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椅子2005手good:国防设计委员会与抗日战争

国防设计委员会与抗日战争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学者柯伟林译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称：“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许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首次进入了政府部门，为他们和蒋介石都视为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提供服务，这个需要即：创建一个有计划的国防经济。这些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立。”
　　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九一八事变”后，老蒋开始认真地考虑寻求短时间内迅速充实国力，发展经济，建设能胜任抗日战争需要的军事力量。1932年5月，欧美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自愿捐资出版了《独立评论》杂志，“讨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老蒋看到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立即邀请蒋廷黻等知识界著名人士商谈，并决定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11月，在蒋亲任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领导下，几乎是秘密地组建了这个委员会，其宗旨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
　　蒋授权丁文江决定这个委员会的人选，丁则推荐翁文灏博士担任秘书长，接着又确定钱昌照博士担任副秘书长。在翁文灏“科学家与政府在中国面临挑战时携起手来，为政府能履行其责任提供帮助”的呼吁感召下，曾昭抡、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等40多位杰出的留学归国学者、科学家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为了节约开支，丁文江确定每位学者的月经费定为100元，科学家们都接受了。翁文灏向老蒋提供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之目的及说明”获得蒋和其他科学家们一致赞赏。为使这个委员会有足够的绝对权威，蒋亲自担任委员长，但实际权力均由秘书长掌握，另设常委五人，正式委员38-46人。
　　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如下：A.事前提出外敌入侵可能时政府应采取的对策有关重要方面的切实可行的方案。B.为招募和重组国家军队，刺激更高的生产建设能力达到巩固国防而制定计划。C.对短期的国防计划提出建议。
　　人员分成七个组：1.军事组；对三军力量，防御工事与设防区域，兵工厂及其辅助力量全面考察，密切注视国际军事进展情况，觅集军事情报，制定抵御外敌入侵的计划，并对现有兵工厂之整理与扩充、新厂设立，国内兵器、弹药种类及数量，还有战时军队编制、装备、海空防、江防等均必须提出计划安排。2.国际组；负责中国对外关系中有关国防的事务，外交、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重点在日本、苏联、美国，特别是有关日本的国内政治及对华政策，蒋还亲自添加了“于调查之外，应负责建议计划外交策略之责”。3.经济及财政组；调查财政现状，筹划战时维持财政支持的管理办法，参照国外先进经验，为国家货币改革提出意见。4.原料及制造组；对于国防主要原材料的国内蕴藏量作全面调查，并就特种矿产利用、兵工用钢制造、煤和石油的开采、冶金工业发展等制定具体计划和实施方案。5.运输和交通组；对国内运输能力、铁路、公路、航运实际情况以及沿路经济情况做出详细报告，并提出满足战争需要而必须的扩充及数量的可行计划，对全国通讯设备、材料、人员予以普查，计划“国防通信网”，加紧对落后器材的改造及新器材的试制与购买，尤其注重新式军用通信器材的研制和引进。6.人口、土地及食粮组；调查全国农业及粮食、农村金融状况，制定战时粮食供应计划，还必须对全国人口数量与分布作出最接近准确的查核。7.文化组；奠定国防建设所必须奠定的文化基础，推广科学和技术，修订教科书，普及国防教育和军训，制定精确地图。
　　在老蒋的亲自支持下，这些机构获得特殊的地位，因而免除了其他官僚机构的干扰。这些小组建立后立即有效地开展了工作，例如“原料及制造组”委聘专家完成课题38个，仅地质研究所便完成“陕北油田地质调查”、“华北硫矿调查”、“黄河水力测定量”、“燃料研究”等项目；由个人负责的有：“试探陕北石油矿计划”、“调查四川油田报告”、“津浦路沿线煤矿调查”、“四川盐产调查”、“勘察长江上游水电进行计划”、“上海钢铁厂调查报告”、“平汉、平绥、正太三路沿线及长江沿岸煤矿状况调查”、“桐油及锑矿调查”、“固定式直立炉碳低温蒸馏试验”、“各省工业调查”等。进行上述工作的除当时国内化学界泰斗曾昭抡、赵承嘏、洪中之外，还有国内著名化工企业专家范旭东、杨公庶、吴葆元、张郁岚、丁天雄、侯德榜等等。其中“甘油之精制”、“橡皮工业”、“钨铁合金制造之研究”更是直接解决国防兵器、弹药必不可少的重要课题。
　　经过一年半的超常努力及效率，到1934年4月，预期的156项课题全部完成。几乎都是有真知灼见的实用报告，国民政府大部采纳并很快投入实施。翁文灏也根据这些报告制定了全国性的国防工业实施计划，1935年4月，蒋批准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委员会，称为资源委员会，仍由翁文灏领衔主理。着手国防战略资源开发、国营工业和重工业基础创建、军事生产计划实施等任务。
