桶狭间地名:中共“革命叙述”如何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

原标题为《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的历史维度》
高华对“革命叙述”的兴趣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童年。1963年8月某日，他看到《新华日报》上有大字号标题“赫鲁晓夫拥抱哈里曼”。哈里曼是当时美国派往莫斯科签署苏美英三国《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的特使。他联想到课堂上老师说，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显然报纸上特别强调的“拥抱”是暗指苏美勾结。那时，他才九岁。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广泛阅读中苏各类政治文献。他很早就感觉到，“虽然中国的报纸天天在骂苏修，但是，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政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形成对苏联历史的审视态度，是因为三本著作：《赫鲁晓夫回忆录》、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及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最后一本书揭示的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至1941年间的勾结，令他极度震惊。此外，他还读到了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其中批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令他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少年揣着巨大的秘密，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投入更多的阅读。他从不与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父亲曾于1949年以前参加地下党，后来却被划为“右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人吃了无数苦头，母亲一再告诫子女“祸从口出”。
一方面是对历史、政治的敏感，一方面是家庭给予的谨言慎行的教诲，深深影响了高华毕生的历史研究。学者萧功秦评价高华：“他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他又有严格的尺度和律己精神，约束自己的主观性，讲究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7月，本刊记者专访高华，请教1949年以后“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
意识形态的国家化
伴随着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得以在全国普及
财新《中国改革》：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怎样一步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
高华：夺取政权之初，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并没有立即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保留了私有经济，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开始就提出来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虽然政治上有民主党派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参政，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打碎民国时期的思想秩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破”和“建”。
“破”就是严禁中国国民党的党化报刊杂志存在，同时对于一些原先持反蒋亲共立场或中间派立场的民间报刊杂志和出版单位，虽名义上允许，但实际上以各种手段迫使其关闭。最近，我的一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就是根据原始档案，研究南京在1949年前后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她发现，对于当时一些民办报刊，新政权通过政治、经济的各种手段，让其难以为继，终令其宣告关门。
《文汇报》是当时全国影响非常大的民办报纸，在1949年以前是反蒋亲共的。1949年以后，《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以为迎来了民间报纸的春天，但是，他错了。他自己不能编发任何国际通讯以及任何独家的政治题材的通讯，必须一切听命于中宣部，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讯，在出版自由和采访方面的限制比民国时期严厉得多。其实，上级领导已经暗示过他，不存在民间报纸的发展空间，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徐铸成后来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
“建”的方面有很多措施，比如，甫一建国就要修改教科书，请来了叶圣陶、胡愈之、宋云彬这样的著名学者，但是，在思想方面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都有专人管教育、管出版，有一套经验，可以直接拿来用，无非是增加几个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几篇重要文章，尤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主，对原先在国统区从事文化教育的人士开展初步改造。当时对中小学教师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先接收下来，夏季举办培训班，全部进行集训，由负责人来作报告，然后讨论，随后用这些新概念来教书。实际上是将延安时期的话语，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配合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逐步推广。推广过程很顺利，因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既然选择留在这里，自然就愿意配合。
不过，在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接受新概念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不像几年之后，无论中央讲了什么话，底下都完全拥护服从。这时的质疑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质疑，就是斯大林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有些在国统区从事文教工作的人对此不能接受。二是很多人对“向苏联一边倒”有抵触。三是建国初期虽然没有立即开始大规模的清理运动，但是已经有所触动。有些知识分子就以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对抗当时正在开始的社会改造。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到了1950年下半年。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然后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针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好感，开始系统批判美国、颂扬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苏联在1947年至1948年搞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搬到中国来了。这场运动提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发明都是俄罗斯人做出来的，美国的科技发明都是假的。但是，当时中国著名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曾经留学英美，特别是理工科知识分子，他们对这套宣传很吃惊，很不以为然，于是，新政权又针对这些人重点教育，迫使他们接受。
这一过程的展开基于两个重要事实：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这是巨大的现实存在；二是中国共产党占据了几个制高点，即统一中国、结束内乱和关注底层，这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中国共产党可能是更进步的，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建国以后“革命叙述”的建构方式，伴随着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得以在全国普及。
财新《中国改革》：这一意识形态到后来是否通过“反右”“文革”等大规模运动不断强化？
高华：到了“反右”“文革”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早已定型了。意识形态国家化的关键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初，后来继续发动大规模运动是因为某些中央领导把意识形态问题看得过于敏感。
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1955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向苏联学习”运动，非常深入，以至于刘少奇后来批评说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当然，党外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可能与外在压力有关。建国初期，社会改造暴风骤雨，一些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甚至身陷囹圄，这对其他人都是一种震慑。后来，压力稍有缓和，1956年，中央一度提倡“百花齐放”，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春天来了，又开始发出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实际上是对于前几年他们在外部压力下噤声的反弹。1957年的“反右”之后，基本不再有来自党外知识阶层的公开质疑了，以后有个别党内知识分子，对今天看起来明显过“左”的政策提出质疑，但限于党内范围。像1958年“大跃进”这种今天看来很荒唐的政策，几乎没有党外知识分子公开质疑，因为说实话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于他们是不是心悦诚服，另当别论。
不过，领导者还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先让党外知识分子“交心”，经过考验和研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吸收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些人算是自己人了。对于更大多数的党外知识分子，干脆给他们戴上一个紧箍，随时可以念咒。
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党外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问题彻底解决了。
财新《中国改革》：此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什么阶层？
高华：此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既可以为反动阶级服务、又可以为革命阶级服务的中间阶层。这主要是看革命需要。建国初期，将近七成的党员是文盲，甚至部队中的一些高干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低，所以，建国初期有一个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参军的热潮。以后，知识分子参军需要很多政治条件，特别是要求家庭出身合格，但是，建国初期只要家庭不是特别有问题，都可以参军，基本上都是在部队做文化教育工作，甚至有些直系亲属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被镇压的知识分子还可以继续在军队做文化教员。
到了1955年和1956年左右，新的“自己人”被培养起来，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就基本上都被清除出去了。以后，中央提出，解放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不过，那些经历延安整风、且认同灌输给他们观念的党内知识分子，并不属于“旧知识分子”。建国后，他们都是各地的“接收大员”，比如各地的文化厅长、教育厅长、大学校长或者党委书记等等。原来他们是被批判者，现在，把自己经历的批判和清理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来一次，是批判别人的批判者。这是延安知识分子的双重性。
但是，“文革”发动以后，在毛泽东首肯的极“左”思想的主导下，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