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mz2002 辟谷:伯偉：評點四論

伯偉：評點四論

原載《中國學術》2001年第2期

評點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方式之一，唐宋以後，詩文評點即趨興盛，明清以來的小說和戲曲批評中亦數見不鮮。這種批評形式往往又和選本結合在一起，為讀者點明精彩，示以文章規矩，但也因此而被通人譏訾。可是人們聽慣了“載道”、“言志”、“美刺”、“褒貶”的“大判斷”，再來看這些純粹以作品優劣為重心的“小结果”，也未嘗沒有親切實在乃至耳目一新之感。

評點起於何時？學者持論不一。有說起于梁代，如章學誠《校讎通義?宗劉》云：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為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

曾國藩《經史百家簡編序》亦云：

梁氏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

有說起于唐代，如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凡例》云：

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為有之，則筋節處易於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塚銘》云有朱墨圈者，疑即圈點之濫觴。姑從之。

有說起於南宋，如吳瑞草《瀛奎律髓重刻記言》云：

詩文之有圈點，始於南宋之際而盛於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七《蘇評孟子》提要云：

宋人讀書，於切要處率以筆抹，故《朱子語類》論讀書法云，先以某色筆抹出，再以某色筆抹出。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迂齋評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謝枋得《文章軌范》、方回《瀛奎律髓》、羅椅《放翁詩選》始稍稍具圈點，是盛於南宋末矣。

前人意見，大致如此。考文學評點之成立，實始於南宋。但評點法的形成，卻當溯源至前代。評點之意，包括“評”和“點”兩端，又與所評的文本聯繫在一起，宋人合而為一，遂成為一種文學批評的樣式。自南宋以降，評點流行於世，甚至無書不施評點，更有其廣泛的社會歷史原因。因此，探討評點的形成，也需要從各個方面去尋源究本。

一、章句與評點

“點”即標點。溯其原始，起于古人章句之學。將章句與評點聯繫起來，始于曾國藩。其《經史百家簡編序》指出：

自六籍燔于秦火，漢世掇拾殘遺，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科場時文之陋習也。

但曾氏推崇章句而貶斥圈點，呂思勉《章句論》對此提出了批評：

圈點之用，所以抉出書中緊要之處，俾人一望而知，足補章句所不備，實亦可為章句之一種。徒以章句為古人所用而尊之，圈點起于近世而訾之，實未免蓬之心也。

“標點”一詞，或起於南宋。《宋史?儒林八?何基傳》云：“凡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我甚至懷疑，“評點”一詞的最初義也就是標點。如敦煌遺書S.2577《妙法蓮花經卷第八》下云：

余為初學讀此經者，不識句レ文，故憑點之。

“レ”是倒字元，即“句文”應作“文句”，“憑點”當即“評點”，在這裡的實際意思就是標點。但章句起源甚古，且流變頗多。茲略說如下。

《禮記?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鄭玄注：“離經，斷句絕也。”賈公彥疏：“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可知，分章斷句，以便理解段落大意，是先秦以來初學者的主要課程之一。舊說章句起于子夏，《後漢書?徐防傳》載其上疏云：“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名卜商，是孔門弟子中以“文學”著稱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他在孔子身後，曾居河西教授，為魏文侯之師。司馬貞《索隱》指出：“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所以，他“發明章句”是極有可能的。

早期斷句之符，勢必較為簡單，大致有鉤(し)、有句(丶)、有＝、有點(丶)有厶、有囗。“し”表示鉤勒，《流沙墜簡》的《屯戍叢殘》中一簡有此三符，王國維說：“隧長四人，前三人名下皆書し以乙之，如後世之施句讀。蓋以四人名相屬，慮人誤讀故也。”楊樹達認為此符即《說文》中的“し”，以示鉤識。5句(丶)用以表絕止，《說文解字》“丶”部云：“丶，有所絕止而識之也。”句、讀為疊韻字，其意相同。“＝”為疊字元，趙翼云：“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重字皆二畫也。後人襲之，因作二點。今並有作一點者。”(《陔餘叢考》卷二十二“重字二點”條)點表示滅除，施於誤書之字上。《爾雅?釋器》云：“滅謂之點。”郭璞注：“以筆滅字為點。”劉知幾《史通?點煩》篇云：“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厶”為“私”的古字，據何琇《樵香小記》卷下“厶地”條云，實為三角圈(△)，它和四角圈(囗)一樣，同為缺字元。

從漢代以來，章句之學有了新的發展，不止于分章斷句，亦非符號之意所能該。但標點符號本身卻仍有發展，在敦煌遺書中就保存了不少這樣的符號。其使用較多者已達十七種，此外，還有表示字的讀音的記號。7這些符號有些與後來的評點符號相同或相似。早期的文學評點，無論是《古文關鍵》、《文章正宗》、《文章軌範》，還是劉辰翁批點的詩集或說部，從“點”的角度來看，也只有簡單的圈點而已，與前代的標點符號關係密切。

評點中又有以不同色彩的筆點抹以表示不同意義者，其實也有所傳承。甲骨文中已有用朱、墨兩種筆寫字，繼而再刻者。舊題孔安國《古文孝經孔氏傳序》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庶後學者睹正誼之有在也。”三國時董遇“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三國志?王肅傳》裴注引《魏略》)，這是用於訓解經籍；《顏氏家訓?勉學》云：“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這是用於校改文字。《史通?點煩》篇云：“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這是為了區分品類。齊梁以來，這種情況已相當普遍，大多是為了醒目。道教文獻中亦有此例，如陶弘景《真誥》卷十九“翼真檢第一”云：“《真誥》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三君手書。……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為志別。其墨書細字，猶是本文真經始末。”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條例”云：“今以墨書經本，朱字辯注，用相分別，使較然可求。”宋人讀書，多用朱、墨筆，即繼承了這種風氣，如朱熹、黃斡、何基、王柏等。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二引用《勉齋批點四書例》，其中點抹例云：

紅中抹：綱、凡例

紅旁抹(一本作黃旁抹)：警語、要語

紅點：字義、字眼

黑抹：考訂、制度

黑點：補不足

這裡有點有抹，其實已經是一種評點了，因為它帶有批評性和欣賞性。這種做法，也被王柏所繼承。文學評點之用不同色筆表示，可能始于謝枋得。《讀書分年日程》卷二《批點韓文凡例》自稱是“廣迭山法”，其中所提到的就有黑、紅、黃、青四色筆，用以截、抹、圈、點。後世最著名的當然是方苞評《史記》，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中云：

震川(方苞)評點《史記》，自為例意。略云：硃圈點處，總是意句語敘事好處。黃圈點處，總是氣脈。硃圈點者人易曉，黃圈點者人難曉。黑擲是背理處，青擲是不好要緊處，硃擲是好要緊處，黃擲是一篇要緊處。

略作比較，就能夠看到評點符號與章句符號一脈相承的關係。

章句之學到漢代演變為傳注，這是由於經義難明，故於符號之外，又須申之以言說。漢人講經之法有三，即條例、章句、訓詁。《後漢書?鄭興傳》載：

晚善《左氏傳》，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

三者雖然都是用以講解儒家經典，但方式不同，訓詁以解釋經中字義為主，章句以解釋經中文義為主，條例主要是歸納經文中的凡例，據以理解經義。這時的章句主要是博士對弟子的口說，以後寫定。既是口頭解說，務求詳密，於是愈衍愈繁。所謂“一經說至百餘萬言”(《漢書?儒林傳贊》)，“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漢書?藝文志》)。所以從西漢末年開始，就有了對這種學風的批判。到東漢末年，學風開始轉變為對博古通今、通理究明的追求。晉人一方面承漢代章句之學的演變趨勢，又受到佛經疏鈔的影響，於是在儒家的經典解釋中也流行起義疏之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崇古文訣》提要云：“宋人多講古文，而當時選本存於今者，不過三、四家。”即呂祖謙《古文關鍵》、樓窻《崇古文訣》、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謝枋得《文章軌範》。茲以此諸書為依據，從評點角度看漢晉以來的經疏之學，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是區分章段。如趙岐作《孟子章句》，卷首《孟子題辭》云：

