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海翼bd手机观看视频:上海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批判与“新海派文化”的建构研究

张鸿雁  博士、教授、博士导师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城市社会学会副会长

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协会会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础主任、首席专家

内容提要：在世界城市一体化大潮下，上海也与其他城市一样，被这一潮流所裹挟，出现海派文化“定格化”、核心价值异化和主体价值丧失以及上海城市形态非本土化的文化走向。对此，本文从创造上海“城市文化资本”的视角出发，在对“海派文化”核心价值的丧失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21世纪“新海派文化”建构、创新的时代核心价值与意义，以求促进上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软实力提升，并希望上海能够再一次引领中国文化时尚潮流，成为21世纪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创造者和引领者。

关键词：海派文化  文化断裂  文化定格

一、全球一体化潮流中上海海派文化的“漂移”与核心价值的“断裂”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下，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城市都在失去自我，失去本土化的城市形态与文化模式。这一现实既有总体性社会变迁的深刻根源，也有城市主体性缺乏个性创新的原因。面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城市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也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力、城市特色竞争力的丧失。

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形态是中国城市文化模式、城市地域性文化及中国人城市居住生活方式的一种元素，而且是典型的东方城市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符号之一。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城市形态与空间文化的一种独立文化体系，甚至是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一种城市建筑与空间居住模式，主要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与创新、中国本土化地域文化的整合。中国地域文化和地方性的文化空间符号自古有之，中国古典时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时代，就是这种多元体、地方性文化与主体性文化互动统一繁荣的结晶。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长江与黄河流域就出现了显性化的地域城市文化，如燕赵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江南文化、秦晋文化、中原文化等。伴随秦汉以来中国长江和黄河流通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重心的南移和区域空间的一体化发展，虽然地域文化逐渐表现出时空的整合性，但直到明清时期，这种地区性区域文化、城市文化仍然凸显出地方性特色。如襄阳学派、扬州学派、桐城学派等，这些城市学派的存在从深层次上说明了中国传统城市个性文化和本土化城市形态与文化的价值。但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科学技术与世界文化的东西方交流与碰撞日益显性化，特别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在饱经战火的同时，经济与社会发展渐进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地域文化处于动荡性的社会整合之中。在1949年后的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国家一体性文化价值在提升，地方性的传统城市文化出现衰落的景象。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地域性文化、乡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其特有的形态存在和活动，但是在总体上来说，地域性文化概念渐进模糊，城市文化开始千篇一律。虽然基于区域概念上的文化依旧比较强势，例如东北黑土地文化、西北黄土地文化等，但是在以城市为载体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表现十分缺乏，“千城一面”的城市化发展导致城市在主流空间形态上不是典型的“独立法人意义上的城市”，没有现代的“中国味道”，要么是明清文化建筑的再版，要么是欧陆风的建筑景观复制。从区域性的城市文化发展来看，仅以“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和“港派文化”得以彰显并占据一定文化主导性，成为影响中国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本土性三大文化体系。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1978年以来，中国在主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港派文化”以其特有的强势介入与冲击，使上海的城市文化出现颓势；“京派文化”虽然表现了某种程度上“本土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京派文化”的“钝化”、“固化”和过度“政治性商业化”，使其本身的历史性、地方性和现代性均有缺失；相比较，“海派文化”虽然能够在世界性、国际化和现代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海派文化”的“历史定格化”、历史记忆符号的僵化、缺乏精英的底层化和核心价值的碎片化，使得“海派文化”出现典型的结构性文化缺失，主要表现是核心价值离散、时代特征缺乏、后续创新乏力、当代海派文化要素缺乏认同。特别是近来“海派文化”的过度商业化政治化媚俗——包括上海世博会表现的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使曾占中国时尚主导地位的“海派文化”在21世纪初丧失了某种主导性，使上海这个城市在全球一体化大潮中正在丧失地方性、本土性和地域个性，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失误！

