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学院ii月灵手环 动漫:【地望篇】先周历史阶段划分及中期地望

时间:2010-2-2 11:31:07   来源:中国庆阳网   作者:于祖培   编辑:郭海 浏览次数: 429
先周历史阶段划分及中期地望
于祖培
先周历史问题，困扰了学术界2000多年而无结果。三代断代工程把先周历史文化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之一，但进行到古公亶父时就裹足不前。我和于俊德合著的《先周历史文化新探》一书2005年11月问世至今，不见先周历史和文化研究有新进展。现就先周历史阶段的划分及中期地望，谈谈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大家共勉。
一  先周历史研究的前提
我们说的先周历史指西周以前的周族历史。有学人认为已有先秦这个概念，再使用先周一词是否准确。其实，要检讨先周一词的使用，先应检讨先秦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其使用情况。先秦是对秦朝建立以前的历史统称，这是广义的先秦。但是，就其实际使用的情况看，先秦一词大多是指西周到秦建立之间，学界在提到西周以前历史阶段时都使用旧石器、新石器、夏、商等具体概念，而不用先秦，其原因就怕引起误解。历史学发展到今天，新的领域不断出现，需要我们对所面临的问题给予具体明确的概念界定。先周一词具体明确，相对于先秦一词在逻辑上是大概念之下的小概念，无等同并列关系，不会混同于先秦。因此，先周一词是准确的。
历史研究是一种学术探讨，但要有基本前提。它首先是尊重基本文献记载，因为这些基本文献使我们知道了那一段历史的存在。这是进行研究的指导大纲，其研究手段、方法、事实，都应在这个大纲下进行。其次是全面审视各家之说，不先入为主。其三，对考古资料应用要慎重。因为1987年全国文物大普查几乎把全国各处都考察到了，基本上摸清了全国文物家底。全国文物大普查的成果以《中国文物地图集xx 省分册》形式陆续出版，有些省已出版，有些省正在编辑中，甘肃分册就未见面世。所以学术界目前看到的文物和考古资料不是完整的。况且全国考古发掘尚在点上进行，留有大量的空白，若拿一两个地方的资料就对涉及一个广大区域的重大历史问题下结论，未免失之偏颇。
之所以先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先周历史文化研究中就存在这些现象，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甚而有不正常的学风。先周历史本来只是双迁之争和豳地两处之争，说到底是先周历史中期地望问题。然而二十世纪初出了钱穆先生的山西说，不但使中期地望问题解决变得更为复杂，连其早先清楚的早期在陕西武功邰也否定了。其实质就是那股疑古思潮在作怪，否定文献基本记载。我国先秦文献记载尽管简单，但脉络线索清楚。由于部分学者忽视历史文献的研究，没有在文献大纲指导下去研究先周历史文化，而把先周历史文化研究引向歧途。
先周历史阶段划分及中期地望也有一些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欲以某一阶段文化证先周全部历史，类似盲人摸象。国家科研主管部门未对关乎中华远古史探源的先周历史文化这样重大课题作出全面系统规划，致使各省、各部门自行其是。文物考古界只重山西、陕西两说，田野考古发掘基本是在陕西、山西两说影响下进行，甘肃陇东说无人重视，甘肃考古界也未涉足先周文化研究。否定基本文献记载，研究就失去凭依，其结果只能是歧路亡羊。所以，依据基本文献记载，正确划分先周历史阶段，对于先周文化研究有着宏观上的指导意义。
二   先周历史三阶段
先周历史长达1000年，有明显的几个阶段。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先周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自尧舜时的始祖弃，至夏末帝孔甲时任夏农官后稷的不窋是第一阶段（早期）；自不窋至商末时的古公亶父是第二阶段（中期）；自古公亶父至武王灭商是第三阶段（晚期）。这三阶段文化性质是不同的。第一阶段周人生活地在陕西武功邰和山西晋南，其文化是相当于夏文化的陕西地方文化和夏文化；第二阶段他们生活地在戎狄间，其文化是陕西的地方文化与戎狄文化相结合的典型先周文化；第三阶段他们生活地在陕西关中，其文化是商文化和先周文化，或者是商周混合型文化。这样划分先周历史，是以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周族生活地的转移、重要人物命运的变化、时间上的可断性为依据，应该是科学的。这三阶段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至为明晰，概不相混，其文化特征也不同，是研究先周历史文化的标识。
