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王游戏:柳宗元《封建论》曹冏《六代论》

柳宗元    《封建论》

封建论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民）而无叛吏。人（民）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万人（民）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治）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治）；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民）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曹冏    六代论

臣闻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故传曰‘庸勋亲亲，昵近尊贤’；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诗云‘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由是观之，非贤无与兴功，非亲无与辅治。夫亲亲之道，专用则其渐也微弱；贤贤之道，偏任则其弊也劫夺。先圣知其然也，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近则有宗盟籓卫之固，远则有仁贤辅弼之助，盛则有与共其治，衰则有与守其土，安则有与享其福，危则有与同其祸。夫然，故能有其国家，保其社稷，历纪长久，本枝百世也。

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诗不云乎，‘鹡鸰在原，兄弟急难’。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丧乱之际，同心於忧祸之间，虽有阋墙之忿，不忘御侮之事。何则？忧患同也。今则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一旦疆埸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无卫。臣窃惟此，寝不安席，思献丹诚，贡策朱阙。谨撰合所闻，叙论成败。

论曰：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夫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建。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并兼路塞，逆节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帅礼；苞茅不贡，齐师伐楚；宋不城周，晋戮其宰。王纲弛而复张，诸侯傲而复肃。二霸之后，浸以陵迟。吴、楚凭江，负固方城，虽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於胸怀，逆谋消於唇吻；斯岂非信重亲戚，任用贤能，枝叶硕茂，本根赖之与？自此之后，转相攻伐；吴并於越，晋分为三，鲁灭於楚，郑兼於韩。暨于战国，诸姬微矣，惟燕、卫独存，然皆弱小，西迫强秦，南畏齐、楚，忧惧灭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为庶人，犹枝干相持，得居虚位，海内无主，四十馀年。

秦据势胜之地，骋谲诈之术，征伐关东，蚕食九国，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旷日若彼，用力若此，岂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周德其可谓当之矣。秦观周之弊，以为小弱见夺，於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弃礼乐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无尺寸之封，功臣无立锥之地，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籓卫，仁心不加於亲戚，惠泽不流於枝叶；譬犹芟刈股肱，独任胸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棹，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不悖哉！是时淳于越谏曰：‘臣闻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馀（城）。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无辅弼，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听李斯偏说而绌其议，至於身死之日，无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讬废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赵高之徒，诛鉏宗室。胡亥少习刻薄之教，长遭凶父之业，不能改制易法，宠任兄弟，而乃师谭申、商，谘谋赵高；自幽深宫，委政谗贼，身残望夷，求为黔首，岂可得哉？遂乃郡国离心，众庶溃叛，胜、广倡之於前，刘、项弊之於后。向使始皇纳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论，割裂州国，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后，报功臣之劳，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叶相扶，首尾为用，虽使子孙有失道之行，时人无汤、武之贤，奸谋未发，而身已屠戮，何区区之陈、项而复得措其手足哉？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自开辟以来，其兴立功勋，未有若汉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汉监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倾动，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东牟、朱虚受命於内，齐、代、吴、楚作卫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则天下已传，非刘氏有也。

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侔京室，故有吴、楚七国之患。贾谊曰：‘诸侯强盛，长乱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势，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事。’文帝不从。至於孝景，猥用晁错之计，削黜诸侯，亲者怨恨，疏者震恐，吴、楚倡谋，五国从风。兆发高帝，衅锺文、景，由宽之过制，急之不渐故也。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同於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武帝从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后，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迟，子孙微弱，衣食租税，不预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无后国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刘向谏曰：‘臣闻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廕。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排摈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国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称引，成帝虽悲伤叹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异姓秉权，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高拱而窃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汉宗室王侯，解印释绂，贡奉社稷，犹惧不得为臣妾，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独忠孝於惠、文之间，而叛逆於哀、平之际也，徒权轻势弱，不能有定耳。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绍汉嗣於既绝，斯岂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监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踵王国之法，而徼幸无疆之期。

至於桓、灵，阉竖执衡，朝无死难之臣，外无同忧之国，君孤立於上，臣弄权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并争，宗庙焚为灰烬，宫室变为榛薮，居九州之地，而身无所安处，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资，兼神武之略，耻王纲之废绝，愍汉室之倾覆，龙飞谯、沛，凤翔兖、豫，扫除凶逆，翦灭鲸鲵，迎帝西京，定都颍邑，德动天地，义感人神。汉氏奉天，禅位大魏。

