄到美国去，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是，陈独秀表示祖国在危急中，自己应该留在国内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拒绝赴美。因为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如此的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的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同时，国民党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的言论，有碍联苏抗日的外交，因此，报上刊登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后，当局就禁止再刊登该文的下篇。已经排除了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虽已离开了党，但毕竟当过几年党的领袖，于是就托陈的朋友朱蕴山等去说服他，请他到延安去养老，不让他再在外面“胡说八道”。但是，他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  

抗战中延安称陈独秀汉奸 胡宗南为其鸣不平

2013年09月26日16:08  人民网 

　　核心提示：胡宗南见高语罕夫妇寸步不离陈独秀，就没有直接回答，起身将《大公报》剪报送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不久前被延安诬骂为汉奸，但全国名流和我党精英都为您鸣不平。这是他们为你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和文章，真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啊……我们今天特来请教先生谈谈对国事的看法。”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庞国翔 原题为：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四年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一个静偏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后4年的时光。这4年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4年。尽管他“看破红尘”，但国民党还时时派出要员拉拢他，欲使他成为反共工具或为反共服务……

　　“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国民政府作为政治犯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当时蒋介石就想拉拢他，欲委任他为劳动部长，不想陈独秀却大骂老蒋：“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和他不共戴天。”

　　陈独秀本想回到共产党内，但在延安的康生、王明污骂他是“汉奸”，个性倔犟的他感到失望，遂没有回到党内。

　　1938年，南京、武汉、长沙相继被日军占领，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同大批难民一道，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近郊江津县。这时，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基本长年不离药物了。

　　投入国民党阵营的张国焘到重庆后曾三次来江津见陈独秀。每次见面，张国焘都只言其他，而不敢言及政治，但张仍在语言上时时被陈独秀诘问得自讨没趣。当然，在这位过去的同志面前，陈独秀不免也发表了一些对延安的看法。

　　次年7月，张国焘向蒋介石献媚，建议派国民党中的知名人士公开到江津访问陈独秀，然后将他的有关言论公开编印成册发行，这既“有利于抗日救国”，也是对延安宣传最有力的武器。

　　起先，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叫亲信戴笠、胡宗南考虑此事。后来胡、戴二人向“委员长”建议将计就计。蒋同意了，并指示：慎重保密，不得扩播，胡、戴以私人身份前往。多疑的蒋介石最后还专门交代：“若他问起是否奉我令而来，可说报告过……”

　　随后，胡宗南和戴笠进行策划。早前，康生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轻率地发表了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后，国民党《大公报》就刊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等9人为陈独秀辩护的一封信。这9人中，除一人是大学校长外，其余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或中央立法委员、国防参议员等。胡宗南和戴笠决定将《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贴成册，作为特殊见面礼带去送给陈独秀，为陈独秀大骂延安提供最好的材料。

　　第二天早上，胡宗南、戴笠二人溯江而上前往江津。

　　这段时间，陈独秀没住在江津县城，而是在白沙镇城郊骝马岗的石猪槽邓氏朋友家小住。胡、戴二人猜测：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政治代言人高语罕可能也在他身边。高语罕是胡、戴二人在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抗战后他在各种场合都为陈独秀代言。这人有点麻烦，此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嗅出点什么来，最后怕是弄巧成拙。于是，胡、戴二人决定会见前通报还是用真名，同时会见时多由胡说话，戴则少说……

　　下午3时，他们来到骝马岗上的石猪槽，敲响了陈独秀寄住房屋的门。

　　出来开门的果然是高语罕。胡、戴二人立即上前向老师鞠躬。高语罕虽已高度近视，但很快就认出二人正是当年自己的学生、现在是蒋介石大红人的胡宗南和戴笠。他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且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他将二人请进客厅后，进里屋请出了陈独秀。

　　陈独秀问胡、戴二人：“是不是蒋先生关照你们来的？”胡宗南说：“我们来时报告过蒋先生，蒋先生听说你身体欠安，非常关心和牵挂。”

　　陈独秀没有理会这话，隔会儿又问：“二位来是公干还是私干？”胡宗南见高语罕夫妇寸步不离陈独秀，就没有直接回答，起身将《大公报》剪报送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不久前被延安诬骂为汉奸，但全国名流和我党精英都为您鸣不平。这是他们为你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和文章，真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啊……我们今天特来请教先生谈谈对国事的看法。”

　　陈独秀拿过剪报只瞟了一眼，就放到桌上。他淡淡地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此遭诬陷之事，使我人身受到攻击，虽经调解，至今仍未忘怀……”

　　胡宗南见陈独秀有了谈兴，趁机说道：“值兹二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两党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先生意下如何？”

　　陈独秀想了想，说出了这样的一席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戴笠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陈独秀见了，立即停下了说话。这时，陈独秀站起身来，在室内踱了一圈，喝了一口水后说道：“本人是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位对今天我的谈话，绝不能见诸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

　　高语罕立即站起来打圆场说：“不会的不会的，我的这两位学生是最尊重他人意愿的。”

　　情况发生急转，胡宗南和戴笠感觉有点手足无措。随后，陈独秀便起身送客。

　　在回重庆的路上，胡、戴二人总高兴不起来，送去的剪报陈独秀翻都没翻一下，谈话还不能发表，二人直骂张国焘出了这个馊主意。回重庆后，戴笠立即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下令严加保密，不得张扬。

　　陈独秀不久就从白沙镇搬到了离江津县城约30里的鹤山坪石墙院，又过起了隐居式的生活。

瞿秋白临危受命中共最高领导人 事后称是"历史的误会"

唐铮

2011年03月22日14:18    来源：《北京日报》

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

 

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凉亭留影。

 

 

        1935年2月，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数月后，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那篇引起后世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随后从容就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中，瞿秋白无疑是具有独特气质的一个。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之时临危受命，又在数年后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对自己作了严厉到苛刻的解剖，甚至不免流露一些消沉情绪，但当他拒绝敌人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数不清的烈士倒下，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噩耗传来　

　　1935年4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背面盖着一个特殊的蓝色长方形印章，说明来自监狱并经过检查。5月时，鲁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信中说：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鲁迅却一下子识破了其中禅机：“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过的四十多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两次，它可以蒙混敌人，却瞒不过至交鲁迅的火眼金睛。

　　在后人对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无不以令人动容的笔触来刻画两人的深厚友谊。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送瞿秋白，被传为佳话。而瞿秋白也曾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瞿鲁两人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继而携手在上海领导“左联”，一直相互借重、扶助。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时总是先到鲁迅家避难。在离开上海奔赴苏区的几天前，瞿秋白冒着暴露的危险专程到鲁迅家作别。许广平后来回忆说，当晚鲁迅为了表示惜别之情，提出要让出床铺给瞿秋白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得知瞿秋白已经被捕，但好在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迅速把信件转给了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分头寻找对策营救。

　　这是国民党以两万大洋悬赏多年的一颗人头。若不抓紧行事，恐怕凶多吉少。

　　临危受命

　　瞿秋白是于两个多月前在福建长汀县被捕的。此时距离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工作仅仅一年。

　　当时，抓获他的敌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恂恂儒雅的弱质书生，就是中共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面临建党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时刻被推上历史前台的。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从华东杀起，继而延展到华南、华中。全国的共产党员从原先的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

　　处在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军阀何键眼皮下，中共“八七会议”只匆匆开了一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批判了党内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决定由瞿秋白领导全党。会议上，瞿秋白所做的报告中说：“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取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

　　“八七会议”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到全党后，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赣边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阳、弋阳、万安，广东海丰、陆丰、琼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继发动了武装暴动。

　　然而，为什么会在危急时刻推举瞿秋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谜。

　　在全党众多领袖人物中间，弱质书生的瞿秋白并不具领袖气质。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必须是工人成份的情况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实上，在7月12日，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中，选出的由五个常委组成的政治局中并没有瞿秋白。据蔡和森回忆：“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但在短短一周后，当鲍罗廷前往庐山，借休养之名决策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时，却没有邀请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单独只请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当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负责人。

　　对于这一急遽的转变，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在前苏联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连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也语焉不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分析，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陈铁健也表示，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当然是力不从心的。”

　　瞿秋白自己则在事后直言不讳地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是“历史的误会” （《多余的话》）——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

　　这也就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弱者的道德”

　　“八七会议”次年初春，革命热潮依然涌动，盲动政策已经初露端倪。这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在苏联时，李立三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高潮期。他的固执惊动了斯大林，后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斯大林解释说，这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革命是在低潮期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权威面前，争论暂时被搁置。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回国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他立即开始酝酿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在内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这个计划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

