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优秀外来建设者:幸福的价格

幸福的价格

墨西哥最有名的文化现象，除了玛利亚奇乐队和狂热的坎昆春假，当属1979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富人也哭泣》了。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叫玛丽安娜的可爱女孩，她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这部描写她历经人世磨难、让人大悲大喜的肥皂剧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风靡一百多个国家，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
    该电视剧被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引进。它让苏联解体不久后的俄罗斯人头一次领略到资本主义通俗文化，1992年5月在俄罗斯首映时，吸引观众多达1亿人，连叶利钦总统也成了该剧的观众。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当时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正在打仗，为了不耽误观看该剧，双方士兵一致同意节目播出时暂时休战。
    该剧的情节错综复杂。女主人公玛丽安娜被恶毒的继母赶出了家族庄园，一个有钱的好心人收留了她。恩人有个儿子，风流倜傥，开始追求她。她和这个年轻人的爱情遭受到第三者的阻拦，在他人的嫉妒中得到考验和升华。不过，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玛丽安娜决定把他们的儿子贝托送给了一个销售彩票的女人。多年之后她再次遇到贝托，并把儿子从他亲生父亲的枪口下救出来，最终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尽管剧情曲折离奇，演员们还穿着喇叭裤，但这部电视剧还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因为它发掘出了这一类浪漫故事的核心：走投无路的灰姑娘一下子成了锦衣玉食的公主，但是没有真正的爱情，她仍然不幸福。它传达的信息尽管是华丽包装下的陈词滥调，却依然跨越时空在全世界引起了共鸣：我们可能认为金钱能够带来幸福，但其实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提出这一观点：“金钱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是抽象的，只有那些无法消受人类具体幸福的人，才会把金钱当成惟一的追求。”
    遇刺前的三个月，1968年3月，罗伯特·肯尼迪对全美经济停滞提出尖锐的批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空气污染和烟草广告，包括了高速公路上清理事故受害者尸体的救护车，包括了我们家门上的锁，以及为入室盗窃者准备的监狱门锁，还包括了被毁坏的红树林，以及因为城市无序扩张而消失的自然奇观……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他们游戏时的快乐，没有考虑到我们优美的诗歌或者牢固的婚姻关系，也没有考虑到我们关于公共问题机智的辩论，以及公务员的诚实敬业。它既无法衡量我们的聪明和勇敢、我们的智慧和学识，也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一言以蔽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却不包括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的那些东西。”
    他的思想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人民都在做出努力，力图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痛定思痛，人们开始觉察到，某些决策者推崇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人们因而形成了一种信念：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有别的追求，狭隘地、最大限度地追逐国内生产总值只会带来灾难。
    2008年，法国经济开始衰退，法国总统萨科齐召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负责起草一份报告，探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好的标准。报告的结论是：“把我们的统计系统的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在既有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其它信息，包括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地处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小国不丹，把这个理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得出了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量化标准，用来进行政策评估，反映国家的福利状况。这个术语是不丹前国王晋美桑给·旺秋1972年创造的，直到2008年后他正式退位才成为现实。不丹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通过了新宪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共有72个变量，分为9个方面，包括心理幸福和社区活力、生态、人性化行政，以及时间的利用。它给行为也制定了分值，如果人们经常祈祷诵经并且照顾家庭就能得分，如果自私就会减分。但分值高不一定就好。例如，不丹人喜欢一种叫“兰塔播”的运动，双方用头顶对方，直到对方无力抵抗。据说该运动会使不丹人快乐，不过每月玩一到两次就够了，玩多了也不会增加幸福感。同样的，金钱也能增加幸福感，但只限于每年每个家庭70597努扎姆，或者1550美元。
    尽管这些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金钱与幸福无关或者关系不大这种信念还是会引起误解。认为物质财富没有意义的言论，和叔本华的怀疑以及玛丽安娜的痛苦一样，支持了一种含混的理念：既然物质财富无法给我们带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追求经济发展就是浪费时间。尽管人们怀疑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尽管人们在抨击功利主义，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高的国家国民幸福指数还是比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国民幸福指数要高。不信可以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0亿人里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如果他每天靠不到2.5美元过日子，他会幸福到哪里去。