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於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於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毕志於衡轭之内，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夫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枝繁者廕根，条落者本孤。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为之有渐，建之有素。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犹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树犹亲戚，土犹士民，建置不久，则轻下慢上，平居犹惧其离叛，危急将若之何？是以圣王安而不逸，以虑危也，存而设备，以惧亡也。故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

    《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宗室曹冏上书曰：“臣闻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故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兴之后，少帝族祖也。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

     《文选》注引《魏氏春秋》：“曹冏字元首，少帝（曹芳）族祖也。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为弘农太守。”

陆机    五等论

　　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後叶。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

　　夫王者知帝业至重，天下至广。广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广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伍长，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已得以之共害。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士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国安由万邦之思化，主尊赖群后之图身，譬犹众目营方，则天网自昶；四体辞难，而心膂。盖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业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废兴，系乎其人，原法期于必谅，明道有时而暗。故世及之制弊于强御，厚下之典漏于末折，侵弱之衅遘自三季，陵夷之祸终乎七雄。昔成汤亲照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尔者，岂玩二王之祸而暗经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悬御，善制不能无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以经始获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兴化之具。故国忧赖其释位，主弱凭于翼戴。及承微积弊，王室遂卑，犹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统幽而不辍，神器否而必存者，岂非事势使之然欤！

　　降及亡秦，弃道任术，惩周之失，自矜其得。寻斧始于所庇，制国昧于弱下，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共害。虽速亡趋乱，不必一道，颠沛之衅，实由孤立。是盖思五等之小怨，亡万国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暗土崩之为痛也。周之不竞，有自来矣。国乏令主，十有馀世。然片言勤王，诸侯必应，一朝振矜，远国先叛，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暴楚顿其观鼎之志，岂刘项之能窥关，胜广之敢号泽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虽则无道，有与共亡，覆灭之祸，岂在曩日！

　　汉矫秦枉，大启王侯，境土逾溢，不遵旧典，故贾生忧其危，晁错痛其乱。是以诸侯其国家之富，凭其士庶之力，势足者反疾，土狭者逆迟，六臣犯其弱纲，七子冲其漏网，皇祖夷于黔徒，西京病于东帝。是盖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吕氏之难，朝士外顾，宋昌策汉，必称诸侯。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万国；新都袭汉，易于拾遗也。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由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充斥。卒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从冲，而城池自夷，岂不危哉！

　　在周之衰，难兴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钅正鼙震于阃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阶闼暂扰，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乱哉！

　　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汉以之亡，夫何故哉？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故烈士扼腕，终委寇雠之手；中人变节，以助虐国之桀。虽复时有鸠合同志以谋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众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

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乱。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长率连属，咸述其职，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何则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兴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後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县之长，为吏图物。何以徵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使其并贤居政，则功有厚薄，两愚处乱，则过有深浅。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晋书•陆机传》，又《群书治要》三十引孙盛《晋阳秋》。）

指导大概

　　本篇是议论文，而且是议论文中的辩论文。辩论的题目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辩论的对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论》，晋代的陆机，他作《五等论》，都是拥护封建的人；还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陆的论，《文选》里有；杜佑等的意见，载在《唐书•宗室传赞》里──那“赞”里也节录了本篇的文字。本篇着重实际的政制，所以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但实际的政制总得有理论的根据；曹、陆都曾举出他们理论的根据。柳宗元是反对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学作根据，这便是“势”。他再三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⑴⑵⒁。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乱后，又亲见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吴少诚、吴元济、王承宗诸人作乱。这些都是“藩镇”，都是军阀的割据。篇中所谓“叛将”，便指的这些人。他们委任官吏，截留税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很像“春秋时代”的强大的诸侯。柳宗元反对封建，是在这一种背景里。他是因为对于当时政治的关心才引起了对于封建制的历史的兴起；所以引证的事实一直到唐代，而且对于当时的局面还建议了一个简要的原则⑾，供执政者参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讳。太宗讳“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两个“民”字⑽，大概是传刻的人改的。高宗讳“治”，文中作“理”。当时人都得如期而此，不独柳宗元一个。今在想着该是避讳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应作的本字，也许看起来明白些。