用这个阶段标识，审视目前学术界探讨先周历史文化的现状，尽管山西说以山西否定先周早期在陕西武功邰和中期在泾渭之间，但是，问题的焦点主要在寻找先周中期地望，即不窋亡命的戎狄之间和公刘所迁之豳。先周历史中期地望是打开先周历史大门的钥匙。若找到先周历史中期地望，就打开了先周中早期的大门，先周一河水都开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者们却在周人生活的早晚两地寻找中期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在山西只能找到夏文化；在武功只能找到早期陕西地方文化和晚期商周混合型文化；在宝鸡地区只能找到晚期文化——先周晚期在关中生活不到百年，形不成一种独特文化，所以，先周晚期文化是商文化和先周中期文化或商周混合型文化。理清了历史脉络，则
知道先周中期文化才是典型的先周文化。周族到戎狄之间后，生活了500年。在此期间吸收了戎狄文化，从而形成的既不是原来的陕西土著文化，又不是戎狄文化的另一种独特的文化，因此，称它为典型先周文化。学术界谁都不能否认两个基本事实：邹衡先生所说的宝鸡地区的瓦鬲，它是先周晚期文化；胡谦盈先生发掘的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它是先周中期偏晚的先周文；而胡谦盈先生发现的先周文化，是继续向上寻找先周中期文化的基础。文献记载先周中期在泾渭之间，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的事实证明先周中期就在泾渭之间。
三  三西说的错误所在
山西说尽管被一些学者所摒弃，但由于有一代考古大师邹衡先生“周文化可能来自山西太原一带光社文化”的观点，及王玉哲先生“周人是夏人后裔说”的影响，文物考古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引用，有学者继续据此任意引申，致使先周历史文化研究歧见又出，此不能不对山西说作一辨析。山西说的错误就是不深查历史文献，不明先周历史三阶段，乱引民俗和文物考古资料，欲以第一阶段的民俗文化证第二阶段的历史，其基本出发点开始就错了。先周早期在山西，其文化是夏文化，根本找不到先周文化。因为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在夏朝任职的周族首领及其亲属仅为一小部分，其文化同化于强大的夏文化之中。如说他们的研究有值得肯定的，只对了四分之一，即先周早期一半在山西。究其原因，首倡者钱穆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以早期民俗文化为主，滥用训诂，他以汾训邠，牵强附会；主观推测，随意联想。所以他找出的所谓证据经不起推敲。否定了历史文献，使其研究失去航标。一代考古大家邹衡先生因先周文化有山西光社文化因素，就认为先周文化来自山西太原，显然是受了山西说先入为主的影响。周人在山西生活过，怎能不受其主体文化的影响，有光社文化的因素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怎能即此就认定先周文化来自山西太原光社文化呢？
《中华远古史》的作者王玉哲先生的错误有：第一，以骀训邰，随意通假。骀是马，指事；邰是地名，邰的右边是邑，在汉字中凡是带邑旁的字都是地名，概不混淆。在这一点上他与钱氏一样。
第二，据山西在西周时有姬姓戎国而认为先周在山西。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忽视了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姬是皇帝的姓，皇帝代炎后至五帝时期，皇帝后裔一直在山西生活，山西能不有姬姓？尧赐弃姬姓，是对生活在关中的姬姓后裔的确认，使原为平民的弃有了贵族身份，而不似后世皇帝赐姓是对其本姓的改变。姬弃和他的后裔在尧舜禹三朝及夏朝任农官后稷达13代之久，在中央任后稷的周先王直系亲属能不在夏都生活？未必每个周先王只生一个儿子，但约500年间没有一个周先王在山西留下后人？其二，戎狄族与华夏族的区别不是姓氏，而是是否行华夏礼仪。我国的礼仪形成于西周，夏代是礼仪初创时期，行不行礼仪在夏商时期并不严格；即使同一姓氏的各分支。因生活地的不同，其文化价值观亦不同。分分合合，这是整个华夏民族在数千年发展中的基本规律。在长达1000余年时间里，姬姓向戎狄族与华夏族两极分化，生活于文化先进地区的姬姓成为华夏族，生活于文化落后地区的一部分姬姓成为戎狄族，因此，戎狄族中就有姬姓。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说匈奴的祖先是夏人。王先生的论据证明先周早期在山西有一定道理，证明中期在山西是错的。
