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堂

 

发展历程

　　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黄埔军校的摇篮”，开办于1909年。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讲武堂（天津）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三大讲武堂。 　　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经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高尔登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邻省甚至邻国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据不完全统计，从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鲜、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200余名。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之际，新式教官甚为缺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来电，调云南讲武堂炮兵科长、后任教育长的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步兵科长刘跃扬、骑兵科长林振雄及部分毕业生，进入黄埔军校，协助创办军校。云南讲武堂的若干师生，成了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云南讲武堂使用过的辅导教材成了黄埔军校“人手一册”的重要读物和教材。 　　1930年，龙云在讲武学校成立滇军教导团，龙自兼团长，除步、骑、炮、工

讲武堂

四兵科外，增设宪兵、经理、交通三个区队以培养专业军官。教导团共办三期。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学校共办22期，包括校内举办的各种培训队、班，共培养各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 　　1938年，该校按黄埔军校系列，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黄埔军校的9个分校，均由蒋介石兼校长，具体实行主任负责制，昆明分校由龙云兼主任。依照黄埔军校系列定为黄埔第十一、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期，培训各类学员近8000人。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9月，第五分校奉令停办。

 

团队建设

　　云南讲武堂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出自这里。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人，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中较著名的有： 　　教官和官佐： 　　李根源（上将，陕西省省长，粤滇军总司令） 　　顾品珍（上将，滇军总司令，云南督军，云南省省长） 　　唐继尧（上将，云南督军兼省长，靖国军总司令，建国联军总司令） 　　李烈钧（上将，江西都督，护法军政府总参谋长） 　　张开儒（上将，滇军总司令，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罗佩金（上将，护理四川督军，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刘存厚（上将，四川督军，四川陆军检阅使） 　　赵又新（上将，川滇黔靖国军第二军总司令） 　　杨杰（上将，陆军大学校长，代理参谋总长）毕业生： 　　朱德（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叶剑英（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崔庸键（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朝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武元甲（大将，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朱培德（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代训练总监） 　　金汉鼎（上将，代理滇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范石生（上将，滇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王甲本（上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治军有方，弹药打完后，率部与日军拚刺刀肉搏，身中几十刀后壮烈殉国） 　　胡瑛（上将，云南戒严司令部司令） 　　盛世才（上将，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赖心辉（上将，四川边防军总指挥，四川省省长，第二十二军军长） 　　龙云（二级上将，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卢汉（上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光辉的历史，朱德称之为“中国革命的熔炉”。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在翠湖公园西畔。讲武堂始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8月，原系清朝培训新式陆军军官的学校，共办了19期，科目有步、骑、炮、工4科，1928年结束。学校教员多数从日本士兵学校毕业，其中有一部分教官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这使讲武堂成为当时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而滇军的成长，也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分不开。 　　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讲武学校；30年代末，改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50年代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步兵学校。今主体建筑整修一新，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讲武堂主体建筑，为“走马串过楼”式的二层砖木建筑，基本呈正方形四合院样式。东楼长118.4米，西楼长119.6米，南楼长116.7米，北楼长116.8米；东西楼宽10米，南北楼宽7米，四楼高12－15米。西楼为教室，东楼为办公室，南北楼为学生宿舍。四楼对称相接，浑然一体，四角有拱形门洞可出入。 　　讲武堂从开办至1928年的20年间，为我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所毕业学员4000多人，有南洋华侨青年，朝鲜和越南等国青年，均系护国、靖国战争之后，慕名远道而来的求学者。 　　毕业生中，涌现了一些著名的革命将领，第3期特别班的朱德、第12期的叶剑英还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此外还有第17期的周保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第18期的崔庸健(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第18期的曾泽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曾任国民党军队上将的则有特别班的范石生、唐淮源、朱培德、金汉鼎，第4期的龙云、卢汉，第14期的王甲本等。其中唐淮源、王甲本率部抗日，英勇牺牲；范石生掩护革命，功不可没；曾泽生长春起义、卢汉昆明起义、赵锡光新疆起义，都建立了历史功绩。 　　抗战胜利之后，卢汉率滇军开赴越南河内接受越北地区日军投降，为中国抗战之唯一出境受降者，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同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陆续又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高级班接受更高等级的军事教育，一些学生还成为了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如：曾泽生、 卢浚泉等。

 

办学特点

　　第一、规模较大。班次较多，学生人数也比较多。云南陆军讲武堂一开始就开设了甲、乙、丙三班，计420人。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100人，特授学术，为特别班。1910年初随营学堂（系由部队中选拔学术科学好的军士和上等兵，加上一部分普通学校学生）200人并入丙班。同年

讲武堂

5月，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生有志从军者30人，投入讲武堂，于是讲武堂又设一“附班”。这样，开办之初全校学生共630人，1910年8月，甲、乙两班第1期学员毕业时，又调选了甲、乙两班第2期学员各80人入堂学习。这样，辛亥革命爆发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军事训练和民主革命思想洗礼的近800人。这批人返回新军和巡防营，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重要骨干和基本力量。 　　第二、学制较长。根据清末关于军事学堂学制的规定，讲武堂的学制每1期一般为4个月，除假期及往返时间外，实际在堂学习时间仅为3个月，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甲、乙班学制为1年，特别班为两年半，丙班为3年，学制要比规定的时间长几倍（而实际执行却又短一些）。 　　第三，课堂设置完善。教学质量较高。云南陆军讲武堂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五种兵科。甲、乙班入堂后重点学习军事学科，如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等，并学习兵科教程，如本兵科的典、范、令等。丙班、特别班先学习普通学科及军事学基本教程，如国文、伦理、器械画、算术、史地、英文或法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野外演习等，然后分科专业学习军事学科和本兵科教程。 　　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有紧急集合的训练。由于课程较为完善、教学严格、纪律要求高，使得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的质量在当时与其它军事学堂相比，高出一筹。

