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色情321:第二章 难免误解的“共产主义”

在前文论述现代历史上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把“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当作不容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甚至将其塑造成希望和尽力让所有人都能够或者必须“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等历史行为的合理性、必要性和革命性时，我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或统治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之所以能够把“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当作不容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甚至将其塑造成希望和尽力让所有人都能够或者必须“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使原本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只能作为没有任何实践意义的纯粹文献存在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客观上能够为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做出不可否认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和论证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所出现的那些重大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

因此，我们要想真正了解和认识马克思所发现的客观存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使其能够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正确揭示现代乃至全部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思想基础，为现代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服务，除了客观上必须耐心等待人类社会能够脱掉长期蒙在“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宗教”的外衣的历史时机之外，还要全面地甄别和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和论证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所出现的那些重大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

我在序言里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和论证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所出现的那些重大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以及已经被当今人类社会历史运动无情否定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政治预测，其思想基础就在于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叶，就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社会已经结束，并且以此断定资产阶级在当时的人类社会，就已经由革命的阶级蜕变为应该被消灭的反动的阶级了。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就不需要收集任何具体的数据都能让人们相信的客观事实是：别说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处在萌芽和原始积累状态，就是在当今人类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还远没有大面积和大规模产生和发展起来。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社会已经结束的政治判断，在至今为止的任何时代都是绝对不真实的。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社会已经结束的政治判断是绝对不真实的，那么，他们做出这一政治判断的前提，以及以这一政治判断为思想基础所做出的政治推论，诸如：几个工业国家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必将导致资产阶级灭亡的政治论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必将不断赤贫下去的政治论断；资产阶级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被永远消灭的政治论断；“共产主义”革命能够在几个工业国家首先取得成功的政治论断；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和措施并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论断等等，也就肯定不会是完全真实的了。分章对这些极为重要的政治论断进行尽可能全面而系统地甄别和修正，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宗旨。

本章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举世公认的知识非常渊博而且治学一向严谨的现代思想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社会天才，为什么会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匆匆做出在过去和现在看来都是那么明显不符合客观现实的重要判断，以至于又在如此明显不真实的重要判断的思想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推理和政治预测的呢？难道他们生前就丝毫没有觉察到他们所作的这一重要判断的客观前提是绝对不真实的？难道他们生前一点都没有发现自己所作的一些理论推理和政治预测很难自圆其说？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生前始终都没有觉察和发现自己的一些在现在看来已经非常明显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及时地对其加以甄别和修正的话，那显然与他们知识非常渊博而且思维十分敏捷的天才品格不相对称。

但是，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生前已经觉察和发现自己的一些因为过去种种客观因素所造成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声和领袖的尊严而不去对其加以甄别和修正的话，那就与他们爱憎极其分明而且治学一向严谨的高尚品德不相对称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知识非常渊博和思维十分敏捷而且爱憎极其分明和治学一向严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不仅觉察和发现自己的一些思想观点和理论推论的客观前提是不完全真实的，但又不得不如此进行思想和推论的呢？

显而易见，假如我们不能合情合理地回答这一历史性的难题，那我们也就不可能令人信服地甄别和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在阐述和论证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出现的一些重大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当然也就不可能彻底消除全世界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共产党人和其他有识之士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长期的合理误解了。

下面我就尝试着回答这一历史性的难题。

        第一节  思想误区的主要表现

同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出现的一切积极反对并且竭力主张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思想理论家们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是在肯定和赞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 的思想基础上，积极反对并且竭力主张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思想巨匠和革命导师。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是在肯定和赞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思想基础上，积极反对并且竭力主张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那么，根据他们这一思想原则进行推理就不难确定：只有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比资本主义运动还要进步的革命历史运动；而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之前的社会基础上，是绝对不可能出现比资本主义运动还要进步的革命历史运动的。

换句话说就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原则进行推理，我们可以肯定：人们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上，积极反对并且竭力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才有可能是比资产阶级进步和革命的；而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之前的社会基础上，积极反对并且竭力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再必要也只能是相对进步和革命的，而从根本上来说还只能是保守和暂时的。

再进一步推理就是：只有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客观上是绝对真实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只要“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在客观上还不能全面产生或者完全结束，那么，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也就绝对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

由此可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原则，能否准确地确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一自然发展过程，在客观上是否真正全面产生或者完全结束，是能否准确地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代，客观上是否真正全面产生或者完全结束的主要依据。

也就是说，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原则，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代，客观上是否真正全面产生或者完全结束，必须确定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否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并且使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达到了相应的高度。假如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客观上确实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且使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达到了相应的高度，那么，人们积极反对并且竭力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思想和行为，才有可能是比资产阶级进步和革命的；假如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客观上并没有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也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那么，人们积极反对并且竭力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思想和行为，再必要也只能是相对进步和革命的，而从根本上来说都只能是保守和暂时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和论证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原理，客观上是以“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社会现实为思想基础的，具体点说，也就“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2]。所以，只要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人类社会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客观理由和必要条件，那么，资产阶级对人类历史运动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也就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终止；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结束，有关“共产主义”核心理论宗旨的一切社会实践，显然也就无从谈起。

有关以上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极为形象和非常明确的论述：“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文献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3]

显而易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极为明确地向人们表示：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否进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并不在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是否了解和掌握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文献，而在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是否具备相应的生活条件。如果不具备相应的生活条件，那么，再科学、再正确、再完美、再理想的理论文献，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都没有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围绕这种理论文献所进行的所有研究和讨论，都“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

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提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否进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的具体标准，那就是：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必须具备当时法国的生活条件。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因此去研究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究竟具备怎样的生活水平，然后以此为标准，去准确观察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现有的生活水平，并做出相应的判断。我们只需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一具体标准，来大概衡量一下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差距，就足以对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否进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做出正确判断了。

众所周知，德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所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国家，而且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以及能够迅速用武力征服包括法国等发达工业国家在内的小半个地球的强大帝国，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推断出，德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国家综合的工业水平和经济实力。就是这样一个工业强国的生活水平，都尚未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能够进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所必需的生活水平，更何况当时的沙皇俄国和大清中国以及其它根本就不可能同德国的生活水平相提并论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了。

对此，恩格斯还有一段极为明确和非常具体的论述：“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4]

显而易见，恩格斯在这里也十分肯定地强调了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物资基础，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较快或较慢，完全要看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和论证“共产主义”理论原理，从来都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至少在他们看来，没有“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社会基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绝对不可能产生和爆发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革命。

因此，我们绝不能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和中国等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通过社会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的历史事实，来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论点的正确与否；我们也绝不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论点为依据，来肯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和中国等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夺取国家政权的社会暴力革命就是“共产主义”革命。

因为，受俄国和中国等封建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社会暴力革命不论由谁来组织和领导，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所期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质都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绝对不可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也绝对不可能进行其他性质的社会暴力革命。

我在这里要阐明的论点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在高举着“共产主义”革命旗帜的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爆发和进行社会暴力革命，其本身并不能证明和确定这场社会暴力革命就一定是“共产主义”革命。

这是因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时代的社会暴力革命的实际性质，都只能取决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实际性质，而决不是取决于组织和领导者的施政纲领和社会措施以及外部形象和机构名称等。

所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的实际性质究竟属于那种社会类型，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与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一贯坚持和积极主张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和社会理想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而且，即便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处于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国有专制统治的客观需要，利用革命或者国家权威教育和强制人们坚信他们所从事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所作所为本身，在当时是绝对合理的和完全必要的以及非常革命的，也绝不能以此证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客观规律并不存在。

否则的话，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本身，就等于是全面否定了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定了“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所进行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性质。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假如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社会实践能够证明，“共产主义”革命完全不必“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也能实现，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革命只能“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所有理论思想都是不真实的；

假如“共产主义”革命只能“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所有理论思想都是不真实的，那么，“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理论原理：“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5] 的客观规律也就是不真实的；

假如构成“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理论原理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都是不真实的，那么，整个“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显然也就不真实了；

假如整个“共产主义”学说体系都是不真实的，那么，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所进行的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还能真实得了吗？

所以，不论历史上俄国和中国等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出于暴力革命或者专制统治的实际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中，怎样误解和利用“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并将其塑造成神圣不可反对和否定甚至怀疑的“现代宗教”；也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处于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条件的客观制约，在现实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活动中，怎样解释和运用“共产主义”理论原理，而使其能够同眼前的已经风起云涌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运动相结合，都不能否定和改变“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原则：“共产主义”革命即便就是真实的，也只能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

从表面上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释和运用“共产主义”理论原理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否定和违背过人类社会能够形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因素和发展规律，而且还不时地向世人强调，在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和物资条件，我们在这方面似乎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他们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

其实不然，只要我们仔细研究和琢磨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他们眼前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真实关系和发展规律的有关论述，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就已经发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绝不是某个国家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必将统治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难以幸免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发展与进步的整个自然历史过程。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及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