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

所謂“章別其旨”，一方面分章段，一方面作《章指》。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孟子章指”條云：

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間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

佛教義疏體尤其重視分段、重(即層次)。這在佛門可能有其自身的傳統，然而中土佛經分章段，始于道安，卻有可能受到儒家章句之學的影響。但佛經義疏不僅分章，且進而分段，仍有其自身的特色，並反過來給儒家義疏以影響。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在《學而》篇目下疏云：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為科段矣。

如“學而時習之”下疏云：

就此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為第一，……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二，……又從“人不知”訖“不亦君子乎”為第三。

又如其《禮記義疏》，將《禮運篇》分作四段，孔穎達《周易正義》疏乾卦“文言”分作六節，其《尚書正義》疏《洪範》“二五事”分作三重，《毛詩正義》疏《關雎序》“《關雎》，後妃之德也”分為十五節。可見，區分章段乃義疏體之通則。

宋人評點諸書，亦好分段。如呂祖謙《古文關鍵》卷上評韓愈《獲麟解》“反覆作五段說”評《師說》“最是結得段段有力”，評柳宗元《桐葉封弟辨》“一段好如一段”。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二評柳文此篇“七節轉換，義理明瑩”，其卷六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也常以“此一段最高”、“此一段義理最精”、“此一段尤切近人情”等語評之。直到金聖歎評《西廂記》，將其分作十六章，又將第一章“老夫人開春院”分作十五節，一一評點。這種區分章段的評點方式，當來自於經典義疏之學的影響。

評點有時往往在文章之末用數語括其主旨，如《文章正宗》卷一《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文末批云：

愚按此篇要領在“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一語。

又卷七賈山《至言》文末云：

按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諭？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毆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

又如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三蘇軾《秦始皇扶蘇論》文末云：

此論主意有兩：說(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複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這種在一篇之末總括大意的評點法，亦如趙岐之作《孟子章指》，于“每章之末，括其大旨”的方法。

其次為開題(或曰發題)。釋氏講經多有開題，《高僧傳》卷四《竺法汰傳》載晉簡文帝請汰講《放光明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廣弘明集》卷十九有《發般若經題》一文。又《梁書?武帝紀》云：“中大通五年二月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訖。”受佛經義疏體的影響，此後儒家講經也重視開題，如《陳書?儒林傳》謂“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又云“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談玄論道，亦重視發題。《陳書?馬樞傳》載梁邵陵王蕭綸“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隋書?經籍志》錄開題書有梁蕃《周易開題義》十卷、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梁《春秋發題義》一卷。《舊唐書?經籍志》錄有《周易發題義》一卷、梁武《周易開題論序》十卷、大史叔明《孝經發題》四卷等，可知重視開題乃晉宋以來經疏之通例。14據《廣弘明集》卷十九所載，中大通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講經，首先由都講枳園寺法彪唱題，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繼由梁武帝發題云：

……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出生，二湧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為久。

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序》釋“論語”二字，亦同乎發題格式：

凡通論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舍字制音，呼之為倫；一舍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舍字從音為倫，說者乃眾，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舍音依字為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

儘管在漢代以來儒家經說中也有類似的解題，如孔穎達《周易正義?論易之三名》指出：“《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玄依此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但多較為簡略，佛家經疏的開題則聯篇累牘，所以此後的儒家義疏亦往往如此。

後世評點，在文章題下也往往著數語，類似解題。如《古文關鍵》卷下曾鞏《唐論》題下云：

此篇大意，專說太宗精神處。

又如《崇古文訣》卷三賈誼《屈原賦》題下云：

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屈原，而因以自諭，然譏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矣。

又如《文章軌範》卷一“放膽文”下云：

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粗入細，由雅入俗，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粗枝大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方回《瀛奎律髓》將所收入的唐、宋五七言律詩分作四十九類，每類之下，皆著數語，實為解題。如卷三“懷古類”下云：

懷古者，見古跡，思古人，其事無他，興亡賢愚而已。可以為法而不之法，可以為戒而不之戒，則又以悲夫後之人也。齊彭、殤之修短，忘堯、桀之是非，則異端之說也。有仁心者必為世道計，故不能自默於斯焉。

直至金聖歎之評《西廂記》，開筆所評即云：

《西廂》者何也？書名也。書曷為乎名曰《西廂》也？書以紀事，有其事，故有其書也，無其事，必無其書也。今其書有事，事在西廂，故名之曰《西廂》也。(《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卷之四)

仍然是開題格式。又需注意者，此以問答方式展開，恐怕也是有得於儒佛傳疏之文的啟示。

總之，評點從符號到格式，多受章句之學影響。惟有追溯及此，方為探源究本之論。

二、論文與評點

論文之作始于曹丕的《典論?論文》。將論文之作與評點聯繫起來，始于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其後曾國藩亦有類似意見(見前引)。評點既然是“評”和“點”的結合，當然需要追溯其“評”的淵源。

錢鍾書《管錐編》評論陸云的《與兄平原書》云：“什九論文事，著眼不大，著語無多，詞氣殊肖後世之評點或批改，所謂‘作場或工房中批評’(workshopcriticism)也。……苟將云書中所論者，過錄于(陸)機文各篇之眉或尾，稱賞處示以朱圍子，刪削處示以墨勒帛，則儼然詩文評點之最古者矣。”其實，《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公子季劄觀周樂，從《周南》評論到《頌》，若一一移於《詩經》諸國風、雅、頌之首，即成評點。《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對《詩》的評論，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若移於卷首，即是總評《詩經》；將“鄭聲淫”(《衛靈公》)置於《鄭風》之下，即是總評一國之風；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移于《關雎》詩下，即是總評一詩。《毛詩》有大序、有小序，“序”的作用，本來是序引作者之意，它列於全書之首或一篇之首，是對一書或一詩“大旨”的說明。後世的評點，也往往含有這類意思。王逸的《楚辭章句》，亦篇篇有序。當然，這些議論還未免有些大而化之。魏晉以下，有了專門的論文之作，時人不僅以專文發表對文學的意見，而且在書信、序跋和言談中也往往涉及文學評論。其勒為專書者，當推《文心雕龍》和《詩品》。《詩品》一書又名《詩評》(見《隋書?經籍志》)，同時湘東王蕭繹也著有《詩評》。品評詩人詩作，亦往往有就某人某篇而言之者。如《詩品》評班姬“《團扇》短章，詞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卷上)；評阮籍“《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于風雅”(同上)；評袁宏“《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卷中)。也有就某一句詩而評之者，如評張翰、潘尼“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蘩’之章，雖不具美，而文采高麗，並得虯龍片甲，鳳凰一毛”(卷中)；評陶淵明“‘歡顏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同上)。唐代以來，詩格流行，作者也往往舉出詩句以為格式。同時，唐人的選集也頗為發達，其中也時有評論。至宋代而詩話興起，評論之作，聯篇累牘。評點之“評”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考察歷代論文之作與評點的關係，除了文論本身的發展以外，唐代以來有這樣一些文學批評現象尤其值得重視：

