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发票怎么冲红:谭洪安：拳影缥缈录——义和团运动110年回望-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110年前，世界带着工业时代的非凡成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跨进新世纪。但在这一年，中国却迎来一场旷世之劫：席卷华北大地的义和团运动和接踵而至的八国武装干涉让中华民族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顿之中，排外与开放、御侮与自强、改革与革命，这些都成为中国人从那一年开始认真思考和实践的命题。值此庚子国难110年之际，我们回望、梳理历史，也是希望通过对上述命题的解答，更清醒地认识、把握当下，以便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纪。

　　一个民间组织的兴亡之路

　　当郭栋臣第一次远远望见“助清灭洋，杀尽天主教”的大旗在无数火把照耀的夜空中迎风飘扬时，他只是一个刚满17岁的少年。

　　那是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八月十八（即1898年10月3日）晚上，山东西南与直隶（今河北）交界的冠县城北蒋家庄马场上，聚集了三四千人，他们跟郭栋臣一样，都是接到传帖从周边村庄赶来的，而发帖者则是武功高强、远近闻名的梅花拳师父赵三多。

　　这一次祭旗起事后来被载入史册，被公认为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的开端。

　　事情还要从著名的“梨园屯教案”说起。自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冠县城北130里的梨园屯，村民与教民（即天主教徒）因村中玉皇庙地是建庙还是建天主堂引发旷日持久的“庙堂之争”，官府和乡绅屡次调解不成，以阎书勤为首的18位悍勇的村民，号称“十八魁”，率领众人武力护庙，轰走教民，拆毁教堂。为壮大声势，阎书勤等到相邻的直隶威县沙柳寨拜赵三多为师，恳请其出手相助。

　　当时威县一带民风尚武，盛行梅花拳，按规矩12岁且聪明伶俐者，可磕头拜师入拳。已年近花甲的赵三多，收梅花拳徒弟2000多人，为人慷慨义气，好抱打不平。

　　于是在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二月二十二，赵三多趁梨园屯赶集之机，聚合三千多人，摆会亮拳三天，以震慑教会，拳民短衣带刀，堵塞街巷，驻扎当地保护教堂的官兵也不敢阻拦。一个月后，赵率众再赴梨园屯拆毁教堂，并杀死教民两名。

　　赵三多的行动遭到梅花拳其他拳师的反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师从明末清初传道到现在已经十六七代了，文的烧香与人治病，武的强身健体，没有做过犯乱的事。”又说，“你用梅花拳名义起事，将来皂白不分，会牵连到我们身上。”自此，赵三多收徒、摆会、亮拳，都打着义和拳的旗号，名义上与梅花拳脱离了关系。

　　1899年春天，天主教山东主教马天恩及法国公使（法国在华拥有保教权）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山东地方政府保护教民，于是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兵缉捕“十八魁”及赵三多，赵于是干脆揭竿而起，便发生了文章开端的那一幕。戏剧性的是，这次拒捕抗命的武装暴动打出的旗号却是“助清灭洋”。这样的口号当时并未能劝回前来围剿的官兵，农历九月二十一双方在威县侯魏村激战，义和拳战败，两千多人的队伍只剩200多人撤出，赵不得不遣散众人，只带了十多名亲信徒弟潜往直隶内地避难。

　　避难期间，赵三多将义和拳改名为“神助义和拳”，并发出了那个赫赫有名的《神助拳—义和团》揭帖，帖子云：“神助拳，义和拳，只因鬼子闹中原……洋鬼子，都杀完，大清一统定江山。”再次明确义和团不反政府，只打洋人的宗旨。

　　1900年4月，直隶南部大旱，到农历七月才下了一点儿雨，平日200钱一升的小米涨到800～900钱，老百姓都靠吃野菜、玉米芯甚至棉花（当地盛产棉花）过活，饿死了很多人。赵三多趁机在直隶枣强再次竖起“兴清灭洋”的旗号，义和团吸引了大批饥民加入，他们打教堂、杀教民，而他们此时的行动已经得到官方默许甚至暗中相助。

　　6月，义和团以合法身份进入首都。6月21日，清廷发布被外交史传为笑谈的《宣战诏书》，对西方十一国同时开战，英、法、德、意、美、俄、日、奥八国政府组织军队2万余人入境干涉， 8月16日，北京沦陷。

　　赵三多的抵抗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两年之后，1902年7月被俘，绝食7日死于狱中，时年61岁。赵死后头颅被砍下挂在威县县城城门示众，被郭栋臣等弟子盗回，与尸身一起安葬故乡。

