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后日军:《岁月与性情》1——3

《岁月与性情—周国平心灵自传》

序：我判决自己诚实

明年我六十岁了。尼采四十四岁写了《看哪这人》，卢梭五十八岁完成《忏悔录》。我丝毫没有以尼采和卢梭自比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我现在来写自传并不算太早。
　　我常常意识不到我的年龄。我想起我的年龄，往往是在别人问起我的时候，这时候别人会露出惊讶不信的神情，而我只好为事实如此感到抱歉。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我显得年轻主要不是得益于外貌，而是得益于心态，心态又会表
　　现为神态，一定是我的神态蒙蔽了人们，否则人们就会看到一张比较苍老的脸了。一位朋友针对我揶揄说，男人保持年轻的诀窍是娶一个年轻的太太，对此我无意反驳。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组成了我的最经常的生活环境，如同一面无时无刻不在照的镜子，我从这面镜子里看自己，产生了自己也年轻的错觉，而只要天长日久，错觉就会仿佛成真。不过，反过来说，我同样是我的妻子的这样一面镜子，她天天照而仍觉得自己年轻，多少也说明了镜子的品质吧。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心态年轻也罢，长相年轻也罢，与实际上年轻是两回事。正如好心人对我劝告的，我正处在需要当心的年龄。我大约不会太当心，一则不习惯，二则不相信有什么大用。虽然没有根据，但我确信每个人的寿命是一个定数，太不当心也许会把它缩短，太当心却不能把它延长。我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即使能，我也不想，我不愿意替我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操心。不过，好心人的提醒在我身上还是发生了一个作用，便是促使我正视我的年龄。无论我多么向往长寿，我不能装作自己不会死，不知道自己会死，一切似乎突然实则必然的结束只会光顾别人，不会光顾我。

我是一个多虑的人，喜欢为必将到来的事情预作准备。即使我能够长寿，譬如说活到八九十岁，对于死亡这样一件大事来说，二三十年的准备时间也不算太长。现在我拿起笔来记述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就属于准备的一部分，是蒙田所说的收拾行装的行为。做完了这件事，我的确感到了一种放心。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称作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夏多布里昂把他的自传取名为《墓中回忆录》，对此我十分理解。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人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才需要掩饰或撒谎，自欺者所面对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在写这本书时，我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够理解，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我的目的是给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个坦诚的交代，我相信，惟其如此，我写下的东西才会对世人也有一些价值，人们无论褒我还是贬我，都有了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参考。
　　当然，我毕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事实上我不可能说出全部真话，只能说出部分真话。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决不说假话，对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所谓不可说的，其中一部分是因为牵涉到他人，说出来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私敌，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仅在与私生活无关的场合，当我认为事关重要事实和原则之时，我才会作某些批评性的叙述或评论，但所针对的也不是任何个人。

然而，有一点是我要请求原谅的，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实际上都是由与某些特殊他人的关系组成的，有若干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写他们，我就无法叙述自己的经历。譬如说，在叙述我的情感经历时，我就不可能避而不写与我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如果她们因此感到不快，我只能向她们致歉。不过，读者将会看到，当我回顾我的生命历程时，如果说我的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首先感激的正是曾经或正在陪伴我的女人。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这个我的。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我在回顾中发现，我的这种人生观其实早已植根于我的早年性格中了，是那种性格在后来环境中历练的产物。

小时候，我是一个敏感到有些病态的孩子，这种性格使我一方面极为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拙于应付外部世界，对之心存畏怯和戒备。前一方面引导我日益沉浸于以读书和写作为主的智性生活和以性爱和亲子之爱为主的情感生活，并从中获得了人生最主要的乐趣，后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对外在功利的淡泊态度。不妨说，我的清高源于我的无能，只不过我安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罢了。说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敏感和淡泊——或者说执著和超脱——构成了我的性情的两极，这本书描述的便是二者共生并长的过程，亦即我的性情之旅。
　　全书分四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写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当一个人回忆自己的生活时，往往受与透视相反的原理支配，他会发现，幼时再小的事也显得很大，近期再大的事也显得比较小。第一部所写皆儿时细小记忆，但是，童年无小事，人生最早的印象因为写在白纸上而格外鲜明，旁人觉得琐碎的细节很可能对本人性格的形成发生过重大作用。

