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毛笔字帖楷书:“百姓”原本是贵族

“百姓”原本是贵族

——“老百姓”是小平民

    一、“百姓”原本是贵族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家文献集，其中《尧典》一章中说，“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百姓”一词，就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在古代文献中。

　　我国奴隶社会中只有贵族有姓，因此称之为百姓。《尚书·尧典》：“平章百姓”。其中百姓就指贵族。战国以后泛指平民。

　　古代庶民无姓，有土有官爵者才有姓。遂以“百姓”作贵族的通称。在商指奴隶主阶级，在周指封建领主阶级。有贵贱之分，如西周以姬姓王族为贵。春秋后半期，宗族逐渐破坏，土地个人私有的地主阶级代替土地嫡子世袭的领主阶级兴起，百姓逐渐失去贵族的意义，社会地位与庶民相似。《书·盘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诗·小雅·天保》：“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毛传：“百姓，百官族姓也。”《国语·楚语下》：“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周礼·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

    二、戏说“老百姓”

    在战国以前的时代，“百姓”是指有姓之人。“姓”这个字，分开来就是“女”、“生”，什么样的女人生的（或者在一个什么地方生的）儿子，就得了一个相应的姓。

　　相传黄帝的母亲是住在姬水边上的，所以黄帝就姓姬；舜的母亲是住在姚虚的地方，所以舜就姓姚了，那时候，子并不跟着父亲姓，比如黄帝，就给他的后代分别赐了12个不同的姓。

　　所以那时候有姓的就都是王公贵族，“百姓”也就是“百官”。一般的平民，不知道他的老祖宗的妈妈在哪里住的，老祖宗又无权无势，够不上称“百姓”，只能说是“黎民”，或者被称为“庶民”。

　　到战国时代以后，在贵族和奴隶之间出现了一个既不是贵族（可能祖上是贵族后来没落了）也不是奴隶（可能祖上是奴隶，后来被主子给放生了）的一个阶级，他们的人数慢慢地比贵族和奴隶还多了起来，就成了普通的“平民百姓”了。就像我们原来都羡慕做城里人，为什么？城里人吃“商品粮”，吃商品粮的人就是高人一等的“贵族”（就是当时的干部、工人和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很小的有城镇户口的居民）。结果，后来乡下人凭借自己的能力也能在城里谋生，慢慢也都吃“商品粮”变成了城里人，结果，吃商品量的人多了，那么吃商品粮的人也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了。古代那些已经沦为普通平民大众“百姓”们，因为他们也有姓，所以“百姓”和“黎民”或“庶民”就变成一回事了，由此，书上就有了“黎民百姓”这个词语。因为“黎”字也有年纪大的意思，国人（在此主要指汉人）看来，是大的占便宜的，（比如做人的“老子”、“老爷”、“老祖宗”，或者“老板”，不都是很占便宜的吗？）所以，百姓们就自称“老百姓”，算是天天在官老爷面前自称小民的一点点补偿。但在白纸黑字的古书中，从来没有在“百姓”前面还加个“老”字的。只是不能写书的“庶民”们不知从哪朝哪代起“老百姓、老百姓”地叫到了今天，“老百姓”也只能在老百姓之间才敢说的。

    三、姓氏流变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注“贵者有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裂土封侯），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姓，《说文解字》解释说：“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作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即第一代得姓始祖从所生之象，由天子赐姓。依然是按照父系统传承。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姓是标志所由出生的血缘关系。原始氏族社会时，盛行族外婚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由于人口不断增殖，一个原始氏族繁衍为若干旁支氏族，这些新的近亲氏族仍然保持原来的血缘关系不变。随着近亲婚配的限制日益扩大，氏族之间也不再准许通婚。于是原来作为一个氏族标志的姓就扩大为这些近亲氏族的共同标志，这样一个姓至少代表一个部落。而在同一部落内的各个氏族，又必须各有新的标志，这就是氏。

    四、姓氏合一，“百姓”前加“老”就广泛到足以容纳所有的人民了

    中国历史上姓与氏具有不同的含义，究竟姓早还是氏早，一向莫衷一是。一度多数人认为先有姬、妫、姒、姜这些古姓，后有周、陈、孔、孟这些氏。但近来有人认为毕竟还是先有神农氏、伏羲氏、少昊氏这些古氏，然后才有前面所说的古姓。很明显，这两种说法中，“氏”的所指并不相同。这些古氏，大致是上古的部落名称。尝百草者，绝非号“神农氏”的某个人。合理的解释是，神农氏部落较早进入了农耕文明，熟悉各类植物。但是古姓也有部落的含义，同姓最初源于同一部落。

    从时间上看，先有古氏，由古氏分化出古姓似乎更合理，这是在部落不断细分的背景下，历史残存在语言中的记录。虚无飘渺的三皇五帝如果确实存在，那他们就是部落联盟的领袖，而尧帝就可能是以陶唐氏部落首长的身份领袖天下。九族，是陶唐氏部落内的组织结构；百姓，则是其他大部落的首领。这么看，“百姓”说的是最早的贵族、权力阶层，与现代汉语的含义竟有天壤之别。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百姓”是“黎民于变时雍”中说到的“黎民”。可怜的黎民到了秦代，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叫“苍头”，即用黑布包头之人。

    《尚书》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八个字非同小可，不仅影响中国人的造语习惯，也影响了西洋东洋人。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建的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其中文译名是“协和医院”，而大正时代结束后，日本新天皇的年号“昭和”，也从这八个字中取名。

    从三皇五帝发展到春秋之际，只有不足30个古姓。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西周分封诸侯国越来越少，亡国以后的国民往往以国为氏、以邑为氏，突破了春秋以前由天子赐氏的限制。最早，有无姓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贵贱的标志，但到了战国后期，不仅人人都有了氏，而且姓与氏也合二为一。

    人们用“姓”取代了氏，一方面是草根阶层僭越之后，终于拥有了社会识别ID，另一方面闪耀的姓氏作为贵族标志脱去了光环，沉入平庸。进入西汉，已经有单姓复姓合计130个，短短几百年，我们祖先们的姓氏翻了两番，终于可以符实“百姓”之称。历史还要再经1000多年，迄于明代，汉姓数目才大致与今相仿。

    从这个角度看人与姓氏的关系，就好似吃肉。生产力水平低，就只有贵族能吃肉；蓄养发达，平民家庭也能吃上肉，但量少，所以只能尽着老人吃。生产继续发展，就人人都吃得上肉，但肉却变了质，出现瘦肉精、注水肉。人人都有姓氏以后，姓氏也确实变了质。中国历史上充斥着名分之争，伴之而来的则是没有穷尽的“僭越”。每次僭越之后，被僭越的名分都贬值。

    中国的封建制被中央集权制“大一统”之后，“百姓”就被草根化，新兴的士族豪门悄悄地填补空缺，这时出现了“郡望”，是对贬值以后姓氏的补充调整。经过这一番调整，“百姓”这个词也就彻底草根化了。从光武帝的诏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变化：“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这个“百姓”中包括“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这表明最晚在东汉初年，弱势群体已经被称为“百姓”。

    近代以来，口语中出现了“老百姓”。“老百姓”之“老”，绝非“耆老”“老农”之老，而是“小”的意思。老百姓就是小百姓。两三千年来，社会结构变来变去，但总是要有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区别。换个角度看，如今的“小百姓”“老百姓”正是当年的无氏者。

    大约2000多年前的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百姓”被降了级，从特权阶级变至无权阶级。“百姓”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恰好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迅猛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