其一，詩格與評點。詩格是唐代以來極為流行的一種批評樣式，從中唐開始，詩格中好論“勢”。其中的許多“勢”名，往往是四字一組的形象語，如“獅子返擲勢”、“猛虎跳澗勢”、“毒龍顧尾勢”等等。詩格中所說的種種“勢”，落實到具體的文學批評上，指涉的實際上是詩歌中的句法問題。到了宋代，“法”成為文學創作和批評中令人十分關注的熱點。古典詩歌發展至晉、宋時代，開始重視“佳句”、“秀句”，並且在批評上衍生出一種“摘句褒貶”的方法，這表明詩歌創作和批評由《詩經》中的重視一章轉變為五七言詩中的重視一聯。“句法”最早出現在杜詩中，其《贈高三十五書記》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王安石對杜詩句法深有會心，《唐子西文錄》指出：“王荊公五言詩，得子美句法。”《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也指出：“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此深得老杜句法。”杜甫是宋代詩家的新典範之一，這一新典範的確立，與王安石、黃庭堅的關係最大。黃庭堅及其江西詩派瓣香杜甫，實以“句法”為中心。黃庭堅在其詩文中多次使用“句法”一詞。如“句法清新俊逸，詞源廣大精神”(《再用前韻贈高子勉》)；“傳得黃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絕句》之二)；“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答王子非書》)等等。從此以後，“句法”成為宋代詩學的中心觀念之一。《彥周詩話》把“辨句法”作為詩話定義的首要內容，黃庭堅鼓吹的“點鐵成金”，其核心也是“句法”。范溫《詩眼》秉承其意云：“句法以一字為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詩人玉屑》卷三、四專列“句法”、“唐人句法”、“宋朝警句”、“風騷句法”等。從理論本身的發展看，“句法”是沿著唐五代詩格中所討論的問題演變而來，所以，其格式也往往是四字一組的形象語。如《詩人玉屑》卷四的“風騷句法”，即有“萬象入壺”、“重輪倒影”、“新月驚硆”、“衣袞乘龍”等名目，其中有些與唐五代詩格中的“勢”名極為類似，如“孤鴻出塞”、“龍吟虎嘯”、“碧海求珠”等，可知其為一脈相承。詩歌強調“句法”，文章則強調“文法”、“章法”。如陳騤《文則》，強調的便是為文之法則，其中“己”部七條專論句法和章法。至宋代評點諸書，在看似零散的評論中，實際上貫注著對“法”的追求和重視。如《古文關鍵》開篇“總論”部分，便列有“看文字法”、“看韓文法”、“看柳文法”、“看歐文法”、“看蘇文法”、“看諸家文法”、“論作文法”等；《文章軌范》對諸家文章的評論，也特別重視“句法”和“章法”。如卷一評韓愈《上張僕射書》云：“連下五個‘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連下三個‘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陳振孫《崇古文訣序》也以“昔人所以為文之法備矣”推許此書。這種關心，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顯然是自唐五代詩格順承而來的。元人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二《批點韓文凡例》，注云“廣迭山法”，可知出於謝枋得(迭山)而又加以增廣。其中有這樣的說明：

一、大段意盡。黑畫截。於此玩篇法。

二、大段內小段。紅畫截。于此玩章法。

三、小段內細節目，及換易句法。黃半畫截。於此玩句法。

不同的符號表示不同的意思，但重視的是“法”。到明、清的小說評點，也還是注重“法”。如金聖歎評點《水滸》說：“《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看得《水滸傳》出時，他書便如破竹。”又說：“此本雖是點閱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不惟曉得《水滸傳》中有許多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中間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三《讀第五才子書法》)章學誠《文史通義?古文十弊》指出：

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為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

所以，評點家講“文法”，也往往用形象語為之，一如唐五代詩格中的“勢”名。如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卷三說《水滸》中的“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舉出所謂“草蛇灰線法”、“錦針泥刺法”、“背面傅粉法”、“橫云斷山法”、“鸞膠續弦法”等，這些名目，後來被毛宗崗評《三國演義》、脂硯齋評《紅樓夢》所繼承。如後者在第一回眉批中寫道：

事則實事，然亦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有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至草蛇灰線，空穀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云龍霧雨，兩山對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秘法亦複不少，予亦於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釋，以待高明，再批示謬誤。

綜上所述，詩格對評點的影響，就在於對“句法”、“章法”和“文法”的關心，以及用四字一組的形象語對“句法”和“文法”加以形容。

其二，選集與評點。據《隋書?經籍志》的說法，選集始于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從那時開始，選集就有區別優劣，也就是文學批評的作用。唐以前的選集，現存較完整者僅《文選》和《玉台新詠》，另外如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李充《翰林論》，僅存佚文數則。從這些文獻來看，早期選集表達文學批評的方式，主要通過序文以及選目的多寡或以何種作品入選來體現的。雖然《文章流別論》和《翰林論》中都有對作家和作品的評論，但從《隋書?經籍志》的著錄來看，它們和選集本身是分開的。章學誠和曾國藩都曾經指出，評點起於鍾嶸《詩品》和劉勰《文心雕龍》。這個意見雖說不錯，但仍須下一轉語，齊梁的文論是經過了唐人選集、選注的轉換，從而影響到評點形態的產生。

唐代的選集頗為發達，以詩歌選集而言，即多達一百三十七種。如果把敦煌遺書中的寫本材料考慮進去的話，為數當更多。從這些唐人選集中可知，他們利用這種形式進行文學批評時，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更有所新創。有些選集的批評觀念仍然集中體現在序文中，如元結《篋中集序》、樓穎《國秀集序》等。但特別值得注意的，卻是將評語和選詩結合在一起的形式，這一創體可能從殷璠開始，它較好地體現了選集的批評功能。殷璠曾編有三部選集，其中《荊揚挺秀集》已佚，《丹陽集》尚有遺文，完整流傳下來的是《河岳英靈集》。

殷璠《河岳英靈集》二卷，有敘有論，每個詩人名下各系以評語。這種方法，顯然是對於鍾嶸《詩品》的繼承。他在《敘》和《論》中指出“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同時標舉自己所選的詩“既閑新聲，複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這是他所理解的盛唐詩的特色，即風骨、興象、聲律皆備。殷璠又在所選詩人的名下各著評語，然後附以作品，這實際上代表了由評論到評點的過渡。評論中有總評，有評論全篇，尤多摘句批評。值得注意的是，其評語的格式及用詞亦頗類似於《詩品》和《文心雕龍》。如《河岳英靈集》卷上評常建云：

高才而無貴仕，誠哉斯言。曩劉楨死于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昭卒於參軍，今常建亦淪于一尉。悲夫！

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

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並可稱警策。

然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屬思既苦，詞亦警絕。潘嶽雖曰能敘悲怨，未見如此章。

我將這一段文字分為四節，第一節評其生平，亦如《詩品》之評古詩“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評李陵“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等。第二節總評其詩。第三節為摘句批評，亦如《詩品》舉“五言之警策”。第四節評全篇，亦如《詩品》舉古詩“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評曰：“亦為驚絕矣。”末句似出於《文心雕龍?誄碑》之評潘岳“巧於敘悲”。殷璠《丹陽集》雖不完整，但從中仍然能夠看到許多評語是從《詩品》而來。如評儲光羲詩“務在直置”，《詩品》評陸機詩“有傷直致之奇”；評丁仙芝“迥出凡俗”，《詩品》評袁宏“去凡俗遠矣”；評蔡希周“殊得風規”，《詩品》評何晏“風規見矣”；評張彥雄“不尚綺密”，《詩品》評顏延之“體裁綺密”；評張潮“頗多悲涼”，《詩品》評曹操“甚有悲涼之句”；評張暈“巧用文字，務在規矩”，《詩品》評張華“巧用文字，務為妍冶”。所以，後人也有將殷璠與鍾嶸相提並論者，如毛先舒《詩辯坻》卷三指出：“殷璠撰《河岳英靈集》，持論既美，亦工於命詞。可以頡頏記室，續成《詩品》。”

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受到殷璠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即指出其“如《河岳英靈集》例”。如二書同為兩卷，同以五言詩為主，同在人名之下系以評論等。而在選詩的時間起迄上，與《河岳英靈集》也正相銜接，顯然含有續選之意。但他特別推崇大歷時期的詩人，則與殷璠有所不同。另外，他更為重視摘句的運用，列舉的佳句較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部書多處襲用《詩品》語，從論文到評點，經過這樣的轉換，痕跡極為明顯。茲列表如下，以作對比：

選集已經將選文與評論相結合，只是評論在作者名下，與評點之在作品或文句下略有差別，但也只是一步之遙，而注釋的格式就與評點基本相同了。

唐代的文學注釋，最著名同時也最有影響的是《文選注》。注本的格式往往是以本文為大字，注文為小字。大小字的格式來自經學，在簡牘時代，根據所書文本的用途及重要性的差異，其長度及文字的大小均有區別。如《六經》書於二尺四寸之簡，《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春秋》二尺四寸，《左傳》只有八寸。就是因為《孝經》、《論語》為初學者所讀，在當時未列入“經”，而《左傳》是“傳”的緣故。王充《論衡?量知篇》說：“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我們看唐代的抄本，經傳合一時，也是經文為大字，注文為小字的。這種格式從經學開始，影響到其它典籍。文學亦然，無論是《文選》李善注還是五臣注，都是本文為大字，注文為小字。後來的評點格式也是循此發展而來的。