仅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小段论述，我们就能肯定他们当时所持的以下完全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客观现实及自然规律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思想：

资产阶级将会利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便利的交通运输等现代化生产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

资产阶级最终摧毁一切封建堡垒和征服所有仇外民族的武器并不是枪炮和刀剑，而是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资产阶级将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资产阶级将会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

资产阶级最终将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等等。

根据以上基础思想，我们又不难推论出这样一个完全符合客观现实和思维逻辑的至关重要的自然法则：资产阶级在没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之前，是绝对不会在任何国家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消灭的。特别是绝对不会在最发达的几个工业国家里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消灭。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资产阶级在几个发达的工业国家里首先被彻底消灭了，那么，谁来利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便利的交通运输等现代化生产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呢？谁来用商品的低廉价格最终摧毁一切封建堡垒和征服所有仇外民族呢？谁来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呢？谁来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呢？总之，资产阶级又如何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呢？

显而易见，如果能够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是真实的，那么，他们有关“共产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几个发达工业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的政治推论就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如果能够确定他们有关“共产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几个发达工业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的政治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就是不真实的，其间显然是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的。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谁都不得不承认的社会事实是：根据当今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以及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和综合国力的现状不难断定，这些国家现在和将来都绝对不可能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任何性质的社会暴力革命了。

毫无疑问，既然历史发展已经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几个发达工业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的政治推论是错误的了，那么，他们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就有可能是真实的了；既然他们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有可能是真实的，那么，他们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之前，就主张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所有理论观点和政治推论，也就有可能都是思想误区。

其实，二战以后，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创业和就业空间无限大的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性行业的迅速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从事第三产业成为资产者甚至资本家，使得各种类型的资产者和资本家、也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资产阶级”，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以至于超过多半数，而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越来越少几乎绝迹的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势，已经无可辩驳地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是真实的了。

通过如此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问题的所在了：由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已经确凿无疑地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之前，就主张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所有理论观点和政治推论都是思想误区。

那么，举世公认的知识非常渊博而且治学一向严谨的现代思想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自己都确信必将流芳百世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在今天看来是如此显而易见和不可思议并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误区以及错误推论的呢？

下面我就从产生这些思想误区以及错误推论的历史背景开始大胆分析，来尝试着揭开这个困扰人们多年的谜。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2-25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2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3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5页

            第二节  思想误区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误区以及错误推论，主要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而那个时期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大致是这样的：

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的增长的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1]

当时仅有的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社会状况尚且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当时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大工业生产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状况了。

地大物博、人口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一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其社会状况在马克思的眼中是这样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 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另一个封建帝国——沙皇俄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是这样的：“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3] 

至于当时其他中小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状况就不言而喻了，是绝对不可能出现比那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社会状况要高一个层次的现象的。

在表面上看来，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似乎千差万别、错综复杂，好像很难确定各个国家统治体制的社会性质。但是，只要我们注意观察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4]，我们也就不难确定各个国家统治体制的社会性质，当然也就不难发现人类社会这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特征了。

我想无须任何资料证明也不会有人否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人类社会，除了少数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都绝对不会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

只要能够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人类社会，可以说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客观上都处在主要的社会生产资料以自然资源为主、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并且不得不依赖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的各种类型的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等，来勉强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简单生活方式的封建主义时代。

显而易见，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自然形态的总体规模以及人口比例，无疑大大超过当时那几个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之和，绝对在当时的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换句话来说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仍然处在封建主义时代。

然而，受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制约，当时世界确实有几个工业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多么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的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及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

所以，当时世界几个发达工业国家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这种来势过于凶猛的发展与进步，迅速破坏甚至全面摧毁了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客观上还不得不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以自然资源为主、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传统的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极其严重地打破了原本就极为脆弱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从而导致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都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那几个工业极为发达的国家的统治阶层和资产阶级，客观上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那么，绝大多数已经被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和抢劫的几乎一穷二白的国家的统治阶层和资产阶级，客观上又能用什么来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呢？

拼命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拼命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也是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等的本能反应。“与其饿死、不如战死”理应是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在长期面临饥饿和死亡威胁时的普遍心理状态。没有几个人会甘心情愿地长期任人宰割而坐以待毙的；更没有哪个阶级、哪个民族乃至哪个国家会甘心情愿地长期任人宰割而坐以待毙的。

所以，自从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产生以后，整个人类社会的那些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人民，面对当时那些无恶不作的帝国列强、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腐败无能的国家政府、助纣为虐的统治体制，不得不拿起武器，拼死相争，不断爆发和进行各种性质和类型的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各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之间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以致剑拔弩张，非诉诸武力不可。”[6] 

显而易见，整个人类社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逐步进入客观上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的大规模的战争和其它暴力手段，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以恢复生态平衡的非常残酷的野蛮时代。

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并且造成上亿人非正常死亡和许多国家政权更迭的历史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无疑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一些重大思想误区以及错误推论的历史背景。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7-26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4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3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7页

        第三节  思想误区的社会根源

只要我们能够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尽可能客观地去回顾整个人类社会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段极为残酷和非常悲壮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从根本上来说，当时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革命阶级和统治阶级，客观上所面临的必须尽快解决的主要矛盾，只能是如何争取和维护或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而绝对不是如何建立和完善真正能够体现和维护人的本质的统治体制和理想社会。

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人类社会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类型的革命阶级或者统治阶级，不管其采取如何残酷的暴力手段和采用如何专制的统治方式，即便就是不得不误解“理想社会”和扭曲“人的本质”，但只要能够争取和维护或保障和维持本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必然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们的施政纲领和社会措施等等，也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

与此相反，在人类社会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类型的革命阶级或者统治阶级，不管其采取如何文明的政治手段和采用如何民主的统治方式，即便就是在努力创造“理想社会”和竭力体现“人的本质”，只要不能争取和维护或保障和维持本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必然会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和打击。他们的施政纲领和社会措施等等，也就是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的。

再说得具体一点，即在人类社会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所以，此时此刻，私人拥有大量财富、特别是大量基本生活资料本身客观上就是一种犯罪，更不用说那些全然不顾广大劳动人民的死活，不断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和专制手段保护私有财产以及积极建立和竭力维护私有体制的各种类型的资产者及其代表的所作所为了。

因此，这个时期的俄国和中国等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阶级或者统治阶级，通过强行取缔和压制甚至禁止私有制以及个人的基本权利等方式，来保障和维护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社会行为，在当时来说都是合理的、必要的、革命的和进步的。虽说只能是暂时的。

毋庸置疑：

似乎人人都希望和平相处。但是，假如和平共处对您和广大穷苦人民意味着只能和平地等待冻饿致死，您还会希望和平共处吗？

似乎人人都希望民主法治。但是，假如民主法治对您和广大穷苦人民意味着只能合法地等待冻饿致死，您还会希望民主法治吗？

似乎人人都希望自由发展。但是，假如自由发展对您和广大穷苦人民意味着只能自由地等待冻饿致死，您还会希望自由发展吗？

似乎人人都希望公平竞争。但是，假如公平竞争对您和广大穷苦人民意味着只能公平地等待冻饿致死，您还会希望公平竞争吗？

同样的道理：

似乎人人都厌恶相互战争。但是，假如相互战争对您和广大穷苦人民意味着能够得到继续生存的条件，您还会厌恶相互战争吗？

似乎人人都厌恶独裁统治。但是，假如独裁统治对您和广大穷苦人民意味着能够得到继续生存的条件，您还会厌恶独裁统治吗？

似乎人人都厌恶压抑人权。但是，假如压抑人权对您和广大穷苦人民意味着能够得到继续生存的条件，您还会厌恶压抑人权吗？

似乎人人都厌恶特权现象。但是，假如特权现象对您和广大穷苦人民意味着能够得到继续生存的条件，您还会厌恶特权现象吗？

我们在大力宣扬和尽情赞美和平共处、民主法治、自由发展和公平竞争等等资产阶级的生存法则的时候，考虑到社会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了吗？假如资产阶级的这些生存法则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还不得不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社会基础上的，那么，和平共处、民主法治、自由发展和公平竞争等，不就是间接屠杀广大无产阶级和贫苦百姓的无耻借口和卑鄙理由等等吗？

我们在大力针砭和尽情咒骂相互战争、独裁统治、压抑人权和特权现象等等封建统治的时代特征的时候，考虑到社会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了吗？假如封建统治的这些时代特征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还不得不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社会基础上的，那么，相互战争、独裁统治、压抑人权和特权现象等，不正是直接解救广大无产阶级和贫苦百姓的革命途径和进步措施等等吗？

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去观察社会、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和解决矛盾；更不能离开现实去分析事物、研究规律、分辨真假和探索真理等等。