上海城市文化——海派文化缺失的主要表现：

1、海派文化核心文脉的断裂——海派历史文化的“定格化”。无论上海人还是外地人，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想到老上海、老弄堂、老洋房、老石库门、西式花园、张爱玲以及老式挂历中的上海……。似乎只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才是真正的“海派文化”，才是纯粹的海派文化，抑或可说海派文化是历史上的而今天是不存在的。时至21世纪的今天，上海仍然把这一时期的文化内涵当作海派文化的一种表现和张扬方式，最能够体现上海味道的酒吧、宾馆、饭店、会馆、咖啡馆等都是把过去的“老上海”文化符号拿来张扬，好像上海只能是袭着一身旗袍裹着羊毛披肩的洋场少妇，定格在老上海文化的怀里，或者是老上海文化的影子里！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上海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文化？！今天所谓的上海文化，要么是西方的、纯西式的；要么有些则干脆打出法国高雅文化的牌子。上海今天的海派文化在哪？在过去？在未来？在20世纪30年代？

应该说老上海在近代以来形成的海派文化的确是上海的“城市文化资本”要素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海派文化”的主体形式和核心要素之一。但是，海派文化不能仅仅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历史记忆被封存，也不能在当下仅仅通过被模仿来纪念，而是要使海派文化的要素成为今天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城市文化资本”[2]——换言之，海派文化应该是现代上海的“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的场域，不能仅仅定格在历史层面上的文化符号的重复！

2、海派文化符号的断裂——海派文化核心要素的固化。上海的城市空间与城市符号具有某种中西合璧的特点，例如近代中国特有上海石库门，其相应的被社会广泛认同的符号非常多。这些近代老上海元素在其他城市是不曾见到的，信手拈来可以有几十种：租界建筑群、传统商会会所、西式花园洋房、老虎窗、百老汇、近代传媒（申报《万国公报》）、特定的建筑（外白渡桥、上海国际饭店）、具有中国传统经营文化理念的老字号（亨得利、天厨味精、雷允上、永安百货）、特定宗教建筑与历史文化建筑（徐家汇教堂、城隍庙）、海派地方性文化艺术（沪剧、亭子间作家）、海派小吃（浦东鸡等）、地方性文化符号（洋泾浜、弄堂小店、张家姆妈），加上从人们共同认知的石库门居住空间走出来的上海人和居于其间的海派家庭文化特质等，这些文化符号连缀成海派生活方式体系，这也是上海的城市集体记忆！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对海派文化的理解认知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感知，是一种扑面而来的文化氛围！徜徉其中会有一种被感染和溶解的感觉，甚至有一种与海派文化历史对话的感觉，这是一种完整文化模式特有的感觉，亦如在巴黎有一百零一种生活方式一样！是一种文化物化符号与心灵符号的对话！由于既有中国千年文明结晶的江南风格，又有西方文化的生活要素，因此，传统海派文化成为人们认同的一种经典城市方式和生活体系。可是近60年来，上海的海派文化是否有新的发展？这一模式的结构性空间连缀性还存在吗？当代上海城市的建筑空间文化为海派文化增添了什么？是建筑的高度？还是与西方同样的建筑？还是那些与其他城市一样以外国地名命名的楼盘小区？

3、海派文化空间意象的断裂——传统与未来历史地段记忆的丧失。上海的里弄生活具有传统的中国里坊制关系的内涵。邻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更具有中国传统城市首属邻里的文化特质，这也是上海城市市民化生活的表现。这种文化空间内最大的价值是新型传统邻里的情感互动和生活互助，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上海市民生活与海派生活方式的文化底色。我很同意罗苏文的观点，他在《近代上海都市与社会生活》一书中说：“里弄在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上海市民最主要的民宅建筑，构成都市生活方式的基本景观之一，反映出都市居民构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3]里弄空间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居住空间的延伸，在“里弄的功能与演变”一节中，作者明确提出：“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单体平面及结构脱胎于传统三合院、四合院民居形式，兼有独院独宅和集居住宅之长”。[4]石库门单元的内部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到江南来沪居民的原有习惯，很显然，这一居住文化形式的本质是地方性的文化特质，海派文化生长的土地是中国江南文化。所以我们说，“海派文化”的本质是中国的，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和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史是非常重要的篇章。

