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停车场管理:罗素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1946年，罗素的巨著《西方哲学史》问世时，他本人已经74岁，从他巨著中的各种深沉的功力来看，我们才了解他是经过多么艰难困苦的努力才有了这一成果。如在谈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时，他说：“在研究某个哲学家时，正确的态度应是不卑不亢，先为他们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想想，直至了解他的思想，才尽可能地放弃先前的偏见，采取正确的批判态度。”　　在这部书的另一处，他又写道：“忘记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或在心目中存在着各种先入为主的、固定的哲学答案，都是不好的，教我们如何学会生活在疑问中，但又别让疑问搞得麻木不仁，这可能是我们当前那些研究哲学的人的最主要的课题。”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罗素个人思想的高超，使他一直成为全球瞩目与争论的中心，他自己除了固定的写作与研究以外，也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战斗，未曾一日懈怠。在人类知识和数理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与牛顿在力学上的成就相媲美。但并不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能够把一般性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人们，他这样做，是对哲学家始终保持兴趣的最成功的范例。　　他的一生的著作，主要是为公众的良知作辩护。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追求的是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哲学路线，对于那些观念论的信条，他从来没有为之动心，而且还是激烈的反对者。对于欧洲大陆的那套哲学思想，他认为应该从英国的立场冷静地去审视和探讨。他就是这样，在严谨的态度中，不忘记发挥自己的敏锐，冷静和机智，使他的著作充满这些特性而成为非凡的作家，即使从纯文学的观点看，他的作品也是属于永存的不朽之作。诸如《西方哲学史》(1946年)、《人类的知识——它的极限和范围》(1948年)以及《我的心路历程》(收于1951年出版的《罗素哲学思想》中)，无不如此；当然，他的其它很多讨论社会问题的著作也同样是伟大不朽的作品。　　罗素的观点和意见的形成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此不能简单加以归纳。他的家族在对待英国政治的立场，一直受到辉格党传统的影响。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宫廷发言人。所以，在他年少时便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后来又遇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使他成为事事都权衡轻重、擅长独立思考的社会批评家。他自始至终热心地告诫我们，新官僚主义的危害，他强调个人的权利，反对集权制度，对工业文明的日益发展而造成的对人类简朴的生活情趣的威胁，深感忧虑。1920年，他访苏归来后，便对共产主义表示失望和厌恶。相反，在中国的旅行中，他却深深地为中国的文化所吸引，对道家那种清静的和儒家那种各任教化的精神，他认为可以作为平衡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略带激进和野蛮的作风之用。　　罗素的很多著作都招致了不少攻击，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紧迫的事。当然，他的理性主义不可能解决所有棘手的问题，也不可能当作万灵药使用，即使是哲学家们愿意将“药方”开出来也无济于事。不幸的是，世界上存在着而且永远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使你脱离理性的分析或驾驭。这样，对罗素的著作，那怕从一种纯粹实用的角度看，也没有让他的思想在两次大战期间受到很大重视，看来，主要是被完全抛弃了，但是，对他那种满怀自信、敢于以乐观坚决的态度力排众议、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的思想家，我们是特别敬佩的，每次读他的作品，如同听萧伯纳喜剧中那心直口快的主人公说话时一样舒服，因为那讲话向来是以高昂的语调和伶俐的言辞而令人折服的。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当初设奖的动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两人同样相信怀疑论和“乌托邦”的理想，并对于当代世界的格局的悲观看法而共同强调了人类行为的理想化。瑞典学院确认为他把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所以，在本奖设立50周年之际，决定将该奖颁发给罗素，以奖励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和当之无愧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的巨擘。　　我的天——就在整整200年前，让一雅克·卢梭由于在回答“艺术和科学能否有助于人类道德”问题时，说了个“不”字，而获得了第戎学院的颁奖，虽然这个否定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况且第戎学院也不存在什么革命性的目的，但今天，我们也以同样的敬意，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您，因为您的哲学著作毫无疑问地表现了道德文明，并且是对诺贝尔的精神的极其完美的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表彰您这位人道主义和思想解放的翘楚人物，同时，对于您亲临诺贝尔基金会 50周年庆祝大会，使我们深感荣幸。现在，请您上来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获诺贝尔文学奖评价