注釋主要是對於文本的解釋，但其中也往往含有評論的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字便是從前人的論文之作而來。李善注《文選》引用的典籍，遍及四部，多達一千九百四十六種33，其中也包括了詩文評論著作，如曹丕《典論論文》、傅亮《文章志》、摯虞《文章志》、《文章流別論》、佚名《文章錄》、李充《翰林論》、江邃《文釋》等。如卷十二木華《海賦》之末引《翰林論》云：

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

又卷四十八揚雄《劇秦美新》題下引《翰林論》云：

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

李善注還用到了鍾嶸《詩品》，如卷二五劉琨《答盧諶詩並書》的書末，李善這樣寫道：

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即出於《詩品》評劉琨語：“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而李善注本身，有時也含有評論的成分。在後世的評點書中，往往有將注釋與評點相結合者，如金聖歎《唱經堂杜詩解》、仇兆鼇《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詮》等。從選集本身的發展來看，這種情況是不難理解的。注釋的成份偏多，即為注本。評論的成份偏多，則為評本。但在著述形式上來說，二者沒有多少區別。我們也許可以說，選集是具體而微的評點。從選集到評點，也是順理成章的演變。

其三，詩社與評點。宋元以來，結社之風頗盛，據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社會”條記載：

文士有西湖詩社，此乃行都蝨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賦詠，膾炙人口，流傳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藝精熟，射放嫻習，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諸寨建立聖殿者，俱有社會，諸行亦有獻供之社。諸行市戶，俱有社會，迎獻不一。如府第內官以馬為社，七寶行獻七寶玩具為社。又有錦體社、台閣社、最富賭錢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蘇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獻時果社、東西馬塍獻異松怪檜奇花社。魚兒活行以異樣龜魚呈獻，豪富子弟緋綠清音社、十閑等社。

“社”起源於宗教活動，最早為祀土神之社，其後“社”的範圍、性質轉變並擴大，則有東晉以慧遠為代表的蓮社。由此而繼續發展，至宋代則各事之結合，皆得以“社”名之。35但在各種“社”中，以詩社最為人所重視，所謂“非其他社集之比”。宋元時期詩社眾多，一方面與當時結社的風氣有關，另一方面也是由這種觀念決定的。

考察詩社與評點的關係，不能不注意到詩社的評詩活動。但宋元時代詩社活動的資料比較零散，略能見其梗概的是吳渭編《月泉吟社詩》一卷。37雖然它成書于元初，但反映的應該是宋代的風氣。從其步驟來看，先有稿約，包括交稿的時間、方式、地點、題目、題意、詩體，繼而聘請評鑒者品評，舉其優劣，列出名次，最後奉送獎品，並將詩集編印成冊。這應該是宋代詩社的一般程式。月泉吟社聘請的是方鳳、謝翱、吳思齊三人為考官，觀其品評方式，全同評點。如評第三名高宇云：



前聯妙於紐合，後聯引陶、範，不為事縛，句法更高。末借言雜興，的是老手。

評第十四名喻似之云：

語健意深，雖首句疊字，微欠推敲，後聯與末韻過人矣。

評第四十八名感興吟云：

此詩無一字不佳，末語雖似過直，若使采詩觀風，亦足以戒聞者。

評第五十七名柳州云：

二聯見田園分明。第四句最好，“曬”字欠工。

其摘句圖則依起句、聯句、結句分別列之。詩社是一種文人集團，考文人集團之興起，可追溯至漢代的藩王賓客。但較為典型的應該是建安時的文人集團，他們往往由集團首領命題作文，或同題共作，並且互相討論，指點妍蚩。如曹植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與楊德祖書》，《文選》卷四二)曹丕《典論論文》、《與吳質書》中也有對當時文人的評論。文人相聚，往往如此。《南史?顏延之傳》記載，顏問鮑照自己與謝靈運優劣如何？鮑照云：“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鍾嶸《詩品序》談到當時詩壇“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准的無依”的現象，也是和當時詩歌創作風氣的興盛聯繫在一起的。品評者必須是一時翹楚，且評語中肯，方能使人信服。《唐詩紀事》卷三上官昭容下記載其評沈?期、宋之問詩云

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服，不敢複爭。

至於作詩之有賞賜，當起於應制。《新唐書?文藝傳中?宋之問傳》載

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後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後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

詩社之有獎賞，當沿此而來。《月泉吟社詩》第一名羅公福在得到的“送詩賞小劄”中，即有“詩成奪錦”之句。北宋詩社的成員多為官僚，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常常互相品評詩作。如歐陽修《聖俞會飲》詩中有“更吟君句勝啖炙，杏花妍媚春酣酣(原注：君詩有‘春風酣酣杏正妍’之句)。吾交豪俊天下選，誰得眾美如君兼。詩工鑱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至鈐”(《居士集》卷一)；《招許主客》詩有“更約多為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同上，卷十一)。汪藻幼年作“一春略無十日晴”詩，“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三)。

自北宋末年開始，民間詩社發展起來，吳可《藏海詩話》記載：

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屠兒為《蜘蛛》詩，流傳海內。

元祐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為學館。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下，餘人不復能記。諸公多為平仄之學，似乎北方詩社。……諸公篇章富有，皆曾編集。……今僅能記其一二，以遺寧川好事者。欲為詩社，可以效此，不亦善乎？

因為是民間詩社，成員多默默無聞，其詩學修養不深乃可以想見，所以常需由一、二人主盟，予以品題。這些詩集編集出版的時候，也常會將評語一併錄入。可惜這類書多已亡佚，幸而《月泉吟社詩》尚有殘卷流傳至今，能略存當時舊式。詩社活動中每有評點伴隨，其學詩之際，亦當注重評點。這是詩文評點成立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詩社給予評點成立的影響。

評點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方式之一，由於這種方式成立較晚，所以其受到以往文論之作的影響較多。本節為之一一分疏，乃敘述之方便。就其實際狀況而言，其作用往往是綜合發生的。

三、科舉與評點

科舉制度形成後，對於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在唐代已經表現得很突出。不僅創作如此，對文學批評的影響也是顯然的。最明顯的就是詩格、文格和賦格類著作。唐人詩格的寫作，或以便科舉，或以訓初學，而賦格的寫作，幾乎都與科舉有關。《因話錄》卷三云：“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冊府元龜》卷六四二載後唐長興元年(930年)學士院奏本，也提到“依《詩格》、《賦樞》考試進士”。據史志著錄，上述五人中，除李程外，都有詩格類著作，如王起《大中新行詩格》、白居易《金針詩格》、白行簡《賦要》、張仲素《賦樞》等。此類書風行一時，卻多已亡佚。現存的詩格均已收入《全唐五代詩格校考》一書，附錄三所收唐人《賦譜》，也是與律賦寫作有關的。嚴羽《滄浪詩話?詩評》在回答“唐詩何以勝我朝”的問題時說：“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宋詩是否真的不及唐詩，此處不擬置論，但宋代科舉考試科目的變更，的確給文學帶來了與唐代不同的影響，評點的形成即為其中之一。

元人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云：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為相，熙甯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為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有小講，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

宋代的科舉科目繁多，但為人重視者仍然是進士科。進士科的考試，自王安石立經義而廢詩賦，至元祐年間又有變化，終宋之世，興廢分合，幾經反復。但從總體上說，在進士科的考試中，詩賦的地位下降，經義、策論的地位上升是大趨勢，嚴羽以“唐以詩取士”為由說明唐詩的成就，反映的就是這樣一個實際狀況。

