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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任校长的雷人事  

清朝京师大学堂时期历任校长（共九任）

      第一任校长——孙家鼐（任期1898年7月——190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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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从而与主战派、光绪的另一位师傅翁同龢对立。这两位皇帝的师傅对德宗皇帝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翁同龢凭借口才与其拥有众多门生、故旧占了上风。  

第二任校长——许景澄（任期1900年春——1900年8月)

许景澄（1845—1900）字竹筼（yún），一作竹筠。浙江嘉兴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同治七年进士。历任驻法、德、意、菏、奥、比六国公使。同治二十四年（1885年）九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礼部左恃郎，改吏部，又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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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当时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时攻打外国使馆，对外宣战。许景澄极力反对。他上书慈禧太后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太后大为震怒，许景澄被慈禧定为“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于同年（1900年）7月28日在北京被处死，时年55岁。相传许景澄被判时，还惦记着京师大学堂的经费，把存在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办学经费银子的存折取出，交给当局，嘱咐防止外国人赖账。

第三任校长——张百熙(任期1902年1月——1904年1月)

张百熙 (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98年，任内阁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事务。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1月——1904年1月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张百熙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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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就以经济特科荐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必须予以重用。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百熙因为曾举荐康有为而获罪，被革职留任。

第四任校长——张亨嘉(任期1904年1 月——1906年2月)

张亨嘉 (1847—1911)，字燮钧，号铁君，侯官 今福州市人。光绪九年癸未科2甲62名进士。光绪二十七年，出督浙江学政。旋回京，仍在南书房行走，并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补授光禄寺卿，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调补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官。1898年筹设的京师大学堂，为当时全国新型最高学府，八国联军侵华后停办。1902年正式恢复，清廷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1904年1月，朝廷批准《奏定大学堂章程》，改管学大臣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2月6日，孙家鼐受任首任学务大臣；另设大学堂总监督一职，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张亨嘉由大理寺少卿、原浙江学政被任命为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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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雷——张享嘉任京师大学堂校长那天，发表了堪称史上最短的就职演说，只有14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第二雷——1905年5月28日至29日，京师大学堂举办北大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校运动会，竞赛项目有20个之多，张亨嘉作《大学堂召开第一次运动会敬告来宾》文，提出：“盖学堂教育之宗旨，必以造就人才为指归，而造就人才之方，必兼德育、体育而后为完备。”“乃知非重体育不足以挽积弱而图自存。”“今日特开运动大会，亦不外公表此宗旨以树中国学界风声而化。”他亲手开创了京师大学堂的优良学风，为该学堂以后成为闻名于世的“北京大学”，贡献良多。

第五任校长——李家驹(任期1906年3月——1907年8月)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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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师大学堂任上，李家驹干了一件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事，为北京大学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笔。在他上任以前，张享嘉曾在外籍教师倡议下搞过第一届运动会，但无论参加人数、观众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乏善可陈。李家驹上任，担任第二届运动会的“会长”，亲力亲为，让中国人担任裁判，首次组织女生参加比赛，轰动一时，观众人数超过万人。比赛的前两天，李校长穿戴官袍，招待来宾。到了最后一天教职员工比赛，只见他急急忙忙来到操场，脱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裤，站到300码起跑线上。发令枪响，李校长健步如飞，在全场一万多人的助威声中，第三个冲过终点。比赛结束，他得意地对旁边的人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吧！”李家驹这一“反传统”的举动，得到当时开明报章的大力揄扬，也带动了中国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李家驹自称“老夫”，其实并不老，这一年只不过30多岁。

第六任校长——朱益藩(任期1907年8月 ----- 1908年1月)