 

地理位置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在今云南省农展馆、省图书馆一带。现存讲武堂的主要建筑，是一院规模宏大的中国传统的走马转角楼式的土、木、石建筑，呈正方形，东、西、南、北楼各约长120米，宽10米，对称衔接，浑然一体，四角有拱形门洞可出人。南北楼为学员宿舍，南楼中部突起，为阅操楼。今农展

讲武堂

馆一片，是当时的阅兵操场。东楼是办公室，西楼是学科教室。大楼西北面的平房，是当时的礼堂。解放后，这座建筑经多次修缮，保存较为完好。 　　昆明翠湖西侧叫承华圃，有一幢米黄色两层砖木结构的走马转角楼式的建筑物格外引人注目。它由四座各长120米的楼房围成一个方形四合院，院内成为操场。这就是培养出中国现代史上许多叱咤风云人物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办学任务

　　轮训在职军官 　　期限一年；招收普通学员，经过三年培养，到新军中任中下级军官，学科设置为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四个专科。讲武堂的管理和教育训练非常严格。 　　学校有一大批高水平教官，他们依照日本军事教育制开儒、顾品珍、刘祖武、李鸿样、罗佩金等，其中同盟会员占很大的比例。经过积极筹备，云南陆军讲武堂于1909年8月15日正式开学。除低年级开设必要的文化课程外，军事学课程系统全面。文化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伦理、器械画、英文和法文；军事课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测绘学、筑城学、卫生学、马学，各种典范、令，以及战术实施，沙盘教育，野外演习等。讲武堂的教官军事素养好，能够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学效果非常突出。讲武堂的教官和学生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经得住战火考验，不仅具有新的军事知识理论，熟知战术战法，而且能征善战，英勇无比。所以，滇军被后人称誉为"强兵强将，能征惯战"的队伍。 　　讲武堂在进行严格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注重学员操行的培养，要求着装军容一丝不苟，要求学员和善礼貌，公买公卖，严禁惊扰百姓。学校用正直与忠诚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影响学生。正如李根源编写的校歌所唱："风潮滚滚，感觉那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练铁肩，担重任，壮哉中国民：正当中!"这一切正好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讲武堂成为了培养大 批民主革命战士的新式学校，成为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要阵地。

 

革命英雄

　　李根源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他以隐密的革命党人身份主办讲武堂后，乘机大量聘用具有士官毕业生资格的同盟会员及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土到校任教。全校教官41人，同盟会员有17人，反清革命派有11人，倾向革命的教师有8人。 　　1910年4月李根源任总办后，委任湖南籍土官生沈汪度任监督，加上原任提调的张开儒，他们3人都是同盟会员。可以说讲武堂实际的行政领导权已经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了。在讲武堂的课堂中，在 野外演练的阵地上，革命的教官都应用各种方式，用举例、暗示、隐喻的方法，宣传反清思想，"以革命大义激励学生"。方声涛教官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很有研究，秘密宣讲孙中山的主张，对学生有很深影响。唐继尧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李根源让学生看滇越铁路通车，以法国殖民者耀武扬威的现实素材，激发学生反帝爱国情绪。与口头宣传、现实教育相配合，革命的书刊也在师生中广泛而秘密的流行。《民报》、《云南》、《警世钟》、《猛回头》等都是进步学生争相传阅的刊物。但是，革命党人在讲武堂的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清兵曾到学校搜查革命书刊，开除了传阅革命书籍的历史教官李伯东，自动剪去发辫的几名学生被监视上课。李根源任劳任怨，极力保护师生。大家也团结一心，谨慎开展革命活动。同盟会在讲武堂的组织十分严密，一般以小组活动，相互之间无横向联系。而且还秘密发展同盟会员，朱德就是进校后不久加入同盟会的。这些办法十分有效，才使得反动统治者查无实据。讲武堂为辛亥革命做了较好的人才准备。留日回国的同盟会员大量进入讲武堂和云南新军，正是革命党人遵循孙中山革命计划的一种安排。朱德亿当时的情形说："大家经常谈论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在昆明"重九起义"中，曾在讲武堂任职的教官占大多数。新军中的讲武堂毕业生在起义斗争中起着重要的骨干作用，在这一场真刀真枪的浴血拼杀中，讲武堂师生身先士卒，有的英勇牺牲。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熔炉。 　　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讲武堂师生怀着尚武报国的忠诚，不惧强权，不畏牺牲，勇往直前，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举世瞩目的功勋。历届毕业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革命将 领。第三期的朱德、第十五期的叶剑英，双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龙云、卢汉将军为云南和平解放做出过贡献。还有解放军中的白族将军周保中，后来成为朝鲜国家领导人的崔庸健等都从讲武堂走上革命道路。这些爱国人士和著名人物永远成为了讲武堂的骄傲。

 

文物保护

　　由于该校教员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很多人在日本学习时就是倾向革命党的分子，一部分就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他们采取多种方式，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概要，使学校成为培养反清革命的重要据点，团结云南革命力量的核心。历届毕业生中有些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军，如朱德、叶剑英等。 　　为充分肯定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培养出众多民族英雄和爱国人士的历史功绩，1983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陆军讲武堂光耀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