因为，不管我们人类自身是否能够理解和认识到，人类历史运动中所出现的一切事物，从客观上来说：

昨天是对的，今天未必就对；昨天是错的，今天未必就错。

今天是好的，将来未必就好；将来是好的，今天未必就好。

现在行的通，未必过去也行的通；过去行的通，未必现在还行的通。

将来行的通，未必现在就行的通；现在行的通，未必将来还行的通。

总而言之，由于“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1] 所以，人们也就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更不能自由选择以此为基础的上层建筑领域和国家统治体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乃至整个政治的精神的历史了。

因此，就像一个人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我们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赖以生存的时代。“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 不管我们的生活多么难于忍受 ，也不管我们的思想多么善于想象，我们都必须而且也只能面对和接受眼前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时代。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和抗拒的。

在社会物资财富绝对不可能公平分配并满足所有人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是绝对不可能创造出对所有人都公平的社会生存形态和政治统治体制的。

当然，虽说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在客观上能够绝对限制人们掌握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但它却只能相对限制人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力。

所以，有史以来，即便就是在社会生产资料以自然资源为主、社会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社会物资财富极为匮乏、人民生存条件极为艰难、统治阶级不得不依赖各种类型的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和观念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封建主义时代，只要不触犯现存统治阶级的社会权威和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原则和政治戒律等等，人们还是可以想方设法在精神上寻求自我的安慰、宁静、寄托和希望；在书本上创造人间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在思想上构画社会的道德、正义、教养和理想；在理论上探讨事物的本质、法则、规律和变化的。

当然，由于这一切必须受到现存封建特权专制统治阶级的思想原则和政治戒律以及道德观念和精神桎梏的严格束缚和层层制约，“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在这个时代所出现的任何类型的能够成为时尚和权威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都只能是以承认和维护现存统治体制和观念为思想基础和政治原则的，不仅绝对不可能真正揭示不利于任何封建专制统治体制和观念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而且原则上还只能为当时各种类型的特权统治阶级服务。

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那些已经被资产阶级折腾和改造了二百多年的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已经能够大面积和大规模产生和发展起来了；由于社会生产资料已经逐渐以工业资本为主，社会生产方式已经逐渐以机器生产为主了；由于生产资本已经能够并且逐渐主要掌握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手里了；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已经不能占有和支配社会主要生产资料的统治者，不可能继续依赖各种类型的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管理方式，来掌握人们的命运和制约民众的行为和维持社会的秩序，从而不得不逐步建立和完善能够适应私有制和公众个性自由发展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管理方式等根本原因，所以，逐步营造了一个个相对宽松的、首先能够自由言论和崇尚民主政治以及鼓励公平竞争等的社会生存形态。

一般来说，在这些已经基本确立了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基本丧失占有和支配社会主要生产资料以决定人们命运的特权统治地位的名义上的国家统治者，原则上只能以保护每个公民不伤害他人的行为和活动为法治基础了；原则上只有依法追究公民因触犯国家法律和法规以及法令等并造成过失的行为的责任和权力了；原则上已经不可能通过任意支配社会生产资料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了；原则上已经没有权利和必要通过强行束缚和制约人们的思想意识以防患未然了。

这样一来，生活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在精神上寻求自我的安慰、宁静、寄托和希望；在书本上创造人间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在思想上构画社会的道德、正义、教养和理想；在理论上探讨事物的本质、法则、规律和变化。而且，还可以在批评的时候，无情揭露政府的缺点、错误、腐败和无能；在建议的时候，一味苛求世道的安定、祥和、公正和完美；在选举的时候，精心挑剔领袖的品行、作风、人格和素质；在参政的时候，坚决遵循自己的观点、见解、意愿和主张，原则上可以不受任何思想原则和政治信仰以及伦理道德和精神桎梏的束缚和制约。

这样一来，就给当时生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许多思想天才和有识之士们，提供了可以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任意翱翔和尽情发挥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斗争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于是，各种各样的、以公开反对和否定甚至推翻现存统治为政治纲领的、“大逆不道”的思想体系、理论派别、学术团体和政党组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哲学观点、社会理念、政治主张和经济学说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迅速产生和创造出来。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正是在这个时期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以“共产主义”理论宗旨为政治纲领主导思想和原则的各国共产党，也诞生于这个时期。

不难想象，生活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能力极为低下、生产方式极为落后、物资财富极为匮乏、人口总量严重过剩、经济危机周而复始、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普遍无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具备高尚情操和领袖气概以及天才头脑和伟大胸怀并且毕生都在为彻底解放全人类而思考、而斗争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们，面对当时世界无产阶级越来越严重的赤贫现象；面对当时整个人类社会越来越恶劣的生存条件；面对当时许多贫困地区越来越频繁的暴力革命；面对当时各个国家之间越来越剧烈的民族矛盾等等，显然都普遍意识到一场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即将到来。

由于“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3] 所以，当时那场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对世界各国所有希望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贫民百姓利益的进步政党和革命领袖以及其他有识之士们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的能够大展革命鸿图和实现美好理想的天赐良机。

这样一来，不光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领袖们，几乎所有愿意和希望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社会政党和民间组织以及各种类型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乃至其他有识之士们，都在为如何利用和通过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夺取国家政权，以及如何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建立和创造理想社会而精心筹划和积极准备着。

我们知道，作为“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4] 因此，竭尽全力使“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能够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锐利无比而且无懈可击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等，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生前急于完成的重点理论研究工作了。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当时既然是非常明确地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现存统治以及消灭私有制乃至资产阶级为目的来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那就不得不站在当时所有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劳动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尽可能使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能够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并且能和广大无产阶级以及劳苦大众对社会进行普遍改造的本能的愿望相一致，使“共产主义”学说体系首先具备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战斗性等，以便为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领袖以及其他进步政党和有识之士们，能够利用和通过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建立和创造理想社会等，提供无敌于天下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当时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理论研究过程中，除了遵循“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这一理论原理外，眼前极为严峻和非常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运动以及十分紧迫和特别剧烈的革命形势和政治需要等，在客观上还“强迫”他们必须有意识无意识地遵循另外一个思想原则：即如何才能早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现存统治以及消灭私有制乃至资产阶级，以便尽快恢复人类生态平衡和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广大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

显而易见，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产阶级显然还没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之前，就匆匆忙忙地向世人宣布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社会已经结束，从而使自己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推理和政治预测出现了思想误区的社会根源。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2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0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1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75页

     第四节  思想误区的不可避免

那么，知识非常渊博而且治学一向严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生前是否已经觉察和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社会判断和理论推理以及政治预测等出现了思想误区呢？

通过多年的分析和研究，我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能够对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并做出巨大贡献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集中表现在《共产党宣言》这本曾经惊世骇俗并且风靡全球的著名小册子上。

《共产党宣言》是由马克思执笔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的。在这里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当时只有29岁，恩格斯只有27岁。从一个人生长的整个自然过程的客观表现来讲，即便就是极其伟大的天才思想家，30岁左右也绝对不是各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的年龄，尤其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毫无疑问，《共产党宣言》作为后来一个多世纪里，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坚信不移的“圣经”和“福音书”，以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绝对不可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乃至“政治天条”等，客观上确确实实为人类社会这一时代的历史运动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是谁都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但是，也正因为《共产党宣言》客观上是作为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坚信不移的“圣经”和“福音书”，以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绝对不可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乃至“政治天条”等，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巨大的革命和进步作用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历史性的革命和进步作用的发挥过程，在表面上再怎么确凿无疑以及气势宏伟和波澜壮阔，也不能证明和确定其作为一部科学著作就是无懈可击和完美无暇的。更何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1872年就曾经明确表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

然而，在我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自己早期创作的这部震撼世界的历史文件的不同意见，远不止他们表面上所公开承认的那么简单。

马克思在1867年7月为自己所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作序时写到：“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

马克思的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高度概括了这位思想巨匠对有关资本主义生产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以下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及观点：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认为：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时代，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在人世间引起了多么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运动以及政治变革和社会灾难等等，那都不是问题的所在。

那么，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进行推论，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推论出这样一个思想观点：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时代，不管社会上出现什么性质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运动以及政治变革和社会灾难等等，那都不是问题的所在。

由此继续进行推论，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推论出这样一个足以惊世骇俗的思想观点：在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时代，即便就是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实施国有专制统治等的所作所为，也都不是问题的所在。

既然不是问题的所在，当然也就绝对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就能自然而然推论出这样一个过去足以惊天动地的思想观点：不管马克思本人是否能够意识到，他在这里已经向世人表白的清清楚楚，即便就是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实施国有专制统治等的所作所为，也绝对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问题。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认为：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时代，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其铁的必然性正在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实现的趋势。

那么，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进行推论，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推出这样一个思想观点：马克思认为，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实现的趋势，才是我们人类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由此继续进行推论，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推论出这样一个足以惊世骇俗的思想观点：在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实现的趋势，是由客观规律而决定的我们人类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抗拒的。