第三，周人是夏人后裔。周人是在《尚书》中有自己是“区夏”、“有夏”的说法，在《周礼·春官·宗伯》里也有“王夏”、“召夏”、“肆夏”的音乐。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周人是夏人的证据。华同花，夏同大，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夏商周三族对自己的美称。夏并不单指一个夏族。况且，夏族在家天下之前并不称夏，这在《尚书》等文献中是清楚的。夏后氏一名也告诉人们他们不是惟一的夏族。《说文解字》中说，后是司的反写，意为执撑。氏是上古区别部族的姓。《商书·汤誓》就有一例：“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这个后是指商汤，即“商后”，商族也可称“商后氏”。周人与夏商的始祖同事尧舜，称自己是（华夏）旧邦，其命维新。在执掌了全国政权后自称是“区夏”、“有夏”是极正常的。王先生错会了文意。我国历史上在上古时错会远古文意的事古已有之，如把“天圆地圆”误解为“天圆地方”，把八卦中三阳爻三阴爻曲解为“三天两地”。
山西说及其周人是夏人后裔论一处，便有了谢维扬的借此推演，引出了敦煌说。先周中期文化是陕西地方文化和戎狄文化结合的产物，内含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石峁文化，甚至有山西的光社文化和内蒙朱开沟文化诸多文化因素。谢先生因为先周文化有朱开沟文化因素认定周人跟着夏人亡命于内蒙。谢先生应明白，宝鸡地区的先周文化是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的继续，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是先周中期偏晚阶段文化。周人是在内蒙生活过，那是季历在征戎狄时，但不是整个周族都在那里生活过。何况文化的互相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只重一点，不及其余，未免太草率了。周人从来就没有异化为戎狄，何来回归华夏族之说呢？谢先生根据漏洞百出的证据为其观点立论，设计了一个周人从山西跟着夏人屁股后面转的故事情节，从山西转到内蒙，又从内蒙转到敦煌，再转到陕西关中。仔细读读《诗经》、《尚书》，就知道周族在戎狄间始终就是一个主观愿望极强烈、独立自主的部族，是他们同化了不少戎狄族，而不是戎狄族对他们的同化。
四  先周中期地望考定
先周中期是以夏末帝孔甲事淫乱、夏道衰微、诸侯叛夏、夏周交恶、不窋丢失邰地亡命戎狄之间开始的。不窋之孙公刘又从祖父落脚地迁往豳，在此建立邠国，使周族从此走向肇兴（事在《国语·周书·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和《诗经·大雅·公刘》中）。不窋所迁的戎狄之间无具体地点，豳，据文献记载有陕西旬邑和甘肃陇东两说。毛公注《诗经》把这两迁合为一迁，遂成为公刘自邰迁豳。司马迁在《史记》中两迁并存，先周历史悬案初成。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栒邑县”自注下把公刘所建邠国说成是豳国，右扶风美阳有豳山，遂把邠国都邑定在陕西旬邑。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虽然承认邠是“周太王国”，但又把 “豳”置之“邠”字条下，使二字合而为一。这两个大儒共同把邠国都邑定在陕西旬邑，后世大多数学者据此都持陕西旬邑说。方志及《括地志》、《元和郡县志》说公刘在豳地所建邠国都邑在甘肃庆阳即宁县庙嘴坪。陕西旬邑和甘肃庆阳两说相持不下，由此引出了山西说。先周中期地望能否找到，能！它就在《诗经》及有关文献里。《诗经·大雅》中有五首周人诗史，其中《公刘》和《皇矣》共证邠国地望。