　　我们仅以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来说。通过上述调查获取的信息，该委员会制定了“铁路调查”、“铁路军事运输”、“各铁路近三年来各站上、下货物详细统计”、“利用外资大规模修筑国内铁路及整理已成铁道外债方法”、“国防铁路和公路初步动员和建设计划”等方案，建议参谋本部实施“全国铁路网计划”，要求“除改善现有铁路线外，一些颇具价值的铁路线应首先毫不迟疑地赶建起来。”按照这些计划，国民政府从1936年初重点加速并完工了粤汉、浙赣、陇海、同蒲等铁路重要干线的建设，还开工了成渝、湘黔、京赣、宝成、贵昆等铁路建设，只是因为战争和经费问题被迫停工。
　　根据统计资料，至1937年7月战争爆发为止，一年半中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修建1353公里，是此前8年修路记录的6.5倍。在公路方面，直至1912年中国并无可以通汽车的公路，到1927年仅有约1000公里。至抗战爆发，公路通车里程达10.95万公里，初步形成了沟通全国的公路网。
　　这些成就无疑支持了抗日战争。如粤汉铁路，从抗战开始到广州失陷的15个月，共运送抗日部队200余万人次，战争物资70余万吨，行车最多时全线列车达140列。名副其实地成了抗战大动脉，日军对它的轰炸平均每天五次！又如京沪专线，在淞沪抗日战役的3个月里，开军列1346次，运兵50个师，军事物资5万吨。浙赣铁路除担任军运外，还有效地负担了沿海工矿企业的西迁重任，甚至武汉、广州失陷后仍在运营。到1939年3月前15个月中，它开行军列1700列，运送部队150万人，战争物资23万余吨！
　　我们无妨再谈军事工业的情况。国防委员会成立时，国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厂只有8家，都是洋务运动时建立的中小企业。国防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即着手改造和创办军事工业企业，它首先募集人才，被列入专门委员的有：钱昌祚（军事航空）、洪中（兵工）、杨继曾（兵工）、庄权（兵工）、徐培根（兵器学）、李忍涛（兵器学）、朱世明（兵器学）、林柏森（兵工）、吴和宣（兵工）、沈崇基（大炮制造）、曹宝清（军事航空）、李待琛（弹道学）、赵学颜（信管制造）、赵英（检验兵器）、江杓（步兵军械）、李承干（机关枪及枪弹制造）、刘东来（炮弹制造）、王崇植（无线电）、朱其清（无线电）、金贤藻（无线电）、丁天雄（防毒面具制造）、吴钦烈（国防化学）、林继庸（国防化学）、张郁岚（烟幕剂）等专家学者，分别专攻各项课题，例如“军事电气设备之筹划运用”、“化学战争攻防器材制造”、“兵工用钢制造问题”、“军工制造能力之预算及扩充办法”、“兵工制造推及民营之办法”等。还设立了十余个研究所，由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率领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不但解决了国内不能生产的许多兵器问题，而且还培养造就了众多杰出人才。
　　有了可以实施的计划和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这个委员会争分夺秒地创办和迁移军事工业，为有一个可靠的战争后勤基地而尽力。如：早期完成了四川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的调查，于是收购了汉口六河沟公司的设备，拆迁了汉阳钢铁厂，在重庆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钢铁基地，成为战时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供应厂家。这就是今天的重庆钢铁公司，从汉阳搬迁的张之洞购买的英国大型轧钢设备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末。
　　委员会还加快了老兵工厂的整理、改造工作，新建了一批兵工厂，增加了火炮生产能力，统一了国内械弹制式。他们还从国外购进一些新式武器，毒气弹、燃烧弹、照明弹、信管、防毒面具等都在抗战爆发前从无到有地具备了自制并批量生产的能力。抗战开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军队完全依靠自己生产的军火抗击日本的侵略！仅开战半年内国民政府下发给各部队的弹药“概计数量，在二万万以上”，这全赖“集全力以整理所属各兵工厂改良出品，增加产品”的成果。
　　1937年4月，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报告：“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年至1935年4年的总和；而1932年至1935年4年的国防建设的成效，又相当于民国二十年以来的总和。”
　　从以上简况中我们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以后，老蒋为他的“持久抗战”花费了巨大精力。如果“不抵抗”是没必要作这些努力的，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难明白，没有如此积极的努力，坚持抗战就是一句空话！日本侵略军绝不是靠小兵张嘎玩几个西瓜，或者李向阳挖几条地道、埋几个地雷就能打败的。
　　国防设计委员会对中国能够坚持八年抗战，确实功不可没。这个委员会的努力，还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发着光和热。恰如国外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们所指出的：“它确实留下了一笔遗产，无论是战时经济还是战后经济，甚至50年代台湾工业经济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至1957年间工业生产的增长，有2/3来自原有工厂生产的扩大”，“上海地区保留下来的小型机器制造厂，在克服60年代经济困难中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归国学者，为祖国、为民族贡献了他们全部的聪明才智，做出了彪炳千秋的杰出贡献。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统制工矿企业的主要机关。其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