那么，我们关注的是，近30年来，当代上海城市的空间意象和建筑文化符号，也能够如当年石库门及里弄空间文化那样，成为一种有历史的价值文化符号和空间意象派别吗？能与海派文化一脉相承并成为上海未来的城市记忆吗？进一步说，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1978年以来，上海创造了属于海派文化的建筑居住空间要素了吗？这种创造不能是石库门和传统里弄的简单重复，而应当是创造与石库门同等历史价值的建筑与空间符号，即新海派城市的空间意象和建筑居住空间应该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流派与是时尚。或者我们试问：近三十年来的上海建设，哪些区域或者区位可以成为“海派文化”的代表？应该说，上海城市文化的代表符号是有成功经验的，如上海陆家嘴等地——但是，这种空间可以理解为海派文化的新要素吗？陆家嘴地区，与其说是上海的城市标志，不如说是西方建筑文化要素在上海的再版或者是后现代建筑文化空间要素在上海的实验。西方文化与各类建筑的形式引进对上海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文化选择，但是，上海更应该将中西文化的城市空间与建筑要素转化为有中国底色的海派文化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一定不是万国建筑的拼图！更不是“西洋规划”的翻版！事实上，我们也承认，上海城市经济与文化的成长及价值是充分的，但是，作为海派文化的创新是缺乏历史感和缺少有机性的，是缺乏文脉延续与内涵传承的！

4、海派文化时尚的断裂——精英文化的衰落。上海世博会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上海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科学与技术交流、学习、发展与创新的机会，同时也是引领中国和世界经济文化时尚的一个机会。可以肯定，上海世博会有成功的一面，如在创造会展经济赢利方面、在整体展出完成任务方面、在世界大型活动管理方面等都非常出色和成功。但是，上海世博会整体性的娱乐化、空间景观和要素的旅游化、服务空间的商业化以及中国人文和科学精神的淡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化，使上海世博会成为一个过度商业娱乐的旅游景区和舞台。通过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上海“海派文化”引领中国时尚的文化意义已经不复存在，其主要的表现是上海少了典型的市民文化，更缺乏时代精英文化和英雄主义文化，同时还缺乏文化创新性和群体性的精英化过程。作为中国城市的经济与文化的特大型城市，海派文化的固化、定格化、断裂化使上海城市为一个典型超经济体，而不是“海派文化”的全新场域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场。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当代中国所有的城市文化发展都缺乏精英与英雄文化的主导，而上海表现更为突出，因为，上海应该是中国文化精英辈出的城市。遗憾的是，海派文化到了当代却没有自己的文化巨匠。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时强调：“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然而，上海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正在失去文化自我——失去海派自我！商业的过度化、非精英化、过度媚俗化使上海的整体性文化地位在衰退，在城市社会转型变迁期中，上海城市的文化精英未能完整建构，巨匠无人！而我们理想中的上海应该和巴黎并列——两个世界文化之都！