第二部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较多篇幅回忆了郭世英，因为他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我一生的精神追求方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奠定的。如果读者想知道一个具有强烈精神本能的人是如何度过在农村的长期寂寞岁月的，也许可以在第三部中找到答案。第四部的时间跨度最大，篇幅却较小，笔调显得有些匆促。我对此的辩解是，许多事情正处在现在进行时态中，尚缺乏回忆所需的必要距离。不过，我的人生之路正是在这里有了基本的归宿，因而我在这一部分中比较集中地表达了我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成熟认识。
　　任何一部自传都是作者对自我形象的描绘，要这种描绘完全排除自我美化的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决不会是一个例外。即使坦率如卢梭，当他在《忏悔录》中自陈其劣迹时，不也是一边自陈一边为此自豪，因而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显示其人性的丰富和优秀吗？我惟一可以自许的是，我的态度是认真的，我的确在认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诚实。我至少敢说，在这个名人作秀成风的时代，我没有作秀。因此，我劝那些喜欢看名人秀的读者不要买这本书，免得失望。我也要告诫媒体，切勿抽取书中的片段材料，用来制造花边新闻，那将是对这本书的严重亵渎。我只希望那样的读者翻开这本书，他们相信作者是怀着严肃的心情写它的，因而愿意怀着同样的心情来读其中的每一个字。
　　                         2004年5月19日

一、 绝对平民

我的书柜里竖着一张黑白照片，相纸有些发黄了，照片上是一个男婴，刚会站立的样子，站在一只木质大圆桶里。背景是一个门厅，那只大圆桶其实是一座楼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宽大，漆得油亮。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着。女儿三岁时问我那是谁，当她听说就是小时候的爸爸时，抬起头望我，一脸疑惑的神情。事实上同样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这个小男孩和我联系起来的唯一依据是许多年前父母的告知，这个联系如此抽象，我始终无法将它还原成我的具体生长过程。
　　据父母说，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厅里拍摄的。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货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现在那里是上海食品公司。根据我的推算，父亲进这家公司当出纳员时的年龄是二十岁，两年后与我的母亲结婚，然后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岁时上海解放，他离开了这家公司。

我可以断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亲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我的证据是照片，在父亲和母亲的相册中，几乎全部照片都是这个时期拍的。那时候，父亲年轻英俊，显然喜欢游玩，经常携母亲在沪杭苏留影。从照片上看，父亲和母亲衣着体面，一双幼小的儿女十分可爱，一家人其乐融融。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儿阶段的，其后出现长期的空缺，我的弟妹们则几乎没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变化。

