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优远的罪与罚

      这是个有点悖论的传奇故事。在传奇的一面，他是皇帝，独断、杀伐、威权，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缔造了“体坛”王国，拥有全国单期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传奇的另一面，他只是个处级干部，而那份荣耀的报纸，只是湖南省体委的一份机关报。

2011年11月24日，长沙市人民法院第二法庭。

这里只有三四十个座席，没有任何无关的旁听者。瞿优远穿夹克、仔裤，平常发型，腰杆笔直地站在被告席上，身旁没有法警看护。“表情平静”地，终于等来了判决。

“被告人瞿优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刑期从2009年8月16日起算。

在排版的电脑前，他坐拥天下。只要他在，他就是《体坛周报》头版说一不二的大编辑，下半夜两三点时，头版的版式、标题、图片甚至字体、字号都在等他来决定。执行主编张敦南会谦恭地站在一旁看着，干一些跑腿的活儿。

但当这个报纸的精神导师放下报样，穿过印机，走出通宵明亮、焦虑与兴奋混杂的编辑部时，问题出现了。

“国家干部”

1983年快要从湖南广播电视学校新闻班毕业的时候，农家孩子瞿优远对自己是否能留在省城未敢抱有太大幻想。依他想象，大概可以分配到家乡浏阳广播站工作。一天，湖南省体委机关报《湖南体育报》的总编辑吴午如来学校挑人，看上了这个实话实说、英语不及格的农村孩子。瞿优远踏入省直机关的大门，做过这份机关小报业务链上所有的活计。报纸几经更迭，直到1988年，体坛周报社成立。

创刊号（7月1日）这一期，《体坛周报》头版头条刊发的是时任湖南体委主任李茂勋的文章《请社会各界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体育》。最初的《体坛周报》也不时需要刊登领导讲话和体委工作动态，虽然内容不多，但隐约还是一副机关报的模样。

那时的瞿优远也有着与之匹配的、对体制内身份的认同。1993年，中国国家足球队首位外籍教练施拉普纳来中国，瞿优远和同伴们到街上卖特刊，刚好碰上市容大检查，城管人员将他们从长沙市黄兴路赶到东塘，又从东塘赶到火车站，狼狈不堪，卖报业绩比不过街边的小老板。

“当时的心态不对，总觉得自己是国家干部，要面子，不敢吆喝着卖。”多年后瞿优远曾这样回忆。

“国家干部”的身份，似确定，也模糊。1993年起，省体委宣布把《体坛周报》从机关分离出去，《体坛周报》要自负盈亏（此前的财政拨款也不过是一年5万元）。从此，体坛周报社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与体委无关。

“报社员工不能参加体委的集资建房，要求自立工会，不再参加机关工会组织的活动等等。”在瞿优远案发后，《湖南省体育局关于对瞿优远企业责任人身份认定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中有这样的表述。

湖南省体育局、湖南体育总会对报社的管理奉行“政企分开”，按当时的说法叫作“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这种放任事业单位自生自灭的管理方式被形象地称为“放水养鱼”，描述出机关报这种不受待见的事业单位的尴尬。

“1998年，省体委曾任命当时的工会主席担任体坛周报社长，但他不愿意离开机关而没有到职。”“请示”说。

几任社长因为报社职务与公务员身份不能兼备的规定而断然选择回到局里当处长。瞿优远这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作为最忠诚的、业务最优秀的编辑，不得不浮出水面。

湖南省体委湘体人字【1998】29号文件，是当年瞿优远被任命为体坛周报社社长的“干部任免审批表”，里面写有“1998年5月29日，瞿优远被湖南省体委任命为体坛周报社社长（正处级）”。

从这一刻起，瞿优远带着正处级干部的身份，领导这份从队伍不足5人的报纸成长为一个销售额过亿的行业大报，而报社与体委之前的关系也由互不要求、互不干涉转化为报纸盈利后，对体委给予资金回报，即“省体育局党组确定利润分配的‘三三制’原则，即上缴国家税费、报社自身发展和为湖南体育事业做贡献各占三分之一”。

“二十多年来，报社不仅没有吃过财政一分钱，而且累计上缴国家各类税费近4亿元。被评为‘纳税百强企业’……”“请示”说。“因此，报社尽管同时拥有事业和企业的双重身份，但一直坚持企业化、市场化运作，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文化企业。”

法庭认定，2002年，根据湖南省体育局对体坛周报社改制问题的批复，同年4月23日，先由管理者团队与创业者出资成立了北京体坛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瞿优远持股61%，担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02年9月13日，再由《体坛周报》社出资人民币1020万元（占51%股份）、北京体坛公司出资人民币980万元（占49%股份）成立了湖南体坛公司，同月16日，瞿优远被体坛周报社委派至该公司担任董事长，系公司法定代表人。

从体坛周报社的社长到被“委派”至合资担任职务，再到《体坛》员工私人合资成立的公司，瞿优远一下拥有了三重身份。“请示”的解释，并未扭转法庭的认定。瞿终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被量刑。