    事实上，调查结果说明，有钱人大致上比穷人幸福，是因为金钱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改善人们的生活。富裕国家的人总的来说比较健康，儿童死亡率比较低，预期寿命比较长，环境比较好，公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重体力工作比较少而让人们感兴趣的工作比较多。有钱人一般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外出旅游比较多，有钱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金钱可以帮助人们打破局限，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肯尼迪怎么说，国内生产总值确实保证了美国孩子的健康。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按1至7的等级划分，年收入每增加12.5万英镑就可以增加一级生活满意度。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发现，16500美元至24500美元的意外之财可以带来的幸福感大致与结婚相等；而失去178300美元至187600美元带来的不幸福感大致相当于丧子之痛。2009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年收入2.4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0%被诊断出有抑郁症状，而年收入6万美元以上的则只有13%。幸福是有价格的。
    对于那些热衷于用幸福指数代替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还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谁来界定哪些东西能使人们幸福？应该是政府吗？公民幸福指数高了政府难道不会从中受益吗？不丹是个相当专制的国家，直到1999年电视播放还受禁。1989年政府颁布命令，所有不丹人在公共场合必须说宗卡语。1985年通过的新《公民法》规定，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1958年前进入不丹的南部尼泊尔族人不享有不丹国籍，后来还把他们中的10万人驱逐出境。它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全国森林覆盖率达72%，旅游的人口也不多。该国很多女婴被虐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达到100∶89.2。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如何界定幸福的特征与属性上遇到困难。例如，不丹媒体报道，该国人民喜欢兰塔播运动和其它传统运动的已经很少了，但传统运动仍然是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不丹人可能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与其说与他们幸福指数里的各项指标有关，倒不如说是与他们的物质财富关系更密切。1980年，不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印度高出10%，现在则高出75%。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下滑，不丹却增长了6.9%，2008年不丹的经济增长了20%。与其它国家一样，不丹人幸福指数提高了，是因为国家更有钱了。
    《世界价值调查》过去20年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过一系列民意调查，发现世界上国民最幸福的国家是富裕的丹麦，国民最不幸福的国家是贫穷的津巴布韦。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让132个国家的成年人为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打分，分值是1至10。多哥公民打出的幸福分值平均为3分多一点，而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32美元。美国比多哥富55倍，美国人给出的幸福分值为7分。
下篇：如何才能得到幸福
    幸福是个既不稳定又难把握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却又无法给它准确定义。很多思想家曾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你与你的言行和谐一致。”印度圣雄甘地如是说。亚伯拉罕·林肯强调：“对多数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幸福就能够多幸福。”而漫画中的小狗哲学家史努比的一句话，对于这个基本的认知难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我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可我还是很幸福。我也不明白这样做对不对？”
    研究幸福课题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主观幸福度”有3个组成部分：满意度，指描述人们如何以他们的渴望为尺度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拥有例如快乐一类的正面情感；再有就是缺少愤怒之类的负面情感。
    这种幸福度确实存在，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公民平均幸福度比较高，人口统计中报告的高血压发病率就比较低。幸福的人们不容易感冒，即使感冒了也会很快康复，对生活满意的人即使受了伤痊愈得也很快。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经常面带微笑，睡觉睡得香，自己感觉身体状况良好，与亲戚相处得愉快。有些研究表明，幸福度越高自杀率越低，幸福的人非常珍惜生命。
    不过，这是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很难具体衡量。你不妨像进行综合社会调查那样把幸福分为1至3级，问一下自己的幸福度为几级，然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你的答案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我们把直觉反应与深入分析混在一起，不知如何对待眼前的愉悦感受、自己的生活状况与长远理想紧密结合的问题。我们可能知道将来什么会带给我们幸福，比如名望、金钱或者生活伴侣。不过真到了那一天，却往往事与愿违。我们似乎了解什么是长远的满足，什么是眼前的幸福，但又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实验中，测试者要求人们回答有关幸福度的问题，有些人回答之前在复印机上捡到一枚一角硬币，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比那些没捡到的人高。人们可能以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相当稳定的，不受日常喜怒哀乐的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个关于终生幸福的问题，时隔一个月，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有非常大的差别。
    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程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说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以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
    幸福也同样不会长久不变。德国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的两年里幸福感持续上升，但是从婚礼那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两年里又回到恋爱前的水平。那些快速致富的人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中了乐透大奖的狂喜消退得相当快，即使是数百万的大奖。中奖人自己认为，中奖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摘自《一切皆有价》，该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美）爱德华多·波特 著 赵德亮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