　　一位调查学者的乡间苦寻

　　1959年底，32岁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路遥接到了一个新任务：赴鲁西北、鲁西南等地摸底，找出义和团运动首发地的线索。

　　这项新任务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特殊时代背景。

　　1958年，国家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当时称之为“教育革命”。在大学文科，更是为此设立了一门课程，列入教学计划，认为这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编写四史（厂史、社史、家史、革命史）就成为历史系师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课题，其中革命史指的是中国近百年发生于全国或地区的大大小小革命斗争活动史。

　　同时，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毛泽东为之提出“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撰写发刊词，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发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太平天国、义和团及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斗争高潮的主要标志，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但相比其他两项开展较早的研究，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成果寥寥，可资参考的文献极其贫乏。

　　文献无证，社会调查就提上了日程，由于义和团运动公认发源于山东，加上1960年又是该运动高潮60周年，山大历史系自然肩负起这一调查重任。

　　4名教师作为先遣队出发，当年鲁西农村交通条件落后，他们只能骑自行车或徒步逐村探询，经过一个多月奔走，仍然毫无头绪。

　　1960年初，山大历史系派出56名师生分赴山东、河北、江苏及安徽4省27县进行历时3个月的调查。就是在这次调查中，路遥见到了已年近80的郭栋臣，那时郭的身份是河北文史馆馆员。

　　原来，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郭栋臣赴保定讲武堂及法政学堂求学，毕业后在武昌鄂军任职，曾一度回乡务农，“七七事变”爆发，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历任威县及冀南地区军政要职，解放后留在威县文化馆工作。

　　在郭栋臣这样仍然在世的老义和团成员，以及耳闻目睹过那场运动经过的教民及普通村民的帮助下，路遥团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山大历史系成为海内外义和团研究重镇的基础就此打下。

　　1965年底到1966年初，山大历史系又派出41名师生分赴山东、河北、河南3省34个县调查。不久，“文革”爆发，义和团的学术研究中断了10年。

　　“文革”结束后，路遥团队再次起步。郭栋臣已于1973年以92岁高龄在老家威县沙柳寨故去，像他一样的历史亲历者，也大多不在人世。但路遥等人继续坚持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仅中等规模以上的田野调查就有5次。

　　据路遥回忆，义和团的组织是秘密的，其斗争又是自发的，不仅清廷地方官不了解，连一般士大夫和老百姓也不清楚，文献上更无记载，他们当年实地调查时，人民政府又把各种相关的秘密社会组织统统作为反动会道门来处理，老百姓都不敢公开谈这个话题，要不是自己打破砂锅问到底，“盖子”就难以揭开。

　　1978年，美国学者周锡瑞赴山大访问，在路遥等人帮助下，参考上述田野调查资料，写出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英文版1987年出版）一书，震动西方学术界，一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亚洲学会奖和加州大学奖，至今仍是西方义和团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2000年，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之际，自始至终参加过历次田野调查的路遥教授，以古稀之年，主编出版了两卷本共计110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这是中外义和团研究者均极为重视的参考资料。

　　路遥本人也写成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义和拳教”钩沉》及《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等重要论著，突破了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及其组织与源流这两大学术难题。

　　同样是在2000年，一部45万字的专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的出版，让路遥从义和团研究权威一跃成为秘密社团和民间宗教的专家。

　　早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义和团调查时起，他就发现义和团与民间教门和秘密社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限于当时客观的政治环境，无法进行公开研究，上世纪90年代起，在申报了有关课题并得到山东省公安厅支持后，他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的田野调查。

　　如今，这位83岁的老人家仍在为两个国家级研究项目忙碌：一个是教育部哲社类重大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另一个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基础工程项目《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按照计划，这部专集共分8册，每册50万字，其中英、日、中文各占两册，法、德文各占一册。

　　一次天主教主教的自我反省

　　“我们必须诚恳地承认当时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他们不够尊重中国文化，不够理解中国习俗，不够融入中国社会。”

　　这是2004年6月，先后在台湾和香港两地举行的“义和团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台湾地区枢机主教、辅仁大学董事长单国玺发表的主题演讲《承认错误、澄清误解》中的一段话。

　　在他看来，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岁月，因此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们最喜欢研究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时期，虽然那时候天主教在中国也有许多困难和痛苦的时刻，但大致而言，传教活动是为中国政府及士绅阶层所容许的，甚至是受到尊重和接纳的，那一时期历史的特性是“谨慎、明智、沟通、适应、尊重、融合、忍让及宽仁”。

