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最大的海啸:新生代农民工：家在哪里？

　　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农村劳动力，也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是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面临边缘化的尴尬群体。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招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事实上，他们甚至搞不清自己属于农村还是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家”究竟在哪里？

1三代农民工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初步演化成了三代农民工群体，而当前三代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已经与新农村建设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尽快化解这些矛盾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工作。

　　我国农民世代沿袭了2000多年的子承父业的代际转换方式，正在迅速地彻底地改变着。调查报告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三种形式。

　　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只能回到农村去。基本方式是离土不离乡，农闲出来农忙回去，农业的生产技能并未丢掉。由于这批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上未接受过任何劳动培训，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同接纳，因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普遍较差。目前，第一批农民工已基本返乡，虽然他们的年龄已是50～60岁，但目前农村的生产劳动主要还是靠他们在维系支撑。

　　第二代农民工不回去，努力要做城里人。第二代农民工年龄在16～45岁左右的农民工群体，其特点一是年龄结构更年轻。其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仅占16%。二是文化、知识、技能普遍比第一代农民工高。三是所从事的行业、工种已不再局限于建筑业，呈现出多样性。四是离土又离乡。他们基本上是离开学校就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农忙时也很难回去，因此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已基本丢掉。五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在城市发展、创业、安居正成为这一代农民工的主流意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已远远高于对家乡的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也是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第三代农民工回不去，未来境遇难确定。第三代农民工即第二代农民工带在身边的子女。严格地说他们还不是农民工，但如果户籍等相关制度无重大改革，他们长大后身份仍将是农民工。他们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并接受较为完备的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更趋同于城里人。他们对农村更疏远更陌生，而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比上两代农民工的认同感更高、更强烈。因此，让他们长大后再回到偏远的农村家乡去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2新生代农民工人群调查

　　据统计，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全国各省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其结果显示：

　　（1）给调研人员的直观印象：他们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80后”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

　　但在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

　　（2）追寻“下一个城市”的理由：“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3）“80后”的打工价值观：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新一代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

　　（4）新一代农民工高度渴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这使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

　　（5）九成新生代民工不愿“回家”：调研数据显示，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有研究资料显示，失地农民约4000万，在土地出让金中开发商和政府获利丰厚，而农民获得的收益却相对较少。

3新民工：入不了城 回不了村

　　城市农村边缘化--看不见的城市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很傻很天真’”刘海亭这样形容当初对城市的幻想，“以为到了城市里只要自己敢拼敢闯就能混个人模人样，结果几年过去了，在城里呆不下去，也没脸回到家里了。”这段话或许道出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跟很多年轻打工者一样，刘海亭高中毕业后就去了扬州，他没有透露自己在那边是做什么的，他的朋友刘健也只知道他以前给人拉过货，对他现在的情况也不太清楚。“扬州话很难懂，说起来呱呱的。本地人都看不起不说扬州话的人。”刘海亭的普通话很别扭，有浓重的方言，他觉得当地人会因为他的口音嘲笑他。

　　对于扬州的方言刘金洲深有体会，“比鸟语还难懂，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经常因为听不懂老板说什么被骂，到现在还有很多听不懂。”

　　语言仅仅是第一个关口，挡在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隔阂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本来以为到了大城市眼界会开阔点，结果来了两三年，到现在只认识跟我一起工作的几个人，经常加班，根本没有时间出去逛，整天打交道的就是几个外地工友。”他也确实有过几次游玩的经历，但他觉得“玩得很不爽”，“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想，就感觉别人看我眼光不一样，到那里都觉得有人盯着我，那种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在外拼搏多年的刘金洲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不管你怎么打扮，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农村人，对你的态度就变了，有时候只有你自己能察觉到。”即使是八年过去了，他在扬州的生活娱乐圈子也只还局限于船厂的几个铁哥们，“上班就封闭在厂里，下班不是叫几个人一起玩就是回去睡觉，跟当地人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就算到小卖部买烟也只是用手指下而已。”

　　在平时跟当地人没有交集，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不会选择求救当地人。“厂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都是外地人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内部解决，报警的话会败坏外地人声誉。如果有当地人的话更不能报警了，警察肯定会偏向当地人。以前厂里就有这样的事情。”刘金洲曾经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好几次打架事件，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报警。

　　这批农民的后裔已经不像他们父辈那样单纯以挣钱为目的，他们面对身份歧视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他们打工的主要动因在于羡慕城市生活、出来锻炼自己。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二代农民工大约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虽然城市化迅速发展，但要消化如此庞大数量的二代农民工确实是对城市的考验。与此同时，在这个大背景下二代农民工的失意在所难免。

　　刘露在苏州的服装厂里包装衣服，她们生产的衣服都是动辄几百几千的名牌服装，每一件都是她们亲手包装的，但是出了厂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因为一件衣服就相当于她们一个月的工资了。“很想试一下自己厂里的衣服，但我连它们被送到哪里都不知道。”