5、海派文化生活的断裂——非“克里奥尔化”的深化与上海文化的模糊化。“混合化”的文化正在全世界蔓延，这种文化的混合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文化进化与进步。社会学家韦伯就曾提出过，当成千上万的人不自觉的行动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其最终的结果朝着哪个方面走，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是限的。“克里奥尔化”带来世界的文化混杂性表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的一面，但是，这种混合化的文化模式的扩张，也会带来隐性的负面功能，即文化地方性的缺失。人类文化进化的过程从来都表现为二律背反的矛盾规律。“全球本地化”、地方文化的混合性是当代发展的现代性表征：“全球本地化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克里奥耳化，克里奥耳这个术语一般指的混种的人，但它已被延伸到‘语言的克里奥耳化’这一概念……克里奥尔化与混合化经常可以相互交换使用。”[6]因此，下面的例子或许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概念（以及全球本地化的概念）：“坐在伦敦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现在，它们在那里非常普遍了），伴随美国的的‘海滩男孩’乐队的演唱‘但愿她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姑娘’，喝着一位阿尔及利亚的侍者送上来的意大利浓咖啡”。[7]这种混杂性的表现方式似乎在表述某种一体化中的本土性，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星巴克在中国和在英国、法国的文化表现是不一样的，即任何新的文化要素生长在一个陌生的土壤和国度里，都会发生地方性价值，这是任何一种新的文化要素生长的前提。海派文化的模式与范式性，对一般的外来文化都有涵容与扬弃的功能。问题是上海的海派文化本身核心价值的衰落，导致文化模式的“被解构化”，传统海派文化范式被解构，使得海派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甄别和选择能力降低。当代海派文化内涵及整体要素文化越来越缺乏“上海味”、“中国符号”的价值性。上海这座城市，在整体空间形态与文化模式上，地方性、本地化空间创新能力越来越弱，城市空间对西方城市文化符号几乎是来者不拒。在上海克里奥尔化的深刻化中，更偏向于表现“复制、拷贝西方文化”的发展倾向，正如有外来者说，身处上海的某一区位，似乎不是在中国！无论是地名、空间表现、符号意向、景观小品和居住文化，既缺乏中国的时代特征，更缺乏上海的时代特征，这本身就表现了上海海派文化悲剧性所在，如果上海只能孤芳自赏20世纪30年代的自我的话，我们看到的将是：当一个城市只把某一段历史作为炫耀的资本时候，这足以预示着这种文化现实的衰落！

6、海派文化符号价值的断裂——“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的失落。“城市家具”文化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符号，是“城市文化资本”的要素之一。如伦敦和巴黎的城市符号等非常显性化，包括公共巴士、电话亭、报亭、的士、街角景观、街心公园、街区护栏、路灯和店招店牌、广告橱窗以及其他城市家具等，既有很强的识别性又有特别的地方性文化内涵。

伦敦城市符号：公共巴士和电话亭——张鸿雁摄影

伦敦的城市色彩的细节——张鸿雁摄影

值得一体的是，巴黎160多年前由奥斯曼创造的城市符号体系，在当代进行了创新性的整合沿用，城市符号化的历史脉络十分清楚。上海在这一方面是整体性的缺失，既没有历史符号的延续，也没有现代符号的建构。到目前为止，上海没有属于自己的城市家具文化，没有属于自己的城市符号系列——而其中的某些城市要素系列，如高架桥文化，表现了典型的过于沉重的工业化痕迹，既缺乏城市美学艺术感，又缺乏相关城市文化功能辅助效果。

在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都受到各种各样的世界一体化的文化冲击，上海是中西方文化的冲击地，是两种文化撞击产生第三种文化的重要城市。但是这第三种文化——即海派文化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它在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派生体，是中国文化百花园的一株奇葩！这是新时期对海派文化重拾、重缀、重构和重塑的一种前提认知。

二、“海派文化”核心价值的再认识——“华夏文化底色”与“中国文化根底”

上海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一个中心性城市，从近代社会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形成的“海派文化”，丰富了中国的城市文化体系，并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一个文化生产场域。京派文化作为“皇城根文化”的传统文化之一，成为华夏与汉文化的成长地、保留地，但不完全是创新地。海派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与京派文化分庭抗礼，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时尚文化的创源地之一。“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存在，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并承担着作为文化基因整合推动地区文化创新的功能。1978年以来，上海的国际化得到长足进步，经济发展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城市空间西方化及城市建筑高度的刷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上海城市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某种同步性。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这个进步中，上海的文化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失去上海应该承担的功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舞台！中国文化要能够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的强大且伟大的地方性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能力！西方中世纪的文艺复兴都是从城市开始，并由城市创造的！

究竟何为“海派文化”？近代社会以来的社会达人和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如描述为：具有文化包容性、国际化，涵容性、变革意识、精明文化、万国文化集粹、小市民文化、经商文化、海洋意识及追求时尚等。这些论述都具有其特有的指向性说明，例如有派观点认为：海派文化主体是外来文化，是中国文化西化的产物，其文化因子是多元构成的。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必须重新梳理和认知海派文化的内核与价值：