读中学时，我曾仔细整理这些旧照片，因为老相册已破损，就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本很像样的新相册，把它们安顿好。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册里的绝大部分照片，由于父亲穿长衫和母亲穿旗袍，怕有“四旧”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烧掉了。
　　在进新新公司之前，父亲有一个穷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按照他的叙述，他三岁丧父，全家的生计主要靠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哥做工维持，他的母亲也做些织花边的零活贴补家用。十四岁时，他进一个周姓本家开的米店当了五年学徒，接着在天蟾舞台当了几个月售票员。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父亲经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现在我忽然想到，他这样做不只是在教育我们，也是在开导他自己，因为在离开新新公司之后，一方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长大，家里的生活明显变得困难，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时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个更低的参照标准。解放后，父亲调到税务局工作，没几年就下放了，先后在几家菜场当支部书记。他是解放初入党的，这一资历并未给他带来半点官运，他终老于基层干部的岗位。他自己对此倒没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见他闲在家里。二三十年间，他的工资一成不变地永远是七十四元，这一点钱要养活一家七口，其拮据可想而知。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苦，饭总能吃饱的，只是当餐桌上有红烧肉时，几个孩子的眼睛不免会紧盯着别人的筷子。
　　我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年轻时曾在药厂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后就退职了。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来是一个母亲，她的全部职责就是养育五个孩子。事实上，在我们自立之前，她的确永远在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碌。有一次，我在老相册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个美丽时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华的亲笔签名。问母亲才知道，这位与周璇齐名的大影星曾是母亲的结拜姐妹，当时她们都住在钱家塘（后来的陕西北路）一带，经常在一起玩。这一发现令我非常吃惊，使我意识到母亲并非生来是为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她也有过花样年华。在我妹妹烧照片的革命行动中，周曼华的玉照当然没有幸免的可能。
　　母亲生性安静，总是勤勉而无声地做着家务，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爱唠叨。父亲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她，一家的生计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很会安排，譬如说，每逢中秋，我们家是买不起月饼的，但她一定会自制一批月饼，也很香酥可口。幼小年纪的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的照料，哪里能体察她心中的压力。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父亲不在家，母亲躺在床上，地板上一只木盆里盛满血水，邻居们聚在屋子里外议论着什么。三岁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妈妈生了个死孩子，是女的。五岁的大弟弟补充说：手还没有长成呢，爸爸用一只大铲子运走，丢到专门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我听见一个邻居在劝慰母亲，而母亲回答说：“死了还好些，活的还不允许把她弄死呢。”我默默听着，惊诧于母亲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觉到了小屋里笼罩着贫困的阴影。

曾几何时，也是在这间小屋里，母亲在这同一只木盆里洗衣服，她的年轻的脸沐浴在阳光中，对着我灿烂地笑，这样甜美的情景仿佛遥远得不可追寻了。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夭折的。据母亲说，他比我小一岁，生下后几天就死了。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无数次地怀念这个我对之毫无印象的弟弟，因为他与我年龄最接近，我便想象他如果活了下来，一定会是我的知己，于是为失去他而格外伤心。
　　虽然生活比较窘困，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仍是十分和睦的，我从未看见他们吵架。他们会为日常开支烦恼，但从来不曾抱怨命运。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方式视为天经地义。也许当时多数人家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所以并不显得难以忍受。童年的家境使我习惯了过节俭的生活，在以后的生涯中，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我始终不成为一个问题，我从来不觉得节俭是一种痛苦。

由于奢华是我全然陌生的，我也不觉得奢华是一种幸福。直到现在，虽然常有机会瞥见别人的奢华生活，我仍自然而然地觉得那是一种与我无关的东西，对之毫不动心。父亲和母亲给予我的另一笔遗产是老实做人。他们都是本分人，压根儿不知道有玩心眼这种事，在邻里之间也从来不东家长西家短。这种性情遗传给了所有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拙于与人争斗，在不同程度上显得窝囊。我的妻子和朋友在接触了我的家人以后，都不禁为他们的老实而感慨。比较起来，我算最不窝囊的，但是我以及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是我后来的所谓成功掩盖和补偿了我的窝囊罢了。
　　我的家庭实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如果要查文化传承，就更无渊源可循了。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上一辈亲属里找不出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我的父亲在其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但也只读过小学，靠自学才粗通文墨，母亲则是通过扫盲才识字的。父亲的柜子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书，基本上是干部学习资料之类，此外有几本苏联反特小说和一本福尔摩斯探案，表明父亲也曾经有过一点儿消遣的阅读。高考报名前，上海一所大学为考生提供咨询，一位老师听我说要报文科，问我是否受了家庭的影响，我能举出的只有父亲柜子里的一套《毛选》。
　　我有一些朋友也出身平凡，但他们能够在家谱中追溯到某个显赫的先人，我却连这种光荣也丝毫没有。为了奚落他们也为了自嘲，我向他们阐发了一个理论：第二等的天才得自家族遗传，第一等的天才直接得自大自然。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我不是天才。不过，就理论本身而言，多少有一点道理。历史上有一些人才辈出的名门，但也有许多天才无家族史可寻。即使在优秀家族中，所能遗传的也只是高智商，而非天才。天才的诞生是一个超越于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在自然事件这一面，毋宁说天才是人类许多世代之精华的遗传，是广阔范围内无血缘关系的灵魂转世，是锺天地之灵秀的产物，是大自然偶一为之的杰作。