　　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们不太喜欢深入研究义和团问题以及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中国天主教历史，对此时期通常只是潦草几笔，匆忙带过。

　　单主教承认，鸦片战争及五口通商之后，有些传教士搭乘西欧列强的船只来到中国，他们凭借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这些条约背后的兵船、大炮，进行传教工作，这是19世纪中叶以后，民教冲突频生的原因。这些怀有西方文化优越感因而盛气凌人的传教士，扮演了压迫者的角色，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凶。

　　但是，他也坚持，把西方列强（在中国）所犯的罪行都放在教会上是不公平的，称教会本身也是受害者，一来少数传教士和教友的不当甚至恶劣行为，牵连了整个教会团体；二来当时中国社会中本来就有严重的对立，传教士及教友们只是各种对立面的其中一方，他们在敌视的环境中屡遭迫害，为此才寻求外国政府的保护。

　　出生在河北献县教区的单国玺主教，小时候从老一辈教友口中听说义和团事件，印象深刻，他也是罗马教廷于公元2000年为中华殉道120人“封圣”的重要推动者，在这120人中，有86位死于义和团运动期间。“封圣”事件当年曾引起中国政府对梵蒂冈方面的强烈不满。

　　“义和团运动堪称天主教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教冲突事件，教会的认知和西方世俗学者，以及在中国受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历史研究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他说。

　　义和团运动发展至高潮时，华北地区确实有不少基督徒及部分传教士被杀害，对此如何看待，至今仍是西方与中国学者的主要分歧所在。

　　山东大学的义和团研究权威路遥教授认为，中国学者传统上是从“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和视角出发来评价来华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义和团由于排外，杀死不少教徒和传教士，当然是错误的，但从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的历史大背景，从教会与传教士干涉中国词讼、凌驾于地方统治之上等特权来看，义和团的反基督教又有“反帝、爱国”的性质。

　　2000年10月山东大学主办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对义和团的观点——是爱国还是排外”，还成为与会中外学者专门讨论的一个话题。

　　据路遥透露，上述2004年台港两地的义和团学术研讨会曾向他发来邀请，他因日程安排未能出席，研讨会结束后两个月，参与会议筹划的台湾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主任陈方中到济南拜访他，双方开诚布公交流，相互提供资料，并都表达了今后将继续对话的意愿。

　　这位为义和团研究付出毕生心力的八旬老人坦承，国内学者研究义和团大都依据中国一方的资料，难以接触到外国传教士的档案，义和团运动期间天主教在中国有五大修会，其档案包括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文字，因经费所限，他们很难远赴欧洲去拍摄复印相关资料，也没有通晓这些语言的专业研究人才，单靠本方的资料，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很难弄清真相，遇到国际上的学术论争，往往束手无策。

　　2004年的那次演讲临近结束时，单国玺主教有一段话耐人寻味：“我们多么希望改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犯的过错，最好是这一段历史没有发生。面对过去最好的态度就是正视它，我们什么也不可能逃避。”

　　一桩政治语境中的百年悬案

　　1920年，一直生活在江南常州、苏州等地的历史学教师吕思勉深感繁杂的中国历史博览不易，而专学一部分又知识不全，遂决心写出一部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给像他一样有志于自学成才的青年使用。3年后，我国第一部白话文中国通史问世。

　　“清初的排满，清末的排洋，本是传统的民族主义，但是入团的都没有知识，又皆迷信邪术，而在那时候的国人，上至宫廷下至各级社会，都很相信神怪之谈，以为义和团真有神力，足能驱除外人，就欢迎他了。”

　　在这部极大影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风向的名作《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如此评价义和团运动。当时这场运动过去仅20余年，这一判断，大体上代表了民国初期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此事件的看法。

　　1939年抗战期间困守“孤岛”上海时所写作的《中国通史》中，吕思勉继续批评极度守旧的清廷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最终丧师割地赔款，并感叹“庚子一役闯出的大祸如此”。

　　几乎与此同时，刚刚卸任民国政府驻苏联大使回国的蒋廷黻，写出了那本薄薄的却甚具影响力的小册子：《中国近代史》。在书中，这位先后执教于南开和清华、横跨政学两界的留美海归历史学者，直指“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抗战胜利后，蒋廷黻出任民国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作为台湾当局“外交官”长期驻美，直到1965年病逝。而台湾官方说法中，义和团也一直被称为“拳匪”。