1、中国元素中的江南文化是海派之文化基因。从先秦以来形成的江南文化的核心，成为海派文化的“质性主体”。江南水乡的空间意象、江南文化的生活方式、江南文化的艺术表达和传统的经商伦理观念等，都是海派文化的核心“文化因子”。海派文化是以中国江南文化为根底的文化分支，而且是在全面包容江南文化要素同时，汲纳了外来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正因为海派文化是一种以中国江南地域文化底蕴为主体的文化模式，才使得其成为中国人整体认同的一种文化类型和模式！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海派文化在世界化文化的表象中深含着“中国味”，这才是真正的海派文化价值！

2、长江和黄河文化是海派之文化血脉。长江流域形成的中国本土文化要素是海派文化得以生存的动力和人文精神。“龙文化”的通江达海，到了近代发展到一定高度。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海派文化的魂，为“海派文化”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华夏因子——种子和土壤。“海派文化”的土壤是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与长江中下游的吴越楚文化融合构成的，特别是先秦、两汉、唐宋及至明清二千五百多年来，在江南之地曾有繁华的苏州、常州、杭州、宁波、南京和武汉等城市，为这一地区近代海派文化形成提供了营养，提供了物化的自然与人文基础。吴越楚文化的历史，不仅是海派文化的文脉，更是海派文化的主体价值之核和文化之魂的血脉。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其创造者的主体人口主要来自这些地区。

3、中国传统和华夏国学是海派之文化脊梁。海派文化主体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在这一文化的表现上就是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近代上海在反对侵略、创造民族产业、开发民族文化、出版中国化的传媒方面，是中国近代文化新学之兴的创原地之一。创造全新的出版印刷机构，上海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学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发扬地和创新地。海派文化的发展，其中一大部分是在挖掘、保护、开发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商务印书、文化书局、报刊杂志，还是电影文化、文学艺术，都在开放中创造爱国主义的传统文化。这也是海派文化伟大之所在。

4、外来文化是海派之文化羽翼。上海具有特殊的沿海区位优势，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接触、冲撞、互动、融合，使得上海成为中外文化结合的空间场域，创造了上海新的“城市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冲突与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带来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带来了西方化的日常生活文化和习惯，为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社会创造了范式——无论是外在文化如服饰，还是内在文化如道德观念，或者是新的科技与技术手段，都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中国人的天朝大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世界各地闯荡上海滩的中外投资人和开发者，在此既可以获得西方的文化与财富，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特有的财富价值。上海作为商人和冒险者的集中地之一，在创造城市贸易的同时，也创造了典型的海派城市空间和海派城市生活，为传统的城市增添了新翅膀，表现出一定的新生活品质、新文化体验、新消费模式、新空间表现、新艺术形态和现代的新生活与生产资料，使中西生活要素并存于日常生活之中，如石库门建筑的传统性文化创新、前店后厂的里弄商铺文化、西方文化艺术时尚的流行，以及现代教育和民主化的文化建设。总而言之，上海建构了新的人文区位优势。

       老上海里弄民居——张鸿雁摄影

        上海传统民居文化——张鸿雁摄影

5、中国沿海文明是海派之时间切面。中国沿海的海洋文明，素有创新、创业之文化取向。与海共生，拥抱大海，有江南的温柔，有长的江大气，有传统儒商的雅致，更有西方文明中有闲阶级现代生活的品质。中国海洋文明虽然开发较晚，甚至缺乏深度，但是这种文明所特有的中国智慧、冒险与变革精神是较之内陆而更为充分的。这样的文化场域模式为海派文化提供了思想解放和新行为主义创新的基础。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元明清以降，中国沿海城市就已经开始走出国门，如唐宋时期的宁波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这种深植于社会之中的创业意识，为海派文化的生存提供了思想观念的基础。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管理制度，如市政管理机构、警察保安机构、城市公用事业机构、城市公共文化机构、市民公共文化设施等，多数最早产生于上海及天津等沿海城市——这本身就喻示着海派文化内在的创新价值取向。