二、 准贫民窟

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侯家路120号。不过，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虹口区的一所房子里。母亲说，怀我的时候，抗战临近结束，日本飞机频繁轰炸上海，虹口是重点目标，窗外警报声和炸弹声不绝，使她处在极度的惊慌之中。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胎教，造就了我的过于敏感的天性。

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分娩后没有奶水，我是靠奶粉养大的，因此体质也比较弱。我生下后不久，一家姓毛的邻居不慎失火，把整幢房子烧了。其后这个邻居投靠他的哥哥，把我家也介绍过去，于是我家搬到了侯家路，住进了他哥哥当二房东的住宅里
　　。事过十多年后，母亲还常常不胜怀念地说起虹口住宅的舒适，而对毛家的闯祸耿耿于怀。我是丝毫不记得我的诞生屋的情形了，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我总把它想象成一幢明亮宽敞的楼房，总之世上没有比它更美丽的房屋了。
　　侯家路位于上海东南角，属于邑庙区，后改称南市区。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窄小的街道纵横交错，路面用不规则的蜡黄色或青灰色大卵石铺成，街道两旁是低矮陈旧的砖房和木板房，紧紧地挤挨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有两个区最像贫民窟，一个是闸北区，另一个就是邑庙区。邑庙区靠近黄浦江，由于排水设施落后，每年暴雨季节，当黄浦江涨水的时候，那一带的街道上便会积起齐膝深的水，我们称作发大水。水是从阴沟里漫上来的，当然很脏，水面上窜跃着水蜘蛛。大人们自然觉得不便，但我们孩子们却像过节一样，一个个穿着木屐或赤着脚，兴高采烈地在脏水里蹚来蹚去。对于可怜的城市孩子来说，这是难得的和水亲近的机会。
　　上海老城区的黎明景象极具特色。每天清晨，天朦朦亮，便有人推着粪车边走边吆喊，家家户户提着马桶走出门来，把粪便倒进粪车，一时间街上臭气扑鼻，响起了一片用竹刷洗刷马桶的声音。一会儿，垃圾车来了，推车人玎玲玎玲地摇着手铃，家家户户又出来倒垃圾。街道就在这刷马桶声和铃铛声中醒来了。然后，女人们提着竹篮，围在街道边的菜摊旁讨价还价，一片喧哗声，开始了雷同而又热闹的一天。
　　走进侯家路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踏上一条窄窄的木走廊，我家便在走廊的顶头。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只有几平方米，上海人称做亭子间。顶上是水泥平台，太阳一晒，屋里闷热异常。它实在太小了，放两张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了空余之地，父亲只得在旁边拼接出一间简易屋子，用作厨房。现在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是怎么住七口人的，但当时却丝毫不感到难以忍受，孩子的适应性实在是超乎想象的。
　　从街上看，120号是一扇小门，走进去却别有天地，其实是一座颇深的二层建筑，住着十多户人家。二楼主体部分基本归毛家使用，小木走廊上的几间小屋以及一楼的房屋则租给了其他房客。楼下住着几家湖北人，常聚在一起搓麻将赌钱，楼上的居民就向警察告发，因此楼上和楼下之间充满敌对情绪。夏天的夜晚，二楼的居民经常在屋顶的水泥平台上乘凉，毛家叔叔喜欢讲鬼故事，我每每听得毛骨悚然，不敢回屋睡觉。他还讲过一个徐伟长的故事，说是有一寡妇怀了孕，被告到官府，徐伟长断案，论定只是因为这女人与婆家人包括小叔子共用一个马桶，马桶内有精气而致孕，后来女人生下一无骨死胎，证明了断案正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当时我头一回听到与性有关的谈论，似懂非懂，觉得很神秘。
　　毛家是浦东人，说话带浓重的浦东乡音。大毛是个胖子，一脸横肉，开了一家袜厂，车间就在楼梯边的大客厅里，七八个女工坐在手摇织机旁做工，满楼都听得见机器的咔嗒声。小毛是瘦高个，曾经劳改过，没有职业，一生潦倒。他的老婆也在袜厂做工，这个面色苍白的可怜女人常常遭到丈夫毒打。倘若楼里突然哭喊声连天，多半是毛家叔叔在打老婆了，其结果往往是老婆被推下长长的楼梯，跌得满头是血。此后若干天里，人们会看见毛家婶婶头上裹着一块布。毛家伯伯同样打老婆，同样打得狠，只是比小毛打得少些。在挨打之后，两家的老婆始终服服帖帖，把挨打视为她们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毛家伯伯对孩子很严厉，不苟言笑，毛家叔叔却是喜欢孩子的，见了面笑逐颜开，兴致好时还会带我上街玩。他待人热心，不过，有一回他帮的忙却使我父亲不太高兴。那一天，我把脑袋伸进床头的铁栏杆里玩，退不出来了，毛家叔叔闻讯赶来，用锤子把一根栏杆敲掉。父亲下班回家，见状责备毛家叔叔太笨，说既然能伸进去，就一定能退出来，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反正从此以后，我家的铁床就少了一根栏杆。
