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美国电影恋爱的:张兴军：历史的留白——读《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6:25:05
张兴军：历史的留白——读《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时间:2010-07-29 10:31 作者:张兴军点击:355次
崇尚“大历史观”的黄仁宇认为，写史者应该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者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黄所鞭辟的，正是传统史观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逻辑。
然而，个体英雄人物的列传素描和时势中无两的英雄人物的正史，如今仍是汗牛充栋。从1902年梁启超奋笔疾呼“史学革命”算起，倏忽间百年已逝，但那种“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的弊端犹存。
但值得庆幸的是，一些有识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弊端，并开始身体力行地加以纠正。几年前，曾看到学者孙郁的《鲁迅与胡适》，将胡适这一新文化的代表人物的本来面貌客观地还原给公众。而如今傅国涌更是以不偏不倚的史家之思，来回溯百余年中国史的真实面貌。
凡十九篇的《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似是一个百年更迭、世事沧桑的历史舞台。龚自珍、胡适、徐志摩、竺可桢和司徒雷登等20多个推动历史进程的大师轮番出场，演绎着一幕幕精彩的故事。
他们都堪称百余年中国史的关键人物，广泛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曾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有着感人肺腑的悲欢离合。同样，在后人之史中几乎又都是浮光掠影，难窥全貌。
另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曾与杭州——这座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的二十位历史名人，或隐匿久居，或驻足停留，或去后长眠于此。由于地域上的接近性，居住在这座古城的作者傅国涌时常在凭吊先人时有感而发，慨叹如今的红男绿女只记得杭州十景，而对曾经的文人志士却所知甚少。
于是，解答历史的疑问，被作者当作不可旁贷的责任：戊戌变法的不二功臣徐致靖，如何在保荐了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后幸免于戊戌年的闸刀之下，晚年又如何反思变法最终郁郁而终？凭借一部堪与《狂人日记》媲美的《文学改良刍议》而为世人皆知的胡适，思想是如何变化的，他的实证主义是完全照搬于约翰杜威的拿来主义，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剂良药？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在被保皇派暗杀之前，究竟处于何等地位，与孙中山相比，蔡元培等人为何更睐于他？……
可想而知，这些了解近代中国史必不可少的关键素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皆知康梁而不知徐致靖，皆重孙中山而轻宋教仁，褒鲁迅而贬胡适……，择史者的有意为之，真是造成了太多的误解。
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应该是深刻的，而不是浅显的；应该是在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评判他们的贡献，而不是囿于一时一地来简单认定。否则，那种“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的愤慨仍会继续。
对于历史的留白和遗憾，在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中是难以容忍的。所以，与其说傅国涌是对起自龚自珍，迄至司徒雷登的二十位渐隐于今人视野群体的一种愤慨，毋宁说是他借《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对风靡于今的错误历史观的实践式纠正。
看《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让人生发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除获得泛量的史实之外，更值得赞叹的是作者对于传统的态度：
“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出现了，我们出版业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毫无疑问，百年中国史，当然不只是这二十个开创了“传统”的先人，他们的背后更是一个个继往开来的群体，是百舸争流的近代风云变幻。缺少了谁，历史都是不完整的。
使人遗憾和愤慨的，当然不仅仅是藏身于历史深处的个体传统之缺失。修史者在厚此薄彼中离真相的渐行渐远，更是有识之士难以容忍的客观现状。
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恰在于此。学者傅国涌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穷书海，写百年更迭，居一隅，观世事兴衰。他的目力所及，皆是那些被人为湮没的有识之士，和一处处历史的留白。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72914383.html ]
崇尚“大历史观”的黄仁宇认为，写史者应该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者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黄所鞭辟的，正是传统史观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逻辑。
然而，个体英雄人物的列传素描和时势中无两的英雄人物的正史，如今仍是汗牛充栋。从1902年梁启超奋笔疾呼“史学革命”算起，倏忽间百年已逝，但那种“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的弊端犹存。
但值得庆幸的是，一些有识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弊端，并开始身体力行地加以纠正。几年前，曾看到学者孙郁的《鲁迅与胡适》，将胡适这一新文化的代表人物的本来面貌客观地还原给公众。而如今傅国涌更是以不偏不倚的史家之思，来回溯百余年中国史的真实面貌。
凡十九篇的《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似是一个百年更迭、世事沧桑的历史舞台。龚自珍、胡适、徐志摩、竺可桢和司徒雷登等20多个推动历史进程的大师轮番出场，演绎着一幕幕精彩的故事。
他们都堪称百余年中国史的关键人物，广泛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曾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有着感人肺腑的悲欢离合。同样，在后人之史中几乎又都是浮光掠影，难窥全貌。
另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曾与杭州——这座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的二十位历史名人，或隐匿久居，或驻足停留，或去后长眠于此。由于地域上的接近性，居住在这座古城的作者傅国涌时常在凭吊先人时有感而发，慨叹如今的红男绿女只记得杭州十景，而对曾经的文人志士却所知甚少。
于是，解答历史的疑问，被作者当作不可旁贷的责任：戊戌变法的不二功臣徐致靖，如何在保荐了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后幸免于戊戌年的闸刀之下，晚年又如何反思变法最终郁郁而终？凭借一部堪与《狂人日记》媲美的《文学改良刍议》而为世人皆知的胡适，思想是如何变化的，他的实证主义是完全照搬于约翰杜威的拿来主义，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剂良药？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在被保皇派暗杀之前，究竟处于何等地位，与孙中山相比，蔡元培等人为何更睐于他？……
可想而知，这些了解近代中国史必不可少的关键素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皆知康梁而不知徐致靖，皆重孙中山而轻宋教仁，褒鲁迅而贬胡适……，择史者的有意为之，真是造成了太多的误解。
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应该是深刻的，而不是浅显的；应该是在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评判他们的贡献，而不是囿于一时一地来简单认定。否则，那种“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的愤慨仍会继续。
对于历史的留白和遗憾，在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中是难以容忍的。所以，与其说傅国涌是对起自龚自珍，迄至司徒雷登的二十位渐隐于今人视野群体的一种愤慨，毋宁说是他借《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对风靡于今的错误历史观的实践式纠正。
看《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让人生发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除获得泛量的史实之外，更值得赞叹的是作者对于传统的态度：
“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出现了，我们出版业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毫无疑问，百年中国史，当然不只是这二十个开创了“传统”的先人，他们的背后更是一个个继往开来的群体，是百舸争流的近代风云变幻。缺少了谁，历史都是不完整的。
使人遗憾和愤慨的，当然不仅仅是藏身于历史深处的个体传统之缺失。修史者在厚此薄彼中离真相的渐行渐远，更是有识之士难以容忍的客观现状。
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恰在于此。学者傅国涌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穷书海，写百年更迭，居一隅，观世事兴衰。他的目力所及，皆是那些被人为湮没的有识之士，和一处处历史的留白。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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