朱益藩（1861年7月1日—1937年3月10日）字艾卿，号定园，江西省莲花县花塘村人，朱熹后裔。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南书房行走；1907年12月25日调宗人府府丞；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派充廷试赴日、赴欧游学毕业生监考官及阅卷大臣；1909年（宣统元年）钦命为廷试游学生阅卷大臣；1911年（宣统三年）授副都御史，后授毓庆宫授读，毓庆宫行走、少保、太保、赏紫禁城骑马、乘坐二人暖轿、诰授光禄大夫、赐谥“文诚”。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师傅”即末代帝师。还是江西历史上出任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总监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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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虽为清朝遗老却抵制张勋复辟。1917年张勋在北京宴请朱益藩，图谋一同举事。朱益藩劝张勋，形式非比昔日，大小军阀虎视眈眈，正要准备互相残杀，把溥仪抬出未必收拾得了局面，靠那三五万辫子兵，根本坐不住。张勋复辟后，给“皇上”请安谢恩的人堆儿里也没有两代宗师朱益藩的影子。朱老先生此举不是表明他对清室不忠，也不是说他是个封建制度的背叛者，只能说明他能权衡利弊，顺应民心，是他的民本思想起了作用。

第二雷——一九二四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由朱益藩为其管理“清室北京办事处”，仍负有为溥仪谋划之责。“九一八事变”后，朱益藩“但主拒，不主迎”，态度鲜明；溥仪出关，他不但不随行，而且至死没去过长春。

第七任校长——刘廷琛(任期1908年1月-----1911年12月)

刘廷琛(1867——1932)，江西德化人(今九江市)，字幼云，号潜楼。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906年任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辛亥革命后，热衷于参与策划复辟清王朝的活动，张勋复辟时，刘廷琛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张失败后，刘廷琛隐居青岛，以书画自娱。为当时岛上三翰林之一。1932年7月5日，刘廷琛病逝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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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廷琛以书法漂亮而闻名，但写过之后，他从来不收钱，只要求在歌女的陪伴下，好好吃一顿。甚至到眼睛快瞎了的时候，他还在条幅上书写了自己的长篇诗词。有不少人冒用他的名字，为自己拙劣的作品寻找市场，可当听说这样的事情时，他从来不生气，只是付之一笑说，“那些知道我的人不会受骗，其他的人不值一提。”日本人提出了掠夺中国最后自由的“二十一条”，刘廷琛泪流满面，像孩子一样哭泣着：“事情变成这样，全是我们的错。没有人让我们去保卫自己的王朝，现在我真不想活了。生命已经一文不值了。”天黑之后，他比以往更甚地狂饮。房间里回荡着他的狂笑声，直到最后一支蜡烛熄灭，醉醺醺的客人们蹒跚着走上回家的路。

第八任校长——柯劭忞（mǐn）(任期1910年12月——1911年12月)

柯劭忞（1848年－1933年），字凤孙，山东胶县人。清光绪进士。民国初年国学家、史学家。曾任辅仁大学（北京）董事会董事。1910年9月至1911年11月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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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劭忞自幼丧父，由母亲李长霞教抚养长大。柯劭忞博览群书且过目不忘为第一雷；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柯劭忞感念前朝恩泽，以逊清遗老自居为第二雷；柯劭忞独力撰著《新元史》并由徐世昌明下令列入正史——为第二十五史，此为第三雷。

第九任校长——劳乃宣(任期1911年12月——1912年2月)

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别署矩斋，晚号韧叟，原籍浙江桐乡，生于直隶广平（今河北永年）。清末官员，学者。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对义和团甚为反感，主张加以镇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劳乃宣升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宣统三年（1911年）11月，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及代理大臣。他还曾任资政院议员。劳乃宣是著名的等韵学家，曾出版的《等韵一得》一书。他也曾参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即拼音文字运动），依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增订成“合声简字”，除了《京音谱》（北京话）外，还有《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苏州话）和《闽广音谱》（广州话）等方言切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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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劳乃宣坚持以封建三纲五常为修订法律的根本原则。他认为，中国是“农桑之国”，产生家族宗法伦理，“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太平，由此产生家族主义的“家法”。他向宪政编查馆上《修正刑律草案说帖》，提出要把千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亲属相盗、亲属相殴等“旧律有关伦常诸条逐条一修入新刑律正文”。