　　二毛家都多子女，现在我仍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大毛家的大公子叫彩庭，年龄比我们大许多，在我上小学时就结婚了。他相貌堂堂，拍过一张化装成梁山伯的戏照，使我在心中崇拜了好一阵。他的婚礼在一家酒店举行，摆了一二十桌，在当时算得场面盛大。母亲背着父亲送五元钱礼金，带我们去参加了婚礼，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我们饱餐一顿。老式婚礼有许多繁文缛节，新郎新娘不断地被领到每个稍有瓜葛的长辈前鞠躬，虽然当时我是一个孩子，也已发现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脸色渐渐阴沉。婚礼的高潮是拜天地，当司仪高声宣布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发现新郎新娘不知了去向。大厅里一阵骚动，最后好像是从厕所里把他们找了出来，新郎脸色铁青，勉强三鞠躬了事。大人们说，新郎是新式人，不喜欢这些老式礼节。可是，结婚后不久，这个新式人也和他的父辈一样经常毒打那个当小学校长的妻子了。大毛家的二女儿叫彩虹，比我大两岁，父亲常开玩笑说要给我们两人订亲，使得我们见面时都有点忸怩。后来她的姐姐彩霞死于脑炎，她就继承了姐姐的婚姻，成了她的姐夫的妻子，据说这是浦东农村的一种习俗。
　　小毛家很穷，家里有两个男孩和我年龄相近，便成了我小时经常的玩伴。彩云比我大两岁，喜欢偷家里的东西卖掉。有一回，家里让他去一个地方办事，他约我同去。乘车时，他拿出一张五元整票买车票，我感到奇怪，问他有零钱为什么不用。他说，把整票找开，就可以谎报车费而留给自己一些钱了。这种做法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使我惊讶了很久。彩蜚比我小两岁，身上脸上永远脏兮兮的，总是拖着鼻涕，不时用舌头舔进嘴里。他曾认真地把他的一个重要发现告诉我，说鼻涕的味道很鲜美。
　　侯家路这座老楼里也许发生过许多故事，可是年幼的我知道得不多。在其余房客中，李家妈妈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穿过毛家用作车间的客厅，角落边有一扇门，门内就住着和蔼可亲的李家妈妈。她是一个漂亮的广东女人，弯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常常笑容可掬，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她也爱打扮，总是描着眉涂着口红，这在新社会是很忌讳的。她的丈夫是一个比她年长得多的老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八字胡，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遗老，在一天夜里突然死了。李家妈妈没有孩子，非常喜欢我，有一回把我请到她房里，不知怎么款待我才好，最后是给我煮了一碗甜面条。也许出于对她的身世的猜疑，母亲不太赞成我们和她往来，可是我却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妩媚笑容所吸引。我记得的另一个特别房客是一个单身男人，住在一楼的一间没有光线的小屋里。他也不是本地人，和谁都不来往，平时没有人注意他。有一天，他突然上吊了，楼里的居民为此议论了好些天。有一个小孩看见了现场，向我描述死者那一根拖出的长舌头。从此以后，上楼梯经过那间小屋门口时，我就会感到一阵恐怖。
　　小学五年级时，我家迁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续住。迁居后，因为我和姐姐仍读原来的学校，为了方便上学，我俩就和外婆一起继续住在侯家路，只在周末去新居与父母团聚。外婆很疼爱我们，天天给我们煮鸡血豆腐汤，问我们好不好吃。开始我挺爱吃，后来就腻了，但为了让她高兴，就总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兴，屡次告诉母亲，说我最喜欢吃鸡血豆腐汤。结果，我吃了一年鸡血豆腐汤。小学毕业后，我也离开了侯家路。几年前，在房产开发的热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旧街旧屋被全部拆毁，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间藏着我的童年记忆的亭子间了。