王安石廢明經科、止詩賦試，目的是要能夠選拔出通經之士，不能以雕蟲小技或徒事記誦而登第。儒家經義自漢代以來，言人人殊，統治者每以己意附會經義，藉以鉗制士子的思想，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就是如此。他將自己的“新義”作為考試的準則，頒于學宮，俾舉子研習。這就決定了試經義並不能自由發揮個人見解，只是對既定的經義如何發揮的問題。經義通過文字而落實，故士子應試還得注意文章的作法。即使到了南宋廢止《三經新義》，但考試方法既定，也是從為文的格式上去講求。最早的評點書，不涉及詩而涉及文，又多講究文法、格式，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文獻通考》卷三二《選舉考五》說宋代科舉是“變聲律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與詩賦、記誦不同，“議論”和“大義”是與文章，也就是古文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評點在宋代的出現，與科舉考試科目轉變的背景是分不開的。宋人魏天應編《論學繩尺》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論學繩尺》提要云：

是編輯當時場屋應試之論，冠以《論訣》一卷。……考宋禮部貢舉條式，元祐法以三場試士，第二場用論一首。紹興九年定以四場試士，第三場用論一首，限五百字以上成，經義、詩賦二科並同。又載紹興九年國子司業高閌[FJF]諸[FJJ]子，稱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皆以經義為主，而兼習論策云云，是當時每試必有一論，較諸他文，應用之處為多，故有專輯一編，以備揣摩之具者。天應此集，其偶傳者也。

即指出此書與當時風氣的關係。雖然此書編於南宋，但當時此類書必甚多，我們從這部“偶傳”之作中可以推知當時的一般情形。宋代進士科省試場次多有變遷，大致從熙寧到紹聖元年七月之前，多為四場，此後則為三場。無論其為三為四，最後都是試策論。《論學繩尺》所收皆為“論”體，原因似即在此。卷首《論訣》引吳琮語云：

省闈多在後兩場取人。諺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場皆平平，未必得。若論策中得一冠場，萬無失一。……蓋有第一場文字不相上下，則於此辨優劣也。

此書所錄之文共分十卷，一百五十六首，每兩首立為一格，共七十八格，如“立說貫題格”、“貫二為一格”等。每篇文章的題下先標出處，次為立說，這兩部分類似解題；再次為批語，點明文章妙處。正文句下多有箋解，《四庫提要》謂“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其實還有批評。如卷一彭方迥《帝王要經大略》，正文與箋解以大小字區別：

論曰：聖人之自治有常道。常是經，謂帝王自治有經常之道。故所持者約而其用博焉。約是要，博是大，用是略。夫中國之所以異於外裔者。氣象好。以經常不易之道存焉耳。此是要經。而聖人所以自治其中國者。應破題，“自治”字是主意。初豈以遠人之變而易吾之常也哉。應常字，是經。如其舍我之常徇彼之變。反接上面常變二字。……

可見本文之下的文字是含有批評的意味，涉及到文脈、字眼，以及稍感玄虛的“氣象”等。在全文之末，另著評語，往往是將同屬一格的兩篇文章、或分屬兩格的前後文章作比較。這些評語，有助於舉子掌握省闈作文之法。

在每篇文章之前皆列有批語，這些批語可分作三類：一是“批云”，當為編者或箋解者所批；二是“某某批云”，如“陳竹林批云”、“徐進齋批云”、“馮厚齋批云”等，共有十四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類“考官批云”，共有二十七處。其中有的還出現了考官的名字，如“考官歐陽起鳴批云”、“考官楊棟批”等。考官在舉子的文章上有批語，由來已久。唐代試帖經、墨義，多為記誦之學，考官批語往往用“通”或“不”一字而已，宋代考試重視經義、策論，往往是五百字、七百字的文章，當時的科舉制度也漸趨嚴密，考卷一般要經過三道程式，最後以定去取。為了考定高下，往往需要對考卷仔細評論。《宋會要輯稿?選舉六》貢舉雜錄舉士十二甯宗嘉定十年正月九日臣僚言：

初考(官)以點檢為名，蓋點檢程式，別白優劣，而上於覆考(官)。覆考(官)以參詳為職，蓋參訂辭義，精詳工拙，以上於知舉。至於知舉取捨方定。

這雖然講的是南宋情形，但與北宋熙寧以後的情形應大致相似。從《論學繩尺》中所列的考官批語來看，其中一則是“知舉批”，見卷九《聖人大明至公如何論》，語氣比較決斷：“意味深長，議論明瑩，說得‘大明至公’字，非苟作者。”以此推之，其餘各則“考官批云”，當是覆考官的批語。從其語氣來看，也多含薦舉之意，如批彭方迥《帝王要經大略》云：“說有根據，造辭老蒼，較之他作，氣象大段不同。真可為省闈多士之冠。”(卷一)批繆烈《孝武號令文章如何》云：“議論正大，文勢發越，可謂傑特之作。”(卷一)又批李發同題之作云：“立說尖新，造語警拔，真百鳥中之孤鳳也。如繆烈論以表章六經為主意，固是正說，但立說稍同，不如此篇奇偉，甚刮人眼。”(卷二)批危科《文武之道同伏羲》云：“意甚古，語甚新，下字亦甚異。此論中巨擘也。”(卷二)批葉大有《太宗英宗仁恕如何》云：“就本文立說，議論有據，文字明潔，真佳作也。”(卷四)批陳文龍《理本國華如何論》云：“有學問，有識見，有議論，有文藻，反覆轉摺，不費斧鑿，健筆也。‘心之精神’四字，亦有本祖。”這樣的評語，真可謂“參訂辭義，精詳工拙”了。從考官的批語到評點的評語，其遞轉的痕跡在《論學繩尺》一書中，可謂赫然在目。

《論學繩尺》卷首《論訣》“諸先輩論行文法”引戴溪語云：“據古文為文法。”所以衡量經義、策論在行文方面的優劣，也以唐宋名家古文為標準。例如，徐霖《太宗治人之本》下“考官批云”：

文有古體，語有古意，當於古文求之，其源委得之柳子厚《封建論》。(卷一)

批吳君擢《唐虞三代純懿如何》云：

文字出入東萊議論，法度嚴密，意味深長，說得聖人本心出，深得論體，可敬可服。(卷二)

批丘大發《三聖褒表功德》云：

立論高，行文熟，用事詳贍，筆力過人。其學識得之《左氏》，其文法得之東萊《博議》。

批黃樸《經制述作如何》云：

文勢圓轉，意味深長，蓋自呂東萊《七聖論》中來。(卷五)

批語中多次提到呂祖謙，呂氏有《左氏博議》，自稱“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左氏博議序》)，書中“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同上)。其書流行一世，所以能為時人所取法。宋人選本朝文字示人以門徑的書頗多，雖然流傳至今者無幾，但從《文獻通考?選舉考五》引用南宋紹興年間太學博士王之望的話“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歌頌及佛書全句，舊式皆不考，建炎初悉從刪去，故犯者多”來看，這些樣板文字已成為剽竊之資。而要真正寫好經義、策論文字，還須上溯于古文文法。呂氏曾選韓、柳、歐、蘇等人的古文六十餘篇，各標舉其命意、佈局之處，示學者以作文門徑，題為《古文關鍵》。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五云謂此書“標抹注釋，以教初學”。可知此書原本有評有點。所謂“以教初學”，實際上還是為了科舉作文。樓〖FJF〗窻〖FJJ〗《崇古文訣》(本名《迂齋古文標注》)“逐章逐句，原其意脈，發其秘藏”(劉克莊《迂齋標注古文序》，《後村大全集》卷九六)，也是為了寫好場屋之文的需要。劉克莊說他“以古文倡莆東，經指授成進士名者甚眾”(同上)，即可瞭解其書與科舉的關係。而這方面的典型之作，應數謝枋得《文章軌範》。

王守仁《文章軌範序》指出：“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字句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全書以“侯王將相有種乎”七字分標七卷，此語原出《史記?陳涉世家》，但只有到了宋代，真正打破了門閥的壟斷，通過科舉考試，窮閻白屋之士一躍而為侯王將相的希望得到了實現。全書將文章分為“放膽文”和“小心文”兩類，其每集之下的文字也能充分表明其書於科舉的關係。如王字集下云：