6、近代港口经济的繁荣与国际贸易是海派之文化资本。贸易为上海带来商业与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现代化过程的经济、知识、人才与技术基础。海上贸易衍生出新的经济与文化体系，为这个城市注入了经济活动与文化交流的方式与手段。港口贸易使人们获得了西方的财富，包括艺术品、生活用品、奢侈品以及哲学、宗教和消费方式；同时创造了一批受过西方科学、民主教育的海派文化的工作者、生产者、开发者、利益享受者和混杂人。在近代上海的城市市场上，可以找到世界各地的商品，可以满足任何有钱人的需要。海派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中西文化相互学习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新兴阶层与阶级结构化的典型社会转型期，这时的上海不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职业、生产形式、生活方式、空间要素等，还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与文化传播形式，甚至在某些文化方面的超前性表现出了与世界文化发展同步的现象，如电影、服饰、文化娱乐等。这恰恰是海派文化得以张扬的一个特殊原因——即在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里，通过接触西方新的文化与制度，创造新的地域空间——海派文化生产场。在这个文化生产场内，生产出了以港口经济贸易繁荣为表征、以中国文化为底蕴的海派文化系列元素，如海派城市雕刻、城市绘画、城市建筑、城市音乐、城市文学艺术等，包括海派文化表现的观念解放和世俗化的发展也找到最新的和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城市日常生活方式超脱了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类型，是一种全新的“类市民化”的上海城市人生活。

通过上述几种历史文化因子和特定空间区位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海派文化的“根”扎在中国，海派文化的“根”植在中国，海派文化的“根底”主导是中国文化元素。进一步说，海派文化元素表现了典型的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质，但是其核心主体价值的文化属性是：中国根底的海派文化！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20世纪20、30年代发展而来的海派文化必然有其特有的时代局限：一是海派文化具有单纯生活方式的指向价值，缺乏人本主义的人文关怀价值；二是海派文化是一种西方文化强介入引发而形成的文化，在很多领域是对西方文化的模仿，具有典型“复西主义”的文化倾向；三是海派文化缺乏技术科学思想观的引导，缺少对社会技术层面的推动与创新；四是海派文化是社会中上层阶层的文化，贵族化、货币化倾向比较显性，对社会底层文化认知相对缺乏；五是海派文化的商业化价值取向比较显性，过于计较和庸俗；六是海派文化的小市民文化的内在特质较为明显，缺乏伟岸和大气文化感觉；七是海派文化尤其关注市民化的物质生活，在思想与情操方面的塑造上显得乏力等。正如所有的事物都存在负面因素一样，这种负面的文化特性掩不住海派文化作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价值。

本文提出对当代海派文化的“定格化”、主体价值丧失化和本土化文化的缺失提出批判的理由，是因为海派文化的现代创新不足，包括人们对海派文化的认知也不足。海派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参考胡适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评价来认识海派文化的发展。胡适说：中西文化的交流，“与陌生文明的接触带来了新的价值标准，本族文化被重新审视、重新评估；而文化的自觉改革、更新就是这种价值转换的自然结果。没有西方文明的紧密接触，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文艺复兴”。^[8]同时胡适还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的中国根底——正是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和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9]海派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也是如此——乍看起来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但是其核心、其质性、其主体价值、其文化底色和整体的内在价值体系就是“中国根底”。正因为我们忽视了海派文化的“中国根底”，才需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找到上海，找到自我——这也是上海应该创造“新海派文化”的理由与意义！

三、以“新海派文化”姿态重构全球城市与“新海派城市集体记忆”

上海应该，也必须是世界型都市，这是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10]建构“新海派文化”，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上海新的历史风格、新的城市形态，新的城市空间结构、新的产业模式，找到当代上海人特有的文化个性，为人民、为历史对上海文化进行重塑，为中国对上海城市进行重新定位！

1、新海派城市空间形态与文化的再定位与创新——“新海派文化”建构与创新。上海首先应该是中国化的“世界文化生产场域”。上海的城市建设再不应该是世界万国建筑的拼贴地和实践场，而应该建构中国本质的城市形态、城市建筑空间元素意义和中国文化要素话语权。这是上海的责任！