  　曹、陆都以封建是“圣人意”。《六代论》说，“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五等论》也说，“夫先王知帝业之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旷终乎因人。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同“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共忧乐，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论的根据。曹、陆都说这是“先王知”，可见是“圣人意”。这是封建论者共同的主要的论据。柳宗元反对封建，得先打破这个论据。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⑴─⑹。“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便是针对着曹、陆的理论而发的。柳宗元还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⑴那么，不但“封建非圣人意”，圣人并且要废除封建，只是“势不可”罢了。说到“势”，便得从封建起源或社会起源着眼，这便是所谓“生人（民）之初”⑴。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传的“天作君师”说（《孟子》引《逸尚书》）；他以为“君长刑政”起于“争”。人与人因物资而争，其中“智而明者”给他们“断曲直”，施刑罚，让他们息争。这就是“君长”。有“君长刑政”然后有秩序，然后有“群”。群与群又因物资而争，息争的是兵强德大的人；于是乎有诸侯。诸侯相争，息争的是德大的人；于是乎有方伯、连帅。方伯、连帅相争，息争的是德更大的人；于是乎有天子。“然后天下会于一”⑵。群的发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所谓“势”，就指这种自然的发展而言。他的理论大概是从《荀子》来的。《荀子•礼论》篇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君道》篇又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这便是“君长刑政”起于“争”的道理，不过说得不成系统罢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劝学》篇“君子……善假于物“的话，篇中已提明荀卿。至于那种层次的发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说翻了个个儿。《尚同》篇以为“正长”“刑政”起于“乱”；而封建的社会的发展是自天子至于“乡里之长”，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接着就说“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⑵。这是说明封建的世袭制的来由，但未免太简单化了些。

　　可是社会的自然发展是“势”，圣人的“不得已”也是“势”。篇中论汤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缘故道：“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⒀“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协。所以接着便说，“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卫于子孙也”⒀。这种“不得已”出于私心，虽然也是“势”，却跟那圣人也无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势”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封建“非圣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袭制下，“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⒁。圣人那会定下这种不公的制度呢？本篇除辩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个主旨以外，还设了三个难。末一难是“殷商，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柳宗元便举出“汤、武之所不得已”来破这一难，已见上。中一难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⑿。《六代论》开端就说“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县制“主祚常促”。但这也是封建论者一般的意见，因为周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们的有力的证据。柳宗元却只举魏晋唐三代作反证。魏晋两代，封建制还存着，“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唐代改了郡县制，“垂二百祀，大业弥固”⑿。可见朝代的长短和封建是无关的。头一难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⑺这也是《五等论》里一层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陆机自己的见解──他那“共忧乐，同安危”的论据是袭用曹冏的。这里他说：“五等之君为已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民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已土，众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共忧乐，同安危”，是从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难易是从受治者方面看。这后一层的重要仅次于前者，也是封建论者一种有力的论据。所以本篇列为头一难。别的两难，柳宗元只简单的驳了过去；只对于这一难，却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证明它的不正确。他对于“共忧乐，同安危”那个论据，除建立了新的替代的“势”的理论外，也曾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这一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篇中两回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却不同。一回着重在“制”，在治者；一回着重在“政”，在被治者。便从实际的政治里比较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却是一样的。

　　照全篇所论，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诸侯盛强，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⑶。二是“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⑻。三是“继世而理（治）”，君长的贤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⒁。因为“末大不掉”，便有陆机说的“侵弱之辱”，“土崩这困”；本篇论周代的末路“判为十二，分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⑶，正是这种现象。因为“列侯骄盈，黩货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的情形⑽。而这两种流弊大半由于“继世而理（治）”，便是所谓“世袭”。“生人（民）之初”，各级的君长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级的君长德越大⑵。虽然在我们看，这只是个理想，但柳宗元自己应该相信这是真的，他也应该盼望本篇的读者相信这是真的。那么，封建制刚开头的时候，该是没有什么弊病的。弊病似乎起于“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⑵。这就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这种世袭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⒁。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长的局面刚刚相反了吗？自然，事实上世袭制和封建制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将“继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这制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袭的时代，怎能明目张胆的攻击世袭制呢？他只能主张将无数世袭的“君长”归并为一个世袭的天子，他只能盼望这个世袭的天子会选贤与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论郡县制之得有二。一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⑷，便是中央集权的意思。二是陆机所谓“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说法，便是“孟舒、魏尚之术”可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⑽──一方面便是圣贤有以立于天下⒁。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详细，郡县之得，只略举纲目罢了。