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芒，然氣力雄健，光焰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于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將字集下云：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

相字集下云：

此集文章古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焰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有字集下云：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由此可知，當時的不少評點之作，實際上是為了科舉而寫的。現在流傳下來的早期評點書，幾乎無一不是如此。

宋代經義、策論文字，有一定的格式，特別是到了南宋，“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雙關、三扇之說興，而場屋之作遂別有軌度”(《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論學繩尺》提要語)。評點之作也多著眼於此，如《古文關鍵》首列“總論看文字法”，就有“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之說，其評論古文，也往往在起承轉合處為之點明。《文章軌範》卷三評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云：“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暗記，始知其巧。”後來的制舉文(即八股文)就是由此演變而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人物品評的關係密切，由此而影響到評論家，常常以人體的各部分來比喻文學。但是在與科舉有關的文學評論中，這種比喻又有其特別之處，就是常用頭、項、腹(腰)、尾等，來表示文章或詩歌的結構。唐代佚名《詩式》舉“雜亂”病曰：

凡詩發首誠難，落句不易。或有制者，應作詩頭，勒為詩尾；應可施後，翻使居前，故曰雜亂。

已見這類比喻的端倪。又唐代佚名《賦譜》云：

凡賦體分段，各有所歸。……至今新體，分為四段：初三、四對約三十字為頭，次三對約四十字為項，次二百餘字為腹，最末約四十字為尾。就腹中更分為五：初約四十字為胸，次約四十字為上腹，次約四十字為中腹，次約四十字為下腹，次約四十字為腰。

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二引《金針詩格》云：

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勢欲滔天；又如海鷗風急，鸞鳳傾巢，浪拍禹門，蛟龍失穴。第二聯謂之“頷聯”，欲似驪龍之珠，善抱而不脫也。亦謂之“撼聯”者，言其雄贍遒勁，能捭闔天地，動搖星辰也。第三聯謂之“警聯”，欲似疾雷破山，觀者駭愕，搜索幽隱，哭泣鬼神。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

這段文字是否真出於白居易之手，當然很可懷疑。但唐代以《詩格》、《賦樞》等為標準考試進士，而白居易又是為當時舉子所“宗”的五人之一，因此這段文字還是與當時的科舉有關。五代神《詩格》，有“論破題”、“論頷聯”、“論詩腹”、“論詩尾”等節目，反映的還是當時的風氣。宋人評點諸書，凡與科舉有關者，也多有此類論調。上引呂祖謙和謝枋得的說法即可作為例證。又如《論學繩尺》卷首《論訣》引馮椅“論一篇之體”：

鼠頭欲精而銳，豕頂(似為“項”之誤)欲肥而縮，牛腹欲肥而大，蜂尾欲尖而峭。

又引歐陽起鳴“論頭”、“論項”、“論心”、“論腹”、“論腰”、“論尾”。如“論頭”云：

論頭乃一篇綱領，破題又論頭綱領。兩三句間要括一篇意，承題要開闊，欲養下文，漸下莫說盡為佳。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最嫌直致無委曲。講題、舉題只有詳略兩體，前面意說盡，則舉題當略。前面說未盡，則舉題當詳。繳結收拾處要緊切，前後相照。

這裡說到對題目的破、承、轉、結，成為南宋以來的程文定式，明、清八股文有所謂破題、承題、起講、大結等，便是由此演變而來。元代以來，一般的文學理論中也多有此類論調，如舊題楊載的《詩法家數》，其中“律詩要法”節便講起、承、轉、合，分別就破題、頷聯、頸聯、結句闡述之。舊題傅與礪的《詩法正論》也有類似說法。明人王昌會《詩話類編》卷二“論起承轉合”云：“以律詩論之，首句是起，二句是承，中二聯則襯貼題目，如經義之大講，七句則轉，八句則合耳。”起承轉合成為律詩的一般章法，也成為“三家村”塾師的啟蒙語。又王鶚提出“作文三體”，有所謂“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王惲《玉堂嘉話》卷一引)；喬吉提出的“作今樂府法”，有所謂“鳳頭、豬肚、豹尾”(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八引)，似乎也與上述說法有關。

上文提到，最早的評點書不涉及詩而多評文，實與科舉有關。而宋末的劉辰翁全力作詩歌評點，似仍與科舉有關。元初歐陽玄在《羅舜美詩序》中指出：

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即歐陽修)，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眾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圭齋文集》卷八)

宋代科舉有記載者到度宗十年(1274年)為止，五年後宋亡，直到元代延祐年間才恢復科舉。在這四十多年時間裡，詩歌風氣興盛起來。陸文圭《跋陳元複詩稿》指出：“科場廢三十年，程文閣不用，後生秀才氣無所發洩，溢而為詩。”(《牆東類稿》卷九)劉辰翁的評點，主要是授以詩學門徑。其子劉將孫《刻長吉詩序》云：

先君子須溪先生于評諸家詩，最先長吉。蓋乙亥避地山中，無以紓思寄懷，始有意留眼目，開後來。自長吉而後及于諸家。開示其微，使覽者隅反神悟，不能細論也。……每見舉長吉詩教學者，謂其思深情濃，……最可以發越動悟者在長吉詩。(《養吾齋集》卷九)

從當時的情形來看，這些學詩者中，多數可能是東南一地的詩社成員。所以，其詩歌評點與科舉實亦有間接關係。

在宋末元初的詩社中，有些也仿效科舉法，評其優劣，列出名次。合為一書，即成評點。如宋末元初月泉吟社，幾乎完全效仿科舉活動。擬定題目，按期交卷，然後謄副糊名，由考官定以名次，定期揭曉，發放賞品。如第一名羅公福，其真實姓名為連文鳳，糊名法即仿效科舉。評語云：“眾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窘邊幅者，此為冠。”(《月泉吟社詩》)便類似考官評語。被評諸人，也往往以門生自居。如羅公福《回送詩賞劄》云：“撫景興思，慨唐科之不復以詩為試，覬同雅之可追，竊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乎公是。”第二名司馬澄翁則云：“置諸榜眼，壯此詩脾。……錄其善者，願為吟社之門生；羅而致之，景仰騷壇之座主。”(同上)又如越中詩社，曾以《枕易》為題集卷三十餘份，所聘評點者即稱“考官李侍郎”。黃庚《月屋漫稿》、張觀光《屏岩小稿》同錄《枕易》詩，為“越中詩社試題都魁”，並附有批語。到元、明之際，這種方式仍然流行。如李東陽《麓堂詩話》指出：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為主，聘詩人為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

雖然這些仿效科舉的行為主要是詩社活動，但伴隨這一活動的評點，也是與科舉密不可分的。

上文說到南宋已降經義、策論文字漸成定格，於是有起承轉合之說，影響及詩學理論，成為一般的通說。後世評點，也往往有用其說者。如金聖歎、馮舒、徐增之批唐詩、批杜詩，皆用此法。金聖歎《唱經堂杜詩解》卷一《贈李白》題下批云：

唐人詩多以四句為一解，故雖律詩，亦必作二解。若長篇，則或至作數十解。夫人未有解數不識，而尚能為詩者。如此篇第一解，曲盡東都醜態；第二解，姑作解釋；第三解，決勸其行。分作三解，文字便有起、有轉、有承、有結。從此雖多至萬言，無不如線貫華，一串固佳，逐朵又妙。自非然者，便更無處用其手法也。

這種以起承轉合或分解的方式說詩，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實未免拘泥牽強。畫地為牢，只能是作繭自縛。王夫之對這種說詩格式曾有嚴厲的批評：

起承轉合，一法也。試取初盛唐律驗之，誰必株守此法者？……且道“盧家少婦”一詩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樹銀花合”渾然一氣，“亦知戍不返”曲折無端。……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氣靈通，成章而達。……杜(甫)更藏鋒不露，摶合無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轉？陋人之法，烏足展騏驥之足哉？(《薑齋詩話》卷下)