2、新海派建筑文化的建构与创新。上海的建筑文化、建筑模式不能仅仅以石库门和“老上海”作为炫耀的资本，也不能以建筑的高度作为城市形态发展的主体诉求，而应该创造“新海派”建筑文化模式，包括建筑结构、城市立面、街区结构、建筑符号、建筑色彩、建筑模式、建筑理论、里巷肌理等。

3、新海派文化精英的建构与整合。上海应该亦如芝加哥一样，一个城市创造出很多学派，如芝加哥城市学派、芝加哥建筑学派、芝加哥心理学派等。至少目前没有看到上海相关学派体系的发生与发展。应该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海派建筑学派、海派城市学派、海派城市景观学派、海派后现代艺术学派等——其本质意义在于创造具有中国本土化的、上海城市地方性的“新海派文化”，使“新海派”城市形态、“新海派”建筑形态在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上及世界建筑的历史上，有自己独立的篇章。上海应该是本土化的“新海派文化”城市建筑空间创新场，而不是西方建筑的复制场。

4、“新海派”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价值再造。城市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她能够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找到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创造“新海派文化”的城市“文化底色”，这个底色一定是在主体性的价值取向上，具有跨文化的特点，并成为中国文化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传播者。从本质上说，上海应该是继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后的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如新海派色彩、新海派服饰、新海派观念、新海派学理等。“新海派”城市文艺复兴的价值再造首先要把城市当作艺术品来打造。上海的城市景观体系缺乏世界级的文化价值取向，其原因是缺乏主体性价值和地方性唯一意义。我们都知道巴赛罗纳的城市文化艺术，城市即是艺术品。具有独立人格的海派艺术群落的建构是城市文艺复兴的起点！

5、“新海派文化”的“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城市是人类物质财富的集中地，也是人类文化的“容器”。城市是人类社会发生以来最伟大的财富价值体现。^[11]“积累和集中资本的过程也导致城市的产生。”同时，“当资本在一片领土内积累和集中时，这片土地上就会出现城市的增长。”^[12]海派“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必须进行结构化、模式化和全球价值链高端化的建设，包括这相几个纬度和层面：首先，创造新上海“新海派文化”的城市精神、城市理念、城市价值观、城市市民的精神与特有中产阶级、市民社会化的高尚文化行为，这其中既有精神文化的建构，也要有物质文化的支撑。其次，建构全新的“新海派”制度型文化体系，创造全新的城市社会福祉，建构城市如家的城市生活文化。其三，对城市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要素进行整合，对物化的遗存与流芳千古的中国文化和上海地方文化精华、人物思想、现代文明精神进行重塑与建构，倡导一种“新海派文化”的城市哲学价值体系——这种整体性文化思想与“城市文化资本”的建构，其价值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义，其伟大的文化核心是市民社会的整体认同和参与，思想观念的解放是最终的解放。其四，城市自身创造的一系列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等，在“新海派文化“的建构过程中，都可以通过文化再生产方式，使之具有鲜明的“城市文化资本”属性和现实的资本意义。[13]其五，“新海派文化”还要提出技术与科学层面的建构，包括“新海派文化“文化经济综合体的建设，创造属于上海的垄断性文化经济要素，这些唯一性文化通过文化再生产，在创造“城市文化资本”的同时，亦能够提升上海在国际经济与文化发展中的首位度和世界性文化之都的价值。我们最终提出的是，中国和世界应该有“上海流”！

6、“新海派文化”城市文化人格与“伟大城市文化”的铸造。一位西方学者对纽约等城市的评价很值得回味：“从任何角度来讲，纽约都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当提到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或者旧金山时，人们通常会谈论这些城市里的人们在想什么或者做什么，可是没有人在提到纽约的时候会谈论它的人民，而只会谈论这个城市本身。因为这座城市比它的人民伟大得多！是纽约造就了它的人民；在别的地方是人民造就城市。”^[14]上海与纽约有相通之处，即国际性和商业化的发展，从“城市文化资本”的理论观的角度来认识城市的文化价值，城市不仅需要理念的铸造，还需要品味品质的铸造，具有高雅文化的市民生活体系，其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力量！要上海创造“新海派文化”的行为范式，其相关的价值链创造还包括城市视觉系统物化的艺术成果表现。在新海派文化的整体上，实现小市民社会向典型的后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从思想到行为，形成新海派城市文化性格——或许我们对上海有了太多的期望！