　　1930年9月，在苏联驻留两年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是在“八七会议”纠正右倾的三年后，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则是纠正左倾。

　　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

　　而随后发生的事，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竟把错误加在了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

　　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

　　只身赴苏区

　　被撤了职的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严重的肺结核经常让他咳喘难平。其间，他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正是在此时期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3年底，临时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宣布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对此瞿秋白并无异议，只要求能让杨之华一同前往。

　　但这个请求当即就被拒绝了，理由是杨之华的工作尚无人接替。

　　彭玲，一位在1928年结识瞿秋白夫妇的老革命此后向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了与瞿秋白临行前的一次见面。彭玲问瞿秋白：“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而瞿秋白听了以后显得有点怅然，沉吟了片刻后回答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

　　这句听起来有些悲凉的回答并非偶然。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突然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继1931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党中央之后，这是对瞿秋白的又一次打击。

　　“决定”中，指责瞿秋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若干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而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受此连累，杨之华也被暂停了党内职务。

　　据杨之华回忆说，上海中央分局专门开了小组会来批判瞿秋白。会上，瞿秋白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诉，但上海中央分局的负责人李竹声却对他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此后不久，李竹声被敌人俘虏，没用多长时间就叛变了，这是后话。

　　瞿秋白被安排只身前往中央苏区，鲁迅颇不以为然，他在瞿秋白辞行当晚对杨之华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

　　据杨之华的回忆，临别前夜，她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看见瞿秋白绕着自己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工作……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当晚，在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各出1元钱，叫了个菊花锅，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夜里11时，瞿秋白离开了寓所，路灯下白雪纷飞，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那一天，是1934年1月7日。

　　其时，从上海到中共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浦、多宝坑，然后再步行经过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和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下设上百个小站点，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         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这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的第一次全会。18日会议结束，新的中央政治局由12人组成，博古任总书记，瞿秋白则被无声无息地排除在外。

　　而在1月下旬，杨之华收到了瞿秋白到苏区境内后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

　　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苏区新天地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

　　曾与李伯钊、刘月华被共同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记下了1934年2月，在红都瑞金看到的一幕：

　　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到达瑞金的三天前，瞿秋白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甫一抵达，便即上任。这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最严重的时候，苏区生活也最困难。据徐特立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而有一天，徐特立发现节损委员会贴出公告，批评教育部“有关同志”节省过火，不爱惜身体。

　　截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文献和回忆录中，与瞿秋白相关的内容却很少。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综合得来的回忆录说，从1934年2月到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可惜的是，今天仅遗存下来一册用毛边纸油印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回忆说，瞿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都加以原则指示。”

　　曾设计了红军军装的赵品三回忆说，瞿秋白将苏区喜闻乐见的戏剧结集，名为《号炮集》，油印了三百多份发到全区。同时，他还将高尔基戏剧学校与原工农剧社的一部分同志，以及红校的一部分同志，共编为三个剧团，分成三路到红军中去进行慰问演出，借以鼓舞斗志，宣传革命精神。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由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留守苏区

　　1934年秋，石联星和战友王普青带了一个20多人的剧团，到雩都三军团去慰问演出。但她们在那里空等了三天，战士没空看戏，都在忙着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双。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联星正琢磨着，收到了瞿秋白打来的电报，让剧团立即回瑞金。剧团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经黑了。她们看到，在不远的山脚下，人流在整整齐齐地行进着，脚步声震撼得地面微微颤动。

　　来到一块菜园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着她们。他安详而平静地对演员们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演员们听到这里，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来，瞿秋白镇静地劝慰着她们。二十多年后，当石联星回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说：“秋白同志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然而，她们不知道，瞿秋白心里正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蒋介石改变了前四次“围剿”时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下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但是，瞿秋白却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长征的名单里没有他。为此，瞿秋白曾向组织当面提出，希望能够随队长征，但没有得到批准。

　　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第二天，不知就里的陈毅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吴黎平相聚，酒酣耳热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

　　会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

　　会演持续了三天，而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突围被捕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地离开了苏区，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临时又加入了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

　　在汤屋，这支小队伍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设计了保护他们撤离的方法，将他们化装成俘虏，由护卫的红军做押送状，向永定县境进发。2月24日，在长汀县的水口乡，他们遇上了敌人，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被捕，何叔衡当场就义，只有年轻力壮的邓子恢突围逃了出去。

　　在离开福建省委之前，他们4个人已作了最坏的准备，设计了被捕时各人所应对的口供。对一些细节反复推敲。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叫黄秀英，承认自己是红军医院护士，红军大部队走了，医院解散了，她是回闽西老家的。

　　张亮供名周莲玉，说她系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索的“受害者”，因她丈夫不肯出那一大笔赎金，被红军派人将她转移到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

　　瞿秋白则供名林祺祥，是一名军医，他文弱儒雅的气质也和医生相符合，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只是对他做一般的看押。

　　转折出现在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被敌军包围。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万的妻子被俘。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万妻叛变，招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一个月前曾由万永诚安排突围，后来听说，他们一行在濯田一带被俘。

　　这一情报非同小可，蒋介石亲发电报给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求他对这一时期所俘获的共党人员严格清查。

　　根据供词，敌人很快锁定了在狱中气度不凡的“军医”林祺祥。这是大功一件，南京立即发来了10万银元和一纸表彰令。

　　当时提审瞿秋白的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祺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瞿眼睛半合半闭，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　  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吴淞涛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这一突然的逼问，让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这时，吴才使出最后一招，找来了一个中央苏区时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郑大鹏指着瞿秋白，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对叛徒的当场指认，瞿秋白坦然一笑，从板凳上长身而起：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罢。

　　次日，报纸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共党首领”瞿秋白。

　　杨之华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看望鲁迅，那人回来后告诉她，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

　　如果再有几天时间，一切也许就会改变——经过多日奔波，杨之华在一位牧师秦化人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一家旅馆的铺保证明，还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释后秘密居住。而鲁迅也忙着和周建人筹办了一家店铺，准备当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

　　但是，来不及了。5月14日，鲁迅在给友人曹靖华的信中说：“它（瞿秋白的化名'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

　　《多余的话》

　　被押解回福建长汀，关押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司令部的瞿秋白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专门收拾了一间房子给瞿秋白住，并由一个中尉副官主管他的生活，还派了一个上尉军医随侍左右，照拂医药。

　　被囚期间，瞿秋白可以随意在院子里走动，吃的是两荤两素一汤的长官饭菜，烟酒、牛奶、饼干随时供应。副官处给他买了两套白衣服，一双胶鞋，因为瞿秋白有脚气病，又买了一双布鞋给他，还给他借来了几本书籍杂志。

　　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瞿秋白说：“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运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杭县政府时，与士兵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矣。”

　　他花了六天时间，写就了那篇后来引起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这是一名曾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却又被逐出决策层的革命者，在狱中拿起解剖刀，真诚而深刻地袒露心声，“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裁判”：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 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写就的时间点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时，瞿秋白是处于转折期的党的第一位领导。”瞿秋白纪念馆馆长侯涤说，“而到了瞿秋白被捕的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抗中遭受到严重创伤的一年。”

　　瞿秋白在狱中疾书《多余的话》时，恰是革命低潮，前路迷茫的时候——红军主力正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而留守红军从1935年2月起化整为零，三万兵马分成九路，在中国南方八省的15个地区开展艰难的山地游击战争。

　　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为什么会有这样沉痛的表述：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当《多余的话》全文誊清，瞿秋白在第一页上提笔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周朝士大夫路过旧都镐京，见旧貌不再，不胜感慨，忧心大发，写下了哀婉悲伤的诗句。时隔两千年后，瞿秋白特意引用了这句话作为序言。陈铁健认为，瞿秋白始终自省并清醒着。在《多余的话》里，处处可见瞿秋白因为事业与他的初衷有了偏差，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因而苛责自己的痛苦。因为剖析得太过淋漓和细致，字里行间难免显得苍凉：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只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5月22日，在《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派陈建中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追至：加派王杰夫偕同陈建中与瞿谈话。

　　这时，瞿秋白已经在狱中关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国民党中央专门开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瞿秋白。蔡元培多次找到蒋介石，表示瞿秋白人才难得，绝对不能杀。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则坚定主张：“死有余罪，不杀，何以立党国之威杀共党之气？”