既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任何抗拒也就只能是暂时的。

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就能自然而然推论出这样一个过去足以惊天动地的思想观点：不管马克思本人是否能够意识到，他在这里已经向世人表白的清清楚楚，即便就是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实施国有专制统治等等，也不能从根本上抗拒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抗拒都只能是暂时的。

再次，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不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也不论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有多么严重，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就是其它一切国家发展与进步的样板和未来。

那么，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进行推论，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推出这样一个思想观点：马克思认为，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时代，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不管有多少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和地区。

由此继续进行推论，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推论出这样一个足以惊世骇俗的思想观点：在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时代，任何政党和阶级乃至民族，只要不是以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为基础，那是绝对不可能建立和创造出比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先进和高级的统治体制和社会形态来的。

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就能自然而然推论出这样一个过去足以惊天动地的思想观点：不管马克思本人是否能够意识到，他在这里已经向世人表白的清清楚楚，只要不是以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为基础，那么，即便就是共产党人夺取了一个国家的政权，那也绝对不可能建立和创造比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先进和高级的统治体制和社会形态来的。

通过以上分析和推论，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不但不主张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消灭和根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且也不主张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前提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消灭和根除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代表共产党人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慷慨激昂的革命号召时却是这样说的：“总之，共产党人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3]

在《共产党宣言》的这段话里，我们则根本就看不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在人类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似乎世界上所有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而不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之间有多大差距；似乎只要改变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所有制形式，就能够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而不管其社会生产力现有的整体实际水平处在什么程度；似乎只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就能获得整个世界，而不管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是否还在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所表达的那些思想观点，与其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表达的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极不和谐，甚至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这是因为，只要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发展规律是真实的，那么，至少所有还没有全面产生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客观上还必然有待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而任何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永远消灭还没有全面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思想观点，就显然是不真实的了。

以此推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客观上还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那么，即便就是共产党人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不得不使自己成为这个国家的新的资产阶级，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来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也不得不给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无产阶级套上新的锁链。怎么可能让无产阶级获得整个世界呢？

既然马克思的这两个理论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就必然有一个存在着思想误区。那么，究竟是马克思在29岁时所匆忙撰写的《共产党宣言》里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存在思想误区；还是马克思在49岁时所潜心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里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存在思想误区，难道我们现在还难以判断吗？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里，对此还有一段极为明确的表白：“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

在我看来，马克思既然肯定人类社会自然的发展阶段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也就等于向世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客观规律：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的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客观上还处在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或者资产阶级所有制存在和进步的自然的发展阶段，那么，任何形式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以及国家统治体制和广大人民愿望等，对此都无可奈何。

而且，由于人类绝对不可能随意改变和否定社会生产力现有的整体自然形态，所以，人类也就绝对不可能随意改变和否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演变规律和过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该时代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

不难想象，既然马克思的思想当时已经明显达到如此境界，他本人难道还能一点都觉察和意识不到自己过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还能一点都觉察和意识不到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绝对不可能是他所期望的“共产主义”革命吗？

如果说我这种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实际就是他对自己过去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进行间接修正和否定的看法还有点牵强的话，那么，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里特别强调和认真阐述的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则无疑是在隐讳地从根本上直接修正和否定《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

“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5]

恩格斯在不同年代特别强调和认真阐述的这个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至少是向人们确切表明以下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

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是由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明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每一历史时代的一切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都是以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历史时代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在每一历史时代的什么性质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产生什么性质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当然，不管这个“封建主”表现的有多么专制和残暴或者是多么贤明和慈祥，也不管这个“工业资本家”表现的有多么吝啬和贪婪或者是多么善良和厚道。

这就等于说：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不能够爆发和进行以永远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为最终目的的“共产主义”革命，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当时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只要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当时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达不到能够永远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程度，也就绝对不可能爆发和进行以永远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为最终目的的“共产主义”革命。

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基础和条件。构成《宣言》核心的这个基本原理还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换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必须能够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同时永久和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以及铲除产生任何阶级的客观基础和条件，才有可能真正使自己从此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这就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观点：即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都绝对不可能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能够得到彻底解放之前，首先解放自己。

这样以来，根据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不能够爆发和进行以永远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为最终目的的“共产主义”革命，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当时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理论原理进行推论，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国家和地区、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无论自身条件以及自己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的实际状况如何先进，也无论采取和使用什么政治手段和暴力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达到相应的程度之前，是绝对不可能首先解放自己的。

显而易见，恩格斯在后来反复强调和认真阐述的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与前面所列举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思想原则和革命信仰以及政治主张和社会纲领也是极不和谐的，而且也明显是自相矛盾的。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明显自相矛盾的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的大胆分析和仔细琢磨，我总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已经基本觉察和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了，而且似乎也已经明显觉察和意识到，眼前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绝对不可能是他们所期望的“共产主义”革命了。

令人费解的是，毕生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地追求和探索客观真理，而且显然希望始终都能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一切事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生前分明已经觉察和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推理和政治预测出现了思想误区，为什么不立刻撰文进行直接的修正和公开的甄别，从而避免他人以及后人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产生误会和曲解，以便尽可能提高和完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科学性、思想性、纯洁性、客观性和真理性，而是采取非常隐讳和极为间接的方式来默默修正和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呢？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和不近情理了。

其实，在我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之所以如此含糊地对待自己过去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迫不得已的。

因为根据我的分析和研究，从客观上来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巨匠身上出现如此不合逻辑和不近情理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受其赖以生存的历史时代的严重局限，不可能亲眼看到而且也很难想象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以后、特别是在战后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的实际状况，所以也就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和揭示其在整个自然演变过程中的全部内在的客观规律，从而导致他们对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民族，不可避免地正在和将要经历的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根本性质，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此乃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无可奈何的历史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眼前所面临的极为严峻和非常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运动以及十分紧迫和特别剧烈的革命形势和政治斗争，在客观上“强迫”他们必须有意识无意识地遵循一个当时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即如何才能让共产党以及其他先进政党组织，借助和利用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运动和民族之间战争，尽快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现存统治以及消灭私有制乃至资产阶级，以便能够早日恢复人类生态平衡和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广大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此乃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不能相悖的社会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匆忙推出的，那些以资产阶级时代已经结束的不真实判断为前提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的核心部分，当时不仅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宣传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而且也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无限崇拜和坚信不移地追求幸福生活和实现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圣经”和“福音书”的主要内容了。也就是说，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在当时已经引起世界几乎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以及广大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的强烈共鸣，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当中许多积极的群众领袖和社会革命者们，普遍坚信不移和积极追求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信仰以及革命理想了。所以，这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客观上也就不再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能够随意修正和否定的思想成果了。此乃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绝难抗拒的政治因素。

显而易见，以上三个原因、特别是第三个原因，是不是也就足以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年轻时处于愤世嫉俗的纯洁动机和普渡苍生的美好愿望，所创造的一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的核心部分，永远保持沉默，至少是没必要而且也绝对不能去直接挑明和公开甄别了呢？

我们现在可以大概推论一下：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不仅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所创立的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者行动纲领的震撼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前提是不真实的，而且为了追求科学的完美和真理的纯洁以及个人的名节，立刻撰文著书对自己过去的这种判断失真和思想失误进行直接修正和公开甄别的话，那社会效果和最终结局将会怎样呢？

不难想象，倘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在他们自己所发现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及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 这一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基础上，推论出“资产阶级在没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之前，是绝对不会在任何国家被永远彻底消灭的，特别是绝对不会在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里被永远彻底消灭”这一完全符合思维逻辑的自然法则，并且以此为思想基础，公开甄别和直接修正自己以资产阶级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为思想基础而创造的、所有不可能真实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政治原则以及社会纲领的话，那么，他们这样做也就等于在向世界宣布：各国共产党进行宣传鼓动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政治纲领和革命指南，还有那些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无限崇拜和坚信不移的追求幸福生活和实现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圣经”和“福音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推理都是不真实的，人类社会所有反对和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社会行为，都只能是保守的、暂时的，所有国家和民族最终都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社会现实。

试想，这件事情当时真要是如此这般地发生变化的话，且不说从那以后至今的俄国和中国以及所有共产党夺取政权并长期独立执政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这段历史将会如何改写，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必将会因为自己出尔反尔的思想言论，以及客观上肯定和赞美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生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非常革命性的理论见解，成为当时所谓进步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乃至革命队伍中的众矢之的，并且彻底丧失自己在世界共产党人和其他有识之士以及广大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中间的威信和声望等，从此也必然会逐渐从现实的社会斗争和历史运动中销声匿迹，最终成为只能在书斋里默默进行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的空想家和预言家。