三 上课爱做小动作

我上幼儿园和读小学都在紫金小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离我家很近，在短短的卵石路上拐两个弯就到了。小学最后一个学年，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紫金小学由私立改为公立。奇怪的是，校名也改成了晏海路第二小学，虽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并不在晏海路上。我觉得紫金小学这个名字好听，改名让我不舒服。我毕业后，那里的马路扩修，并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学。学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人们在街上敲锣打鼓，毛家伯伯表情严肃地站在120号门口放鞭炮，他的袜厂也被合营了。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不断，除了公私合营外，留下印象的还有三反五反。大约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税务局玩，一个伯伯笑眯眯地问我：“想不想看老虎？”我点头，他就领我到一个房间门口，把门推开。我正害怕，却发现屋里没有老虎，只有几个和这个伯伯差不多的人坐着或站着。他告诉我，这些人就是老虎。我莫名其妙，许多年后才知道，当时把贪污犯称作老虎。
　　紫金小学附设幼儿园，当时叫幼稚班，我是三岁被送进那里的。据说三岁是一条分界线，此时大脑发育可能有一个特殊的过程，启动了记忆功能，同时把三岁前的事遗忘，彻底封存在了无意识之中。我最早的记忆也只能追溯到三岁上幼稚班时。我记得老师姓俞，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温和女子，戴一副度数很浅的近视镜。我是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同时入幼稚班的，为了便于照顾我，老师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边。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负姐姐，上着课就和姐姐打了起来。老师便把她的位置调开，但我仍然会离座去她那里打架，最后老师只好把我们编在不同的班里。
　　那时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参加考试，如获通过，便能升入一年级。我记得考试时的一个场景：我坐在课桌前，老师和我的母亲站在我身边，我拿着铅笔在考卷上乱涂一气，直到把空白都涂满。现在我很难推测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时我肯定已经认了一些字。当然，我未获通过，事实上是留级了。其后我在家里呆了半年，再读了半年幼稚班，才成为小学生。如果不留级，我上小学的年龄就不是五岁，而应该是四岁。那一年刚解放，对于上小学的年龄还没有限制。解放无疑是那一年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对它毫无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可以和它联系起来的惟一事情是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纸币不能用了。家里有成箱这样的崭新的小面额纸币，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父亲说是假钞票，不时拿一些给我们玩，很长时间才玩光。后来知道，解放前夕通货膨胀严重，这些钞票本来就不值钱。
　　我上小学时已经解放，有了许多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是六元，而紫金小学的学费是二十四元。但是，父亲认为这所小学教学质量好，就让我接着上。不过我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每学期缴八元。其实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和一些平房，几乎没有空地。校长是一位姓汪的女士，总是很严厉的模样，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为了一件什么事情狠训了我一顿。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见到她。每当我在记忆中沿着上学的路线走到校门前时，眼前出现的不是这位校长，而是教体育的李老师。当时李老师已是一个白发老妇，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镜片，极喜欢孩子，一到上学的时间就坐在校门口，亲切地与每一个学生打招呼和开玩笑。