　　本篇论历代政制的得失，只周秦汉唐四代。尧、舜、禹、汤之事远”⑶，所以存而不论。尧舜禹汤时代的史料留传的太少，难以考信，存而不论是很谨慎的态度。“及有周而甚详”⑶，从周说起，文献是足征的。不但文献中征，周理是封建制的极盛时期和衰落时期。这里差不多可以看见封建制的全副面目。这是封建制的最完备最适当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论者所艳羡的，并且是他们凭借着起人信心的实证。秦是第一个废封建置郡县制的朝代；这是一个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给论史家许多争辩。封建论者很容易的指出，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铁证。反封建论者像柳宗元这样，却得很费心思来解释秦的速亡并不在郡县制上──郡县固然亡，封建还是会亡。汉是封建和郡县两制并用；郡县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制也经过几番修正，渐渐达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年代又相当长。这是郡县制成功的时代，也是最宜于比较两种制度的得失的时代。所以本篇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⑸。汉可以代表魏晋等代；篇中只将魏晋带了一笔，并不详叙，便是为此。汉其实也未尝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时代；而更有关系的是安史以来的“藩镇”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却又像封建的，别的朝代未尝没有这种情形，却不像唐代的显著和深烈，这是柳宗元所最关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学术的兴趣，还有切肤之痛。就这两种制度本身看，唐代并不需要特别提出；但他却两回将本朝跟周秦汉相提并论，可见是怎样的郑重其事了。《唐书•宗室传赞》说杜佑、柳宗元论封建，“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见；以本篇而论，这却是一个很确切的评语。“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论，“据古验今而反复”正指两回将唐代跟周秦汉一并引作论证。

　　篇中两回引证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虽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须由“政”见，所论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评为“反复”是不错的。第一回引证以“制”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⑷，“徇周之制”，“秦制之得”⑸，“州县之设，固不可革”⑹等语。这里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⑶，秦制之得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⑷；汉代兼用两制，“有叛国而无叛郡”⑸，得失最是分明。秦虽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无叛吏”⑷，可见“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虽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将而无叛州”，可见“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⑹。兵原也可以息争，却只能用于小群小争。群大了，争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镇”是大群，有大争；而有兵无德，自然便乱起来了。──这番征引是证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那个主旨。第二回引证以“政”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变其政”，“失在于制，不在于政”⑻，“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⑼，“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⑽等语。周虽失“政”，但“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上下牵制，以至于此。所以真正的失，还“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无权，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于政”。“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⑽。篇中接着举出孟舒、魏尚、黄霸、汲黯几个贤明的守宰。“政”因于“制”，由此可见。至于唐“尽制郡邑，连置守宰”⑾，“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谨择守”，便能会“理（治）平”⑾，不致失“政”。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当时执政者建议的简要的原则了。──这番征引是证明郡县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⑺，回答那第一难。郡县制的朝代虽也会二世而亡，虽也会“桀猾时起，虐害方域”⑹，但这是没有认真施行郡县制的弊病，郡县制本身并无弊病。封建制本身却就有弊病，“政”虽有一时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终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详于周事，第二回详于汉事。这因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汉是“政”因于“制”的实证的缘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时代，他知道的事迹应该最多，可是说的最少。一来是因为就封建郡县两制而论，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详其所不当详。二来也许是因为当代人论当代事，容易触犯忌讳，所以还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⑾或“理（治）安”⑽⒁，这是“天下之道”。“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治）安’”⒁。郡县制胜于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择守宰，能进贤退不肖，赏贤罚不肖。“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了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这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⑽这正是能择人，能择人才能“得人”。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署名了的，文帝听了田叔和冯唐的话，才知道他们的贤能，重行起用，官复原职。可见知人善任，赏罚不差，也是不容易的。这不但得有贤明的君主，还得有贤明的辅佐。“谨择守”⑾只是个简要的原则，实施起来，得因时制宜，斟酌重轻，条目是无穷尽的。能“谨”择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得人”真可算是一个不变的道理；纵贯古今，横通四海，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过条目随时随地不同罢了。柳宗元说郡县制是“公之大者”⒀，便是为此。封建之初，虽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嗣而奉之”⑵，但后来却只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⒁这只是私天下，家天下。“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⒁。汤武虽是“圣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们是“私其力于已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其实也出于另一种私心，这是“私其一已之威”，“私其力于已也，私其尽臣畜于我”。可是从天下后世看，郡县制使贤不肖各居其所，使圣贤有以立于天下，确是“公之大者”。所以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⒀。向来所谓“公天下”，原指尧舜传贤，对禹传子的“家天下”而言。那是整个儿的“以天下与人”。但尧舜之事太“远”了，太理想了。本篇着重实际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论。就实际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时代，郡县制确是“公之大者”。他将新的意义给予“公天下”这一语，而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尝没有道理。