不仅如此，在世界各国广大革命人民和穷苦百姓以及他们的政党和领袖们，客观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偶像和政治信仰以及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来支撑和坚定自己生活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的极为困难和残酷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的一整套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以及共产主义原则和理想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客观甄别和科学修正等，无疑会沉重打击和无情伤害他们拼死拼活争取当家作主和追求幸福生活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以及政治信念等。特别对于当时俄国和中国等一些古老而封建的贫穷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如果没有被合理误解的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原则和理论精神等的强烈影响和正确引导；如果没有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思想武装了头脑和坚定了信念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坚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和长期拼搏等，则有可能延长他们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间以及增加他们在动乱和战争之中煎熬的痛苦。

通过以上假设和推理，我想我们应该不难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面对自己过去的一些明显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时的尴尬处境和含糊态度。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加以修改。”[8]

现在就此事说句非常公道和客观的话就是：一方面将错就错、顺其自然，尽可能使那些前提不真实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政治原则以及社会纲领等，科学地迎合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以及客观地适应现实革命运动等的实际需要；一方面通过一些非常间接和隐讳的方式和途径，从根本上修正和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并将其留给后人去甄别和评论，无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和处理自己的那些已经成为共产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者的革命“圣经”和政治“天条”等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的最明智的态度和方法。

总之，我揭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后人留下的这一历史之谜的最终答案是：受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以及革命形势和人民愿望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否已经明确地觉察和意识到，他们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在当时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绝难纠正的。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28-22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三卷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85-28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三卷1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3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0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38页

第五节  历史运动的领袖效应 

为了更进一步阐述和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是不可避免和决难纠正的思想观点，我想有必要谈一下我对历史运动的领袖效应的基本看法。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似乎是一个在当今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有了正确答案的论题。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许多能够接受唯物史观的有识之士们，在理论的表面上好像已经基本承认是“奴隶”们在创造历史，但是，只要我们稍加仔细地进行观察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受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民众生活条件的束缚和制约，有史以来所产生的几乎所有能够成为时尚和权威的社会意识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便就是原则上相互对立甚至不共戴天的敌对双方，不管在理论的表面上坚持的是唯物主义思想观点还是唯心主义思想观点，在观察和探索以及分析和解释眼前人类历史运动发展与变化的根本原因和真实关系时，也都仍然习惯于、当然也是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社会上层建筑领域活动的领袖们身上，总是想方设法地把历史的成就和辉煌完全归功于某些领袖的伟大和英明；把历史的灾难和浩劫完全归咎于某些领袖的失误和缺德。

长期以来，如此这般地观察和分析人类历史运动表面现象和主要特征以及基本性质等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以及政治标准等的铺天盖地的广泛宣传和家喻户晓的深入教育，必然又会逐渐让正在竭力摆脱各种类型的传统封建迷信和宗教信仰的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人类历史运动的变化与发展又普遍产生一种现代化甚至似乎是科学化的神秘感：好像各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进步或者黑暗与恐怖的形成与变化，完全取决于当时某些领袖的思想意识甚至是一念之间或一笔之差等主观原因，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似乎完全掌握在少数领袖们手里，人类历史仿佛还是英雄们在创造。

那么，究竟“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呢？历史运动与领袖效应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在理论上已经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宗旨的思想权威和理论学者以及有识之士们，一方面承认是奴隶们在创造历史，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竭力夸大领袖效应和英雄作用，甚至把历史演变完全归功或者归咎于某些个人呢？

当然，我们说人类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并不等于说只能直接在具体的“奴隶”们身上寻找历史运动的痕迹，而完全否定领袖们的社会存在与活动以及具体作用与效应。

虽说我们只有根据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性质和功能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运动的实际水平和现实状况；人类社会各个群体和组织的领袖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性质和功能完全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这一客观规律，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客观现实：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就是集中反映人类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运动的自然发展进程的地方；人类社会各个群体和组织的领袖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始终都在集中反映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

而且，我们也只有通过观察和分析人类祖宗和前辈一代一代遗留下来的、集中反映当时社会一般现象和主要特征的上层建筑领域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自然形态和演变过程，来探索和揭示整个人类历史运动发展与变化的根本原因和真实关系以及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答“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之类的问题，以及应该怎样看待人类历史运动与领袖效应之间的关系呢？

我认为用“墙倒众人推”这句俗话，来形容人类历史运动和领袖效应之间的真实关系比较形象和贴切。

设想有一堵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大墙，在客观上已经开始仿碍大多数人们的正常生活了。不但许多人希望彻底推倒它，而且已经有人开始不断地挖它的墙角了。这时候，有个人想挑头组织和领导人们来彻底推倒和铲除这堵大墙，并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取代它的社会功能。他首先说服了一些支持者来协助他共同完成这一事业，然后开始讨论并制定最佳的推墙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并且到处宣传大墙的各种危害以及推倒大墙的绝对必要性等。

不仅如此，他和他的同志们还针对所有反对和阻止推倒大墙的思想和行为展开全面的驳斥和批判，以便动员和争取尽可能多的人来参加推墙工作。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和苦口婆心的逐个动员，他们最终组织了一个强大的严格的足以推倒大墙的队伍。为了能够确保尽快地推倒大墙，他们又不得不利用人们迫切希望早日推倒大墙的共同心愿等有利因素，逐渐塑造和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以便于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等到所有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以及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以后，人们被集中到了大墙下各就各位，然后听从最高领袖的一声号令，大家一起用力推倒了大墙。

现在我们来客观而公正地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众人推墙的全部过程，恐怕也就不难认识和了解人类历史运动和领袖效应之间的真实关系了。

显而易见，一般来说，要想只能完全依赖人力成功地推倒一堵根深蒂固的大墙，客观上必须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的也是必要的条件：

大墙在客观上必须是已经基本失去原有的社会功能并能够被一种新的形式取而代之，而且实际上也确确实实开始严重妨碍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了；

推倒大墙的行为在客观上不仅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而且也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

必须有些智力超群的人出面积极组织和领导这场众人推墙的活动；

推墙的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必须科学合理而且切实可行；

推墙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最终目的等必须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而且经得起任何反对者的批评和攻击；

必须能够把推墙的人们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格、赏罚分明、思想统一、行动一致、齐心合力、无坚不摧的队伍；

必须想方设法并且不择手段地为这次行动的最高领导者营造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威信；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客观上不能完全具备以上各方面条件，那么，不管人们希望推倒大墙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和客观努力多么积极，恐怕暂时很难顺利地将这堵大墙推倒。

对此我们可以大概想象和推理一下：

假如这堵大墙客观上不仅没有失去社会功能，而且还是大多数人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设施，何况还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取代它的话，那么，不管一部分主张推倒大墙的人和他们的领袖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和客观努力多么积极，恐怕暂时绝对不可能将大墙推倒；

假如这堵大墙客观上虽然已经基本失去社会功能，而且开始妨碍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了，但是大多数人们并没有明显觉察和意识到，推墙的行为还得不到大多数人们的理解和拥护以及帮助和支持的话，那么，不管一部分主张推倒大墙的人和他们的领袖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和客观努力多么积极，恐怕暂时也绝对不可能将大墙推倒；

假如这堵大墙客观上虽然已经基本失去社会功能，并开始逐渐妨碍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而且推倒大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愿望和需要了，但是却没有一些智力超群的人出面积极组织和领导这场众人推墙的活动的话，那么，不管大多数希望推倒大墙的人们的呼声多高，恐怕暂时也很难顺利将大墙推倒；

假如这堵大墙客观上虽然已经基本失去社会功能，并开始逐渐妨碍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而且推倒大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愿望和需要，同时也有一些智力超群的人出面积极组织和领导这场众人推墙的活动了，但人们却拿不出科学合理而且切实可行的推墙的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的话，那么，不管人们希望推倒大墙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和客观努力多么积极，恐怕暂时也很难顺利将大墙推倒；

假如推倒这堵大墙的其它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有关推墙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还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而且也经不住一些反对者的批评和攻击的话，那么，不管一些人们希望推倒大墙的潜意识有多么强烈，恐怕暂时也很难顺利将大墙推倒；

假如推倒这堵大墙的其它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领袖们却根本没有办法把推墙的人们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格、赏罚分明、思想统一、行动一致、齐心合力、无坚不摧的队伍的话，那么，不管人们希望推倒大墙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和客观努力多么积极，恐怕暂时也很难顺利将大墙推倒；

假如推倒这堵大墙的其它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指挥这次行动的最高领导者却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威信，根本就做不到令行禁止，推墙的众人不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的话，那么，不管人们希望推倒大墙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和客观努力多么积极，恐怕暂时也很难顺利将大墙推倒；等等。

通过对“墙倒众人推”的全部自然过程进行如此这般的一番分析之后，如果现在再分析和评论大墙是被谁推倒的之类的问题的话，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认定这只能是领袖们的所作所为了吧。