第二雷——张勋复辟讨逆军即将攻入京城，张勋任命的伪官个个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但张勋复辟于1917年，劳乃宣终老却在1921年，可能是要自尽时被人救了吧。

第三雷——民国初年，顽固的劳乃宣发誓不做民国的官，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劳乃宣的顽固与滑稽可见一斑。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立北京大学时期（共六任）

第十任校长——严复(任期1912年2月——1912年10月)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严复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出任北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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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与孙中山政见不同。1905年初，孙中山自纽约抵达伦敦，拜访严复。严复认为：“当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庶几逐渐更新。”孙中山则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雷——吸毒成瘾。严复中年以后，为减轻病痛而吸食鸦片成瘾，晚年多种疾病缠身，受气喘、腹泻、失眠等症长期困忧。1921年10月27日，肺病加剧，离世。

第十一任校长——章士钊(任期1912年10月——1912年12月)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12年10月，北大第十任校长严复辞职后，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1912.10-1912.12）。两个月的任期，是北大最短命的也是没有实际到任的校长。北大曾发生挽留严复与反章的学生风潮。章士钊推辞，“迟不赴任”，袁世凯又任命马良（马相伯）为代理校长。马良因向比国银行贷款，以学校地产为抵押被学生指责为“盗卖校产”而辞职。著名外交家、中国前外长乔冠华第二任妻子章含之便是章士钊的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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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抛出著名的“毁党造学说”。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

第二雷——巨款相赠毛泽东。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从1963年开始（此年份取章含之回忆录，很多媒体均说是1961年），毛泽东每年都会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生活上的困难，连续支付了10年。

第三雷——鲁迅笔下的落水狗。1925年4月，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7月底，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章利用《甲寅》周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虽招来骂声一片，但章依旧我行我素。对于新文化运动，章士钊由最初的支持到后来的极力反对，使得鲁迅对其极端痛恨，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鲁迅将祺瑞和章士钊列为“落水狗”之类，使得章士钊恶名远播。

第四雷——力挺陈独秀。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第五雷——“胆大妄为”和稀泥。1966年底，中共一二号人物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基本公开化，情急之下，章士钊分别给毛刘二人写信调和，目前能见到的是章士钊给刘少奇的去信和毛给章士钊的回信。通过阅读发现，章在给刘的信中，对文革发起等多有指责，这在当时中国没有第二人；而毛给章的回信，虽表现出对刘的不妥协，但对章的态度却不乏尊重，这等待遇，在当时中国也没有第二人。

第十二任校长——何燮侯(任期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何燮侯(1878—1961)何燏时，字燮侯，教育家，诸暨枫桥赵家人，生于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父何蒙孙，晚清秀才，擅书法，热心乡里公益。幼年读四书、学古文，16岁跟赵缵侯习数学。1905年7月，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为中国留日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1912年12月，接首任校长严复辞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13年11月因与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南归。1949年9月，何燮侯应邀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历任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4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成立，当选为主任委员。1961年，他因感冒风寒，引发心脏病、肺炎，于4月21日在杭州去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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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真正北大第一任。1912年11月，国民政府推行重教兴国政策，将原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何燮侯被任命为校长。可以说，何燮侯先生是真正的首任北大校长。

第二雷——开春秋招生之先，伏民主校风之笔。燮侯先生就任北大校长虽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然而在短短的校长任期内，却为北大注入了新风。何先生整顿校治，并创大学春、秋两季招生之先河，且力揽国内一流人才到北大任教。沈尹默以及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皆由何燮侯先生力邀而入北大，为后来北大广开民主校风埋下了伏笔。

第三雷——爱国亲共，泾渭分明。伪满政府曾汇巨款电邀何燮侯赴任伪教育部长，被和断然拒绝。解放战争时期，何燮侯因追随共产党两度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何燮侯慷慨陈言：“释放不释放听便，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经陈季侃、邵力子等多方营救保释出狱，但不准越钱塘江南，由此，何燮侯一度长居余杭。