清代中葉以後，這種說詩的論調就漸漸消失了。但我們考察這種論調的形成，不能不追溯至與科舉有關的詩文批評，在其演變過程中，科舉文的程式對於一般詩文批評的術語、方式也發生了作用和影響。評點也未能例外。

四、評唱與評點

禪宗在唐代興起以後，對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即就文學批評而言，在思維方式、精神意態、名詞術語以及著述形式等方面都有其痕跡。不過，批評形式的不同，如在詩話、詩格、論詩詩中，其受禪宗影響的程度和方面也是各異的。從評點的角度看，評唱的啟示似不容忽視。

評唱是禪宗特有的著述形式之一，這種形式的出現是與禪宗的宗旨聯繫在一起的。禪宗強調自證自悟，不落言詮，但為了接引學人，又不得不訴諸語言文字。便宜的方法，就是引用古代大宗師的言行，或是舉出他們悟道得法的因緣，使學人參而悟之。這樣的言行或因緣就被禪家稱作“公案”。三教老人序《碧岩錄》云：

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于唐而盛于宋，其來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具方冊作案底，陳機境為格令，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以異。祖師所以立為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此。

從唐代開始，禪師上堂垂示，常舉古人公案，至宋代則更為普遍。如《五燈會元》卷十二《丞熙應悅禪師》上堂云：

我宗無言句，徒勞尋露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

但公案也未必人人能悟，所以禪家常有“公案未了”或“未了底公案”之說。《五燈會元》卷十四《天甯禧禪師》云：“丹霞有個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其後環顧左右曰：“會麼？”眾曰“不會”。同書卷二十《梁山師遠禪師》上堂舉楊岐三腳驢子話云：

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

又對於同一公案，諸學人參證商量的心得也未必一致，甚至有偏頗誤解。同書卷二十《焦山師體禪師》上堂舉“臨濟四喝”公案云：

這個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

由於這兩點原因，於是禪家又有“頌古”和“代別”，對公案下轉語、著見地，以轉撥心機、啟發學人。而最初以此出名的就是汾陽善昭禪師。《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中專集“頌古代別”。頌古是以韻文的形式對公案作旁敲側擊詩的引發，代別則是以直說的形式對公案加以彌縫修正。善昭禪師云：“室中請益古人公案，未盡善者，請以代之；語不格者，請以別之，故目之為‘代別’。”對於汾陽禪師的這種作風全面秉承的，是雪竇重顯禪師。《祖庭事苑》卷一至卷四提及雪竇的著作有八種，其中就有《雪竇拈古》和《雪竇頌古》。圓悟克勤《碧岩錄》第一則評唱云：“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據款結案而已。”因為頌古是用詩歌形式，意在言外，所以是“饒路說禪”。拈古是以直說的方式剖判公案，如同根據法律條文判案。也正因為是“饒路說禪”，學人往往仍然不易領會，於是有必要對之再作評說提唱，這就是“評唱”的產生。



現存最早而且影響最大的評唱，是成書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的《碧岩錄》(又名《碧岩集》)。《碧岩錄》原先是北宋初期雪竇重顯(980-1052年)從《景德傳燈錄》、《云門廣錄》及《趙州錄》等書中選出的一百則公案，寫成了一百則頌古，以闡揚公案的含義。至北宋後期圓悟克勤(1063-1135年)在其基礎上加上垂示、著語和評唱，對於這一百則公案和頌古複加闡揚，乃成此書。由於雪竇很有詩才，所以其頌古在當時極為流行。圓悟《碧岩錄》第四則評唱云：“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圓悟禪師的悟性極高，辨才無礙，二十年間，多次為弟子剖析《雪竇頌古》，最後集結成書。關友無党的《後序》說：

《雪竇頌古》百則，叢林學道之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圓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道林，複為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

禪宗發展到北宋後期，各宗派之間既有對立，又有融合。大致看來，臨濟宗與曹洞宗的對立比較突出，而與云門宗則有融合的趨向。雪竇屬云門宗系統，從云門文偃、香林澄遠、智門光祚一線傳下；圓悟屬臨濟宗楊岐派系統，其法系為楊岐方會、白云守端、五祖法演到圓悟克勤。他在云門宗的典籍上加以評唱，這一事實也表明了兩宗合流的趨向。唐代鹹通年間夾山善會禪師在回答“如何是夾山境”的問題時，用了“猿抱子歸青嶂裡，鳥銜花落碧岩前”兩句詩(《景德傳燈錄》卷十五《夾山善會禪師》)。圓悟在住持夾山靈泉禪院時最後一次評唱此書，故命名為《碧岩錄》。

《碧岩錄》的結構頗為特殊，它由以下五部分構成：一垂示(一本作“示眾”)，是將本則公案的重點加以提示；二本則，就是雪竇選出的公案；三頌古，即雪竇用偈頌的形式闡揚公案；四著語，是圓悟在本則和頌古的字裡行間所作的細微的短評；五評唱，分別附在本則和頌古的後面，是對本則或頌古的總評。廣義的評唱，應該包括“垂示”和“著語”在內。但是這四個部分的次序如何(“著語”散見於本則和頌古之中，非獨立成篇)，卻因版本不同而有差異。《碧岩錄》的版本，最流行的是元大德四年(1300年)張煒(明遠)的刊本(簡稱“張本”)，已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中。另外有成都刊本(簡稱“蜀本”)和福州刊本(簡稱“福本”)，均已亡佚，日本岐陽方秀(1361-1434年)的《碧岩錄不二鈔》和大智實統的《碧岩錄種電鈔》曾引錄，並與張本作對校。日本還有道元禪師入宋時，以一夜功夫抄成的本子(簡稱“一夜本”)。次序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張本和一夜本。前者以垂示、本則、本則評唱、頌古、頌古評唱為序，後者以示眾、本則、頌古、本則評唱、頌古評唱為序。究竟哪一個次序能夠反映其本來面目？學者有不同意見。如鈴木大拙認為後者代表了古體，而伊藤猷典認為前者符合其原型，似乎更為合理。其次序應該是：垂示，本則，本則評唱，頌古，頌古評唱。茲選錄一則如下：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軌，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為什麼卻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本則】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鐵蒺藜。天下衲僧跳不出。山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為秤。

【評唱】這個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裡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卻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稱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繞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

【頌】金烏急，左眼半斤，快鷂趕不及。火焰裡橫身。玉兔速，右眼八兩，娥宮裡作窠窟。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在扣，如穀受響。展事投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自是闍黎恁麼見。跛鮛盲龜入空穀。自領出去，同坑無異土。阿誰打你鷂子死。花簇簇，錦簇簇，兩重公案，一狀領過，依舊一般。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案。頭上安頭。因思長慶、陸大夫，癩兒牽伴，山僧也恁麼，雪竇也恁麼。解道合笑不合哭。呵呵，蒼天，夜半更添冤苦。咦。咄，是什麼，便打。