大凡能够成为世界名都的城市，一般都会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城市人格，包括城市群体的伦理、价值取向、人性以及个性化的文化力量。人类一直在不断地试图塑造城市的文化性格，同时，人类又不断地被自身创造的城市文化性格再“形塑”——因而，具有优秀文化的城市，必然也都是具有优秀品质的城市和具有良性文化人格的城市。“城市是一种心理态度，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5]“城市是一种心理态度”的视角告诉我们，当一个城市人能够有颗善良友好的心态和行为，或者一个城市的多数人能够具有良好心态和友善的行为，这个城市一定具有文化品位和品质，而这种品质也一定是建立在某种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城市人格与品位的力量。当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城市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关系时，我们更会认同塑造“城市文化资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创造城市社会全员的社会福祉。

7、“新海派文化”的城市顶层设计——为人民重新定位城市。（1）上海应该首先设立“顶层设计城市定位模式”，包括建构未来上海的60年以上的城市发展规划，用模型推演的方式，将上海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梳理，精确计算上海发展中的人口与资源承载的关系，提出60年后上海的发展模型，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而提出上海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其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上海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2）确立上海顶层发展概念定位与城市顶层设计定位。可选择的模式有：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东西方文化荟萃之都、中国城市现代化示范区、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型创新城市等。（3）超强定位模式，把东京作为标杆管理模式：全球性分散化网状结构城市、世界产业价值链高端集聚区等。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定位，如世界会展中心城市、智慧产业与“云技术”总部城市、世界金融服务产业中心、东方旅游中心城市等。（4）跟进比附定位模式：世界五大文化中心城市、世界六大金融中心城市、世界五大商务中心城市等。（5）在交通空间整合定全，避免重蹈北京城市交通的覆辙，快速实施城市区域核心理论，创造十大上海新经济功能区，各新经济功能区要具有独立生存功能，其核心是就业体系的造就，即各大功能区域能够实现就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娱乐一体的生活体系，并在各自独立空间体系范围内完成完整生活方式分工。（6）品牌城市的建构，上海应该是世界品牌之都。（7）在空间发展模式上，比肩东京、巴黎等城市的空间发展样态，大胆提出“再造地下上海的理想模式”，让上海真正成为一个后都市时代的，回归自然、回报自然的城市，这是上海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出路之一。（8）城市产业功能的再定位：强调新海派的产业与文化品牌，实现从“上海制造”到“上海智造”的城市转型与升级！

我们可以借用阿伦布洛克评价西方文艺复兴的观点来认识建构“新海派文化”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即使我们接受哲学家们对启蒙运动所持的赞许观点，把它看成是一部伟大戏剧的一部分，文艺复兴只是其中的第一幕，这部戏剧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束缚它们的恐惧、迷信和虚假信仰中解放出来，那就很清楚，他们以为自己的一幕就是最后一幕的想法是完全错了。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6]站在当下中国的立场而言，上海对于承担起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重任，责无旁贷！

重新找回上海“海派文化”城市形态的核心价值，创造21世纪的“新海派文化”，势在必行！促进、助力上海成为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承担起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重任，推动世界的进步，重构上海的“新海派文化”的“城市文化资本”，意义重大！

[1]本文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发展战略》(课题项目批准号：05JZD0038)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是课题负责人。

[2] 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609

[3]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与社会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6：53

[4]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与社会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6：5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0

[6] 张鸿雁.城市定位的中国本土化与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7] 乔治·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王云桥、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0

[8]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2、183

[9]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51

[10] Edward W.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均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89

[11]埃伦·M·伍德.资本帝国.王恒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2

[12]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0

[13] 弗雷德理克·詹姆逊；胡亚敏等译.文化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9-140

[14] 托马斯·科斯纳.资本之城.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序言

[15]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

[16] 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