第四雷——年逾古稀，热衷政治。何燮侯在1949年8月撰写的自传中说：“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有所贡献，深自惭疚，唯一希望，只求苟延残喘数年，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柱石，不让苏联占美于前，是所愿也。”何燮侯性格刚毅，为人耿直，知无不言，心口如一，力挺马寅初“节制生育”之主张。

第十三任校长——胡仁源 (任期1913年11月——1916年12月)

胡仁源（1883—1942），浙江吴兴人。1899—1901年在南洋公学师范班学习。1902年科举及第，进京师大学堂学习，后留学日、德、英等国，毕业于英国推尔蒙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及工科学长，1914至191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1925年任交通大学机械科教授、铁路管理科科长。1913年11月，胡仁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4年1月4日 北大校长何燏时辞职，由胡仁源继任。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萧伯纳的《圣女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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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雷——当面质问鲁迅。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创办文艺杂志《新生》时，他的同乡、同期留学日本的胡仁源当面质问鲁迅：“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鲁迅轻描淡写地说：“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这便是好处。”耐人寻味的是，在发表文学（文化）无用论之后仅仅7年，即1914年，学工出身、崇尚实业救国的胡仁源却当上了北大校长，再过12年，即1926年，胡仁源又登上了教育界的权力最高峰——教育总长的宝座（任期仅两个月），实实在在做起了文化有用的事情，用实际行动推翻了自己当初对鲁迅的质问，甚至还和鲁迅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

第二雷——扩大招生、建沙滩红楼。胡仁源是除蔡元培以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胡先生任职期间，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规划：扩大招生。增聘教员。3改进教学方法。4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5添购教学设备。6整理图书。7加强对预科的管理。8培养专门学者。随着胡仁源校长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沙滩的红楼就是由胡校长计划建造起来的。到1916年秋季胡仁源离开北大前期，全校学生人数已增至1503人，为其后人蔡元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雷——不给袁世凯面子。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也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

第十四任校长——蔡元培 (任期1916年12月——1927年7月)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非常优秀的成绩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其72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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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对中国影响颇深，雷人之事颇多，以下，仅选两例：

第一雷——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四一二清党。1927年3月，蔡元培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任会议主席，具体讨论与共产党分裂方法，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 4月2日, 国民党监察会议在主席蔡元培主持下再次召开，会议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处置的共产党人的名单，共计179人。蔡元培在清党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让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极为震动，他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1927年清党前后，蔡元培是蒋介石最忠实的盟友, 在夏天, 蒋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复出的过程中, 蔡元培都是蒋介石身边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和蒋介石一起下野, 在同年12月1日，蔡元培在蒋介石婚礼上担任了证婚人。

第二雷——“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蔡元培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曾经做官做到国民党的中常委，但他不是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在学术上，他曾有过伦理学等方面的论述，但远远比不上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他将北大办成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第十五任校长——刘哲 (任期1927年8月——1928年6月)

刘哲（1880-1954），字敬舆，吉林永吉（今吉林省九台）人。世代农耕之家。

1900年，刘哲考入北京大学师范科、后转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26岁时毕业。北京大学毕业后，他曾去日本作过短时期的留学生，不久便归国了。曾任吉林政法专门学校校长、吉林省参议院议长。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空大元帅职，8月，与张作霖过往从密的刘哲出任当时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京大美专部学长。1928年3月1日，又被任命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此后任职颇多。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哲随蒋介石去台湾，1954年以监察院副院长之位客死台湾，终年74岁。

1927－1929年间，北大处于动荡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平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刘哲就是在这段动荡时期任职“北大”校长的。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雷人事

第一雷——追随张作霖，险些被炸死。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 4日清晨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刘哲等人也受了重伤，后经过长时间救治方告痊愈。　

