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军碑放大精选:“笔部队”：日本情报部门的侵华秘密武器

拿破仑曾说：一支鹅毛笔能抵三千毛瑟枪。日本人显然是深谙此道的。

从明治时代（1868 — 1911 ）开始，无论是早期对“大东亚共荣圈”的鼓吹，还是后来“大陆开拓文学”对满洲移民侵略活动的粉饰，都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实施“文坛总动员”，召集大批文人、记者，组建了一支“笔部队”，发动声势浩大的“笔征”。这支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笔部队”笔征四方，不停地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为“枪部队”喝彩打气……

“笔部队”：日本情报部门的侵华秘密武器

文/ 王向远

“笔部队”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泷井孝作, 左五为久米正雄

“敕选”作家组建“笔部队”

       1938 年8 月20 日晚，东京的许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的快递明信片，上面写着：“内阁情报部和文艺家们有事相商，请于23 日午后3 时，前来首相官邸内阁情报部开会。”

       23 日，内阁情报部，以菊池宽为首的12 名作家前来赴会。会议上，陆军省的松村中佐指着墙上挂的大地图，讲解完武汉攻坚战的情况后，提出：先派20 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前线，近距离目睹侵华战争，然后创作一批他们需要的“战争文学”作品。

       当时在场的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写道：“我们立即对从军的提议产生了共鸣。与会的作家们几乎全部抱着从军的志向。”

        8 月26 日，内阁情报部公布了派遣作家名单，共22 名, 包括泷井孝作、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菊池宽等。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有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作家，一跃而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从军部领到了高额的津贴、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俨然是出征的将军。临行前，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之后，他们分“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

       此时，正是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的高潮时期。“海军班”的一行作家先飞到上海，访问了日本陆战队本部，次日又访问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由汉奸梁鸿志等人于1938 年3

月28 日成立于南京，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日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然后从南京溯长江而上，9 月底10 月初到达武汉会战前线，正赶上战况激烈的田家镇战役。10 月11 日，除杉山平助希望看到武汉陷落而继续留在前线之外，其余7 人回国。属于陆军班的“笔部队”，有人先到南京，有人经

杭州、苏州到达南京，有的随军去了大别山区。

        首批“笔部队”回国以后，1938 年11 月，军部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他们作为海军的从军“笔

部队”被派往“南支”，即中国南方地区。

        那么，“笔部队”作家当时的心态怎样？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呢？“笔部队”成员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作品——《一支从军部队》（1939 年2 月），写出了“笔部队”作家特有的心理状态和出人预料的行径：想到战场建功立业，同时又意识到这是一种虚荣心；在汉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国，同时又担心社会上非议。更有一个“老作家”挪用一笔巨款，把它借给同行弟子使用；一位诗人来到战场，还在追逐女人与酒，等等。这部作品真实地写出了作者的情绪，那就是对当时仿佛是“敕选”作家组成的“笔部队”神圣性的怀疑。

       自此之后，无论是否到过中国前线，日本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写了大量侵华的所谓“战争文学”。

“笔部队”的“从军记”

       1938 年底，“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日本许多报纸杂志纷纷召集这些作家开座谈会，争先恐后地登载他们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高潮。

      “笔部队”成员的这些作品，尽管所写内容、表现手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军部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军部在劝诱作家从军的时候，曾表示不对作家提出具体要求，只是让他们去中国前线看看，“完全是无条件的”。然而，事实却相反，他们一旦来到前线，就必须按军部的要求去做。据同时被派往武汉的记者井上友一郎批露，“中支军报道部”交给从军作家的《从军文艺家行动表》上明确写着：“目的——主要向国民报道武汉攻克战中陆军部队官兵的英勇奋战以及劳苦的实相。同时，报道占领区内建设的状况，以使国民奋起，促进对华问题的根本解决。”

        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写，“笔部队”作家还有什么创作自由呢？另外，因为“笔部队”成员在战场上待的时间很有限，大多只是走马观花式地“观战”，所以他们的“从军记”，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写代替深刻的战争体验，或是用浅薄的抒情、无聊的琐事、道听途说的故事连缀成篇，或故意夸张战场体验，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地为军国主义做侵华战争的宣传。这就是“笔部队”作家“从军记”的基本特点。

林芙美子与日本士兵

林芙美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她是“笔部队”中唯一的女作家。女作家亲临战场，这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她也被视为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作为从军的收获，林芙美子回国后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在书中，林芙美子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极力诗化和美化战争，并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作所为统一起来。“真想把武汉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战线》）——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浅薄和狂妄。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而杉山平助则被称作海军班的“头号功臣”。杉山平助是“笔部队”中在前线待的时间最长的人。他在加入“笔部队”来中国之前，曾作为初期的报刊特派作家到过天津、蒙古、北京、上海、南京等地。

        杉山平助以自己在武汉一带的从军经历，撰文向《东京朝日新闻》投稿，成为日本最早报道占领汉口的人，回国后又将之加以整理充实，出版了《扬子江舰队从军记》。在这本书中，他以日军在武汉的“胜利”，批判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所谓的“悲观论”和“怀疑论”，极力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但与此同时，在武汉前线亲眼看到残酷的战争现实，看到惨遭屠戮的中国民众，他又不禁流露出一丝人性的良知甚至“悲悯”。因为常常在军国主义的侵略狂热和人性的良知之间徘徊，所以当时有的日本评论者批评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而在“笔部队”的另一个成员——白井乔二那里，除了侵华的狂热叫嚣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在《从军作家致国民》一文中声称：“（侵华）战争就起因于支那的抗日教育。……就因为（中国的）这种抗日教育，也必须向他们开战!”

       白井乔二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他在作品中这样写道：“在写着‘欢迎日本从军作

家一行！’的旗子上，落款是‘硖石镇全体师生开智小学’。每个支那小学生手里都打着太阳旗，在车窗前面挥舞。”——这就是白井乔二乐于看到的教育，使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情愿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称王称霸。

        纵观日本侵华文学史，最负盛名的作家莫过于火野苇平。他是战时日本主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以《粪尿谈》获得1937 年下半年的“芥川奖”（日本纯文学奖代表奖项，以鼓励新人为宗旨）时，还是一名在中国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作家兼士兵的双重身份，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侵华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他的《士兵三部曲》( 包括《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 ) 单行本出版后不断重印，仅其中的《麦与士兵》当时就发行了100 多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这么大的发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濒临倒闭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

       火野苇平本人也深得军部的赏识，被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奉为“国民英雄 ”。

        火野苇子的小说能大获好评，得益于他塑造了一大批日本读者期待的“完美”的日本士兵形象——忠、勇、义、烈。而且火野苇平在表现日军的这一总体形象的时候，比其他日本侵华作家显然技高一筹：《麦与士兵》使用自言自语的日记的文体，《土与士兵》使用的是给弟弟通信的形式，因此，这里没有其他侵华文学中常见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和生硬的侵略战争说教，而是从琐碎的战场小景写起，尽可能显得冷静客观、真实可信，很自然地切中了日本读者的兴奋点。

       这支“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武力侵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 文学) 进攻双管齐下的战争格局。“笔部队”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战争结束后，这些作家被送上了文化战犯的审判台，重的以“文化战犯”论处，分为A 到G 七级战犯，最低的G 级开除公职；没有被判为“文化战犯”的作家也难辞其咎，注定受到良心与道义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