　　评论界对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1950年11月10日，当罗素得悉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时，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准备作题为“心和物”的演讲，在座的听众中有许多知名学者，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演讲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罗素评论说：“我很高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我已经获得两次最高荣誉之一，另一次是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　　在某种意义上，罗素不得不和威廉·福克纳分享人们的注意。由于1949年授奖延期，福克纳获194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和罗素同时发出。而且195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五十周年纪念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一个从未发表过一首诗或一部文学作品的作家，通过把诺贝尔的信念等同于罗素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表示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纪念。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却是作为一个数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尽管这有点明显的奇特，但瑞典文学院对罗素和福克纳的选择却获得了好评。《纽约时报》(1950年11月11日)的社论称福克纳和罗素是奇特的“诺贝尔伙伴”，但罗素是一个理应获奖的“思想真正开明的人”，他的《西方哲学史》是“极富魅力的”著作。《时代》杂志的评论认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并指出：“他有时敏锐地但又很多地论述了道德、政治、中国、婚姻、原子、布尔什维主义和世界政治。”　　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轻而易举的，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还由于他作为文体家的特殊声望，他把他的非专门化的著作表述成适合于一般有思想、理解力强的读者，而不是为脱离实际的教士们写的。奥尔德斯·赫克斯利赞扬罗素避免了“风格上的抑制作用”——不是以无法理解的僧侣式的文体来表达他晦涩的思想。　　罗素获奖的消息给他带来很高的声望，使他能在1950年11月继续他的巡回演讲。继普林斯顿之后，他又去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吸引了大批听众。朱丽叶·迈德洛克这位精通文学的经纪人被选为向导，带着罗素环绕纽约城旅行。报道说，“一路上人们里三层外四层地站在街道两旁，希望奇迹发生，使自己能挤进去，或者至少能听到他口叼烟斗说话的声音，或者一睹罗素爵士的风采”。

被审判的个人观点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被审判的个人观点：　　1940年，世界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收到了纽约市立大学邀请他到该校哲学系讲学一年的聘书，但未等他到任，就被剥夺了这一机会。他被指控是“不道德性关系的倡导者”，被迫忍受诽谤性的、侮辱人格的法院审判。　　现在看来罗素的罪行实在是荒唐可笑的。1925年——1929年，罗素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写了4本有关家庭婚姻问题的著作，即《我的信仰》、《教育与幸福生活》、《婚姻与道德》、《教育与现代世界》。在书中，罗素措辞巧妙而客观地评论了现代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建议：“试婚”或许会降低时下不断增长的离婚率。　　罗素的婚姻家庭观念招致了社会保守势力的一致反对，纽约大主教、布鲁克林天主教会、狂热的宗教组织、许多爱国团体、民主党地方领袖及各大报纸，都成了传统道德的卫道士，罗素成了它们联合攻击的对象。　　漫骂、侮辱、人身攻击铺天盖地向这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压来。“道德败坏者”、“异教教授”、“堕落的、十恶不赦的、背信弃义的、性杂交倡导者”、“邪恶的根源”、“性解放的毒瘤”等等，一时成了罗素的诨号。最后，罗素的观点又毫不例外地被说成是“亲共产党”的。　　布鲁克林的一个妇女，因害怕她未成年的女儿成为罗素的学生，指控他不仅道德败坏，而且信奉异教，要求取消他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资格。这位夫人的律师用恶毒的言词诽谤罗素，并向法庭提出起诉。由于起诉性质不明确，罗素才摆脱一次侮辱性的法庭诉讼。但受理此案的法官公然违背公正原则，决定进行重审。由于受律师的唆使，法官明显地偏袒原告和社会舆论。法院的行为表明，美国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的操纵。(由于该法官的行为过分露骨，法律界曾对其进行了批评。1971年发表的“伯特兰·罗素一案始末”一文，详细分析了这一事件。)　　重新举行的审理纯属摆摆形式，法官不许罗素为自己辩护，出示无人证实的事实，拒绝讨论罗素书中的“色情”描写，攻击被告人的人格，并且把道德准则作为审判的依据。这位法官根据一条适用于中小学的准则，宣布取消罗素到纽约大学任教的资格，并且阻止罗素的律师举行听证会和提出上诉，蛮横地宣布罗素没有资格享受这种权利。　　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诽谤，终未能击垮罗素。纽约市立大学虽未去成，但哈佛大学给他发了聘书。1950年，瑞士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与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