　　议论文不管是常理，是创见，总该自圆其说，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议论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于自相矛盾，又怎么能说服别人呢？本篇开端道：“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上面的两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两问两答却偏承着“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问说下去，将“天地果无初乎？”一问撇开了。按旧来的看法，这一问原是所谓陪笔；这样撇开正是很经济的。可是我们觉得“无初”一问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问平列的提出，总该交代一笔，才好撇开去。照现在这样，不免使人遗憾。篇中又说，“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接着却只说“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层。论到世袭制，也只说“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⑵。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们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见。他这儿自然也是所谓省笔；可是逻辑的看，他是并没有自圆其说的。──前一例是逻辑的不谨严，广义的说，不谨严也是没有自圆其说的一目。又，篇中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⑴后面却又说，“夫殷（汤）、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⒀。这“不得已”虽也是“势”，却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势大不相同。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篇中又说，“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⑿。这是回答那第二难。但魏晋只是郡县封建两制兼用，而郡县更见侧重。用这两代来证明“秦郡邑而促”，似乎还比用来反证“夏、商、周、汉封建而延”合式些。那么，这也是自相矛盾了。韩愈给柳宗元作墓志，说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五百家注《柳集》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长于议论的人，精于议论的文，还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见真正严密的议论文还得有充分的逻辑的训练才成。

　　本篇全文是辩论，是非难。开端一节提出“封建非圣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后面提出第一难时说“余又非之”⑺。这两大段大体上是“反复”的。反复可以加强那要辩明的主旨，并且可以使文字的组织更显得紧密些。这两段里还用了递进的结构。论封建的起源时，连说“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层层升上去，直到“天下会于一”。接着从里胥起又一层层升上去，直到天子。论汉代政制时说：“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民），戚之而已；……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索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⑽也是一层层升上去，不过最高一层又分两面罢了。递进跟反复是一样的作用，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本篇的组织偏重整齐，反复和递进各是整齐的一目。篇中还用了许多偶句，从开端便是的，总计不下三十处，七十多语。又用了许多排语，如“周有天下”⑶，“秦有天下”⑷，“汉有天下”⑸，“周之事迹断可见矣”⑻，“秦之事迹可见矣”⑼，“周事然也”⑻，“秦事然也”⑼，“汉事然也”⑽，“有叛人（民）而无叛吏”⑷，“有叛国而无叛郡”⑸，“有叛将而无叛州”⑹，“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⑹，“失在于制，不在于政”⑻，“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⑼等等。偶句和排语也都可以增强组织的。柳宗元在朝中时，作文还没有脱掉六朝骈俪的规矩；本篇偏重整齐，多半也是六朝的影响。

　　本篇是辩论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难。凡关键的非难的句子，总是毫不犹疑，斩钉截铁。如开端的“封建非圣人意也”⑴⑵，结尾的“非圣人意也”⒁，论秦亡说“非邑之制失也”⑷，回答第二难说“尤非所谓知理（治）者也”⑿，回答第三难说“是大不然”⒀，都是斩截的否定的口气。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他要说服别人，让他自己的信念取别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这样刚强的口气。要不然，迟迟疑疑的，自己不能坚信，自己还信不过自己，又怎能使别人信服呢？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时不妨竟用这种口气一贯到底。但像本篇这样长文，若处处都用这种口气，便太紧张了，使读者有受威胁之感。再则许多细节，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确信不疑，说得太死，让人挑着了眼儿，反倒减弱全文的力量。这儿便得斟酌着参进些不十分确定的，商榷的或诘难的口气，可不是犹疑的口气。这就给读者留了地步，也给自己留了地步，而且会增加全文的情韵或姿态。在本篇里，如“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⑴“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⑶。“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⑷“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⑽便都是商榷的口气。如“何系于诸侯哉？”⑿“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岂对人之制使至于是乎？”⒁便都是诘难的口气。