　　小学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陆秀群。除了当班主任，她还教我们语文课。她大约四十岁上下，对学生也相当严厉，我常常因为上课爱做小动作而被她点名批评。在每学期我的学生手册上，这一条缺点也是逃不掉的，我已习以为常。现在我知道，即使一个大人坐四十五分钟也很难不做小动作，何况一个孩子，可知这个要求之荒谬。反正我一辈子也改不掉这个缺点，凡属我的身体失去自由的正经场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为身体偷回一点儿自由。陆老师有时也表扬我，她好几次摊开我的作业本给全班同学看，称赞字写得“像刻的一样”。我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平平，记忆中只得到过这一种表扬。但我学习得很轻松，从未感觉有什么压力。五岁上小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在我们班上，与我同龄的孩子有好几个，我在其中还不算最小的。十余年后，我已到北京上大学，陆老师又成了我的一个表弟的班主任。表弟告诉我，陆老师经常谈起我，夸我当年学习如何用功。我可断定，用功的印象就来自作业本“像刻的一样”。此时的陆老师已近退休年龄，至少教过几百个学生，仍没有忘记我，不禁令我感动。按理说她是不容易记住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活跃的学生，没有当过任何班干部，和她的接触不太多。
　　我上小学时，如果男女生同桌，往往会用粉笔在课桌上划一条线，双方不准越过，称作三八线。当时朝鲜战争打完不久，三八线家喻户晓，小学生也不例外。有好几个学期，我与一个姓戴的女生同桌。她十分好斗，常常故意挑衅，把胳膊肘伸过三八线，然后反咬一口，向我发起攻击，用胳膊肘狠狠撞我。我为此深感苦恼，但尽量忍让。后来她的态度有了转变，对我十分友好，经常送我一些东西。有一回，她送给我几本连环画，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其中有一本是《人猿泰山》。我拿回家，父亲见了说是坏书，命令我统统还掉。还有一回，她送给我一套照片，一对裸体男女好像在摔交，其实是性交姿势的示范。当时我不懂，上课时拿在手里玩，被陆老师发现了，她气得发抖，当即没收。
　　父亲对于我们的品行和学业是很重视的，经常检查我们的学生手册。手册上记载有每次的测验成绩，为了刺激学习的积极性，他向姐姐、我和妹妹宣布了一个奖惩办法，每得一个五分奖励五分钱，每得一个二分扣除五分钱。一开始他付现金，但两三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办法对他很不利，如此付给我们的零用钱太多了，就改成了记帐。事实上，此后我们每人只得到了一个用来记帐的小本子，付款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在我小学时代的记忆中，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情景特别清晰。当时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挂着斯大林的像片，以至于我最早会画的图画就是他的头像。那一天，在晨会课上，一个姓张的女老师告诉我们，斯大林患了脑溢血，生命垂危，但近两天已有好转。正说到这里，有一个老师在教室门口示意她过去，与她耳语了几句。她回到讲台前，一脸悲伤，说：“斯大林同志已经在今天清晨去世。”放学回家，母亲正在洗衣服，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叹息了一声，又继续洗衣服。其实我也没有悲伤之感，但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总该做点什么。我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消息，挂到墙上。我还提前跑到街上，等候那个全国鸣笛默哀的时刻。哀笛一响，我看见行人都站住了，一个三轮车夫紧贴一间芦席棚屋，两臂伸开，姿势非常奇怪。在我脑中，斯大林的死与这个三轮车夫的奇怪姿势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留在记忆中的还有紫金小学的厕所，只因为有一阵学生中传播着一个消息，说厕所的门口会突然伸出一只长满绿毛的大手。孩子们在传播这个消息时很认真，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仿佛都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样。于是，许多天里人心惶惶，人人都尽量少上厕所，上完赶紧逃离。有一回上厕所时，我旁边站着别班的一个同学，他十分瘦小，皮肤发绿，我清楚地看见他撒出的尿也是绿色的。我当时突然觉得，在绿毛大手和他的绿尿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