基本介绍

　　中国国民党政府所属主管重工业的主要机构。1935年4月在南京成立﹐隶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其前身是东北失陷后于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参谋本部)。资源委员会由数十人组成﹐下设有矿室﹑冶金室﹑电气室3个实验室﹐从事勘察﹑调查﹑研究等工作。资源委员会及其前身都由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主任秘书长﹐主持会务。1938年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由部长翁文灏兼主任委员﹐钱昌照任副主任委员。1946年又改隶行政院﹐后由孙越崎任主任委员。

工业计划

　　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3月根据历年调研资料﹐制订了一项发展重工业计划﹐并于7月获得国民党政府批准。该计画要求5年内投资 2亿7千余万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下同)﹐兴建钢铁﹑有色冶金﹑机械﹑电力﹑电器﹑化工﹑燃料等工业的30余座大﹑中型厂矿。并提出要尽量利用外国资本﹐引进国外工业技术。1936年﹐资源委员会派顾振﹑王守竞等人赴德国签订了 1亿金马克的中德信货合同﹐其中90%用于购买军火及兵工设备﹐余下的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到1941年7月﹐中德断交时止﹐中方收到购置的机器设备仅值 350余万马克。这些设备用于昆明中央机器厂及川﹑滇两个小钢铁厂。 　　在资源委员会的计划中﹐钢铁和石油开发的资金各占3   