　　本篇征引周秦汉唐四代的事迹，而能使人不觉得有纠缠不清或琐屑可厌的地方。这是因为有剪裁。一代的事迹往往浩如烟海，征引时当然得有个选择。选择得按着行文的意念，这里需要的是判断，是眼光。所取的事迹得切合那意念，或巧合那意念；前者是正锋，后者是偏锋。这是剪裁的第一步。所取的事迹是生料，还得熔铸一番。或引申一面，或概括全面，或竟加以说明；总得使熟悉那些事迹的读者能领会到精细的去处，而不熟悉的读者也能领会到那意念，那大旨。这后一导是很重要的。因为熟悉史事的读者究竟比不熟悉的读者少得多；一般不熟悉史事而读书明理的读者，作者是不得不顾到的。大概简单些的事迹，直陈就行了；复杂些的就得加以概括或说明。这是剪裁的第二步。本篇秦代的事比较少些，比较简单些；但只第一回征引可以算是直陈的⑷，第二回便以说明为主了⑼。唐代的事虽不少，却也只概括的叙了几句⑹⑾，这缘由上文已见。周汉两代的事都繁多而复杂，最需要第二步的剪裁的便是这些。篇中第一回征引周事甚详，便不得不多用说明的语句。如“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迎觐者”⑶，“下堂而迎觐者”是“害礼伤尊”，说明了对于一般读者更方便些。又如“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有了后二语，即使不熟悉上面的三件事，也可能知道它们的性质和征引的用意。又如“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周之败端”也是说明语。这一节也参用概括的叙述，如说周初的封建，只用“周有天下，……离为守臣捍城”一长句。又如“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也是的。──末一语在不熟悉史事的读者，可以“概括化”为“卒不能定诸侯之嗣”，意思还是明白的。篇中征引汉事，多作概括语。如“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⑸，上面接着“汉有天下”，叙的自然是高祖了。这里前二语概括了数年间诸王叛变的事迹，后二语举了两个最利害的例子，只要知道了这两件事是数年间最利害的例子，一般地读者也就算懂得了。下面紧接着，“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寥寥二语里也概括了许多事迹。又如“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一长句⑽，连举了六个人名，似乎会使一般的读者感到困难。但说“知”，说“得”，说“明审”，“简靖”，又说“拜之”，“复其位”，“卧而委之以辑一方”，这些说明的词句，用加上上下文，那六个人名也不会妨碍一般读者了解大意的。

