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十大美食图片: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

全林远 赵周贤
摘要：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时代特征，科学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复杂影响．准确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机遇，正确应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国防等领域面对的新挑战，对于我国经济在未来更长时期内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时代特征
历次金融危机都是资本逐利本性产生的必然结果，本质上具有共性，然而，历史从来不会简单的重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呈现出一系列信息时代的新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加速，突出表现之一是金融衍生品的兴起和发展。金融创新进程的加速，使金融体系逐步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渠道，对实物形态经济资源的配置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导向、制约功能。
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多样性，扩大了体系的流动性。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和渠道，提高了金融运营效益；金融创新有力地推动资本在国际间流动，使金融市场的国界日趋模糊，加快了资本运行速度，促进了国际金融证券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金融创新增加了资本运行弹性，特别是金融业实现电子化后，资本的调拨和信息传递速度空前加快，使金融市场能够更灵活、快速地适应各个经济主体的融资要求。
快速发展的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风险度也空前增长。当今世界经济的价值结构如一座倒金字塔，底层是在总量中占很小比重的物质和知识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商业服务贸易，再往上有复杂的债务、股票和商品期货，最后位于倒金字塔顶端的是数量巨大的衍生期货和其他虚拟资本。这种实体资产与虚拟资产倒置的结构形态，存在着巨大的系统风险。金融创新模糊了各类金融机构的界限，具有货币派生能力的金融经营机构越来越多，使传统货币控制方法难以奏效。由于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日益相互卷入对方的活动领域，资本流动大量通过资本市场而不通过信贷途径，使监管更加复杂、困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还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失当，金融机构贪婪扩张，金融评级机构缺乏自律，金融监管能力弱，等等。这些囚素共同作用使金融衍生品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但是，从深层次的作用机理看，这场金融危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才是导致其突然爆发、迅猛传播、造成巨大破坏、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囚素。
(1)金融危机的传导扩散主渠道发生了变化。以前的金融危机通过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传导扩散，而此次危机主要通过资产价格传导。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驱动了传导渠道的变化。在金融全球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金融资产以商业银行存款为主。而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不断地派生出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使银行存款在全球金融资产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42％降至2007年的27%，而且，金融资产市值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泡沫化和虚拟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的统计，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市值的增长速度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之比高达359%。资产基础的变化，导致以控制银行信贷为导向的货币政策效力大减。
(2)金融创新产生的超高杠杆作用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技术性因素。美国虚拟经济迅速膨胀推动了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扩张。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引发此次危机的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在其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债务抵押凭证（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比率平均为1:30，远高于一般金融产品1:10的平均杠杆比率，超高杠杆比率必然带来超高的风险。加长的金融交易链条，连环套式的间接叠加杠杆作用，使虚拟资产与基础资产的价值联系更加复杂、模糊，资产定价和证券的估值变得更加困难，导致投资者无法准确判断投资价值而更易被误导。如果基础资产出现问题，在此基础上的庞大金融衍生品市场就会轰然坍塌，并在杠杆作用的推动下迅猛扩散，殃及四方。
(3)风险分担机制严重错位。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中保险方式的变化，导致了风险的转移，使风险由发放贷款的银行转移给金融衍生品交易者和持有人。一旦银行能够轻易地把信贷风险转嫁到金融市场，他们就会丧失监管的动力。这次危机中，美国银行在信用评估和审慎贷款方面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漏洞，很大程度上是风险分担机制严重错位造成的。
(4)经济危机的主导因素开始发生转变。金融创新促使虚拟经济自我运行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其主导作用日益显著，不再仅仅是被动服务和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实物形态经济（实体经济）运行矛盾导致价值形态经济（虚拟经济）运行的紊乱；而20世纪80年代后的金融危机却更多地表现为价值形态经济（虚拟经济）运行矛盾导致实物形态经济（实体经济）运动的紊乱，危机主导因素发生了重大转变，有人将其称为“21世纪型危机”。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牙买加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进程以及金融创新的惊人速度相比，在金融监管上严重滞后，成为孕育金融危机的温床。
(5)世界经济关系呈现出新的失衡形态。这场金融危机的突出特征是全球性多领域的发展失衡—国家及国家间的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这些发展失衡在危机中的演化形态，是过度消费型国家、过度生产型国家、过度资源供应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严重失衡。金融危机首先在过度消费型国家引起消费萎缩，过度消费型国家的经济衰退又挤压过度生产型国家的海外市场并引起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再由过度生产型国家传导到过度资源供应型国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危机逐次传递并逐波激化，使整个世界都深陷其中，几乎无一能完全幸免。
(6）拥有超强金融优势的国家控制着转嫁危机的渠道。金融优势是美国经济实力的核心部分，美国的金融实力远远超过其实体经济实力。其GDP占全球的比重为26%；而美国资本市场市值占全球资本市场的54%；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72%；全球贸易58％以美元结算。超强的金融优势使美国控制着转嫁危机的渠道。美元作为具有独特定价功能、支付功能和储备功能的超级货币，使美国更易于将本国的金融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目前，美元每贬值10％就有相当于美国年GDP 5.3％的财富从世界各地转移至美国。伴随着近年来的美元贬值，一些国家拥有的大量美元资产被无声无息地掠夺和转移。截至2007年，外国机构和个人总共持有57％的美国国债。金融危机中美国实际上将国家负债变成了“战略资产”，使购买美国巨额国债的国家面临着要么忍受债务缩水，要么继续借钱给美国的两难选择。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可以选择的转嫁对象大为增加，使金融危机殃及更多的国家。
正是在上述新机制的作用下，世界各国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金融风暴之中，迎受了严重损失。由此，金融对国家安全的制约作用更加凸显。至2009年6月，美国政府投入的各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己达8.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相当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花费总额的9倍：奥巴马2010年1月27日发表的首份国情咨文中，降低失业率和解决经济金融问题已占据首要地位，而恐怖主义、阿富汗、伊朗等问题统统退居次要地位。
这场金融危机说明，仅靠强大的军队和先进武器，未必能有效保障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空前上升，并成为当代保障国家安全的又一重要战场。
二、清醒认识金融危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其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相互交织，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我国抗危机保增长成绩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又严重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全面分析、准确判断、果断决策，根据各阶段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科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导向，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的各个层面不断完善相应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完整应对方案，体现出应急与谋远结合、治标与治本兼行的战略思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回升向好，有效地巩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危机也使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充分暴露，迫切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产业创新能力弱，技术落后、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经济结构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这是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性经济深度调整，使这一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如果不尽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会严重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动摇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