　　数度争议之下，蒋介石几次下令缓杀，叮嘱宋希濂多次劝降，还开出了极其宽厚的条件：可以不公开声明反共或写自首书，迁往南京养病，身体好了以后听任从事翻译工作或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

　　然而，几次劝降均遭拒绝。来自中统的王杰夫和陈建中是劝降瞿秋白的最后一次尝试。

　　王杰夫任“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领导，而陈建中本身就是中共的叛徒，两人都善于攻心。接到劝降瞿秋白的任务后，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专门召集中统局，根据瞿秋白的政治地位、学识、性格、家庭状况等方面的特点，专门研究了一套劝降办法。

　　据王杰夫、宋希濂、吴淞涛等人后来的交代，中统小组劝降历时6天，共进行了9次，其中7次为劝，2次为审，皆无所获。瞿秋白任凭敌人在耳边鼓噪，长久一言不发，只在最后平心静气地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6月15日，劝降小组败兴而归。宋希濂随即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6月17日夜晚，是瞿秋白一生最后的夜晚。当晚，他“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一大清早，特务连长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令。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伏案匆匆挥毫，写下绝笔：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10时正，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出门，沿途用俄语和中文高唱国际歌，阳光铺路，风停树静。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瞿秋白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背手挺胸，两腿微分叉，在亭前拍照以呈验正身。照相后，瞿秋白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据《大公报》6月18日长汀通讯记载：

　　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桌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

　　走到长汀西门外的罗汉岭下，群山环抱，绿草萋萋。瞿秋白环视四周，远眺是苍翠峰峦，近处是山野田园，从容地对刽子手安静点头：“此地甚好。”

　　尔后，他盘腿而坐，含笑饮弹。

　　艰难觅渡

　　1920年末，瞿秋白曾被北京《晨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前往新生不久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采访。他是满怀憧憬而去的。在他眼里，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而他要到一个“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就像他常州老家门口那条河的名字：觅渡。

　　在《饿乡纪程》中，他写道：

　　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

　　这也许是当年许多共产党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一篇《多余的话》，后来曾使秋白身后的英名蒙垢。但那只是一个具有独特气质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对自己严厉到苛刻的解剖。当他拒绝敌人的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的时候，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

　　1935年2月，当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落入敌手之时，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正在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试图摆脱敌军重重的围追堵截。

　　5月，瞿秋白的身份已然暴露，营救已无可能，他在福建长汀狱中决定“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此时，千里之外的红军正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拼死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6月18日，瞿秋白就义当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师。经过了九死一生的血战，中国共产党的两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终于会合到了一处。

　　数不清的烈士倒下了。残存的火种，在血雨腥风中顽强地保存下来。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

杨济铭

2011年03月29日14:0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很多已有结论或定论的问题，有了新看法、新解释；以往少为人知的重要党史人物，逐渐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功过，也得到了客观的评价。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　

王明（左）、瞿秋白（中）、张国焘

　　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很多已有结论或定论的问题，有了新看法、新解释；以往少为人知的重要党史人物，逐渐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功过，也得到了客观的评价。本文择取近几年学界比较关注的三位党史人物，略作评述

　　瞿秋白：对其历史贡献挖掘更多

　　瞿秋白（1899－1935年）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他英年早逝，在生前死后都曾受到不公正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对瞿秋白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瞿秋白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了更多的挖掘。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做出的贡献很少关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研究员指出，历史的事实和留存下来的史料都说明，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7日，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的中央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和4省农民秋收暴动的计划。此后，各地武装暴动蜂起，中国革命进入瞿秋白所说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

　　暴动之初，党中央的设想是：通过暴动，夺取县城、省城，推翻当地反动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但是，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现实，使这样的计划很难实现，各地武装暴动大都遭到了失败。一些以攻取城市为目标的暴动武装，在暴动失败后，开始转向农村去创造“割据”的局面。

　　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是当时党内总结“工农武装暴动”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文章虽然没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仍然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但它把农民暴动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造革命地域”（即党史与党的文件普遍使用的“创造割据局面”）紧密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在工农武装暴动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此后，在1927年末至1928年上半年，身为党中央重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一系列文件和报告中，又多次对“割据”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些观点可称之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初期形态。尽管这些观点也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当时全党共同探索的成果，但从所论问题的原创性、主导性和对全党的影响来说，代表者无疑是瞿秋白。瞿秋白和党中央的这些观点，对六大后毛泽东创建完整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起了先导和促进的作用。

　　瞿秋白参与决策南昌起义

　　关于南昌起义决策的提出和确定，史学界以往的说法都没有提及瞿秋白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讲师全燕黎认为，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总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当时，瞿秋白虽然没有参加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但由于他“理论水平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因此在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位置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的。

　　1927年7月20日，正在军中秘密策动起义事宜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吴玉章、林伯渠等在九江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原先准备联合发动暴动的张发奎已与汪精卫勾结，暗中布置“清共”，大家一致认为，就当前形势，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建议中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会后，即将上述意见向中共中央报告；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和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等商议，瞿等表示“完全赞同这项意见”。

　　为了促使中央从速决策，瞿秋白21日返回武汉，随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7月26日下午，瞿秋白等临时中央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南昌起义问题，着重研究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复电指示，主张坚决发动起义。经过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常委会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然而，张国焘对起义计划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去。瞿秋白对其开展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与决定呢。”最后，张国焘同意前往九江，后又在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再坚持下，最终放弃对张发奎的幻想，同意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由瞿秋白参与酝酿决策、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坚决发动的南昌起义爆发。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以瞿秋白为实际负责人的中央就致信前敌委员会，明确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并指示“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开始走到新的方针。”“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为临时政治局委员。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正式主持中央工作。在此前后，瞿秋白和其他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一起，积极部署了配合起义军南下的具体行动方案。

　　1927年秋，南昌起义持续了两个多月，在南下途中遭遇一连串的挫折和失利后，最终失败。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都给予了组织处分。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瞿秋白以其亲身参与决策和统筹南昌起义全过程的实践经历，全面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他近10万字的大会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可以多处看到他对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反思。

　　7月9日，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六大政治决议案，其中针对南昌起义和配合起义军南下的四省秋收暴动作了进一步的剖析。瞿秋白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其失败的原因。客观方面，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方面，主要是当时起义军指挥机关政治策略上的错误。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的自我批评。
      张国焘：西路军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无关

　　张国焘（1897－197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1935年9月12日，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军从四川阿坝县和若尔盖县等地南下，与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背道而驰。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由于张国焘的中途叛党，长期以来对其历史贡献研究较少。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和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学者们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1936年冬至1937年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甘肃河西走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但在1982年以前，西路军的历史被歪曲了，总是和张国焘的问题搅和在一起。

　　近年来，随着有关西路军的历史文献大量公布，西路军问题的真相日益明朗。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研究员郝成铭收集到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前后及其改称西路军西征河西期间,中央、军委及红军领导人有关西路军的电报230余件，其中张国焘署名的24件。这些文献显示，西路军的形成是与中共中央关于“打通国际路线”的重大战略决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没有多少关系。

　　在这批电文中，张国焘单独署名的电报有两件，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路军的问题上，张国焘始终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一件是1937年1月8日发出的。当时西路军已西进到高台、临泽一带。在西进中不断遭敌袭击，人员损失较多。因此，西路军连日向中央致电，报告遇到的困难，提出将四军和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以便完成“接近远方”和“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为此，军委主席团于1月7日致电西路军，指示西路军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修正。并且要“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第二天张国焘致西路军的电文说：

　　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另一份3月4日的电报中，张国焘与中央保持同一个声音，批评西路军领导人说：“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很显然，张国焘的这两份电报，是在配合中央作西路军领导人的工作，明确提出西路军要“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团结广大指战员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企图。         尘封数十年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

　　1956年，王明（1904－1974年）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达莫斯科后再也没有回国，并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在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30多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2009年，解放军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丁晓平，从民间收藏者赵景忠手中发现了一批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 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等14份尘封长达66年的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权威、详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调查委员会，认定属医疗技术事故

　　在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诊断：

　　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

　　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夫人孟庆树为此致信中央，告发主治医师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毒害王明。

　　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

　　审查问讯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

　　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及利用红十字会来害王明同志，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

　　在出现轻微中毒后，会诊专家决定由李鼎铭用中药医治。当“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时，“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大约是在肝发炎的时候）”。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仅诬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得知此事，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

　　王明住院规格高条件好，孟庆树发牢骚态度差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王明住院的条件和规格非常高，医护人员都是精兵强将，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一切费用都是实报实销”。

