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卧撑音乐:肯尼迪：有了权力，我们就有了责任

肯尼迪：有了权力，我们就有了责任  

    约翰·肯尼迪是第35任美国总统，也是创下了诸多第一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当选时仅43岁；是第一位20世纪出生的总统；是首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是第一位依靠电视赢得大选的总统。
    肯尼迪短暂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而他留下的思想之花也同样令人回味无穷。

      负责任的总统是亲民的总统
      1956年初，肯尼迪对这个职位还没有明确的意图时，就曾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我料想凡是搞政治的人都想当总统。”
      1960年，他经常说的话是，“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而到了1962年，他说，“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事实证明，他走向白宫的过程，也正是思想发生演进的过程。肯尼迪相信，如果什么事物有足够的力量去感动人民，并且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它就一定有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在很多时候是那样简单，就是离人民的心更近一些。
      在上任前后，肯尼迪尽可能广泛地深入全国各地，而越是对美国现实有了深入了解，肯尼迪就越发意识到，必须对民众最急切的需求给予充分关注。1961年2月2日，上任不到两周的肯尼迪向国会送去了一份准备了好几个星期的全面的经济咨文，提出了把救济金扩大到失业工人的子女、给生产谷物的农民提供紧急救济、为全面的房屋建筑和贫民窟的清除计划提供经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扩大这一措施的实施范围等七项法案，四个月后，全部法案就都通过了。
      事实证明，肯尼迪非常善于利用与国会的“蜜月期”，尽速推行了自己在民生问题上的一些主张，也树立起民生总统的形象。而这也仅仅是他在1037天的白宫岁月中所做的事情的一小部分。尽管肯尼迪的一些主张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兑现，但却给了约翰逊实施“伟大社会”计划很好的铺垫。
      最好的政治，就是做正确的事情。而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对人民更好一些，对国家的未来更负责任一些，这样也才会更亲切地被人们提起。

      转型时期，用人必须具有开放性
      在那样一个变革的年代，对肯尼迪这位年轻的总统来说，组建一个好的领导团队是做好其他事的基础，因为“政府这艘船是唯一经常在顶部漏水的船”。
      肯尼迪的团队，是一个开放的团队。肯尼迪不愿他的内阁阁员完全来自社会的一个阶层，他不希望自己的内阁是有成见的内阁。为此，他抛开以往自己的人际圈子，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精英，并亲自会见了准备委以重用的几十个人，研究了一些人的著作和资历，并同全国各地通电话去核对情况，其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就喜欢说上许多空话？”——肯尼迪最初考虑的农业部长，就是因陈词滥调太多，而被他放弃。
      肯尼迪的全国撒网，使得内阁成员具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并能够向他提供各种独立的判断，而他们都一致愿为他以及为广泛的公众利益献身。这其中，没有具有全国影响的人，没有安抚派系的人事安排，没有持不同政见的集团的代言人，没有对于政治献金的回报——肯尼迪绝不会在人事安排上投人所好，而只是关心这些人能否称职。而这种选择的好处则在于，内阁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派系，也就更没有人搞小团体和阴谋了。肯尼迪最希望的汇聚人才能量的设想也便达到了。
      耐人寻味的是，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不仅是共和党人，而且是曾经支持过尼克松的人，但肯尼迪却并不在意，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对华尔街的一些人直呼其名的人”，是一个能够帮助他重振疲软经济的人。而狄龙也确实不负所望，在促进自由贸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并通过减税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样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也是共和党人，但却被肯尼迪委以国防部长的重任。把国防部和财政部这两个最重要的部委托给共和党人，这对民主党总统肯尼迪来说，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情——这个内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开放性来。
      而在另一方面，肯尼迪则坚决排斥这样一些人：过于自私自利，或者过于野心勃勃，而那些无法与其他人很好合作的人，也在肯尼迪的视野之外。
事实证明，肯尼迪的人才内阁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在肯尼迪就职后的四年时间里（这些人大都在约翰逊政府留任了），美国经历了这个国家的现代史上少见的时间长、势头猛的经济发展。在这四年里，商品和劳务供应的增长超出了先前的八年。
      无独有偶，在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年出生的奥巴马，历史性地继承了肯尼迪的用人哲学，组建了一个开放性的人才内阁，而他也希望能再现肯尼迪当年的荣光，带领美国走出经济低迷，重新驶上快车道。

      人际关系需要倾听，国际关系也需要倾听
      在上任不久，肯尼迪便遭遇了猪湾事件的打击，而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误，却给了他某种积极的启示。正如罗伯特·肯尼迪所说的，约翰·肯尼迪从数次危机中得到的“最终的教训”是“体验其他国家处境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古巴导弹危机才得以化解。当时，指导着肯尼迪的思考过程是：“努力不使赫鲁晓夫丢脸，不使苏联人下不了台。”但也同时让他们知道美国人的决心。所以，肯尼迪力排众议，选择了不理睬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而对第一封信给予积极的回应。事实证明，他做对了。
      这一“教训”的延伸解读则是，要学会换位思考，尽可能地避免判断错误。
      喜欢历史的肯尼迪注意到，二战中，希特勒就严重低估了英国人的战斗意志，没想到波兰战败后，英国还会那样顽强地抵抗。而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也没有想到中国会参战。因此，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对彼此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破坏。”
      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提到过一个细节。在1962年，肯尼迪总统曾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必须阅读芭芭拉·塔奇曼所著的《八月炮火》，他说，这本书清晰地描述了欧洲首脑们如何一错再错，结果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之中。肯尼迪特别强调，“我决不愿意重蹈他们的覆辙”，“我们将不会贸然地卷入战争”。
但遗憾的是，在肯尼迪之后，约翰逊将越战扩大化了，而小布什则贸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且将烂摊子留给了奥巴马。

      对谁赋予多，对谁要求也多
      肯尼迪的总统生涯虽然短暂，但他却留下了许多幽默故事和警世名言。其中有一句话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被问道：“不要问美国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美国做了什么。”这句话甚至超越了国界，成为许多国家公民的座右铭。
      肯尼迪非常欣赏爱因斯坦的一段话：“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别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辛勤劳动，因此我必须竭尽全力，以便给予别人以等量的东西。”这段话被放在了他的文件夹中，常常拿出来看。
      而在短短的一生中，他也确实都在努力给予别人等量的回报。
      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肯尼迪将自己的政府薪金——作为国会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都捐献给慈善事业，约计50万美元。他的竞选运动虽然花钱很多，却总避免那种可能被指责为炫耀金钱的铺张浪费（诸如广告牌、报刊上的整版广告或者电视广告节目等）。
      与一些政治家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幸运当作是一种义务：“被上帝赏赐了很多东西的人。就有必要做很多的事情。”
      而另一段话则指向美国的政治家，并且也值得各国政治家借以自问：对谁赋予多，对谁要求也多。换句话说，就是“有了权力，我们就有了责任”。
      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高级法庭审判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在短短的任期内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时……我们的成就……将根据对下列四个问题的答复来衡量：
      首先，我们真是勇敢的人吗？
      其次，我们真是果断的人吗？
      第三，我们真是正直的人吗？
      最后，我们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吗？
      肯尼迪留下的这四个问题，至今拷问着领导者的良知，也具有了超越国界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