【評唱】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才問道，便瞠眼云“在這裡”。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雪竇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略露些子教你見，便下個注腳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酬這僧，如鐘在扣，如穀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應頌》云：“覿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鎚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將其結構略作分析，垂示類似于解題；本則為古來公案，以散文為之；本則評唱，總評此公案；頌古為雪竇偈頌，以韻文為之；頌古評唱，總評此偈頌。而其中的著語則類似於夾評。刀劍為利器，禪宗常用來比喻截斷一切知見會解、思慮分別之境。“殺人”、“活人”不過用來形容師家啟悟學人時活殺自在的手段，實相反而又相成，無非指出向上一路。但學人若死於句下，則未免“如猿捉影”，勞而無功。這就是“垂示”所揭示的本則公案的大意所在。本則公案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圓悟禪師著語云：“鐵蒺藜。天下衲僧跳不出。”鐵蒺藜原是布在地上防止敵軍進攻的障礙物66，這裡比喻考量僧人的問題。而洞山回答“麻三斤”，圓悟禪師著語云：“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為秤錘。”第一句話教人不必咬嚼此語，第二句說此語言在此而意在彼，第三句說此語是對學人的考量。本則評唱先舉出四種誤解，指出“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其實，製作一件袈裟的材料所需正是“麻三斤”，僧衣即代表僧人自身，以此啟示學人徹底去粘解縛、反求諸己。本則評唱大意在此。“金烏”、“玉兔”為日月之代稱，“急”、“速”則形容洞山答話如電光石火，間不容髮，而其善於應答，亦未曾落於言詮。但學人不悟，以用為體，欲從言句上見洞山境界，則恰如“跛鮛盲龜入空穀”。花團錦簇用以形容洞山答語所創造的世界，但泥於句下，則以為麻是孝服，竹為孝杖，花團錦簇為棺材上所畫的花草。如果這樣，便真是“合笑不合哭”了。頌古即是此意。而頌古評唱則進一步揭示此意。可見，評唱是要將本則和頌古的妙處隨時揭示，又加以提舉總評。從其格式來看，與後世的評點完全一致。上文曾分別就章句與評點、論文與評點、科舉與評點加以論述，但從形式上看，評點最為完整的樣板應該是評唱，垂示即如評點中的題下總論；著語即如文中的旁批、眉批；評唱(狹義的)即如文末的總評。除了缺少塗抹標點的符號，評唱(廣義的)是較為典型的評點形式。從形式上看是如此，從精神意態上看更是如此。上文提到經典義疏和文學注釋對評點的影響，但從對待文本的態度來說，義疏和注釋是謙恭的，而評唱對於古來的公案或偈頌是平等的，甚至是優越的。在這一方面，評點的性格與評唱也是極為接近的。

禪宗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影響是深遠的，例如，禪宗的術語曾影響了晚唐五代的詩格，禪宗的語錄體曾影響了詩話體的產生，禪宗的偈頌則影響了宋代的論詩詩，這些都有大量的實證材料可以證明。評唱影響及評點，也是極為正常的。

《碧岩錄》成書前就以抄錄本形式流傳於世近二十年，成書後，更是風行一時。《禪林寶訓》卷四引心聞賁禪師《與張子韶書》云：

天禧間，雪竇以辨博之才，美意辨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為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離之為《碧岩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回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

希陵《碧岩集後序》指出：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抉剔幽邃，顯列祖之機用，開後學之心源。……後大慧禪師因學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才勘而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記來，實非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尚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

元大德四年張煒重新刊行《碧岩集》，署作“宗門第一書”，似乎並非其獨自發明，而是此書自北宋末以來的廣泛流傳的真實寫照。佛教、禪宗對宋代普通文人的影響，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舉子程文多用佛語，以至於北宋後期以來的奏議詔令中，三番五次禁用佛書釋典。而在南宋的科場中，士子多用的已是禪宗話頭。《宋會要輯稿?選舉四?舉士十》載：

孝宗乾道五年正月十一日，臣僚言：比年科場所取試文，遽不及前。論卑而氣弱，浮虛稍稍複出，甚者強掇禪語，充入經義。……相習相同，氾濫莫之所屆。此豈為士人罪哉？薦紳先生則使然。伏願深詔輔弼，明?有司，自今試士，必取實學切於世用者。苟涉浮虛，及妄作禪語，雖甚華靡，並行黜落。庶幾學者洗滌其心，盡力斯文，以稱陛下總核之政。從之。

又同書《選舉五?貢舉雜錄》載：

慶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吏部尚書葉翥等言：二十年來，士子狃於偽學，沮喪良心。……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以蓋其空疏不學之陋，雜以禪語，遂可欺人。……蓋由溺習之久，不自知其為非，欲望因今之弊，特詔有司，風諭士子，專意孔、孟為師，以六經子史為習，毋得複傳語錄，以滋其盜名欺世之偽。……從之。

從朝廷再三下令禁止的情形推測，當時此類現象必然是屢禁不止。雪竇、圓悟皆有出色的文學才能，與當時的文人交往多而且密，深受重視。其書又有“宗門第一書”的美譽，在禪宗語錄風行一世的時代，其滲透力之深遠，似不容低估。雪竇除頌古一百則外，尚有拈古一百則，圓悟也曾為之評點闡揚，題為《佛果擊節錄》二卷。從評唱本身來看，後世有《從容庵錄》，為宋天童正覺禪師頌古，元萬松行秀評唱；又有《空穀集》，為宋投子義青禪師頌古，元林泉從倫禪師評唱。後人也常將評唱與詩學相提並論。如方回大德四年序《碧岩錄》云：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自達磨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曰“本來無一物”為南宗，曰“時時勤拂拭”為北宗，於是有禪宗頌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罵祖，無所不為。間有深得吾詩家活法者。

萬松行秀《評唱天童從容庵錄寄湛然居士書》云：

吾宗有雪竇、天童，猶孔門之有游、夏。二師之頌古，猶詩壇之李、杜。世謂雪竇有翰林之才，蓋采我華而不摭我實。又謂不行萬里地，不讀萬卷書，毋閱工部詩。言其博贍也。擬諸天童老師頌古，片言隻字，皆自佛祖淵源流出，學者罔測也。

因此，評唱對於文學的影響尤其重大，決非無稽之談。其寫作格式及精神意態對於評點形成的先導作用，通過以上的分析，兩者間的脈絡實清晰可辨。

評唱的語言風格一如禪宗語錄，但更為簡捷潑辣，尤其是其著語部分，更是正語、反語、雅語、俗語、冷嘲語、熱罵語、莊語、諧語、經典語、瘋癲語雜陳並置，無所不用。評點書中的文中夾評，雖語言風格有異，但同樣簡捷明快，一語中的。如《古文關鍵》常用“起得好”、“承得好”、“結有力”等評點結構，又往往用“灑脫”、“警策”、“煉句”等評點文字，這種時時處處的點評，恰似評唱中的著語，不斷為讀者或學人點醒眼目。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評點書中也不時夾雜禪語。如《古文關鍵》卷上評韓愈《獲麟解》“麟之所以為麟者”句云：“百尺竿頭進一步。”此即出於禪宗，《五燈會元》卷四《長沙景岑禪師》載其偈云：“百尺竿頭須進步。”卷六《茶陵鬱山主》記白云守端禪師偈云：“百尺竿頭曾進步。”卷十七《黃龍祖心禪師》載其語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又評《師說》“聖人之所以為聖”句云：“使《袁盎傳》意，換骨法。”雖然江西詩派有“奪胎換骨”之說，但“換骨法”實與禪宗有關。後世如金聖歎之評《水滸》，那種冷嘲熱諷的筆調，更是有得於禪宗旨趣。其《讀第五才子書法》直用禪宗語“咬人屎撅，不是好狗”；其《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也每以趙州和尚之“無”說《西廂記》。所以講到評點，也有人以禪喻之。如姚鼐《與陳碩士箋》指出：“文家之事，大似禪悟，觀人評論圈點，皆是借徑。一旦豁然有得，呵佛罵祖，無不可者。”(《惜抱軒尺牘》卷五)又《答徐季雅》云：“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不可言喻者要必自可言喻者入之。……圈點啟發人意，有愈於解說者矣。”(同上卷二)評點的這種文學津梁的作用，實亦類似於評唱之接引學人，一旦悟理，則可得魚忘筌、抵岸舍筏。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方式，就其最有民族特點、同時又使用得最為廣泛而持久者言之，有選本、摘句、論詩詩、詩格、詩話和評點。其中評點方式的形成時間最晚，因此它所吸收的因素也最為複雜。上文從四個方面為之沿波討源，如果要勉強作一概括性說明的話，也許可以這樣說：章句提供了符號和格式的借鑒，前人論文的演變決定了評點的重心，科舉激發了評點的產生，評唱樹立了寫作的樣板。評點的批評注重細微的分析剖判，從局部著眼衡量，未免“識小”之譏。但放在整個中國文學批評的體系中看，評點所最為傾心的是文本本身的優劣，它努力挖掘的是文學的美究竟何在以及何以美，它注重對文本的結構、意象、遣詞造句等屬於文學形式方面的分析，同時也不廢義理和內容的考察，儘管這在評點是次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是值得我們作進一步抉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