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利赛人内容:强者之道：人强·心强·智强——读《挺经》卷四<明强>

强者之道：人强·心强·智强

——读《挺经》卷四《明强》

卷四《明强》。明者智也。强者，勇也。明强，大智大勇，挺身向前。上篇讲“高明”与“精明”的区别，高明是真悟而得大略，精明是学问而得细致，皆谓明。中篇讲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非刚不济，懦弱无刚是成事之大忌，是谓强。下篇讲家强国强，只在人强。而人强又只在自胜处求强，而不在胜人处求强。三篇连贯起来读，层次清晰，说理透辟。

“明强”二字从老子《道德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引出。古之豪杰都称英雄，英即明也。雄即强也。明强，讲的是英雄之道。

人生在有限的时间里经营好自己，坚忍图强，以求用有限的能量尽最大努力把可能做好的事情真正做得“止于至善”，便可称英雄。

研究曾国藩的英雄之道，有以下四点特别值得我们借鉴。

一、个人才能不足道，蓄德聚人强之要 

“明强”是以内主外的心法。首先必须以“明强”治内。

曾国藩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王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家书）

他又说：“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寻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家书）

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向自己发起进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在特质，而克服了自己性格上的致命弱点，这就叫在自修处求强。这种强，是内强，乃安身立命之本。

但是，个人的内强，个人的能力才智，如同一座金矿，开采出来投入使用，才能变成财富，如果没有投入使用，那就不过纯是一堆深埋地下不见天日的石头。由于生命有限，个人的能力才智还不如金矿。金矿这一代没有开采下一代还可以开采，而人的智慧才能这辈子没用上，就不存在下一辈子再用的问题了。

英雄之道，就是将自己内蕴的“金矿”开采出来，投入使用，将个人内圣外王的深厚内功变为众人共享的财富。又在相与交流中将众人的勇敢、智慧等能量变为自己格物致知，加深内力的资源。因此“明强”在曾国藩的以内主外实践中就表现为：化内修之明为部众之智，化内修之强为部众之勇。曾国藩说：

“‘强’字原是美德……‘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证证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同治二年七月十一日家书）

一个领军人物，想问题必须比部属深想一层，想远一步，穷理至明，不能老是认错服输，那就不叫明强，而叫“瞎闹”了。

曾国藩当然不是那种“瞎闹”的人物。他的潜在特质是谨慎，诚诎，倔强而执着，而且遵道不移，秉德不违，善纳群言，从善如流。这些特质用以聚三军之众，是可以一呼众诺，枯木朽株齐努力的。然而曾国藩所从事的事功是领兵打仗，领千万人投之以险，生死悠关。文人的强项易成武人的弱项，把固有的缺陷带进所要进取的崭新事业中，就可能拿士兵的生命和国家的荣誉开玩笑。

曾国藩曾戏谑一度怀才不遇的左宗棠：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常相左。

左宗棠则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曾国藩面对外界压力，毫不犹疑地采取了改变自己的对策，一方面是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卫道精神再造了一个与文人贪生怕死，文弱寡断相反的曾国藩形象。他带棺出征，屡败屡战，强悍刚毅，临危不惧，给湘军作出了强者姿态。

另一方面，曾国藩尊重专家、礼贤下士，将最有军事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的人提拔到统领位置上，依靠他们来领兵、练兵、指挥打仗，自己只做决策和后勤服务工作，以德聚人，故人才脱颖而出。

同乡布衣罗泽南，军事才能颇高，但家道贫寒，门庭多故，曾国藩毫不介意于地位悬殊和处遇穷通，以兄弟之诚请罗泽南领导湘军陆师。罗泽南的学生李续宾，王鑫等均成为湘军主将。

长沙孤儿黄冀升，以“村官”被曾国藩所赏识，引为心腹。在组建水师时帮了曾国藩的大忙。后又用他组建淮扬水师，委任统带。李鸿章评价他“厚道热肠，为武人中第一流，为平吴第一功臣，为沪军第一等人。”

旗人塔齐布，来自绿营，有军事才能。曾国藩请他训练湘军。驻长沙的绿营兵提督清德以武将不应受文官统辖的祖制欲弹劾塔齐布。曾国藩先下手为强，以清德废驰营操上奏，将清德革职。同时奏荐塔齐布为中军参将，继续操练湘军，塔齐布从此成为湘军中的一员猛将，直至阵亡。

二、经营地盘，首在经营人心 

《大学》曰：“君子先慎乎有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君子先要慎养德行，有德才有人民，有人民才有土地，有土地才有财物，有财物才能实施其治理措施。

曾国藩要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早就有建立“根据地”的构想。在湖南办团练期间，他就确定了以“两湖”为基地向东南进攻的战略方针。但是曾国藩当时只是一个奉旨“帮办”团练的二品京官，在他想要经营的地盘上无职无权。当时他面临的是没有靠山，没有后方，没有给养，只有摩擦的窘境。内外双修的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就是“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的经营对策。

曾国藩以经营人心为要诀，打出了三张好牌；道义、情感、利益。近似于今人所说的责、权、利等边三角形经营手段。

道义：曾国藩打出卫道旗号，鲜明地将儒教与洪秀全从西方引入的天主教对立起来，将清朝与太平天国的这场内战纳入一场宗教战争，将自己招募兵弁精练的湘军称为“义师”。这对天下145万读书仕子有极大号召力。于是在道义的旗帜下，化一人之德为众人之德，化一人之力为众人之力，化一个之功为众人之功。这样，在他初创时期遇到的一系列难题便迎刃而解。

没有靠山——我自己就是靠山。不信书，不信命，信自己。自立自强。自己强了，就有一班人接二连三来争当靠山。

没有后方——打出一个后方来，再打出一个更大的后方基地来。

没有给养——众人集募，虎口夺食，每天只想今天怎么过，过了今天再想明天，动态发展，步步为营。

旁有摩擦——守愚守弱，卑礼相让，以化解摩擦和不伤大局为要。

不爱钱，不惜死，以身殉道，以身殉国。曾国藩用这样一种道义精神去转换人民、土地、财物等资源，取得了极大成功。

情感及利益：按照曾国藩的设计，湘军是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劲旅。它不受任何一个省总督、巡抚的节制，只听命于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的设计意图全部落到了实处。他晚年在总结练勇万人得以成功的经验时，毫不隐讳地说：湘军有战斗力，主要是由于“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在这里曾国藩的话只讲了一半。实际情况是，湘军水陆师的营官，统领全部是由他本人委派或批准的。统领并不是根，真正的根是曾国藩。由根生干、生枝、生叶，故粮饷虽出自公款，统领、营官等皆“若受其私惠”，所以他拥有湘军的绝对指挥权。他在湘军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