假如历史证明这堵大墙推的正确，还能完全归功于领袖的英明吗？

假如历史证明这堵大墙推的荒唐，还能完全归咎于领袖的失误吗？

假如推倒大墙的力量对比完全均衡，缺少一个人就推不倒的话，那么，谁重要谁不重要，谁关键谁不关键，我们还能分得清楚吗？

假如没有领袖的组织和领导，众人通过挖墙脚、毁墙基以及各种方式的长期破坏，早晚也会把墙弄倒，但是，单靠几个领袖的力量能把墙推倒吗？

显而易见，既符合客观实际又相对公平合理的评论应该是：大墙是众人推倒的，有功则功在众人，有过也过在众人，任何个人乃至领袖都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独享其成就或独担其责任。

只要有心进行相互比较和分析的话，我们就应该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有益的启示：众人推墙的必要条件和自然过程以及客观规律和真实关系是这样，历史运动的必要条件和自然过程以及客观规律和真实关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这样一来，我们评论人类历史运动的客观而公正的基本原则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有功则功在人民，有过也过在人民，任何个人乃至领袖都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独享其成就或者独担其责任。

以上就是我对“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之类问题的通俗解答，也是我所认为的人类历史运动与领袖效应之间的真实关系。

对于历史运动与领袖效应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有一段非常科学而且极为精辟的论述：“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

不言而喻，因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无疑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所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无疑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与领袖效应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各类科学已经高度发达和文明的现代社会，“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以及人类历史运动与领袖效应之间的真实关系之类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进行专题研讨的话，显然并不难得出正确结论。但是，只要结合眼前的社会现实与具体实践以及历史评价，那么，处于反对和否定或者维护和巩固现存的各种类型的国有专制统治的客观需要，不管敌对双方的人们在理论上如何阐明并强调是奴隶在创造历史，还是运动在创造领袖，总还是又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崇拜和迷信各种类型的时代英雄和政治领袖甚至思想意识和偶然因素的社会效应和主观作用以及精神力量。

那么，客观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甚至迫使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崇拜和迷信各种类型的时代英雄和政治领袖甚至思想意识和偶然因素的社会效应和主观作用以及精神力量，同时也导致甚至迫使一些社会思想权威和理论学者以及其他有识之士们，一方面在理论上承认是奴隶在创造历史，是运动在创造领袖；另一方面却又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在竭力宣扬和夸大时代英雄和政治领袖甚至思想意识和偶然因素的社会效应和主观作用以及精神力量，甚至想方设法、牵强附会地把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甚至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和改朝换代等，都完全归功或者归咎于某些时代英雄和政治领袖甚至思想意识和偶然因素等的社会效应和主观作用以及精神力量的呢？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三卷12页

   第六节  迷信领袖的客观规律 

我们知道，人与一般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意识的。

不难想象，作为能够产生思想意识的人类，客观上从一开始就始终面临着，究竟是自己的思想意识决定自己的社会存在，还是自己的社会存在决定着自己的思想意识，这一至今为止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加以确定的问题。

从表面上来看，自从人类能够产生思想意识以来，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以及一群人的所作所为乃至整个社会的历史运动，似乎首先都是由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的。因为，谁都可以体会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不得不首先经过大脑的思考和确定，做好做坏好像都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这似乎是理所当然、无可否认的。别说是那些不得不依赖采果食草、茹毛饮血以寻求基本生活条件的原始人类；别说是那些不得不依赖刀耕火种、风调雨顺以维持简单生活方式的古代祖宗们，始终习惯于崇拜和迷信一些自然现象和美好幻想以及主观因素和精神作用，就是如今已经能使用机器生产和电脑思考来创造奢侈生活环境的现代人类，不也是仍然竭力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重大事物及其变化与存亡，都归功或者归咎于思想的主观作用和精神的内在力量甚至偶然的客观因素和领袖的社会效应，并且总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威表现和时尚变化中，探索与寻求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吗？

当然，探讨究竟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还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不是本章的宗旨，我将在本书后面的有关章节里进行全面的阐述和论证。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那就是：有史以来，不管人们在思想理论上，如何怀疑和批判以及否定和消除“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这一唯心主义思想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是人们有意无意普遍使用和始终坚持的时尚和权威的判断和确定社会事物及其变化与存亡的性质和规律以及内在因素的思想基础。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般人都不难体会和承认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得心应手的生产工具和用之不尽的物资财富以及奢侈优越的生活条件，绝对不可能轻易得到或者突然创造出来。但是，自己的思想却可以上下五千年地任意驰骋；自己的愿望却可以天地人世间地随便想象；自己的信念却可以是非没标准地得以支撑；自己的精神却可以好坏无原则地得到满足。

而且，在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特别是在相对正常和文明的发展时期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几乎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出现的截然不同的各种物资生活差距，也必然会导致人们自然而然地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人们不同的社会存在及其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主要取决于人们不同的思想意识及其主观努力和个人命运。

再则，受整个人类社会思想传播和理论研讨以及文化交流的工具和方式以及水平等的局限和影响以及制约，我们人类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社会政治斗争方面的文化遗产，又主要表现和反映的是各个时代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与变化，似乎所有国家和民族有史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命运，都掌握在生活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上层社会的少数人手里。

当然，在社会生产能力和物资财富，客观上难以保障和维持所有人的基本生产条件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得不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艰难岁月里，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类型的现存统治阶层来说，面对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每天都必需消耗大量食物才有可能安静地生存下去的贫苦百姓，假如实在拿不出足够的食物来满足他们这种最低的生存需求的话，那么，千方百计让他们坚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之类高尚情操；想方设法让他们效仿“大公无私，舍己救人”等之类伟人品德；竭尽全力让他们具备“忍辱负重，克己复礼”等之类非凡素质；苦口婆心让他们发扬“省吃简用，艰苦朴素”等之类优良传统，并且不断塑造和翻新乃至利用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则和伦理道德以及“政治天条”和“精神桎梏”来束缚和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防患于未然，无疑是切实可行的最“价廉物美”的统治手段和社会措施以及管理方式了。

毫无疑问，仅仅因为以上这些主观和客观原因，人们也就可以不约而同地把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甚至文明与进步，或者萧条与落后甚至动乱与战争等历史现象，统统归功或者归咎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和斗争以及演变和改造了。更何况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或者革命阶级，处于巩固或者推翻现存统治等的客观需要，还都不得不把巩固或者推翻现存统治的焦点和目光以及希望和努力等，主要集中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和斗争以及演变和改造等方面，并且有意无意地迫使人们相信和接受“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一唯心主义思想原则呢！

当然，以上不过是我们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相信和接受“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一唯心主义思想原则，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始终将其作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思想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类社会极为低下和落后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

那么，人们相不相信和接不接受“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一唯心主义思想原则，与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说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但事实确实如此。有史以来，我们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相信和接受“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一唯心主义思想原则，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始终将其作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思想的社会现象，不仅是绝对合理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阐述和论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思想原则。

明明是围绕“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一唯心主义思想原则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现象等，怎么能用与其势不两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思想原则来加以肯定和赞赏呢？

虽说这个道理很难在这里用几句话就说明白，我将在本书后面的有关章节里专门进行尽可能全面而详细的阐述和论证。但是，为了便于人们理解本节的观点，我先就此道理做个简单的解释。

我想，单纯说起来，我们谁都不会怀疑“民以食为天”之类的道理的。既然是“民以食为天”，那么，首先拼命争取和保障自己的食物以求生存，无疑是每个人最本能、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所以，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自然界的天然食物难以保障和维持所有人基本生存需要的历史时期以后，便迫使人类开始从事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以争取和保障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于是，人世间就开始出现和产生各种类型的生产资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等等了。

我们知道，在大工业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前，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生产资料，无疑主要是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试想，种粮植棉、饲禽养畜、饮水织布、建房造屋等生产活动，哪个都离不开土地资源。而且，处于争取和保障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本能反应，每个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氏族、每个部落、每个民族等，都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去占有和支配尽可能多的土地资源，并将其封闭起来进行建设和独自享用。因此，人类社会必然要围绕着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制乃至整个意识形态。这就是人类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产生和形成的简单的自然过程。

从根本上来说，由于土地资源属于自然资源，是地球上所有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任何个人、任何家庭、任何氏族、任何部落、任何民族等，都有无偿占有和支配相应的土地资源，以保障和维持自己基本生存条件的天然权利。

显而易见，既然是所有居民都有无偿占有和支配相应的土地资源，以保障和维持自己基本生存条件的天然权利，也就等于说任何居民原则上都没有永久占有和支配哪部分土地资源，而不顾他人死活的特殊权利。

这样一来，竭力甚至拼命争夺和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无疑就是世界所有个人、家庭、氏族、部落、民族等的天然权利。