　　他所住的房子除了三个窑洞外，还有三间平房。在他住院期间，大家都觉得他是很特殊的。好多特殊的药品（如割扁桃腺时的药品等）及医生、护士、生活等问题无不满足他的需要。关于孟庆树同志在王明同志住院时，所有医生、护士都觉得她表现不好，这表现在她常常发牢骚，与王明同志经常吵嘴，常常影响到王明同志的病情。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

　　这批文献上世纪80年代末出自康生家属曹轶欧之手，系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所秘藏。如今这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重见天日，使得王明的谎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扑朔迷离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中共"一大"13位代表迥异人生结局  　1940年，斯大林就曾讲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直到1944年，他还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是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正牌的黄油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黄油，是人造黄油。

　　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最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结果是俄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

　　在亚洲，列宁、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结果中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获得巨大成功。

　　那么列宁、斯大林当时为什么看好日本革命？因为日本工业最发达，日本工人阶级最成熟，而且日本当时已经传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论，怎么看日本都比中国强。所以斯大林将日本看做是远东革命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小杯子里的小风暴；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瞎闹，中国革命就没有大希望。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革命导师、革命理论泰斗，包括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普遍的一个判断。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1921年建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后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923年，陈公博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4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

　　周佛海、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1946年10月，周佛海被国民党判处死刑，次年被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卒于南京狱中）。

　　张国焘叛党，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想办法怎么搞垮共产党。

　　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可是还有，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13名党代表中，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加起来是11人，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董必武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李汉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王尽美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不是全党的领导人

何方

2010年10月29日18:40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

本文摘自《何方谈史忆人》，何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这也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并取代博古出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张闻天

　　在遵义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人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张闻天夫人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这是讲求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正是这一例外恰恰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而且当时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住在张闻天隔壁的李华生、也与张闻天为邻并列席这次会议的郭洪涛、开会时在场并作了简单发言的刘英，都一再证明和坚持认为，13日会是由张闻天主持并在他的住处举行的。

　　1938年以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

        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多通过中共代表团），进行请示汇报、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国党组织，如向各路红军和各中央局传达中央重要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就很快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了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见他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所写的《序》），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不但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分工主管的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而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1927年蒋介石开了杀戒：共产党人何去何从？

刘统(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011年04月07日17:11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 , 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 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 ，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 , 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 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 , 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 ，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令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

　　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又组织起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进驻赣州，赣州商人和资本家纷纷向党代表倪弼诉苦告状。当时又出了赣州二女师事件，工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倪弼的政治态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陈赞贤和钟友千等人。后来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军官枪杀在县政府。

　　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

　　陈赞贤被害的消息传来，江西和各省共产党和工会极为愤慨，纷纷开会通电，要求严惩凶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倪弼逃离部队，躲藏起来。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将倪撤职，以平息民愤。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假革命、真反共的实质。通过赣州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斗争，蒋意识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的反共决心已下，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深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

　　蒋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在蒋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软了，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

　　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 ，'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 !’因其强笑而罢。”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

　　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四一二”：蒋介石开了杀戒

　　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台。陈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

　　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

　　当时的上海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代表黑社会势力的各种帮会渗入上海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都是青帮中人，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不加入青帮几乎不可能在工厂找到工作，还会在工厂受到排挤和欺负。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把帮会作为求职谋生的靠山。

　　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年轻时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刚开始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黄、杜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曾经为掩护共产党人、通融租界关系方面提供过协助，共产党也注意与青帮搞好关系。杜月笙下请贴，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关照：“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

　　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和顾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

　　阴云翻滚，共产党人何去何从

　　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汉。

　　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实行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的万人欢迎。汪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据武汉报纸称，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顾是来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动身应该早些。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讲起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尚未建成之前，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礼查饭店价格昂贵，周居住的311房间是套间，当年的房价是每天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据记载，4月25日，释放周的国民党军师长斯烈通报：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此时应该正在酒店隐蔽。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周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期间能隐身豪华宾馆，实属特例。这么高的费用如何支付?从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7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新闻报道称：“(施英)乃该党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之机关，由史(施)主持。故挟巨款以便发给其手下党徒之需……将史拿获。搜出钞票38832元，当时犹不知系属史英也。”由此可见，在中共早期没有固定的财务制度和机构的情况下，党的经费均由负责人分头掌管。领导人亲自把握钱财的情况，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藏匿于山洞中，因随身携带黄金，被副官刘厚总谋财害命，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这个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做出有力的决策，反而自己乱了阵脚。

　　当时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他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高等顾问。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北伐时期，他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让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发挥骨干作用。当蒋开始清党后，老鲍更加依靠武汉政权，所以对汪尽量拉拢。斯大林对鲍逐渐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

　　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 ; 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首先讨伐广东军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

　　宁汉分裂，蒋占据长江下游，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百姓蜂拥至中央银行，银行闭门，兵士将群众驱散。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 , 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 
　　刘少奇对当年左倾错误的反思

　　10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

　　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 。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陈独秀在危急时刻的这种表现，其实已透露出他并不适合政党领袖的职位。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 

国民党党史：蒋介石如何发起大规模“清党”运动

杨奎松

2011年03月31日09:37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702页。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资源，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的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这次南昌会议召开后，即相继发生了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被人捣毁的系列事件。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都倍感焦虑，坐卧不安。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倒在其次，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危险更是迫在眉睫。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这时的日记，清楚地记述了他们一辈国民党人，以及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这时因焦虑、激愤以至于暗中串联，急于推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采取断然行动的情形：

　　2月18日，访蒋梦麟谈，对杭州收复事已全证实，惟对于此后浙局整理办法殊难有望，而内部之不一致尤为可虑，殊不知所届也。

　　2月26日，访梦麟一谈，对于干部及各地之纷纠多所讨论，颇以为虑。余以历史上之关系，讵宜坐视。不日拟赴浙及赣中相机规诫，以尽微责，至于能悟与否，则听之而已。

　　2月27日，午前访（吴）稚晖、（钮）惕生等谈。稚晖对于两党间之轇輵及（张）溥泉之态度，有所讨论。……明日拟赴杭一行，与敬之有所接洽。

　　3月4日，九时至杭州，寓西湖饭店。午后访何敬之，兼晤蒋伯诚、王达天、顾祝同、鲁咏庵、潘宜之等……对于党务问题，敬之等意须（蒋）介石能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且谓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故现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张云云。

　　3月5日，午前访敬之，再以各方情形与之切谈，并望其对介石有所建议。

　　3月6~10日，在省垣与军界当轴及党务同志磋商此后救济之办法，同人等皆切望有一具体之步骤计划，并望余有所主张，余遂为草订一进行计划大纲，预备于南京收复后，即由军界同志请介石来宁商决大计，以期根本整理党务，军界同志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故多激昂唏嘘，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矣。

　　3月11日，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06～310页。

　　由上不难看出，从南昌陈果夫、温建刚，到上海邵元冲、蒋梦麟、吴稚晖、钮永建（惕生），到杭州何应钦（敬之）、蒋伯诚、王俊（达天）、顾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健生），即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联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愤愤不平。”转见《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5页。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8名候补监察委员当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对武汉一方的，也有黄绍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名单可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377页。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都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于3月10~17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会议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决定实施集体领导，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能交由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之后，蒋毫不犹豫地纵容其手下贯彻其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关于因搞不清谁是自己人，以至于四处发动械斗来分清敌我和利用帮会势力来夺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96～100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借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民政府的态度亦未稍有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尚在犹豫动摇之中。说蒋这时已决心“清党”，恐非准确的说明。前人习惯据当事人之一白崇禧的口述为证。《白崇禧访问录》（上）有云：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给人印象，蒋到上海时已决心清党。然此说并无相关文献可予证实。鉴于上文下接“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之语，查蒋之训话为4月4日，已去蒋到上海之日一周以上，可知白此说时间跨度甚大，不可简单做蒋到上海之3月26日或3月底理解。《白崇禧访问录》（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37～38页。

　　蒋介石的决心如何下定？据邵元冲日记，3月21日他正准备离开杭州之际，恰好张静江从南昌来杭，当晚约邵与这时也到杭州的蔡元培等谈话。张因了解蒋认可南昌会议并纵容部下在各地夺权的情形，故声称：“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受此鼓舞，邵等于次日上午遂进一步与张静江商量“此后应付事宜”。当日得知上海已经克复，张静江、蔡元培、邵元冲、蒋梦麟、马叙伦等当即同车赶往上海。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后，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同至前敌总指挥部晤白崇禧、潘宜之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态度“亦激昂”。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邵元冲日记》，第313～314页。