《公刘》诗说公刘所迁之地豳是一个原区，如原、溥原、斯原、隰原，他下了原，过了一条河才看见“京”，在“京”建起了都邑，以后就把邠国都邑叫“京”、“京师”，开了我国把国都称“京”的先河。后周人在周原建起周京。在长安以西建起沣京、镐京，我国把国都称“京”遂行天下。“京”在《大雅》中共出现过11次，分别指这四京。这11个“京”,除《公刘》、《皇矣》指邠过都邑外，其他诸“京”分指周京、沣京、镐京。
《皇矣》六章开头说“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意为密人的入侵从阮国边界开始，已经快靠近邠国都邑“京”了。这说的是文王阀密救阮、共的事件。这个事件在《史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有记载，皇甫谧有考证，是为信史。诗接着说密人登上了小山丘，上到原上。不要占我的大原，我的大原是我的；不要饮我的泉水，我的泉水、池水是我的。胜利后文王规划鲜原，岐山的周原，渭河边的程。文王成为诸侯的榜样，天下的人都往周国去，尊文王为王。《皇矣》是为文王歌功颂德的诗。诗人是说文王在密须国侵犯阮国与共国时，又从阮国边境开始侵犯了周先王的古土邠国，而且已经快到邠国京城了。所以，文王非常震怒，出兵保卫自己的国土，解救阮、共二国，是仁义之师，因而取得天下人的信任。
在这个事件中，一共提到阮、共、密须和邠四国。诗明说邠国与阮国为邻。邠国地望则定。密须在甘肃灵台县，阮国在甘肃泾川县，共国在甘肃镇原县南。阮国之南是密须，之北是共国，之西有方国，只有东面无国，则非邠国莫属了。泾川县之东是宁县，二县已泾、蒲二水为界，由此就知道古邠国在今甘肃宁县境内。
根据诗意考定邠国在宁县，再看看宁县的地形合不合诗意。从泾川县过了河到宁县，上二三级台地，台地与原之间有小丘，由小丘再上就是910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残原中最大的原——董志原。原上有池，原边沟下有泉。宁县的地形与诗意完全相合，证明邠国在宁县是没有问题的。
邠国定在宁县，由此证明《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及方志所记公刘邑、公刘坪、古豳（邠）国城在宁县庙嘴坪是正确的。我国北魏时最早把宁县称豳州、邠州，其原因就是因为宁县有古豳（邠）国城。2004年6月，庙嘴坪下县医院基建时出土一通巨碑，碑额上书“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颂”。颂文开头说：“维大代正始元年岁在甲申七月丙午朔十五日，羽真散骑常侍、安南将军、殿中尚书、泰山公之孙，安南将军、比部尚书、泰山公之子，持节督豳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豳州刺史山公率州府网座仰为孝文皇帝立追献寺三级。”大代即大魏、北魏。正始是北魏宣武帝年号，元年是公元504年。该碑再次证明史书所记邠国京城在宁县是正确的。庙嘴坪是省级文物保护大遗址，内含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周文化、秦汉文化，以至唐宋元明清文化没有断绝。其文化内涵有周文化，亦即为证。
《公刘》诗说豳是一个原区。黄土高原解体后在陇东留下一个残原群，在庆阳市内计有十几条原，如董志原、早胜原、宫河原、春荣原、盘克原、南义原等，其中董志原最大。宁县处在上述诸原的中心，庙嘴坪在三水交会之处的三级台地上。宁县的地形又与诗《公刘》中的地形“原”相同。
庆阳市的周文化遗址111处。庆阳市齐家文化下来就是周文化，而无商文化遗址，所以，周文化遗址就可认为先周文化遗址。平凉市几乎无周文化遗址。咸阳市、宝鸡市的先周文化遗址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裁明。查看先周文化遗址分布图，先周文化遗址在以宁县为主的庆阳市前原区和陕西长武县集中分布，而在长武县到渭河川之间，是空白区，旬邑、彬县没有先周文化遗址。从上可知公刘的古邠国就在以宁县为主的庆阳市前原区。从此图进一步知道古邠国的范围并不大：它北起董志原北边，西界泾浦二水，南到长武县、正宁县，东至子午岭。至此，我们似乎明白了长武县碾子坡和渭河川能发掘出先周文化的原因。