（二）从国际安全环境的角度看：一方面，金融危机加速了多极化进程；另一方面，我国面临的安全压力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兴国家地位的群体性上升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本世纪初，美国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首次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并称为“金砖四国”；2005年，高盛集团又提出“新钻十一国”概念，包括埃及、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等11国……这些概念反映出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以“金砖四国”为例，过去5年中，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其中中国占25%。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新兴国家增长态势正在发挥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有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之内的三次G20峰会被国际社会视为应对危机的最重要机制，也标志着新兴国家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虽然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短期内不会被替代，但金融危机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共同加剧了美国相对衰落的过程，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由最高峰时的35％降到现在的25%。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一定程度减轻了我国外部安全压力；新兴国家地位的群体性上升，增强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动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环境。
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持续30年的高速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一枝独秀”，已发展到了“树大招风”的阶段。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多国遭阻拦、哥本哈根会议来自多方对我国减排的压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人民币升值的多方压力、中欧关系的复杂化、南海争端国际化趋向，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等，使我国的外部安全威胁呈现出原有主要威胁仍在、多方向、多元化新安全压力渐显的新趋势。
（三）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我国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有利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另一方面，我国又面临着金融体系向国际化迈进带来的新挑战。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化过程表明，我国金融体系国际化进程滞后使我国在金融危机冲击中受损较小，但同时又使我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受制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我国既受惠于美元贸易圈又受制于美元贸易圈。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相称，是受制于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国在购买美国国债上的两难选择，凸显了这种被动状态。要摆脱这种被动状态，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推进金融开放进程中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四）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有效应对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社会问题也更加突出。金融危机使“美国模式”丧失了以往的那种权威性；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信誉和秩序遇到空前挑战，动摇了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的根基。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表现和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赞扬，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元素与特质，超越了以往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为世界现代化转型展示了一个复杂而多义的典型案例。
同时，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危机冲击下我国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拉大，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腐败仍在滋生蔓延，对保持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加大；城市化进程加速产生的问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比例增高，成为引发社会震动的潜在震源；社会结构变革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动，加剧了社会摩擦和利益冲突，等等。如果不正视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社会稳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威胁国家安全。
（五）从国防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对敏感高技术出口的管控有所松动；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军费投入不降反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危机时期正是军火和敏感高技术贸易兴旺之际。为早日摆脱危机，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在敏感高技术出口方面的竞争加剧，为争夺订单放松管控。一些在危机中陷于困境的高技术核心产业，更急于输出技术、引进投资。这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越南等国家军费投入不降反升，这又增加了多边安全博弈的潜在不确定性，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复杂影响。
（六）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借助我国摆脱危机的需求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美国运用经济手段迟滞我国崛起的力度趋强。中美关系具有两重性：美国既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技术合作者、高技术和外贸盈余的主要来源，又是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背后都有美国插手。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美关系所具有的两重性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方面，美国借助我国经济实力尽快摆脱危机的需求有所增加，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已成为中美重要的共同利益之一，促进彼此之间的反危机合作成为奥巴马政府重视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动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的10年，在如此大的基数上，中国的GDP仍翻了一番半；200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超过美国（这是一百年来美国第一次被其他国家超过）;2009年在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仍高达8.7%;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美国认为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会打破既有世界战略格局，威胁其战略利益。据此，美国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继续对我国保持一定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利用经济金融手段迟滞中国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频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我国多宗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炒作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开始被提升到美国促进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高度，并演变成其纠集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施压的战略手段。这对我国在未来更长时期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战略目标构成严重威胁。
三、切实筑牢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
每一次大的经济金融危机，都是一次国家间经济科技实力重新洗牌的过程。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需要将危机形成的压力变为进取的动力，努力破解制约我国发展的深层经济难题，力争占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先机和战略制高点。
（一）实施以消费需求拓展和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中国经济已转变为需求约束型经济，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对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经济增长要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真正实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目标，除了执行应对危机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刺激消费政策外，还应完善推动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制度。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人民群众有更多收入用于扩大消费。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幅度增加财政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除群众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三是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要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调整不同阶层、区域、城乡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大对困难社会群体的帮扶力度，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当前要特别注重通过适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让农民工在长期工作生活的城市市民化，带动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
