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智久唱过的小黄歌:国人的三大宗教信仰

日本人有着神教、基督教、佛教这三大宗教，作为日本人在世界上永远最友好的生死对头，当然中国人也是有着三大宗教的，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输给日本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说的三教九流的所谓“三教”释道儒，其实就是指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儒教。由此也说明了，中国人莫名其妙地赖以骄傲的所谓儒生，其实也算是一类宗教弟子。所谓国学，亦即为某种国家级的宗教。唱兴国学也么哥，其实是一种宗教宣传而已。当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止三教这么简单。再加上中国人的人口构成复杂，另外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之类的人口也不少，更有少数人还信仰邪教神马的。总算起来何至三教？但归根结底，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所以中国人的三大宗教信仰，非是儒教、道教、佛教这三大宗教也，而是另有三教——懦教、逃教、物教。

都说儒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却很少有人知道，儒教的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懦教”，才更适合于其宗教定义。“人之需”是为儒，而“心之虚”则为懦。儒生常自称说儒教乃“人之需”，儒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衔接剂。可是儒生是否真的是“人之需”，是否在衔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时，两面取巧做过投机倒把的事，恐怕难以定论，但儒生们实在都很“心之虚”，倒是事实。

儒教是孔子学说为指导理论的。孔子学说的“克己复礼”的“克己”，其“克己”克得好的话是为“礼”，如果克得不好的话那就是“懦”了。所以儒生面对官场的权力人物，满面媚笑：“纵做鬼，也幸福。”反之，对被统治的庶民百姓，则是“含泪劝告。”假如儒生的这二张脸能够倒过来使用，比如对待统治者能够“含泪劝告”，替百姓仗义执言时有着“纵做鬼，也幸福”的心态，那么倒也的确称得上是在统治着和被统治着之间起着衔接剂的作用。但现在的那些儒生“见强而懦，见弱而凶”的模样，上下其手，一方面体现了其“心之虚”，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他们的投机倒把之才能。

懦教，因此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宗教。

懦教是以孔子的学说为基础的，而另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道教”的“逃教”，则同样是以春秋时代的名人老子以及庄子的学说为武装头脑的指导理论的。儒教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时，其实也没有起过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到了汉朝时才偶尔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昙花一现。但因为执政理念变成了“独尊儒术”，之后汉朝的结果就不太美妙了，因此更后来，汉朝东西相迭后终于被魏晋所取代了。魏晋是道教兴盛的时代，也就是在魏晋之时，道教充分显露了其“逃教”的本色。最著名的“逃教”人物陶渊明为了表明其“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雄心壮志，写了一篇《桃花源记》，并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树立起了“逃教”的标志性旗杆。

逃教，其实是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古代有良知的读书人为了逃避现实，而自己关自己的思想禁闭的一种觉悟，亦是对懦教的一种反动。“逃教”的“逃”之“道”，历来是属于少数思想的觉悟者的行动。寓道于逃，寄情于道。明清朝之时，大批的南洋仔漂流海外，远逃到东南亚各国，则是对由古代清一色知识分子组成的逃教的一种补充。清朝末年，大批猪仔宁肯在生死未明的前提下远赴美洲求生存，目的也只有一个逃字。近年来，“逃教”的影响更是在裸官中深入人心，很多裸官手拿外国护照，先期把子女配偶送出国外，以“逃”为道，合“逃”为道，把“逃”跟“道”一体化。

逃教，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优良知识分子在不愿意出卖良心时的避难场所，是知识分子在表示不愿意为虎作伥后的良心煎熬，自我放逐。历来的知识分子如果是喜欢懦教的人则肯定比较庸俗，而喜欢老庄哲学的人基本上都很清高。

在官场之上宽谈“懦教”时，在知识分子高论“逃教”之后，底层的那些还有着一般性思维能力的老百姓，因此也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宗教来寄托自己的灵魂。于是他们就发现了物教。物教，又称拜金教，是中国老百姓唯一值得信赖的精神寄托。

在做官的普遍“懦”，不愿意“懦”的知识分子普遍“逃”之后，物教就成了老百姓的普世价值观。

前面说过，懦教起源于汉朝，逃教起源于魏晋。中国的历史，在魏晋之后，去掉那些战乱的年代，接下来那么就是隋唐了。隋唐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新高峰。在儒教失势，道教显露了其致命的局限后，佛教顺势进入了中国。佛教和隋唐同进共退，因此确立了新的思想理论基础。隋唐时分享了佛教理论的知识分子开创了禅宗，得不到佛教理论指导的民众则用了自己的思维能力确立了物教的诞生。烧香拜佛求发财，成为物教的普遍现象。

在制度的不可靠时代，同时，在本来应该成为时代的良心的知识没了良心之后，老百姓唯一能够依赖的，不就是拜金主义吗？物教，就是拜金主义的同义词。西方人进教堂一般是忏悔自己的罪行，而中国人进寺庙烧香，大都是求佛祖以及菩萨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因此出现的物教，不是为了荡涤自己的物欲，反而是求佛祖满足自己的物欲的新新宗教。

从佛教到物教的质的飞跃，佛祖们菩萨们在远渡中国后，成了中国人的职业经理人金库管理者，替中国人忙着打点升官发财之类的世俗琐事。释迦牟尼本来是尼泊尔的一个王子，因抛弃物欲而出家。但中国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却跪在释迦牟尼的佛像前，求如来佛保佑自己升官发财的物欲，强佛所难，真是讽刺的很。

雄居于世界的东方的隋唐帝国，和佛教在中国同步兴起，又灭亡于物教。唐乱之后是宋朝，周而复始，宋朝再次确立了儒教的地位，并同时正式把儒教定位为“懦教”。也正是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历史起了个走下坡路的头，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懦教”虽然有着对内便于统治的利益优点，但也因为懦，对外就强硬不起来，只能是一懦再懦，懦而不止，积懦成弱，积弱成病，终于得到了“东亚病夫”的不光彩称号。

总而言之，中国人虽然是无神论者，但无神论者有着无神论者的现世多宗教的崇拜。懦教，逃教，物教，它们都是中国人俗世的利益崇拜，非是精神世界的宗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