第二雷——为改门对惹纷争。刘哲也是造诣很深的诗人和书法家。1926年哈尔滨兴建的“霁虹桥”的桥名，就是出于他的手笔。成多禄出版的行书字帖，就是刘哲作的序，此篇序文在吉林文坛中被誉为杰作。1928年由其侄子刘毅之居住的宝山屯刘哲的故居，重修门楼时，永吉县政府赠送匾额，刘毅之请阎魁书写门对，送吉林制作时，正好刘哲回吉林，认为联语中有一字不当，刘哲改动后便自己另写。待到挂匾宴请宾客时，刘毅之接阎魁赴宴，见门对被刘哲改写，便怒不入门，经亲友劝解，后来刘哲又修书道歉，才算了事。两位书法家纷争的故事，在街头巷尾曾传议一时。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立北京大学时期（共四任）

第十六任校长——李煜嬴 (任期1928年6——1929年1月)

李煜瀛（1881年5月29日－1973年9月30日），字石曾，笔名真民，石僧，晚年自号扩武，河北高阳人。李鸿藻第三子。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曾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李煜瀛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宦之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曾任军机大臣，在以保守著称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煜瀛是李鸿藻的第三子，6岁即熟读诗书，15岁从京城名儒齐禊亭习汉学，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927年6月，北伐成功，北京改名为北平。国民政府任命李煜瀛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次年出任）、师范大学校长、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1973年李于台北病逝。

雷人事

第一雷——“豆腐博士”李煜瀛。1902年，李煜瀛随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李煜瀛在法国学习农业3年，随后进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理学院研究生物进化哲学等学科。并且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大豆的功用，以法文发表《大豆》专书，他是中国人最早在法国发表学术论文者。1909年，当时法国牛奶供应短缺，李煜瀛便设法将豆腐介绍到西方，并邀同窗乡友齐竺山等在巴黎创设了一家“豆腐公司”，因而获得豆腐博士的雅号。李煜瀛还在巴黎破天荒地开办法国第一家中国餐馆，名为“中华饭店”，成为留法学生海外创业第一人。有趣的是，“豆腐公司”及中国餐馆的创建为后来漂泊欧洲的国人提供了做工创业的机会，而且更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第二雷——“文正孽子”李煜瀛。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取消清帝溥仪帝号并将其逐出紫禁城。李煜瀛当即建议设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及清宫善后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均由李煜瀛任委员长。李煜瀛的行为让晚清重臣、已隐居天津的华世奎的极为不满，见人就骂李是“文正孽子”。顶着“文正孽子”等诸多骂名，l925年9月，李煜瀛和他的“清宫善后委员会”制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组织章程”，并于l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国立故宫博物院，从而使故宫的珍贵文物保留至今。

第三雷——“沉默巨人”李煜瀛。以中国教育为终身职志，影响当代中国思潮、学术而至实际政治的教育巨擘，只有两人：蔡元培、李石曾。蔡、李同时代人，若论留法，李比蔡早上五年，还是第一个留法学生。他们不但同在北京大学；蔡为校长，李为教授。李尚接下蔡担任中法大学校长。又先后担任过北平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及院长、北平研究院院长等职。若论家世显赫；实际资助教育和青年、创办中法大学和接引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为国家造就无数人才，实质影响到中国政治。李或有过之。有资料显示，因为理念观念等诸多分歧，蔡元培和李煜瀛向来不睦。中国的人文历史向来喜好捧一个贬一个，所以一直以来，在大陆的教化中，蔡元培名声显赫，李煜瀛却被湮没在各种聒噪中。在二人之外，胡适当然也影响思潮和学术，但他并不是终身以教育为职业和志向的人。

第十七任校长——陈大齐 (任期1929年1月——1929年8月)

陈大齐（1886年8月22日——1983年1月8日），专长普通心理学，中国现代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字百年，浙江海盐人。1886年8月22日出生。少时在海盐尚书厅徐氏家塾就读，后至上海广方言馆习英文。1901年，陈大齐进入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学堂学习。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后入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专攻心理学，获文学士学位，于1912年毕业。回国后，1912年(民国元年)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兼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13年春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预科教授。1914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陈大齐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对我国早期心理学工作具有开创性的影响曾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代理校长。去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1983年1月8日卒于台湾。