　　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邵元冲日记》，第314页。故说本日晚监察委员数人曾单独召开清党之预备会议，令人置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该次会议之会议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8～129页），但其一，据会议录记：当晚“到会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共5名监委，对照邵元冲日记，可知此记录不实。因古应芬当日似未到会，邵元冲当晚日记有“介石谓湘芹处已去电促其即来”，次晚日记有“程颂云、古应芬、何敬之等皆来共商”。其二，据雷德华（朱华）早有之考证：1927年4月29日《民国日报》有报道称：“江苏特别委员吴稚辉（晖），昨日（二十八日）因事乘车（上午十时零七分—引者注）赴杭，闻不日即行返沪。”可知当晚吴亦不可能返回上海参加会议。（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其三，该日之会议录存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罗家伦公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档案号2～6.1/6）。不仅名称各异，而且内容文字也各异。可见，此一会议录恐系事后补造之物。因邵元冲日记有多处填错日期之处，可知邵之日记有事后补记的情况。但比较吴稚晖28日上午已赴杭，事后却在当日日记中记为：“入住道署，开监察会”，以及其会议录之作伪，笔者宁可信邵所记更为真实一些。（原藏台北党史馆的《吴稚晖日记》的相关片断，为杨天石教授所提供。）

　　29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邵元冲日记》，第314～315页。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故汪对众人所言并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说本日监察委员们正式开会并通过了弹劾共产党人案，正式议决清党，亦大可怀疑。一般史书所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关于4月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汪精卫对此也有过说明，说是“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1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36页。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及共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共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至于对武汉方面，因此一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

　　没想到，汪精卫原本就认为上海众人的种种怀疑太过离奇，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共产党人，当即“怫然”。对此，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共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参见蒋介石《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3月7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书》（1927年3月12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以上分别见《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第160～165，170～174，211～212页。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独秀自然表示绝无其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共中央去电，要求中共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67～169页。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593～594页。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三版。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邵元冲日记》，第316页。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备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

       (文章系作者原稿，与2010年8月重印的公开出版物上的文字略有不同。)

1933-1934年：共产党员自首叛变率为何高达95%

        作者：王彬彬 来源：同舟共进

        2011年01月04日16:06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说，这之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潜伏”。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这且不谈。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这样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共党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议对共党分子采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付共党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和共党在建国初期一样，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追源溯因，都是宽大政策之功。

　　万氏的意思是说，瞿秋白被捕时，国民党已对捕获的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依常理，瞿秋白不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也姑且不论。我感兴趣的是万氏所说的这“宽大政策”本身，以及这政策产生的效用。

　　要说清这政策如何产生，还得从国共合作的破裂说起。

　　【鲍罗廷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尽杀绝。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相互杀伐。

　　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

　　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

　　【蒋介石的烦心事：前线拼杀与后援不继】

　　在农村，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也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1927～1928：国共激烈对抗】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会偏离真相。但是，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借助青洪帮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翌日，当工人游行示威时，白崇禧下令军队向工人队伍开枪。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公开化，也意味着国民党“清党”的实际开始。广州其时也是中共的根据地。4月15日，在李济深的主导下，广州也开始了“清党”，对中共党员大肆捕杀。国共“合作”了数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清党”持续数月，这其中滥捕滥杀现象严重存在。当初，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为农民辩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并且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现在，国民党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国民党的大开杀戒，是指望能将真的共党杀光。即便杀不光，也让那些漏网者胆寒心惊，从此脱尽红色。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人决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兵变，意味着国共武装对抗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开会，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决策者。此后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导下，中共奉行后来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大玩“血的游戏”。当时，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武装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发动暴动，夺取一城一地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其时中共成立不过六七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异想天开。从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全国一百多处城乡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部分当场就失败了。一部分地方，当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都很短暂，迅即被摧毁。后来，连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玩弄暴动”。在“玩弄暴动”的过程中，中共也曾以滥杀报复国民党的滥杀。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两湖省委，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在政策上，则实行“红色恐怖”。 （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235页）可见，“红色恐怖”，其时是瞿秋白主导中共的一个“政治关键词”。

　　中共的以杀抗杀，又使得国民党以更残酷的屠杀来镇压。所以，那几年的中国历史，就这样反复着…… 　  【《自首法》：中共的心腹大患】

　　国民党开始“清党”后，中共便转入地下。一定意义上，陈立夫的“中统”就是为对付中共地下党而产生并壮大的。在一段时间的滥杀之后，国民党方面开始改变策略。滥杀并不能收斩尽杀绝之效，相反，于“党国”形象颇有损害。1927年后，国民党已是执政党。一个执政党，老是胡乱杀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对付共产党人，决定采用怀柔政策，不再一经抓获，即行处决，而是想方设法软化之，于是，就有了《共产党人自首法》的出台。

　　万亚刚说，国民党1930年才开始对共产党“采宽大政策”，这应该是记忆有误。《共产党人自首法》，实际上1928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关于这个“自首法”公布的具体日期，我手头的几种资料说法不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纪事》，说1928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共产党人自首法》，凡九条。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则说1928年10月12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共产党自首法》。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依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档案，说《共产党人自首法》是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见杨著268页的注释部分），这应该是最可信的。万亚刚说，1930年颁行了“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应该就是指修正后的《共产党人自首法》。几乎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决定在各地设立反省院，专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悔改。所以，《共产党人自首法》与“反省院条例”，是相辅而行的两个举措。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规定：凡是犯有“反革命罪”而在被查获前主动自首者，从宽处理，减去应处刑罚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检举其他共产党人，而被检举者亦被查证捕获，则可免除检举者刑罚；虽加入了共产党但却并无现实的“反革命行为”，自首后亦得免除刑罚。同时规定：凡属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过半而表现良好，确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释出狱。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说，这之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张学继、张雅蕙《陈立夫大传》，团结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页）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亦说：1932年10月至11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破获了十几处中共组织，逮捕中共各路负责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为“自首法”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

　　《共产党人自首法》颁行后，中共许多重要机关相继被破获。当然，被破获后，中共又会重建。而重建后又难免再被破获。一些重要机关，如此反复者多达数次。范小方所著《蒋家天下陈家党》，引述了中统要人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披露的数字：中共上海领导机关共被破获14次；中共江苏省委共被破获4次；中共山东省委被破获3次；中共陕西省委被破获2次；共青团中央被破获3次；中共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获一次。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8000多人。（范小方《蒋家天下陈家党》，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国民党的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对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实际上，自这个法令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的社论，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废止《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等法令。社论强调：“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的。”接着，社论指出了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其一，“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社论认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社论强调：“在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须事前“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的”，而“在我国……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行为”。

　　其二，“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社论同样拿英美做参照，强调“我国”这样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

　　其三，这些法令规定，各民众团体领导人，必须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极其荒谬的。“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  

毛泽东进入中央局内幕：共产国际欣赏

2012年10月25日12:16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革命 贰》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囊括顶尖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学者杨奎松教授研究中国现代革命的四本经典著作，精装套封配以珍贵插图。作者精心校订文字，并撰写长篇新序。在这套集子中辑录的四种专著，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连载内容]
毛泽东

　　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在党内，甚至在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确实也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二、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七十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回忆，以及依据这些回忆编写的各种宣传读物，而是深入到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即使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 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也很难简单地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促，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来自俄国的直接的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也并不是我们过去一些书本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地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都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像五四时期多数青年人一样，他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大杂烩，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崇尚过华盛顿，崇尚过克鲁泡特金，羡慕过武者小路 就是没有崇尚过马克思。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和他那篇有名的发刊词。他在其中特别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他显然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太过激烈，说马克思的主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温和的，并不想急于见效，且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主张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工作的自愿，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明确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 炸弹革命 、 有血革命 ”

　　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1919年，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流血，而且身体力行地追随日本武者小路，尝试创造中国式的“新村”生活。他邀集几个朋友，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他断言：“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 改良其旧 ，必以 创造其新 为志而后有济也。”要创造其新，首先要“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创造新生活，又非先创造新家庭不可。“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为了创造新家庭、新学校、新生活，毛泽东还力撰长文详加规划与解说。随着俄国革命成就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大，毛泽东也很称赞俄国人的努力。但是，直到1920年，他距离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他这时的志向很清楚，就是要从事那种由小变大的渐进的改良工作，而不是什么革命运动。