　　但是，正如南开大学义和团研究学者陈振江2000年发表的文章《义和团运动研究100年》中所言，义和团拼死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性和笼统排外的落后性交织在一起，令人是非莫辨，真相难明，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悬案，而百年来有关的研究多半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意义”。

　　如早期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观点和唯物史观得出结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首次提出它是“与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并列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革命高潮”。1949年以后，大陆官方及史学界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评价思路。

　　1961年翦伯赞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一书的有关章节中，开宗明义便称“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反帝运动，实质也就是农民革命”。

　　书中提及义和团画符念咒以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做法，认为这是鼓舞斗志的一种方法，并强调“义和团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前赴后继的英勇气概和坚决意志，显然不是靠这种落后迷信的宣传来支持的”。

　　书中最后还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那句流传甚广的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纲要》经几次修订再版，2006年印行最新一版，至今仍是中国大学生经常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之一。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绳，在最早写于1981年的70万字专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认为：“当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还没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思想的指导……不能懂得，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同时，要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步的事实。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停留在感性认识的低级阶段，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

　　书中还批评义和团运动“脱离了农民革命的历史传统”，称“它既然解决不了如何把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的复杂问题，因而被‘保清灭洋’这样含糊的口号所迷惑，它也就在政权问题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陷入混乱”，因而“声势愈盛，队伍愈广，它的成分就愈庞杂，组织上的散漫性也就愈厉害”。

　　2000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学典发表了一篇近2万字的长文，题为《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其主旨是：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这位上世纪80年代求学时期深受国内“新启蒙主义”思想领袖黎澍影响的历史学学者称，整个20世纪，人们评价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五六十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再至90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

　　他认为，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包含着如此多的相反的信息、相反的价值和互相冲突的目标，如何评价“义和团”，不仅对中国史学界和中国社会，对西方社会来说也同样敏感。

　　主要原因之一是，义和团暴动虽已过去百年，但其所提出来的“义和团式问题”，即究竟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如何积极地反抗帝国主义或经济发达国家对所谓“落后国家”的侵略？如何看待“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却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中国人。一幅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画卷

　　2010年1月22日，记者在河北威县见到了曾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地方文史专家李金鹏。1989年路遥团队到威县进行义和团田野调查时，当时在县文物所工作的李是调查组成员之一。

　　1997年前后，作为公认的义和团运动最初发源地威县筹建义和团纪念馆，李遍请山东、河北等地专家学者协助，并走访华北地区多处义和团运动遗址，搜集资料，历时3年，完成了馆内布展。

　　2000年，这座占地40亩、建筑面积5500多平方米的纪念馆落成，成为全国唯一一座全面介绍义和团运动的专题纪念馆。纪念馆旁，立有中国史学会和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的“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纪念碑”，以及运动主要首领赵三多的塑像。

　　在威县县城以东15公里的沙柳寨，赵三多故居仍然保留供人参观。美国学者柯文曾经回忆，1990年10月他与十多位外国人一起到访沙柳寨，“村民们（其中许多人是当年义和团的后裔）对当年义和团的主要敌人的后裔给予的热情欢迎，令人啼笑皆非”。

　　柯文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学生，著有《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推论是，义和团高潮期间，华北恰逢大旱，农民普遍处于半饥饿状态，身体的长期低血糖让他们更容易产生幻觉，将义和团大师兄们声称的种种“法术”当真。

　　不过，这本书的主旨是借义和团的研究阐述他的历史观，即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事件，是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神话”，这些“神话”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比如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普遍觉得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使人联想到危险、排外、非理性和野蛮等，而中国的革命者则努力正面评价甚至美化义和团。

　　柯文说，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解读。他的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述中国当代历史学者对义和团百年来评价起伏变化的“语境”的反思。

　　但长期从事基层文史工作的李金鹏，对历史学理论层面的探讨看来并不在意，他更操心的是自己耗费不少心血的义和团纪念馆的现状。

　　记者在参观纪念馆时注意到馆内有些冷清，讲解员解释说，这里平日不对外开放，团体或个人前来需要预约，因为本地人早就来看过了，外面的一般就是学校组织参观或领导来访，专程过来的个人游客很少。

　　据悉，纪念馆刚落成时，建筑物正门上方有“义和团纪念馆”六个大字，前几年换成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前面的大幅空地，原定名义和广场，现在这名称不提了，修建工程也搁置了。

