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网络机顶盒方案:2011年，广州公民初长成

在辞旧迎新之际，回首2011年的广州社情，我们欣然看到广州“公民现象”的长成。
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改善公共生活这一共同目标，我们看见众多声望卓著的有识之士热切陈言，更看到无数的草根市民从生活的细微处发现问题并着手改变。这些波澜不惊的“微行动”，也许没有给现实带来显著的推动效应，但却是广州公民意识开始觉醒的闪亮标识。
普通市民的觉醒
在这些原来默默无闻的草根市民中间，有些是以直接的身体语言作为形象标识表达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质疑亚运工程铺张浪费的“口罩男”、申请公开光亮工程可研报告的“拇指妹”、关注地铁一号线翻新工程的“举牌哥”等等；有些则是以自身亲历中的不公为缘由，以一己之痛而揭露和唤醒社会之痛，如曝光出租车“茶水费”的的哥老王、反乙肝歧视者雷闯；更有人是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长期细致的调研对热点个案采取积极行动，如关注旧城拆迁的恩宁路学术小组、推动垃圾分类的“樱桃白”、草根治堵方案的设计者陈哲宏等等。
也有些人是通过本职工作积极地与社会沟通、质疑公共政策，如发起大佛寺拆迁抗议的规划师马向明、持续发文质疑的士调价和沙河城管殴打女小贩等事件的媒体人司徒望……应该说，眼见的这些热点人物与事件还不是“广州公民”这一动人叙事的全部，在他们的背后，肯定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小事件。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普罗大众中的一员，他们并非都怀有多么远大的识见和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期待公共生活向好的方向发展、都认为政府应该尊重公民的意愿、都相信不公平与不正义的现象应该得到遏止，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意识到，每个人的积极行动才是实现这些期待的根本之途。可以说，广州“公民现象”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普通市民的觉醒。
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中有不少人首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觉醒与抗争的，但这样的缘由与动机并没有使他们显得不崇高，相反，这正是公民意识觉醒的合理起点之一。其实，不是每个利益受损者都能勇敢地站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观者中从来就不乏那些“搭便车”的人。因此，公民意识的觉醒并非只是利益相关之下的自然产物，而是需要有一个教育与实践的过程。广州“公民现象”的崛起，正是在这种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鼓舞的过程中出现的。
然而，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的建设就水到渠成。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运作机制，已与各种复杂的利益博弈缠绕在一起，机制的正义和利益的公平不会因为公民意识的崛起就自动实现。
公民成长面临的困境
广州公民社会的建设还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公民意识的普及在现实中总会遇到群体性功利心态的阻拦。从的哥老王“茶水费风波”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可怕的现实状况：一方面由于取证难，政府对潜规则的惩处难以奏效；更严重的问题是很多司机对老王的行为并不认同，他们往往认为“有潜规则总比没有任何规则要好”，因为他们已经认定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有什么可以公平获得的好事，搞掉“茶水费”只会换上另一套他们更难驾驭的潜规则。这是的哥老王的悲剧，更是公民意识觉醒的最大障碍之一。而导致这个道德悖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民心的堕落，而在于那个已经被腐败渗透的肌体以及使这个肌体还得以延存的权力符咒：正是因为在各种权力的庇护下，不少维权事件被以“和谐”告终，才使得公民意识的觉醒遭遇道德悖论的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推动公民意识发展，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次，从目前广州“公民现象”发展的基本状况来看，仍然缺乏一个可以作为“民众利益表达集团”面貌出现的整体形象。公民意识的觉醒及相关行动可以在某一个事件或有限的局部范围内发挥作用，但在他们的背后并没有形成社会的、团体的有力支撑。如何在广州“公民现象”中大力培养有谈判能力和利益诉求能力的社会公民团体，这是需要有社会团体运作机制的改革才能做到的。值得期待的是，前段时间开展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特别强调政府向社会组织放权，另外民政部门也提出了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的方案，这些动向都对广州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积极信号。但是，公民意识对权力观的冲击和改写，必定还会遭遇很多的阻拦。
“公民现象”需要政府的呵护
因此，关于公民意识的宣传教育中应更多地通过各种社会团体来进行，通过向公众的宣传而反过来加强自身的形象建设、提升自身的自治与博弈能力。正如有了身份证上的“公民身份号码”并不等于就已经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一样，公民社会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建构，它与民主宪政制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公民有自治能力的社会领域，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去干预，而应该由公民社会团体自行管理，这是民主宪政制度的保证；反过来说，公民社会又为民主宪政提供了最基本的土壤，从而保障这种制度的真正实现。
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广州“公民现象”的崛起是很令人振奋的。毫无疑问，广州公民现象的崛起是现阶段广州最重要、最有时代意义的城市特色与城市精神。广州的主政者应该把这当作珍贵的政治资源，应该以最大的诚意和智慧看待这种“公民现象”，以协商与开放的心态与民众积极互动，共同建设一个文明、进步的公民社会。
（作者系知名广州学者）
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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