　　1920年，毛泽东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只要读一读他这时写的大量文章，就知道他是真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他对俄国的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染，开始倾向革命，毛泽东和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走得很近，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促使他的思想根本发生转变，开始倾向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严格说来还是驱张运动的失败。因为，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成功地赶走了张敬尧，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督军赵恒惕，湖南一切照旧，这自然使性情本来就很急的毛泽东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良办法彻底失望。从1920年底以后，他终于放弃了改良的幻想，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进而断言：“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开始根据维经斯基等俄国人提供的材料，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才促使他迅速地转向了革命。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毕竟刚刚从主张“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改良思想上转变过来，他在谈到俄国革命的暴力手段时，还远不像后来那样表现得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后来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做“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转向列宁主义，就是从他放弃政治改良一途，转而接受“这个恐怖的方法”开始的。到1921年初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放弃了改良主张，而且根本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当时写信告诉蔡和森说：你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说法，“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事实上，“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对政权的高度重视，多半即源于此。

　　1921年以后，毛泽东逐步信仰了列宁主义，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成员之一。一旦成为共产党人，他就不得不开始为组织民众和发动革命奔波操劳，而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书本上了解到的浅显知识，显然还远不足以用来指导他的革命实践。因此，同当时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渴望着来自莫斯科的指导与提携，相信：中国的改造“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帮助”，特别是“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毕竟，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要成就俄国式的革命谈何容易？况且，俄国式的革命讲的是要靠千千万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大工业中的产业无产阶级，中国这时有多少可以用来从事阶级革命的“产业无产阶级”呢？如果要把那些“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分属这个“帮”、那个“帮”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才能革命，中国何时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发生因此，当1922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搞国共合作，发动广大民众首先反帝反军阀时，毛泽东立即举双手拥护。

　　要搞国共合作，就要有一个为主为次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信自己是中国唯一真正革命的政党，并且一度坚决反对自己的党员与其他党派发生关系，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党员会与其他党派同流合污，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标准 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虽然按照莫斯科的要求放弃了一步实现社会革命的纲领，改成先搞民主革命、后搞社会革命的“两步走”的策略，准备实行联合战线，亦即统一战线政策，但它最初依然希望能够在这种联合的行动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而少数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甚至根本就怀疑共产国际的这种主张，不相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

　　不过，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年幼，而且只有区区二百人。即使这二百人左右的小组织，也还需要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故它宣告成立的1921年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就不能不正式加入到这个世界共产党当中去了，亦即成了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既然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组织，且尚处于年幼阶段，它的重要方针政策自然也大都是由莫斯科管中国事务的俄国人来制定的。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出一些有革命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来中国党的中央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工作。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在与孙中山讨论之后，他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条件，而且相信这种合作只能采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得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赞同。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

　　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国共两党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要让党内的许多人感到不满。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是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的。而这场争论，一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乃至于会议期间，都一直在持续着。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目标不过是谋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他明确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时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来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话虽这样讲，事实上毛泽东从切身的体会出发，不仅不看好中国的工人运动，而且也并不真的十分看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国民党在国内向来没有多少基础，虽有些拥护者，也多是一盘散沙，且无一兵一卒。由于他很看重政权的作用，因此，他对武装实力看得很重，绝不相信像孙中山那样在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就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质是一场世界革命的观念，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武装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在当时党内的激烈争论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代表着比较激进的一方，而作为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则代表着比较务实的一方。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最终免去了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毛因此得以进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我们今天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在党内，甚至在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确实也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二、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马林，这位共产国际的早期代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书和文章，每每还在那里历数马林当年“贬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右倾”言行。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即使在当年，这种说法里面其实也暗含着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当时就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因而这一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未必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有多少关系。

　　在中共“三大”之后不久，马林就因为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而被召走了。这边马林走了，那边莫斯科又派来一个一心只想推进国共合作的鲍罗廷来做广州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并兼顾广东地区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直到192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的政策都没有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也仍旧是中共党内最主张务实的一个。这和他后来在农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务实态度，在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从1924年1月鲍罗廷召集的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看，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可以肯定，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在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的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那里不仅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强调应当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3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断定毛泽东“一定是马林的人”，称毛在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达林说毛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认为“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他“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来指导团的工作

　　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莫斯科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代表眼下在中国的任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切要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相信，共产党必须领导民族运动，以便最终把民族革命引上阶级革命的轨道。当年的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他同时接受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指派，兼做外交工作，因而其观点难免更符合苏联外交部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路线不那么一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比如，当时主持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就不完全是他更接近工人的结果。“三大”召开时，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公开同马林唱对台戏，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刚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回来，知道共产国际不仅不赞成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组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实现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可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在主持中共“三大”时还没有收到莫斯科发出的这一政治指示。多少与这种情况有关，导致马林把张国焘排斥在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外，而且继续在那里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性。

　　陈独秀就中共“三大”的决议给莫斯科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大会决议与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陈独秀讲：目前要组织革命力量，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发展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阶级分化明显之时才是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是按照中共“三大”的上述方针去认识问题的。即使在马林被调离中国之后，因为接替马林到广州去的鲍罗廷同样是斯大林的人，执行苏联外交部的使命，与马林的说法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同。他后来曾经谈起过当时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既少理论又少经验，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革命的最高领袖自然是莫斯科，是它的代表。他哪里知道，莫斯科里面也是各唱各的调呢？结果，那些本来就对马林的观点持不同立场的党内同志，包括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内，难免会对毛泽东尖锐地表示异议。

　　1924年12月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迁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养”！要知道，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唯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的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一望即知。他如何会在此关键时刻为了这一未必需要的“休养”而一走了之？迄今为止，只有施拉姆等少数外国学者就此提出过他们的疑问，国内的有关著作对此多半缄口不言，或者只是借用毛泽东当年对斯诺的说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专家谈毛泽东的气质

 

2013年12月02日11:55  光明日报    唐双宁 　　

 

气质，语出宋代张载《语录钞》“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气质是指人的心理素质、内在修养的外在行为的总和，一般是指人的个性特点、风格气度。人的气质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率真与理智的统一。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的天资特别是他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磨练，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气质，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特殊作用，也影响和感染了几代中国人。

　　对毛泽东的气质可以作如下的探讨：

　　一、英雄气质。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说是他特征最为鲜明的气质

　　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战友抑或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身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用英姿焕发、雄才大略、雄视天下等等词语来表达。还在毛泽东十三岁就读东山学堂时，一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呈现出一种少年豪气。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令多少人折服。据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回忆，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当他率领300人同百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在陕北捉迷藏时，竞敢于冒险同追捕他的国民党部队相向而行，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气概。抗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一时间全世界“谈原子弹色变”，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将《解放日报》负责人叫到窑洞进行严厉的批评。他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他更知道信心的重要。此后，他多次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1947年6月他转战城南庄，国民党飞机投下炸弹，在尚未爆炸一些人连拖带拽拉他进防空洞时，他偏要指着丝丝冒烟的炸弹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这就是充溢着英雄气质的毛泽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三大战役后，卫士给他梳头，发现他头上生出一根白发，他幽默地说：“打了三大战役，害得我白了一根头发。”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柱石。

　　二、天下气质。天下气质就是胸怀天下，忧乐天下，以天下为己任

　　如果说英雄气质反映的是一种豪气，天下气质则是在英雄气质基础上又平添了一种境界，一种责任。项羽是英雄，但他的境界定格在“不能锦衣夜行”上；梁山好汉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上；唐宗宋祖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毛泽东的境界，是追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青年毛泽东辞别父母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抱负。还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声。此后，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从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这一切，原动力都是毛泽东的“天下气质”。天下气质的背后是担当、是境界、是责任、是胸襟，也是对大势的把握和驾驭。毛泽东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同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求真气质。“求真”就是追求事物的本源，就是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

　　求真气质是毛泽东从小养成并在求学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日益鲜明的气质。学生时代，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各个主义的选择中，他认定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胜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照搬苏联经验，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促使毛泽东不断思考和探索，寻求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秋收起义的目标本来是打长沙，这是上级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但在如此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进行新的思考，寻找新的目标，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之开辟了中央苏区，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长征中，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挫折，“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在担架上，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上不断力争，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轨道。抗战中，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思潮，“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从战术到战略，从军力到人心，从国内到国际，最后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求真气质”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甚至包括他后来的失误。失误，也是他在“求真”，是他“求真”的代价。

　　四、善事气质。善事包括善学、善思、善谋、善断、善处(处理实际问题)等多个方面，它反映的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一种超越于“自发”的“大自觉”