　　当地人称，县里可能觉得大力宣传义和团，影响威县在外商心目中的开放形象，不利于招商引资，因此有意冷处理。

　　无独有偶，此前记者探访义和团另一重要活动地——山东德州平原县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鲁西北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李长水等因民教冲突，聚众三千在平原县起事，清兵前来剿捕，双方在县城西南十八华里一处名为森罗殿的庙宇遭遇激战，人数较多的义和团击退清兵，史称森罗殿之战。约一个月后，朱红灯在山东博平（现属茌平县）兵败被俘，押往济南处死。

　　记者冒雪来到大芝坊村森罗殿遗址时，发现这里只剩下数条巨大的石柱以及少量石碑、石墩，依稀可以追想当年光景，还有一块1999年平原县政府立下的“森罗殿之战”纪念标志。

　　留守遗址的是78岁的大芝坊村退休老支书。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说，森罗殿原来规模很大，香火甚旺，周边曾是远近村民的大集市，“文革”期间遭拆毁，后来建了一些房舍办村里的小学，前几年学校才搬走。

　　他还说，以前不时有省里和北京的专家来过，也有外国人来，曾经听说县里计划重修遗址，建成旅游景点，其中一家黑龙江的企业来看了好几次，投资开发方案都做好了，但因为要征地好几百亩，村里和县里都不同意。

　　稍后记者就此事询问平原县文化馆人士，对方称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具体规划，还说现在村镇的干部大都不太愿意跟外人聊义和团，似乎觉得那也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

　　据说义和团100周年时，平原县曾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并在县城繁华地段竖起了一个由刀枪组成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寓意义和团的主题，但前几年这个雕塑悄无声息地移走了。

　　而几乎同时，当地斥巨资在新城区建设了一座占地18万平方米的三国文化广场，因为历史记载刘备曾当过平原县令，著名的桃园三结义也发生在平原。

　　一个仍然遥不可及的历史真相

　　1963年，正当山东大学历史系路遥团队埋头整理大量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寻求义和团源流和组织真相之时，好莱坞导演尼古拉斯雷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紧张拍摄一部大片：《北京五十五日》（55 Days at Peking）。

　　这部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对华战争为背景，描写1900年七八月间各国驻北京公使馆被围攻过程的片子，由主演过《宾虚》、《十诫》等经典电影的查尔登海斯顿，以及擅长饰演英国绅士角色的大卫尼文担纲。

　　平心而论，这算不上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片，仍然是众所周知的好莱坞个人英雄片模式，只不过换了故事和包装。

　　比如说，片中居然出现了英国公使和美国少校（即两位主角）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与慈禧太后当面对质的场景，这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当时清廷的体制下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又比如在影片结尾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率众坚守使馆多日的美国少校得胜凯旋，并以解放者的姿态，带走了一位来自教徒家庭恳求其帮助的中国小女孩。

　　姑且抛开此类模式电影的固有偏好不提，片中诸如此类的场景和细节，处处透露出西方人相信在那场冲突中，自己是正义、勇气和文明的化身，而清廷上下及义和团民众，只是一帮愚昧、怯懦的乌合之众。

　　对习惯从自身视角看待那段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即使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基本道理，但目睹这部电影中西方人流露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感情上恐怕很难完全接受。

　　在近期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中，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姚斌博士专门研究了所谓“拳民”（Boxer，西方人对义和团的通称）的形象及影响。

　　姚斌说，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中国国内激起以学生为主体的强烈的民间抗议声浪，美国媒体马上联想起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事件。耐人寻味的是，世纪始末两次冲突的焦点都是使馆。

　　姚斌认为，不同语言、文化、社会、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特定条件下的对抗中，是否仍具有相互理解沟通、走向认识同一性远景的可能性，这是人类自古至今一直面对的重大问题。他相信其研究对我们思考今日中国崛起过程中所碰到的来自世界的猜疑和恐惧，具有现实意义。

　　现已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的王学典则称，21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议题覆盖之下，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体的制约。

　　他那篇写于10年前的论文《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曾卷入数年前一次有关义和团与教科书的敏感争论中，但时至今日，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在可见的将来，由于中外各方背景、立场、利益、方法论与价值观不同，一个完整、客观而为大家公认的义和团运动真相的追寻和还原，恐怕仍然会遥不可及。

　　在此特别鸣谢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苏位智教授及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李雪涛教授对本文采写的支持，本报记者李俊辉对本文也有贡献。

本文链接：谭洪安：拳影缥缈录——义和团运动110年回望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