　　城市农村边缘化--回不去的农村

　　处于城市边缘的他们，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青春，但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因为在他们身后，曾经的家乡已经再也回不去。

　　尽管外面漂泊的生活让刘健满腹牢骚，但他表示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你看看现在留在农村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老年人，要不就是小孩子，跟我同龄的基本都出去了，我要留下来的话连说上话的人都没有。”当年跟他一起上小学的同学除了一两个继续上大学外，其余的都外出打工了。他们这些年轻的打工者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回来后都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打台球、上网、唱歌。在他们看来，只有跟这个圈子里的人才有共同话题，而其他人都是不了解他们的。

　　穿着光鲜亮丽的他们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各种现代化产品，对就在离家不远的庄稼地已经非常陌生了。在他们看来，很难想象自己现在跟父辈一样回到田地里重拾锄头。面对全村整齐划一的田地，刘威甚至都不知道哪一块是他家的。

　　刘金洲的父亲在外打工多年，他自己对于多年没有从事的田间劳作也已经有点陌生了，“我们从小都是没办法才干农活的，现在的家长哪里舍得让孩子下田呢？孩子连韭菜跟稻子都分不清，让他们靠种地生活是不可能的，那肯定饿死了，还不如出去打工。”

　　常年接受城市文化熏陶的他们已经慢慢地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厚重的隔膜，穿着时尚前卫、花钱大手大脚的他们已然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另类”，而村里人将终身束缚在土地上在他们看来也是十足的“思想落后”。

　　除了不会干农活这一实际的限制外，他们也觉得在外打拼那么长时间最后再回到农村“面子上过不去”。“农村跟城市不一样，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不像城里人关上门谁都不认识。认识了就会互相比较，看谁混的好，混的好的人人竖大拇指，混的差的就在背后指指点点。你在外面打工十几年，最后还是回来种地，就算人家什么都不说，你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刘健十分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这让他很痛苦，他曾经想过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最后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

　　搞不清自己属于农村还是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据了解，杭州约有300万名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其中以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说是农村人，但没干过一天的农活儿；说是城里人，但没城里的房子、城里的户口。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这种身份的尴尬，已经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自我身份认知的不确定。

　　事实上，在关于身份认知的调查上，有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我是谁”，不知道自己应该定位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1.5亿人，其中80%在县城以上城市就业。1.2亿农民工事实上已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身份仍是农民，是名不副实的城市人口。一支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如何让他们“落地生根”，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4“家”究竟在哪里？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去”的现象，不禁让令人联想起 “逃回北上广”现象的思考。时隔不过一年，当初那些选择远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又再次坚毅地从二三线城市回归北上广。北上广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身在其中，时常纠结；一旦离开，格外留恋。群体选择的背后，是笃定事实带来的价值取向。

　　其实，早在白领们“逃离北上广”之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用脚做出了更为准确的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等沿海城市有大量农民工因订单而失业，事实上，不少失业的农民工仍“滞留”在城市，成为公共管理中较为“头大”的社会课题。彼时，不少专家学者将之归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没干过农活、吃苦意识差、挑剔爱享受云云，但此类“弊病”不过是人之本能，说白了几近身份歧视，并未能真正解码新生代农民工集结城市的真实动因。而今，当白领们无法忍受二三线小城市的“寻常生活”时，社会对“逃回”与“留恋”的反思才较为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农村或小城市之“小”，不在于没有高档商场，也不在于马路与大楼的区别，而在于浸淫其间的隐性成本与价值状态。农村虽然有厂、有企业，但正因为一切靠熟人规则成事，你根本找不到能实现梦想能量“核聚变”的星工场；其次，公共服务差强人意，创业或办事的权力成本过高，而低效率、无责任的公权乱象又无法通过“公共监督”或“投诉”的方式加以纾解，结果就是你要耗费大量精力在无妄的“应酬”与绝望的“关系”上。相对而言，大城市是在办事、农村是在“理人”。

　　理顺这层利害，就知道返乡与否不只是虚荣不虚荣的考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相对公平性，是我们最大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自由、梦想、独立、尊严……凡此种种，不只是小白领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渴望，而是人类亘古的精神诉求。这是一场方向与路标的选择，激荡或洋溢在大城市的那些亮点，但一朝离去，总能发现其间的珍贵与不易。

　　2010年初，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成为社会焦点。2010年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2011年2月20日，全国总工会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在报告末端的对策和建议中，提出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问题迟早要解决，因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长于经济迅猛发展之时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单单是一个年轻的族群，迟早要承载国家荣光--他们的“家”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静心思考的命题。

5结语

　　自由创造财富，公平兑现梦想。那些宁愿在城市角落漂泊也不远回乡上班的灵魂，未必个个都是虚荣而疯癫的傻瓜。相反，他们也许更知社会冷暖、更懂得生存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