　　善学，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从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善学”不仅指“学”，更包括“善”。毛泽东的“善学”就是善于从各类书籍中吸取他人的智慧。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启发出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到立场、观点、方法。这些是读有字书。他还善于读无字书。还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他就多次和同学好友结伴“游学”，从现实生活中增长知识和智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不刻板、不教条，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正是学到了家、学到了真谛。善思，他思维开阔，或纵情于天地万物之间，或驾驭于古今风云之上，忽天马行空，忽独辟蹊径，常常能想别人所不能想，思别人所不能思。他的思维大到政治上把地球“裁为三截”，小到从科学上认定“基本粒子”还可再分。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科学家新发现的构成“夸克”和“层子”的更基本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毛泽东。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这个提议的起因是，1955年，毛泽东同钱三强等人曾有过一段对话。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回答：“是这样。”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这一问把这位科学家问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停了一会儿，钱三强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后来，毛泽东当着于光远和周培源的面又提起这件事，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在国际科学界，有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科学概念的，也有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新的科学发现的，但几乎没有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是一个例外。善谋，毛泽东的善谋表现在对复杂矛盾的判断上，表现在跳出局部范畴的大视野大思路上。在军阀割据中，他认为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几不管地带”，正是给中国革命发展留出的空间，并借此谋划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他思考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改变了传统利益格局中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谋划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善断，是基于对复杂事务的深刻判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胆略，一种魄力。毛泽东的善断表现在每当革命处于危亡时刻，在他人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能及时提出自己独到的主张并大胆决断。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堵，毛泽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决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当时红军指战员的心声，也是对毛泽东“善断”的由衷感佩。善处，即与人共事的能力。毛泽东一生面临各种复杂情况，国际怎么处，国内怎么处，与敌人怎么处，与朋友怎么处，与自己的同志怎么处，顺利时怎么处，不顺时怎么处，处于多数的时候怎么处，处于少数的时候怎么处，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不啻于“善处”的最好诠释。

　　党内有“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成了教条主义；有善学善思善谋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善断的魄力和善处的能力。由于“五善”兼具，使得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党在革命斗争选择中的一种“必然”。

　　五、自信气质。自信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一种坚定的自我价值体现

　　毛泽东自信气质贯穿一生。他曾多次引用少年时期的诗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用以倾述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如果说青年毛泽东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那么参加革命后，实践斗争的锤炼又使他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因为他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就是农村根据地；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大剧的功夫，就是武装斗争；找到了这出大剧的脚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945年，在风云莫测、险象环生的背景下，毛泽东毅然应老对手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坦然赴之，从容应对，平安归来。试问，此举非大智大勇者焉能处之，非充分自信者焉能为之？毛泽东的自信气质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他坚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生活上，他畅游长江吟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的自信不是自我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他的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六、率性气质。“率性”是一种“真性情”，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天然流露

　　毛泽东是一个本真的人，处处表现出敢爱、敢恨、敢为、毫不做作的率性。毛泽东喜欢游泳。赫鲁晓夫来访，本来是一场十分正规的外事活动，毛泽东却拉着赫鲁晓夫套上救生圈去游泳池里“会谈”。尼克松来访，本来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却要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正事”告诉他“同总理谈”。毛泽东的率性气质更多地反映在生活上。据警卫员回忆，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得入迷，他看到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时，在剧场当场站起来指责。当时由于他肚子大看演出时松开了皮带，以至于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急忙帮他提裤子。演出结束同演员握手时，毛泽东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却没有理睬“法海”。毛泽东的“率性”很难用“好”和“不好”，“对”和“不对”来解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只能这样理解。

　　七、幽默气质。幽默是一种寓含着“哲学思考”的乐观人生态度，是严肃话题的诙谐轻松表达

　　毛泽东可以说是语言表达大师，通过他的幽默气质，常常把复杂、紧张、刻板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1929年他为红四军制定《教授法》时曾特别提出“说话要有趣味”。在谈到和朱德的关系时，他风趣地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一句幽默的笑谈道出了两人的深情厚谊。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当时联大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借题发挥，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重庆各界邀请毛泽东演讲，突然有人提出：“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机智巧妙地回答：“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此言一出，掌声雷动。毛泽东就是这样经常不经意间运用“幽默气质”的“四两”拨开压顶的“千斤”。

　　八、倔强气质。倔强就是性格的刚强不屈

　　它展示的是一种执着，一种坚韧，一种毅力。在革命事业上，毛泽东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北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从已知的文字记载和毛泽东大量诗词文章中都可见到他的刚强，也可透过刚强看到他的倔强。论资历，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早期曾经做过党内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但后来又多次降职，甚至被误传“开除党籍”。毛泽东几度沉浮，但都不曾灰心丧气。可以说毛泽东身上的巨大能量和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意志力是常人难以比拟的。革命期间，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而毛泽东却始终思考着、坚持着、战斗着，这当然主要是毛泽东的历史责任感，是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心的支撑，同时也是他的倔强气质使他能做到不妥协、不屈服。毛泽东革命斗争中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从小就越摧越坚，越压越硬。13岁时，因为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要他下跪，他就威胁要跳池塘，最终以“一膝下跪”达成妥协。毛泽东喜欢挑战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他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他还要游黄河，还要从头至尾考查黄河，甚至还要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这些都反映了他敢于挑战一切的刚强和刚强中透出的倔强。

　　九、风雅气质。毛泽东一生饱读，成就了他的风雅

　　毛泽东手不释卷、信手拈来，他的风雅不是矫揉造作，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本性、纯天然的风雅，是大气度、雄万端的风雅。毛泽东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既有“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柔肠，又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浪漫，又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慨叹。每一段柔肠、每一段豪情无不透视出他的风雅。人们最为叫绝的词作《沁园春·雪》，以其撼动山河、摇曳历史的气势，不但打赢了国共两党的文坛政治大战，而且成为中华诗词宝库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千古绝唱。据回忆，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安化拜访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写了一副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随即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其语中的内涵让老先生顿然亲近有加。在井冈山革命处于低潮时，当行军打仗人困马乏，吃不上喝不上许多人悲观失望时，毛泽东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一生不但创作了大量诗词，而且留下了许多墨宝，成为近现代攀上狂草高峰第一人。1999年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书法》杂志和几家媒体举行了一次评选百年十大书法家的活动。通过专家评选和无记名投票，毛泽东被列为第五，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排在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之前。郭沫若诗赞毛泽东“泰山北斗，诗词余事”。诗词是毛泽东的余事，书法对于毛泽东就是余事的余事了。

　　毛泽东的风雅来自于他的浪漫情怀和高度自信，来自于他的文学功底和人生驾驭，这种风雅是黑暗岁月里民众看到的天边朝霞，是枪林弹雨中人们嗅到的战地黄花。

　　十、平民气质。毛泽东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保持平民本色

　　还在毛泽东幼年的时候，他就同情弱者，乐于助人。一次毛泽东的父亲买猪，并付了定金。等毛泽东去赶猪的时候，猪价上涨，毛泽东感到心里不安，自作主张退还定金，觉得不应“赚心灵不安的钱”。工作中，毛泽东也许是平民气质使然，他一生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种平民气质使他能体察下情，了解实际，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大量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平民气质表现在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戒备森严、警卫重重，把自己和群众隔离；他更反对走形式，讲排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最爱穿的就是“布鞋便装”。他生活上不讲究，衣服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走路累了捡一根树枝可以当拐杖。毛泽东平民气质的本质是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份子，和广大的劳动者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体会他们的温饱冷暖。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平民气质都使他赢得人民更多的尊敬和爱戴。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研究毛泽东的气质。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毛泽东的气质可以说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从一般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传统美德；从特殊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展示了个人的独特魅力和人格风采。毛泽东特有的气质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毛泽东后来的失误，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同他的个人气质也有一定关系，但孰重孰轻，毋庸置疑。如果不怀有偏见，都应当承认毛泽东的气质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法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人定位越来越将被历史所证明。而毛泽东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这位伟人。

毛泽东为其举国公祭执绋扶灵的人

2014-08-25 23:51:28

    毛泽东一生很少参加追悼会。但建国初，毛泽东却曾为一位病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举国公祭，执绋扶灵，题写墓碑，并将他的名字命名为出生乡镇之名，恐怕此事不为国人鲜知。

                 
   任弼时，我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合影。前排左起：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左起：周恩来、陈琮英、张梅。

   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３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建国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1年，任弼时在莫斯科

