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我爱女人购物狂: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赶超战略\\周恩来“拒礼”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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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赶超战略
刘洪森 田克勤 2010年02月11日10:0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赶超战略--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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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赶超战略探析
本文论及的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赶超战略，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生产力的潜能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的高速度发展，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进程初期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赶超战略
任何一个运动或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依据，赶超战略的选择，是当时社会多种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使。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搞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为解决观念不如人的问题，搞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尽管这些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历经挫折甚至失败，但其展现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鞭策着他们继续前进。作为从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熟悉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进程的毛泽东等人，是不能不受此感染和启发的。
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政治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自由和解放。但在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不要说与同时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苏联无法相比，就是与国情相近的印度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1954年6月，毛泽东曾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这无疑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使，使得毛泽东希望加快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步伐，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幸福生活。
第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浪潮的示范效应。
任何一个后发展国家都有摆脱本国的落后社会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且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他们必须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列宁曾指出：“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斯大林更是把“在技术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发展目标定位于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历史任务。他说：“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时间消灭他的落后状况，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特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选择了赶超的社会发展战略。二战前夕，苏联成为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占第一位、在世界居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震撼世界的“工业化奇迹”，大大改变了苏联的社会面貌，也为苏联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二战结束后，一批新解放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新局面。苏联继续在经济上快速推进，并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加快自身发展，出现了一番你追我赶的壮观景象。社会主义阵营中这种赶超浪潮，当然会影响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的选择。
第三，“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并认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使毛泽东很兴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也比预料中顺利许多；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鉴于此，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发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提前结束，“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加快，“本来的安排是用18年的时间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
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起步阶段“一穷二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又将“一穷二白”看作迅速赶超先进国家的有利条件。他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在此基础上，他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我们党同这6亿人口结成了血肉联系，依靠这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的”，同时，“我们有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就完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裕、强大的国家”。（《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应该说，赶超战略的提出势在必然。
二、毛泽东赶超战略的设想和探索
周恩来“拒礼”的艺术
○ 常 悟 2010年02月11日10:1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周恩来“拒礼”的艺术--中国共产党新闻 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信不足二百字，却意味深长。除了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风格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拒礼”的艺术，也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品味。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语气的把握。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虽然如此，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而是语气和缓、娓娓道来，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然后才表明态度，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态度。
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明朝有一则“悬鹅示众”的故事：一个叫周新的人担任司法按察使后，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烤鹅。他坚决不受，但送礼人已经留下烤鹅抢先出门了。于是，周新叫家人把烤鹅挂在屋子后面，以后凡送礼者，他就让家人领着去看那只已经风干了的烤鹅。从此，再没有人来周家送礼了。周新的清廉之举固然令人钦佩，然而，他对礼品的处理考虑得并不十分周全，难道只有扔掉，使其坏掉一法吗？
相比之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做法就显得比那位周新高明多了。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留下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并变价以钱偿付；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针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这就避免了浪费。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寄给淮安县委，用以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费用。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404.80元）的四分之一。为什么这么做？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过答案。一次，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周恩来知道后说： “我不需要。”他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25元，便嘱咐说： “给他寄50元钱去。”秘书说： “是25元，寄去50元，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他说： “多余的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这两处细节令人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
最后，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要求淮安县委“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此举更加耐人寻味。
随信寄的通知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通知》的制订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1960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五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五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中央《通知》是1960年10月发出的，周恩来办公室给淮安县委的信写于1961年1月16日，淮安县委的做法显然违反了这两条规定。周恩来嘱秘书随寄《通知》并要求“仔细研究”、“严格执行”，就是希望他们认真学习《通知》精神，认真体会中央制订该通知的深刻原因，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认清和改正错误。
从亲情和乡情出发，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是周恩来没有人情味吗？显然不是。周恩来对淮安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十分关心家乡建设，曾就建设新淮安作出过多次指示。在周恩来看来，请客送礼不仅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正如《论语?子路》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中央已明确下发了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禁令的情况下，淮安县委的同志，仍送来礼品，违反了中央的禁令不说，还会起到不良的社会影响。一旦各地领导干部效仿此法，请客送礼之风渐起，在全国人民生活还极其困难的时期，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周恩来的担心也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淮安县委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周恩来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人情味呢？
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封短短的“拒礼”信值得人们长久品味。
〔作者常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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