　　篇中有些词句，也许需要讨论。如“不初无以有封建”⑴，“不初”等于“不是生人（民）之初”，“初”是名词作动词用；“无以”是熟语。全句翻成白话是，“不是生民之初，没理由会有封建”，或“不是初民社会不会有封建”。这名话若用文言的肯定语气，该作“有初而后有封建”，但不及双重否定的斩截有斤两。“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而履星罗，……四周于天下，……”句读是照旧传。有人在“邦”字断句，将“群后”属下句。这样，“周……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好像容易讲解些，也合于方法些。但“五等”是成词，“五等邦”罕见；本篇还有六朝骈俪的规矩，“设五等，邦群后”二语正是相偶的。至于方法，骈体和诗自有它们的规律，跟一般的方法原有不同的去处。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旧传的句读理长些。──“履”是“所达到的地界”，“布履”是“分布的地界”。“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⑷，写秦的形势。这儿“雄图”的图是版图，不是谋略。“六合”原指天地四方，这儿只是宇内或天下的意思。──“六合”用在这里实在不妥帖；只因上一语有了“天下”，只得另找一词对偶。这是骈体的毛病。──“负锄梃谪戍之徒”⑷一语，从贾谊《过秦论》的“锄耰棘矜”“谪戍之众”变出，但不是骈体的句子而是“古文”的句子。这种句法，以前似乎没有，大概是当时的语言的影响。──韩愈提倡“古文”，主要的其实也只是教人照自然的语气造句行文罢了。这一语里“负锄梃”是形容“谪戍之徒”的，翻成白话的调子该是“负锄梃的谪戍之徒”；按文法说，“负锄梃”下似乎该有个“之”字。但一语两个“之”字，便嫌罗唆，句子显得不“健”似的，“古文”里这样两“之”的句法极罕见。这些地方不宜拘守那并未十分确定的文法，只消达意表情明白而有力就成。况且“负锄梃”这样句法后来也成了用例了。“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⑸袭用《论语》“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不过孔子的话只是理想，柳宗元却至少有唐代作证。“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⑼，是说明“秦之事迹”的。第一语“理（治）人（民）之制”就指郡县制；可是郡邑无权。第二语“理（治）人（民）之臣”泛指贤能之士；贤能不在位，守宰不得人。“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⑽，“削其半”是被朝廷“削其半”，“民犹瘁矣”是说那被削一半的人民在被削以前，和那未被削的一半的人民，总之是吃苦的。“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⒁，前二语只是“为施政的便利，求制度的一贯”的意思。──以上是句。“所伏必众”⑵，伏，服也。“圜视而合从”⑷，“圜视”出在贾谊的《治安策》里，就是“睁圆了眼看着”，表示惊愕的神气；“合从”借用六国合从的事迹，表示“叛秦”的意思。“戚之而已”⑽，戚，忧也，又愤恨也。这些是这“实词”。“告之以真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⑵，两“之”字泛指上句里“所伏”的人──指其中的有些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⑸，“以”和“已”通用。“私其尽臣畜于我也”⒀，四“其”字都相当于白话的“那”字。这些是“半实词”。“彼其初与万物皆生”⑵，“其”等于“之”；这里用较古的“其”，是郑重的语气。“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⑷，两“之”字也只是增强语气的词。“及夫大逆不道”，“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⑽”，两“及夫”都是“至于”的意思，但第一个指时间说，第二个指论点说。“且汉知孟舒于田叔……”⑽，“且”只是发端词，和“夫”字一样。这儿用“且”，也许是有意避开上面两个“及夫”里的“夫”字──那两个“夫”字可是增强“及”字的语气的。这些是“虚词”。

　　篇中除袭用《论语》一句外，还袭用贾谊《过秦论》和《六代》、《五等》两论的词句不少。如“秦有天下”一节⑷，便多出于《过秦论》。其中，“负锄梃”二语上文已论。“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也是櫽括《过秦论》的词句。《过秦论》说“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又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都是这四语所本──这儿“六合”这个词是很妥帖的。《六代论》论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有“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一语。这是引用《左传》，本篇用“末大不掉”⑶，大约还是《六代论》的影响。这儿将原来两语合为一语，自然是求变化。但“末大必折”本说树木枝干太大，根承不住，是会断的。现在这样和另一语拼合起来，各存一半，便不但失去原来两语的意义，而且简直是语不成义了。篇中“矫秦之枉，徇周之制”⑸出于《五等论》的“汉矫秦枉”“秦因特周制”；而“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⑷的句调也出于同论的“周之不竞，有自来矣”──这两句都是总冒下文的。《六代论》的作者曹冏的作者是魏少帝的族祖。那时少帝年幼。曹冏历举夏殷周秦汉魏六代的事迹，主张封建宗室子弟，“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作成此论，想感悟当时的执政者曹爽。曹爽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此论纯为当时而作。《五等论》论“八代之制”，“秦汉之典”──“八代”指五帝三王而言。陆机是说古来圣王立“五等”治天下，“汉矫秦枉，大启侯王，境土逾溢，不遵旧典”，于是乎有“过正之灾”，却“非建侯之累”。他也是封建制的辩护人，可是似乎纯然出于历史的兴趣，不关时政。本篇只引周秦汉唐的事迹，韩愈所谓“证据今古”，跟曹的重今，陆的述古，都是同而不同；柳宗元的态度是在曹、陆之间。

　　封建制郡县制的得失，主要的是中国实际政制问题，不独汉唐为然。明末的顾炎武还作了九篇《郡县论》。他说：“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又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他主张“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论一）。我们看了他这番话，也许会觉得不伦不类，但他也是冲着时代说的。那里流寇猖獗，到那里打劫那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守土的“令长”大都闻风逃亡，绝少尽职抵抗的人。顾炎武眼见这种情形，才有提高令长职权，创设世官制度的那番议论。就是我们民国时代，在国民革命以前，也还有过联省自治和中央集权的讨论，参加的很不少，那其实也在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的圈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