（二）努力发展高技术战略产业，增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国家间的实力对比不仅要看GDP的数量，更要看GDP的质量。高技术战略产业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自立于当今世界的工业脊梁。一个国家只有当基础工业、现代工业，特别是高技术战略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主要经济增长点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发挥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其弊端在金融危机中已暴露无遗。日本、韩国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成功，就在于依靠产业政策增强关键性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有优势的情况下便主动割舍，没有陷入传统比较优势的陷阱，培育了许多拥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提升了高技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我国战略产业发展是某些国家刻意遏制和阴谋暗算的重点。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既要吸取在美国的“运作”下“运十”功败垂成、以色列售华预警机遇阻未果等中国战略产业发展中的深刻教训，也要总结中国高速铁路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实现高效低成本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财力发展关键性产业，不断增强关键性产业的竞争力。
当前是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突破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制约的有利时机，也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为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提升企业竞争新优势积蓄力量的宝贵时机。要以解决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为契机，在新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力争战略制高点，以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要准确把握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适应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变化的新形势，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航天航空、生产型服务业等新兴战略性产业，促使其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引擎，使我国的高新技术战略产业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三）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金融开放条件下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经过程，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主权货币实现国际化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努力成为结算货币的进程中。应继续遵循可控性、渐进性、主动性原则，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实现跨境结算，以经济实力为依托，辅以积极稳健的金融战略，推动人民币逐步完成由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国际化进程。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在两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首先，中国已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六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第二，中国开始加快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试点工作。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国际货币体系分化演进加快，人民币崛起为国际货币的过程可能会缩短。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无疑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平台。可以预见，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东亚区域的流通，并由此迈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与国际化过快同步推进，导致资产泡沫膨胀，并最终破灭，不仅使日本经济至今还未完全走出停滞，而且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波动迟滞了日元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和国际性货币的进程。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们要吸取其他国家货币迈向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四）进一步加大海外直接投资，减轻我国经济运行的贸易摩擦压力。海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减少贸易摩擦，而且能更好地吸取国外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也有利于获得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目前，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走出去”和“引进来”很不平衡。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高达近8000亿美元，他们已经渗透到我国的各个领域，有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只有1000多亿美元，而且本土化程度低，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比例相对较低。这种引资与投资的失衡，不利于实现国内外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也是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美国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由于其通过对本国实体产业的保护，并且在对华军工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售方面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投入美国国债市场，从而使我国的美元储备过度驻留在虚拟经济的领域里。美国通过实行引导其他国家净储蓄进入其资本市场而实现“避实就虚”的国家战略，使其他国家的净储蓄无法对美国实体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实施收购，从而将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引入虚拟经济的领域，实现货币的持续“虚拟化”。
美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衰退、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扩大、内债和外债高企，美元贬值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发展趋势。我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中，约有70％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各种政府债券。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价值必然缩水。为应对美国使我国海外资产“虚拟化”的战略，我国要加大收购等多种形式以增加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为减少美元贬值可能带来的损失，应“避虚就实”，利用当前欧美发达国家管控相对宽松的良机，实现对某些重点企业、知名品牌、关键技术、战略资源的收购或股份持有，将适量的美元储备转变成为中国亟需的实物资产和资源。
（五）科学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为保障国家安全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在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处理好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是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
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原有发展框架和合作模式下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而要在继续利用这一框架发展自己、调整自身经济结构的同时，抓住我国话语权逐步增大的机遇，积极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逐步摆脱当前在中美经济关系领域的被动从属状态，创造更有利于我国安全发展的国际环境，已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我国目前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关键期，这场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因此，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尽快完成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是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严重冲突点。由于中美分属国际分工的低端和高端，中美贸易结构整体上是互补型的，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要想实现中美贸易平衡，美国向中国出售这类产品即可，否则无论人民币怎样升值都无法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美国有些人鼓噪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战略牌。在当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可能很快降低的情况下，如果按美国的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仅将重蹈日本广场协议的覆辙，甚至会由于大量相关企业的萎缩甚至倒闭而引发社会动荡。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只能以我国自身的发展需要为基本依据，绝不能俯首于任何外部压力。
促进大国关系的积极互动，特别是促进有利于我国的中美关系的积极互动，是我国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双方的积极互动，从来不是靠单方退让就能实现的；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程度、借助其他大国的制衡、经济金融关系的调整等等，都可以成为博弈的重要选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之间将在双方试错探索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新发展框架，这是一个长期的既合作又竞争的互动过程。不能排除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不挑起冲突，也不惧怕冲突，要坚定不移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
（《环球视野》第328期，摘自2010年第5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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