“老大”

196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瞿优远，5岁进小学，12岁考上高中。由于年幼，他经常成为同学欺负和嘲笑的对象；老师也不喜欢这个孩子，他常因上课研究修锁、在课本上画画而被批评。在意外获得吴午如的垂青后，这个自卑而叛逆的年轻人看起来走上了正轨。

那时的《体坛周报》发行量仅5000份左右，都是本系统内部强制订阅，刊发的基本都是行业动态。年轻的瞿优远想改变这一切，他的理念很朴素，只是办读者爱看的报纸。他极不赞同吴午如政治家办报的理念，相比机关腐败、兴奋剂疑云、人事纷争，瞿优远更看重体育资讯和赛事本身，倡导“体育迷”办报。不赶仕途、不沾政治、不事纠纷让瞿优远只专心在办报一门学问。

他几进几出北京，终于说动体育情报研究所把国外的体育资讯出让给他。同时，他深感长沙内陆资源匮乏，于是早早动手发掘体育写手。

1992年，瞿优远请社科院文学所的金汕在他家外边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十几块钱。金汕是瞿优远看上的作者之一。1992至1998年间，瞿优远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去北京拜访作者，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向他们约稿。

作为《体坛周报》早期的作者，金汕一直记得瞿优远请他吃完饭后说的一句话：“现在报社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再过几年，情况会好起来，不会再请您吃这样的东西了。”

没人知道，这样的说辞是一种权宜的许诺还是野心的表露。

他有自信的资本。采访、写稿、摄影、编辑、排版、运送铅字、发行，每一个环节他都是行家。他能像专门分发报纸的邮局职员那样，10秒内数出100份报纸。他也能像排版工人一样，快速删减和增添铅版上需要修改的文字，熟练识别反写的铅字。

他自称是编辑部最能熬夜的人，精力旺盛，以社为家。2001年十强赛期间，下半夜三四点做完版，他会拉上司机和编辑们一同去看日出；在首都机场转机的间隙，他干脆把下属叫到机场，安排工作。

报社很少分发福利，有些杂志出刊的当晚会是例外。瞿优远曾给每个通宵做版的编辑配发一盒西洋参，提神。而他自己，则不需要外物，本身就像一部永动机。他事无巨细地参与管理、经营与办报，报纸上哪怕是一行小字用错字号也逃不过他的眼睛；直到他被“双规”前，如无特殊情况，头版编辑的位置还一直为他保留着。他始终保持着做版的习惯，因为他不想某一天，不知道编辑们说的是什么了。

他的身体也像部永动机。极具运动天赋的他曾骑着一辆土里土气的二八自行车，获得过湖南省体委系统的自行车赛冠军，蝉联过全国新闻界网球单打冠军，在乒乓球、台球、高尔夫等项目上都是高手。

业务水平和全情投入造就了瞿在社内的权威气场。《体坛周报》的员工和体育传媒圈的人在背后称，其“老大”的做法基本跟《体坛》的报史一样长。他自己似乎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很多“体坛人”都同意，《体坛》就像瞿优远一手带大的孩子，他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份报纸业务上的导师。对于编辑，瞿优远近乎手把手地教授，他所确定的版面样式和编辑风格无可动摇。

“这份报纸的气质就是他的个人气质。”曾经在《体坛》工作过的人这样评价。即使是重金挖来的业务能力出色的美编，在做版时，瞿优远也不客气，经常说一句“你靠边”，就开始亲自挑选图片，设计版面。

绝大多数编辑在《体坛》都有过挨骂的经历。瞿优远的责骂完全是业务上的，但极其强硬和严厉，通常他脸色微红，双目圆睁，不甚标准的普通话加上极快的语速，让人在一场强风暴中不知所措。只要瞿优远在，编采人员大多觉得在业务上“毫无尊严和自信”。

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时经常会发生这样一幕：瞿优远坐在电脑前制作头版，其他所有的编辑都站在瞿优远身后，等待他分配任务。

在《体坛》，瞿优远渐渐拥有了绝对权威，人们大多对他的判断深信不疑。1999年，瞿优远想把《体坛周报》由一周一期改为一周两期，以增强新闻性和市场竞争力，遭编委会集体反对，瞿优远却态度坚决：如果失败，我就辞职。

一周两期很快大获成功，单期发行量突破百万。2001年10月8日，中国队世界杯出线第二天，《体坛周报》正刊和纪念刊一共卖出5078471份；就整个世界杯预选赛期间的销量来说，也多有单期超过200万份的成绩，对手被远远抛下。

一个个类似战例的累积，让瞿优远的权力边界不断扩大。后来，《体坛》成了湖南省媒体改革的标杆。而一路狂飙突进的瞿优远的说法是，自己只工作到45岁，然后就去摄影、旅游、打球，享受生活。

私下里，《体坛》员工对此表示怀疑：“老大”怎么可能闲得住？另一面，他们也忧虑，《体坛》要是没有“老大”会是什么样？事实是，45岁的瞿老大的确停了下来，他进了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