但是，在自然资源客观上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地球所有居民的物资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历史时期，所有居民都拥有竭力甚至拼命争夺和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天然权利，无疑意味着所有民族都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类型的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以及堡垒等，以便能够抵御外来侵略和镇压社会暴乱等以保障和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天然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必然会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以便通过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社会物资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和推动时代进步。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在客观上还必须建立和完善各种类型的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以及堡垒，以便保障和维持生态平衡以及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天然权利的历史时期，同时还必然要产生而且不得不依赖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特权地位和专制观念以及宗教组织或政治迷信，以便束缚和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加强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国家专制统治的力度。

所以，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时代，有意无意地竭力宣扬和夸大民众领袖与时代英雄等的主观作用和社会效应；用心良苦地不断想象和营造历史发展与社会变化的偶然因素和神秘色彩，从来都是人类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时期的革命阶级或者统治阶级，争取和控制广大人民群众和平民百姓的最为廉价的“政治法宝”和“精神桎梏”。

不仅如此，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越是低下、生产方式越是落后、生产资料越是天然、生产规模越是狭小，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资财富也就越是匮乏、生存条件也就越是恶劣、广大民众也就越是贫困、阶级矛盾也就越是剧烈。而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资财富越是匮乏、生存条件越是恶劣、广大民众越是贫困、阶级矛盾越是剧烈，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也就越是愚昧、斗争方式也就越是残酷、革命阶级也就越是激动、统治阶级也就越是恐慌，革命的或统治的阶级也就越是需要创造和利用以及依赖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特权地位和专制观念以及宗教组织或政治迷信等，来争取和团结或者束缚和制约广大人民群众和平民百姓。

而且，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于革命阶级来说，似乎只要坚持宣扬革命言论就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只要广泛传播叛逆思想就能导致社会普遍不满；只要大力发展革命队伍就能对抗统治阶级压迫；只要坚决反对顺民教育就能激发公众革命觉悟；只要努力制造社会动乱就能鼓动贫民百姓反抗；只要认真组织武装起义就能发动社会暴力革命；只要得到正确理论指引就能推翻现存社会统治；只要服从英明领袖领导就能夺取国家政治权利等。

与此相反，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仿佛只要竭力限制言论自由就能控制广大人民群众；只要大力打击叛逆思想就能灭绝社会不满现象；只要广泛禁止民间结社就能维护统治阶级压迫；只要认真强化顺民教育就能根除公众革命因素；只要坚决镇压社会动乱就能消灭贫民百姓反抗；只要能够破坏武装起义就能阻止社会暴力革命；只要始终坚持正确理论就能巩固现存社会统治；只要确保领袖不出差错就能稳定国家政治权利等。

面对如此这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基础以及革命形势和政治背景，各种类型的革命阶级，有什么理由不去竭力创造和利用各种新型的特权地位和专制观念以及宗教组织或政治迷信，来争取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穷苦百姓去拼死拼活，并且不失时机地利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条件和方式等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革命队伍呢？

面对如此这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基础以及革命形势和政治背景，各种类型的统治阶级，有什么理由不去竭力翻新和依赖各种正统的特权地位和专制观念以及宗教组织或政治迷信，来束缚和控制广大人民群众和平民百姓以防患未然，并且不择手段地镇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观点和见解以巩固自己的社会权威和政治统治呢？

所以，在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很长一段自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生存环境和条件极为艰难的漫长的封建主义时代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类型的革命阶级，始终都希望并且尽力通过宣扬叛逆思想、传播革命言论、营造政党组织、鼓动人民造反、策划武装起义、组织社会暴动等方式和途径来推翻现存政权；

与此相反，这个时代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类型的统治阶级，则始终都指望并且竭力通过打击叛逆思想、控制社会言论、限制政治权利、压抑人民反抗、阻止武装起义、镇压社会暴动等手段和措施来巩固现存政权。

而且，特别是在各类社会矛盾达到白热化状态，社会动乱甚至暴力革命有可能一触即发的非常时期，老百姓有可能因为一句反话就招来杀身之祸；统治者有可能因为一件错事就导致灭顶之灾。可谓人人自危，人人都难以自保。

不难想象，由于社会暴力革命是旨在致现存统治政权于毁灭的运动；现存统治政权是旨在致社会暴力革命于死地的堡垒，所以，她们之间的各种斗争都无疑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包括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了。

显而易见，这个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政治思想理论学说，原则上只能分为三大类：一类属于有利于暴力革命而不利于现存统治并主张改天换地的革命文献；一类属于有利于现存统治而不利于暴力革命并力求社会稳定的统治文献；还有一类属于尽可能不触动任何敏感区域的漫无边际的学术文献。

同样，这个时期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从事政治思想理论研究的所有有识之士，原则上也只能分为三大类：一类属于拥护和支持暴力革命并批判和反对现存统治的革命智囊；一类属于拥护和支持现存统治并批判和反对暴力革命的政府智囊；还有一类属于表面上尽可能既不得罪现存统治以保平安、又不得罪暴力革命以留后路的社会智囊。

而且，在社会生存条件非常恶劣以及政治斗争方式十分残酷的历史时期，只要是有利于暴力革命的思想意识和理论体系以及伦理道德和精神理念，则不管前提是否真实、推理是否严谨、原则是否合理、立论是否正确，都必然会受到革命阶级的欢迎和喜爱甚至崇拜和信仰，同时也必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诋毁和攻击甚至禁止和消灭。

反之亦然，在社会生存条件非常恶劣以及政治斗争方式十分残酷的历史时期，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思想意识和理论体系以及伦理道德和精神理念，则不管前提是否真实、推理是否严谨、原则是否合理、立论是否正确，都必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和重视甚至推崇和提倡，同时也必然会受到革命阶级的针砭和批判甚至嘲讽和漫骂。

同样，在社会生存条件非常恶劣以及政治斗争方式十分残酷的历史时期，只要是有利于暴力革命的专家学者和思想领袖以及政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则不管其理想是否完美、信仰是否实在、追求是否公平、目的是否纯正，都必然会受到革命阶级的热爱和拥护甚至痴迷和笃信，同时也必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和虐待甚至迫害和追杀。

反之亦然，在社会生存条件非常恶劣以及政治斗争方式十分残酷的历史时期，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统治的专家学者和思想领袖以及政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则不管其理想是否完美、信仰是否实在、追求是否公平、目的是否纯正，都必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肯定和赞赏甚至重用和嘉奖，同时也必然会受到革命阶级的藐视和嘲弄甚至唾弃和诅咒。

当然，革命阶级一旦推翻现存统治并夺取国家政权，就必然会上升为统治阶级，从此所需要的也就只能是统治思想；与其相反，统治阶级一旦丢掉统治地位并丧失决策权利，就必然会下降为被统治阶级，从此所需要的也就只能是被统治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人类社会就这样演绎着一幕一幕改朝换代的历史。

通过以上分析和推论，我想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崇拜和迷信各种各样不断以新的面目和形式出现的思想意识和理论体系以及伦理道德和精神理念的社会效应和主观作用，甚至想法设法、牵强附会地把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时代的各种主要变化完全归功或者归咎于某些政治领袖和精神偶像以及意识形态，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的低下、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资料的原始；生产规模的狭小。

至于为什么说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越是低下；生产方式越是落后；生产资料越是原始；生产规模越是狭小，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资财富也就越是匮乏；生存条件也就越是恶劣；广大民众也就越是贫困；阶级矛盾也就越是剧烈。而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资财富越是匮乏；生存条件越是恶劣；广大民众越是贫困；阶级矛盾越是剧烈，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也就越是愚昧；斗争方式也就越是残酷；革命阶级也就越是激动；统治阶级也就越是恐慌，革命或者统治阶级也就越是需要创造和利用以及依赖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特权地位和专制观念以及宗教组织或政治迷信等来争取和团结或者束缚和制约广大人民群众和平民百姓等之类问题，我在第一章已经有过尽可能全面的阐述和论证，在此就不赘述了。

当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的逐渐现代化、生产方式的逐渐工业化、生产资料的逐渐私有化、生产规模的逐渐系统化，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资财富也就必然会逐渐增加、生存条件也就必然会逐渐改善、民众生活也就必然会逐渐富裕、阶级矛盾也就必然会逐渐缓和；

而且，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资财富的逐渐增加、生存条件的逐渐改善、民众生活的逐渐富裕、阶级矛盾的逐渐缓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法治体制也就必然会逐渐完善、政治格局也就必然会逐渐稳定、意识形态也就必然会逐渐自由、斗争方式也就必然会逐渐文明。

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而且能够通过武装侵略征服另一个国家和民族以扩大势力范围；广大人民群众需要而且能够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存统治以争取生存条件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也就必然会逐渐消失。

从此以后，由于私有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而能够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而且客观上已经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而轻易获得各种物资财富，所以社会地位越来越平等的广大平民百姓、特别是各种类型的资产者，也就越来越没有必要去认真崇拜和迷信任何政治领袖和精神偶像的主观能力和社会效应，并且坐等美好理想的实现以及幸福生活的降临而得过且过，而是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逐渐转向依赖自己的能力来满足和提高自己的奢侈生活的各种需要上面了。