   紧张的工作、艰苦的条件及早年的牢狱生活，使任弼时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的病早在党的七大前就严重地发作了。后来，经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柯夫医生诊断，他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症。
   米尔尼柯夫向毛泽东汇报说，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还算健康，惟有任弼时一人堪虑。他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表明他的病情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毛泽东听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深为这位战友和助手的健康担忧。党中央决定，要任弼时停止工作，立即休息。1946年，任弼时曾休息过一段，1947年又在米脂县的杨家沟休息过一段。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休息，他带病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随后又参与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久病在身的任弼时终于在建国前夕倒下了。为此，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去苏联治疗。

   1950年10月1日，李涛（从右至左）、任弼时、冯文彬、李凤莲在天安门城楼观礼。

   1950年5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北京。当他身体略有好转时，主动给毛泽东及书记处写信，要求参加工作。毛泽东见他心情急切，特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从此，任弼时又返回到工作岗位。任弼时一投入工作，就全神贯注，忘记了病情。
   1950年10月27日，我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同志，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时年46岁。       

   中共中央于任弼时逝世当天即发出讣告，沉痛宣告任弼时逝世的不幸消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任弼时的革命精神。10月2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由242人组成的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毛泽东决定以最高的规格来安排任弼时的丧事，展开公祭。噩耗传出后，从党的领袖到人民群众，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思他、悼念他、学习他。

             
    1950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多次到巴拉维疗养院看望任弼时（照片由任弼时唯一的孙子任继宁提供）

   毛泽东不仅参加了任弼时的各种悼念活动，还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以示悼念任弼时。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都亲笔题词悼念任弼时。朱德不仅题词，而且撰写了悼念文章。朱德在悼念文章说：“弼时同志给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爱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忠心耿耿、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坚持革命原则、百折不挠的榜样，树立了一个朴素切实、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

                       
                         湖南省汨罗市任弼时纪念馆的任弼时铜像

   10月28日，任弼时遗体入殓，并移灵至劳动人民文化宫，接受战友和各方友好、人民群众的瞻仰和吊唁。这天上午９点，毛泽东亲视含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亲自抬任弼时遗体入殓。当将遗体从屋内小心翼翼抬出门时，因屋门太窄，几位领导都侧过身，慢慢地挪动脚步。毛泽东在门外快步迎过去，伸手帮助走在前面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托起任弼时的遗体，平稳地来到院中。任弼时遗体入殓时，毛泽东俯身深情注视着老战友，把任弼时最后的遗容深深地印在脑子里。工作人员捧着一面鲜红的党旗走过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真各接过党旗一角，轻轻覆盖在任弼时遗体上。９点半，毛泽东缓缓挥动右手示意起灵，10名解放军战士把沉重的灵柩抬上灵车。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亲自执绋扶灵，将灵柩由寓所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灵堂里摆放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送的花圈。同日，毛泽东等17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党派领导人前往吊唁和瞻仰任弼时遗容，首都各机关和部队的干部、工人、学生、市民等6200余人参加了吊唁。10月29日，又有首都各界人士4.2万多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使馆工作人员400多人前往吊唁。 

   

   任弼时是我国唯一用他名字命名他的出生乡镇为“弼时镇”（湖南省汨罗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0年10月29日下午，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决定于10月30日上午举行任弼时同志追悼会，同时决定停止娱乐一天，下半旗志哀。10月30日上午９点，首都各界４万多人聚集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前广场，隆重举行任弼时同志追悼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对任弼时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刘少奇说：“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30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任弼时同志所作出的成绩是伟大的，特别是在青年工作、部队政治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等方面，更有特殊的贡献。”刘少奇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学习任弼时同志，努力完成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事业。

         1938年2月，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凤凰山窑洞前

   追悼大会后，任弼时的灵柩送殡至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上午10点整起灵。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执绋，以两辆乐车、一辆像车为前导，由太庙殿灵堂出劳动人民文化宫，经天安门、西长安街、报子街、复兴门直到八宝山墓地。12时停灵八宝山公墓。灵柩正前、两侧和坟台四周，布满了由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所送的花圈。因当时八宝山革命公墓尚在筹建，墓区整体规划还没确定，中央决定在任弼时墓穴选定修建之前，遗体就浮厝在大庙前。

 
1950年10月，任弼时因病逝世，他是建国后第一位故去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八宝山建成后入葬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因此任弼时墓被称为“八宝山第一墓”。这一墓地面积300平方米，在公墓中面积最大。中共十大元帅、上百上将的墓地都比不过他。

   刘少奇、周恩来亲扶任弼时灵柩，将其送入浮厝地已打好的平整的坟台上安放。安放完毕，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郭沫若、黄炎培，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等肃立任弼时灵柩前默哀致敬，向任弼时作最后的诀别。1951年７月，占地300多平方米的任弼时墓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北角的半坡上建成。毛泽东为墓碑题“任弼时同志之墓”７个大字。７月18日，举行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移灵仪式，任弼时遗体正式被葬入墓穴。 在中央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悼念任弼时的公祭活动。

               
               1939年，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在莫斯科

   东北局：1950年10月30日下午，东北各界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大礼堂隆重集会，沉痛悼念任弼时逝世。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亲临讲话。他说任弼时的革命精神贯注在工人、农民、士兵、青年之中并永远活在他们的心里。民盟东北总支部车向忱、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达夫，青年团东北委员会书记韩天石等也先后讲话或致词。会议还通过了致北京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并转任弼时同志家属的唁电。

   华东局：1950年10月31日下午，华东暨上海各界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任弼时同志追悼大会。大会由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宣读悼词，上海市市长陈毅详尽地报告了任弼时生前的光辉业绩。党政等各方面及各界代表先后讲话，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来弥补弼时同志逝世的巨大损失。

   中南局：1950年10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中南局大礼堂举行痛悼任弼时同志大会，会场里摆放着中南局敬送的花圈和长幅挽联，充满着庄严哀沉的气氛。大会由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主持并讲话，他称赞“任弼时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最英勇、最坚决、最伟大的战士，３０年如一日，没有一天放松过工作”。赵毅敏宣读祭文。大会的总主题是：学习任弼时同志，化悲痛为力量，在毛泽东旗帜下，保卫、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

   西北局：1950年10月31日上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市人民政府广场举行有西北区党、团暨各族各界代表参加的沉痛悼念任弼时同志的万人大会。大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主持。大会指出，任弼时同志从1940年至1947年受党中央委托，管理和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因此西北党和人民对他的逝世更感到极大的悲痛。追悼会结束后，悼念者仍久久不忍离去。西北军区和兰州市各界也于同日日在兰州市文化会堂，在党旗、国旗、军旗、团旗这四面庄严的旗帜下举行了隆重肃穆的任弼时追悼大会。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到巴拉维赫疗养院看望在这里养病的任弼时。

　   西南局：1950年10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西南局在西南军区礼堂沉痛举行任弼时同志追悼大会。大会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发表沉痛悼念任弼时同志的讲话。邓小平上台后，有几分钟的时间说不出话来，沉痛的哀悼感染了每一个与会的同志。邓小平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我们的革命胜利，好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完成弼时同志的遗志，来弥补这个巨大的损失”。西南区青年团暨各界青年也举行了痛悼弼时同志逝世大会。

   任弼时曾工作过多年的延安郊区枣园、杨家岭等地的农民，在听到任弼时逝世的不幸消息后，万分悲痛。1950年10月30日上午，70多位农民代表拿着香表，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枣园礼堂举行追悼会。大家以沉痛的心情回顾了任弼时在枣园时对他们的亲切关怀，表示要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安慰英灵。会上还通过了给中共中央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唁电。唁电说：“任弼时同志领导边区建设事业，贡献极大。特别是1943年亲自领导我们生产，时刻关心农民的生活，但不幸病故，实为中国人民一大损失。功在人民，虽死犹荣。特电致唁。”(资料源于《党史博览》文章编辑配图) （杨国选）

 

毛泽东为何会没有入党介绍人

2017年01月09日14:30   新浪历史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关于中共八大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这就是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有的读者对此不是很理解，他们问，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呢？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有一个过程的。大致可以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组织两个阶段。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共历史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稍后的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指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等。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上海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

　　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施存统、周佛海到日本留学，不久在日本组织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10多人。在法国，也由张申府、吴明、周恩来等组成了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但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

　　在武汉、广州、山东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长沙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说：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79页。）毛泽东对这一段建党活动回忆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这就是说，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八个早期地方组织。它们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五十多名早期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他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