《周礼》、《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大雅·公刘》记载公刘所迁之地叫“豳”,《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史记》、《说文解字》记载公刘所建之国叫“邠”，二者不是一回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上》里说公刘所建之国叫“豳国”误导了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把二字合而为一，更进一步搅混了先周这潭水。旬邑美阳有“豳山”，仅仅是一座山而已。“豳山”不是豳原，美阳的“豳山”不是邠国的都邑“京”。从上引文献和《先周文化分布示意图》中更知“豳”地大，大到旬邑、彬县；“邠”国小，小到南至到长武县。
既然《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及方志所记公刘所建之“邠”国没有错，那么同样是这些文献记载的庆城县的“不窋城”、“不窋坟”也没有错。由此则知不窋亡命的戎狄之间就是庆城县。《诗·公刘》载明公刘是从豳地之外迁入“豳”的，更清楚庆城县不属于“豳”。历史上之所以把“豳”和戎狄之间混为一谈，就是因为庆城县与宁县二地相距太近，直线距离不足百公里。庆阳市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和周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规律：仰韶文化大多在川台，少数在山峁；齐家文化已发展到原边，周文化大多数在原区。这三种文化由川到山边、再到大原区的发展规律，说明公刘迁到大原区豳的原因。庆阳县是山区，不适应已完全农业化了的周族，故他们在戎狄间站稳脚跟后，就由公刘迁到大原区的豳，开垦了那时尚未开垦的豳原。
《中国历史地图集》错把“豳”标在旬邑，据考证把“豳”上移到宁县，原标在宁县稍上的@依次上移到庆城县，则知庆城县当时叫@  。现在我们可以给历史以正确答案：不窋自邰迁@ ，公刘自 @ 迁豳。500年后的商朝末期，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整合期到了，古公亶父借口戎狄相逼从宁县的古豳（邠）国城，迁到商戎相交的岐，在周原建起周京，为“剪商”打下了基础。把周人诸迁概括一下；不窋之迁是亡命，公刘之迁是向外发展，古公变父之迁是战略转移，文王之迁程是为了“翦商”。在这里尚须给学术界作个交代。《公刘》诗中的“涉渭为乱”的渭不是渭河。它是宁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历史上它叫“渭峪水”，现名叫烂泥沟。烂泥沟入马莲河的入口处叫“渭峪口”。“渭峪口”上原十几里有“公刘”村。“公刘”村南下十里许过“渭峪水”，石崖下有历史上的采石场，即公刘的“取砺取锻”处。《大雅·绵》中的“自土沮漆”之“土”水，就是宁县境内的古“泥水”今马莲河，或“刘杜川”，这些古老的地名都在为先周中期在宁县作证。
五 先周文化探讨
先周中期在以宁县为主的庆阳市前原区，就锁定先周早期周族主要生活地在陕西武功邰，则先周早期文化已定，它是这个时段的陕西地方文化。陕西这一时段的文化即客省庄二期文化。在仰韶文化时期，庆阳市的文化和关中的文化一样同是仰韶文化。在此后二地有了分别，关中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庆阳则是齐家文化。但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触角却伸向了 庆阳，宁县春荣乡（原石鼓乡）石岭子遗址就出土客省庄二期文化。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只能用周族带来的作解释。周族来到宁县后使用的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历时不久吸收了戎狄文化而形成了典型的先周文化。宁县出土客省庄二期文化，又反证关中客省庄二期文化是先周早期文化。尹盛平先生关于客省庄二期文化是先周早期文化的观点是对的。庆阳地区夏至西周之间的文化面貌较复杂。齐家文化的上限距今4100年，下限距今3600年，刚好与夏文化时间相当。但甘肃灵台县桥村齐家文化C14测年距今3300年左右，其下已入商代，宁县也有与此相当的文化。而庆阳地区恰好没有商文化，现今文化序列是齐家文化之后就是周文化。在这一时段，庆阳地区并存齐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周文化和寺洼文化。所以，需要学术界对庆阳地区这一时段的文化给予关注，进行深入研究，重新界定。希望考古界学者能把研究重点向此转移，进行一些必要的发掘，以彻底弄清这里的文化面貌。
（《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