资源委员会单据

0%左右﹔电器工业则准备投资1500万元(抗战前币值)﹐占计画投资总额的5.5%﹐主要用以制造6大类产品﹕ 电线﹑电缆(与英国三公司技术合作)﹔ 收发电信电子管(从美国购买技术)﹐附带生产灯泡﹔ 有线电话设备(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买技术和设备)﹔ 动力电机﹑变压器和开关设备﹐附带生产电池﹔ 无线电通信机和广播收音器材﹔ 线路绝缘电瓷器材。后三项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无法从国外购买所需设备而改为自行发展。6类电工设备分设6个工厂。前 4个厂由资源委员会派恽震筹划和主持﹐统称为中央电工器材厂﹐分别由张承 ﹑冯家铮﹑黄修青﹑许应期为厂长。厂址原选定在湖南湘潭下摄司﹐后因日军侵占武汉而改在昆明﹑桂林二地﹐同时在重庆﹑兰州设分厂。另外两个厂分别为中央无线电厂和中央电瓷厂﹐分别由周维干和任国常为总经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管理处由昆明迁往南京﹐在各地分设制造厂﹐计有上海电缆电机厂﹑湘潭电机厂﹑天津综合厂﹑沈阳电器厂﹑汉口电池厂﹑昆明电机电缆厂﹑重庆电池灯泡厂﹑南京电器厂﹑南京电子管厂筹备处等 9个工厂。有线电部分从电工厂独立出来﹐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有线电厂。中央无线电厂则由重庆(原在桂林﹐1944年冬迁渝)﹑昆明两厂合并﹐在南京设厂。中央电瓷厂也由宜宾迁到南京。 到1945年 7月﹐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电企业共115个﹐其中四川43个﹐云南﹑江西各14个﹐甘肃10个。在1944年主要电器产品产量中﹐资源委员会所占比重为﹕发电设备58.2%﹐电动机81.4%﹐变压器42.2%﹐灯泡49.6%﹐电子管100%﹐电线电缆 95%﹐电话设备90%。1945年中央电工器材厂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和摩根?史密斯水轮机公司分别签订技术合作合同﹐派出80多名工程师和经济管理人员赴美实习。以后﹐资源委员会又直接派遣和利用租借法案助学经费派遣各级考察和实习人员数百人。这些人后来都在中国的电器工业和电力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选派尹仲容﹑孙运璇等一批技术经济人才赴台湾接管电力﹑石油﹑造船﹑水泥﹑化工﹑机械等行业﹐这些人成为台湾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领导人才。

发展后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到1948年底﹐资源委员会无法活动﹐业务停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资源委员会在大陆的各厂矿被政府接收。1952年8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撤销资源委员会。 　　从1937年开始到1948年底﹐先后由国库投资于资源委员会电器工业的资金﹐折合成1936年币值共计882万元﹐占资源委员会总投资的12.3%﹔10年间产品销售的收入按同样方式折算约为2700万元。 一、资源委员会机构的演变

　　资源委员会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属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其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有远见的爱国人士纷纷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主张大力发展工业，增强国力，及早进行抗战准备工作，于是诞生了资源委员会。该机构自1932年在南京成立至1952年在台湾撤销，先后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事委员会、经济部、行政院。抗日战争期间，该会在后方大力发展工矿企业，至抗战胜利后，已统领全国(包括台湾省)近千家大中型企业，管辖30多万员工，成为直属行政院的部会级机构。中国的石油、金属矿藏开采和冶炼、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等行业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该会领导之下。

图1：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旧址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200号（原为虹桥20号），现为南京建筑工程学院。

　　二、抗战中的资源委员会

　　“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针对日本侵略威胁，开始有计划的为长期抗战做出准备，其中资源委员会的设立便是这一准备的一个具体的措施。全面抗战爆发前，该会就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并开始组织沿海及工业较发达地区的工矿企业内迁。

　　1938年国民党中央政治机构调整，资源委员会隶属经济部，由翁文灏部长兼任主任委员，钱昌照任副主任委员。改组后的资源委员会由于建设委员会电力部门的并入，从事重工业建设的范围已从工业和矿业扩大到工业、矿业和电力三个方面。同时，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已不仅仅单纯从事重工业的计划和筹建，转而成为重要工业的组建管理和经营机构了。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需要，资源委员会大举创办许多新的工矿企业，仅在1938年就增加了37个单位，超过原有单位的两倍以上。至1938年底，所辖企业达63个。总之，经过八年抗战，资源委员会在后方生产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时，资源委员会的企业已扩展到了121个。

　　资源委员会在政府投资很有限的情况下，承担了战时大后方重工业体系建设的重任，为抗日战场及后方军工生产提供了原材料物资保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的努力，不仅为持久抗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持和物质基础，而且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资源委员会建设的一系列重工企业，后来都成为新中国非常宝贵的工业基础。

　　三、资源委员会与中国重工业建设

　　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史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作用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资源委员会从事重工业建设实际上是从1936开始的。这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当时全国各种资源供需情况，拟制了一份“重工业建设计划”，企图以湘、鄂、赣三省为中心，建设一个重工业区，以充实国防力量，促进国家工业化。该“计划”要求5年内投资27120万元，兴建冶金、燃料、化学、机器、电气等30余大中型厂矿，这些厂矿建成后生产的铅、锌、铝、汽油、飞机发动机、工具机、电工器等产品将能满足全国需求量的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