雷人事

第一雷——旧文化是臭大粪。1918年，陈大齐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相互通信，就“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的话题，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外科医生。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便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放在院子里晒，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这位医生很聪明，便给这个人换了狗眼，于是，从此以后，这个人香臭不分，把粪当做香喷喷的食物来吃。陈大齐说，“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恨不得人人都换上一只狗眼。所以，保护眼珠和换回人眼，“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选钱玄同对此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张口纲常名教、闭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

第二雷——害怕报复不就任。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在重庆已谈妥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简任专门委员许寿裳任台北帝国大学接收后的校长，并多次向中央提报。许寿裳身为鲁迅密友而被国府当局猜忌，掌控教育体系的陈立夫和朱家骅另派了抗战时考试院考选委员会许的领导陈大齐。派陈的用意在压制许和拥许势力，陈大齐和许寿裳都是北大同人、蔡元培同乡（浙江人）小友和部属（许曾任蔡的秘书长和秘书处主任），都留日，陈大齐学历、政治资历较高（东京帝大毕业、曾代理北大校长，抗战时原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专门委员是辅助委员长的高级幕僚）。陈大齐害怕陈仪报复，没有就任，朱家骅派罗宗洛代理，罗被陈仪多方刁难，受不了而辞职。

第十八任校长——蔡元培(任期1929年9月——1930年12月)

蔡元培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长。

第一次任期雷人事补记——前所未有的七次辞职。

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是他51岁，到61岁卸任，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
       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7年7月3日；
       蔡元培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年5月21日；
       蔡元培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5月8日；
       蔡元培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12月31日；
       蔡元培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2年10月19日；
       蔡元培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3年1月17日；
       蔡元培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6年7月8日。

七次辞职，各有原因。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他离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北洋政府抓了许多北大学生。他奔走要求释放，等5月7日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实际上他也是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结果因为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他辞职不成。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他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蒋梦麟记得他还说“我和你们决斗”。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第六次辞职是因为曾经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他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腐败无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直到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边“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还要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九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第十九任校长——蒋梦麟 (任期1930年12月——1945年10月)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1964年病逝于台北。

雷人事

第一雷——宁愿政府杀我头。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地区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此番言论很默契地与海峡对岸的马寅初形成了呼应——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第二雷——成就毛泽东“闪电时光”。1918年11月到1919年春天，年轻的毛泽东在北大度过了4个月虽短暂却影响了他一生的重要时光，史学界称之为毛泽东的“闪电时光”。那么，是谁安排了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书记工作？一般都说是李大钊。事实上，在李大钊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蒋梦麟。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第三雷——勇娶亡友妻。蒋梦麟原配为乡下女子。后来，他要娶亡友高仁山之妻陶曾谷时，颇遭非议，尤其是胡适的夫人，坚决阻拦胡适做证婚人，后来胡适还是从后头爬窗出去给蒋梦麟证婚。 

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蒋梦麟和高仁山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1927年9月28日，高仁山遭张作霖逮捕。次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有妇之夫的蒋梦麟对好友亡妻陶曾谷照顾备至，时间久了，两人互生爱意，蒋梦麟决心抛却原配与陶曾谷共结连理。 

1936年，蒋梦麟在婚礼上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是发自肺腑之言，理解他、赏识他的朋友传之为佳话。

第四雷——八旬老人闹离婚。1958年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蒋梦麟非常寂寞。1960年，七十五岁的蒋梦麟经人介绍，认识了徐贤乐，并一见钟情。徐贤乐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自知再婚反对者众，甚至连蒋夫人宋美龄都反对。于是，1961年7月18日，在众人的反对声中蒋梦麟与徐贤乐秘密举行了婚礼。仅仅过了一年多，他们便闹起满城风雨的婚变，接着又打了近一年的离婚官司，最后协议离婚。近八十岁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四个多月后，蒋梦麟病逝于台北。一代人物，如此结局，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