与此同时，由于民主法治的健全和完善而出面掌握完全属于人民的国家权利，而且客观上已经无须支配国有资产去竭力保障民众生存条件，所以政治资格越来越平凡的国家统治阶层、特别是各种类型的雇佣者，也就越来越没有必要去认真创造和依赖任何政治领袖和精神偶像等的主观能力和社会效应，并且指望思想意识的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忍耐而防患未然。而是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逐渐转向完善法治的设施来束缚和制约民众的社会行为的各种努力上面了。

毫无疑问，只要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去观察和分析眼前的现代人类社会，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客观上始终走在时代发展最前面的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仅很少有人再去认真地狂热崇拜和迷信任何政治领袖和精神偶像的主观能力和社会效应，并且坐等美好理想的实现以及幸福生活的降临。而且，也很少有人再试图通过思想斗争、政治宣传、群众集会、政党活动、策划起义、组织暴动等方式和途径来推翻现存政权了。

与此同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由人民决定命运的不断易人的统治阶层，也越来越没有条件和可能继续利用和依赖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特权地位和专制观念以及宗教信仰或政治迷信，来束缚和制约广大人民群众和平民百姓；当然也就越来越没有理由和必要继续通过惩罚思想、控制言论、压抑人权、限定自由、迫害叛逆、消灭政敌等手段和措施来巩固现存政权了。

显而易见，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规律以及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同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规律以及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原则上是截然不同的。

而且，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时代与封建主义时代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规律，以及这两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截然不同，完全取决于这两个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推论，任何组织、任何阶级、任何民族乃至任何国家在任何历史时代，都绝对不可能通过改变社会上层建筑的自然形态来改变社会经济基础的自然形态；而只能通过改变社会经济基础的自然形态来改变社会上层建筑的自然形态。

所以说，不管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如何班驳陆离、错综复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任何组织、任何阶级、任何民族乃至任何国家等都绝对不可能否定和改变的。

任何组织、任何阶级、任何民族乃至任何国家都绝对不可能否定和改变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或者几个政治领袖以及精神偶像又能奈何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来想象一下：在现有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物资财富，根本就无法满足社会全体成员不断增长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社会基础上，即便就是让一个或者几个天资非常聪慧、品德特别高尚的思想巨匠，同时掌握能够洞察一切的客观真理以及能够主宰整个世界的最高权力，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突然改变和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现实经济基础的自然形态，为社会全体成员长期提供能够满足他们生活的各种需要的物资财富吗？显然不能。

既然他们无法随心所欲地突然改变和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现实经济基础的自然形态，说白了也就是无法给社会全体成员长期提供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物资财富的话，那么，面对至少每天都需要消耗几十亿斤食物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几十亿个拥有同等天然权利的地球居民，如何才能长期有效地束缚和制约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且使他们始终都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同德地跟随自己进行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呢？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思想巨匠们所主张的政治纲领等与社会经济基础的现状和变化等不相适应的话；如果这些思想巨匠们所推崇的社会措施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和习俗等难以相容的话，那么，不论他们所拥有的统治地位和决策权力表面上看有多么独裁、多么专制、多么至高无上、多么神圣庄严，他们的这些政治纲领和社会措施也必然会因为没有客观条件和民众响应，而绝对不可能真正在社会上予以推行和实施。

与此相反，如果他们所主张的政治纲领等与社会经济基础的现状和变化等相适应的话；如果他们所推崇的社会措施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和习俗完全相容的话，那么，不论他们所主张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措施表面上看有多么民主、多么先进、多么完美无暇、多么超凡脱俗，他们也无法摆脱“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造成的结局，而使自己成为新的封建主或者工业资本家的代表。

归根到底还是这样，即便就是让一个或者几个天资非常聪慧、品德特别高尚的思想巨匠们，同时掌握能够洞察一切的客观真理以及能够主宰整个世界的最高权力，他们也必须迅速使自己的政治纲领等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现状和变化；他们也必须尽快使自己的社会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和习俗，并且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迫使自己成为新的封建主或者工业资本家的代表。至于他们掌握的所有无法付诸实施的科学真理，要么脱胎换骨，为现存统治服务；要么藏锋匿芒，为书斋文献添宝。否则的话，他们将会很快失去特权统治地位和专制决策权力，他们不合适宜的满腹学问，不但毫无现实意义，而且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总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历史时代的任何类型的革命者或者统治者乃至思想巨匠和科学泰斗以及政治领袖都不例外。

以上就是我对人类历史运动与领袖效应之间真实关系的理解。

距今一百多年前，作为思想巨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不管这场革命以及战争实际上属于什么性质以及结局如何，他们除了使自己的理论宗旨和社会纲领尽可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政治形势以及广大革命人民及其政党的意愿和理想之外，原则上根本就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

所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大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绝对合理和无可指责的。

           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之所以产生并流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的论证和确定，尤其是对这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产生并流行的绝对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的论证和确定，我想，现在人们应该不难理解和原谅，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进行全面修正和甄别的“狂妄”行为了吧。

通过第一章的阐述和论证我们已经知道，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俄国和中国等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乃至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时候，客观上必须不断创造和翻新以及借助和利用各种形式的、原则上不容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能够让所有人“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等，来激发和鼓励或束缚和制约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当时出于革命或者统治的需要，有意无意地根本误解“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并把她当作原则上不容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将其塑造成希望和尽力让所有人都能够或者必须“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的所作所为，不仅是绝对合理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和十分进步的。

但是，随着苏、东等国资本主义化全面演变以及中国等国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随着整个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显然已经逐渐能从根本上得到相对确切的保障和维持，以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为最高宗旨的，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正在整个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全面终结。

这样一来，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以及相关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作为指导和帮助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现代宗教”的社会功能，也就毫无疑问地会迅速丧失，其光荣的历史使命的彻底终结也是指日可待，这是谁都无可奈何的发展趋势。

所以，即便就是在曾经将怀疑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论宗旨的言论和行为，视为“叛逆”、“反动”甚至“反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公开修正和甄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客观上也已经没有什么弊端和风险了。

而且，完全可以这么说，如果不能及时修正和甄别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恢复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原貌。那么，整个“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必将会随着她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现代宗教”的社会功能的彻底丧失，而成为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献，并很快被人们完全放弃和彻底遗忘。

然而，本人通过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近三十年的全面研究和大胆质疑，虽说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和确定了马克思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但也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和体会到：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有史以来唯一能够正确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客观真理和科学思想。

当然，如果迷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处于希望利用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来拯救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迫切心情，在错误判断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思想基础上而出现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以及以这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为理论基础，所创立的以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根除私有制来创造理想社会为核心的权威和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理论宗旨，那是绝对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

不仅如此，曾经红遍半个世界的权威和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及其“现代宗教”的社会功能，还从根本上严重妨碍和阻止了人们对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解和全面掌握。

所以，我们还要耐心等待“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现代宗教”的社会功能的彻底丧失，至少在其不再是禁止人们怀疑和反对的极为敏感的统治阶层借以制约人民思想和行为的精神“桎梏”和政治“天条”以后，在能够公开修正和甄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的那些误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且根据这一客观真理和科学思想来正确揭示我们眼前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总之，与以往正统的“共产主义”理论爱好者根本不同的是：我研究和剖析“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否定资本主义时代以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消灭私有制乃至资产阶级——这如今不仅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是反动的；也不是为了深入探讨如何创造理想的社会以及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和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这从来都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而是为了论证和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才是我们眼前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在我看来，只要私营经济乃至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在世界各地不再会导致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以及不再会引发大规模的革命与战争等社会现象以后，整个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客观条件也就基本成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政治结局，也就成为任何人为因素和主观努力都绝对不可改变和否定的社会现实了。

所以，我现在竭力全面修正和甄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误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除了满足自己喜欢追根究底、探索真理的好奇心之外，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受本书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和赞赏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非常革命的作用的理论原理和思想基础的启示，真正认识和了解马克思所发现的能够客观而合理地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科学真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面对当今世界已经显而易见且势不可挡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主动顺应当今整个人类社会逐步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历史潮流。

我在甄别和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误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论证和确定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之前，尽可能客观而合理地从各个角度肯定和赞美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历史使命和丰功伟绩；尽可能全面而通俗地从各个方面阐述和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的难以避免性和绝对合理性以及完全必要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现代的人们乃至我们的子孙万代，能够真正理解和赞赏历史上俄、中等国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丰功伟绩；其次要目的就是希望那些长期深受“共产主义”理论思想教育和熏陶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始终都希望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贫苦百姓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总想全面否定资本主义时代，至今还梦想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根除私有制以及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来解放全人类并创造理想社会，其善良的动机和革命的精神以及伟大的抱负和美好的理想令人敬佩，但思想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优秀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识之士们，能够心平气和地接着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