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天堂》电影1980:智识分子VS知识分子VS知道分子

智识分子VS知识分子VS知道分子

　　这是一个充斥着“知道分子”的时代。知道分子代言人、知道分子人物榜、知道分子年度词典、知道分子阅读时代……知道分子日益喧嚣。甚至有人大声发布《知道分子宣言》，有“我们从此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是知识分子，我们是知道分子”，有“我们可以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未来必将是知道分子的天下”，云云。某地晚报还辟有“知道分子”专版，推广了知道分子的概念，“误杀还是谋杀”之类，是其标题。

　　从智识分子，到知识分子，再到知道分子，这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蜕变的缩影。据说，“知道分子”这个新名词是王朔创造的，这个写痞子的著名作家，当初发明这个名词词组的时候，是拿来嘲讽知识分子之有知无识的，而今一批所谓的知道分子，全然忘了那初衷——或者，竟是不知道的罢！

　　某时尚杂志推陈出新，两年前将知道分子作为“新概念”隆重推出，于是不少“知道分子”验明正身、趋之若鹜，欣欣然以知道分子自居，飘飘然以知道分子为荣。体制知道分子、讲堂知道分子、咨询知道分子、媒体知道分子、时尚知道分子……说是“知道分子”在许多领域中“露出他们可敬的面孔”，仿佛21世纪已经是知道分子世纪。

　　“知道分子只说别人要听的话，说别人想要知道的东西”，这是知道分子的宣言，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所谓的知道分子无关独立、绝缘自由，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八竿子打不着他们。知道分子之多寡，并不见得有多可怕；然而，只知道、不知识、更不智识，崇尚知道、忘却智识，是一个时代最大的可怜可悲可叹可怕。

从最初的智识分子，到期中的知识分子，到现今的知道分子，历史的跳跃式“步进”，是值得我们低下头来，好好反思的。陈寅恪先生智识精神与思想，早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就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先生思维以思为核，并非以考见长，“心知其意”，“智”者，心也，非脑也。钱锺书先生智识自己是一只下蛋的母鸡，不愿意为人所见，央视《东方时空》的“东方之子”如日中天的时候，也不能请来他出场出镜。顾准智识市场经济，早在1957年，他已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而这个孤独的坚韧的璀璨的思想者，这位“拆下肋骨当火把、盗来火种欲点燃”的“分子”，被今日的许多“知道分子”发现为“没有什么理论深度”……

　　曾几何时，那智识分子被逐渐淡化遗忘的时代，“知识分子”在屈辱的形象中凸显出来，甚至他们算不算“工人阶级”也成为争论的难题，最终都为好歹成了“工人阶级”一部分而“自豪”。不需要智识的年代，知识也大抵是不需要的。而今知道分子泛滥，同样能够导致知识分子和智识分子的稀缺。

　　回首2004年的知识分子界，尽管有一家人物周刊评选出了50人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总体上乏善可陈。这家杂志概括的公共知识分子特质，为“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在我看来，从更遥远的历史长河中回望2004年，可能也就是两个“分子”为知识界挽回了一点面子：一位是年轻的诗人马骅，一位是经济学家郎咸平。

郎咸平登高振臂，由是形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才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国企改革中还有如此这般的非公平，才使一些知道分子恨得牙关咬紧：原来人是可以这样出名的嘛！郎咸平得到“郎监管”的绰号、被誉为“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时，他自己却“智识”自己是个“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在一个年度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面子的郎咸平，不好意思，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作为青年志愿者独身前往深山僻壤藏族村庄义务教书的马骅，在云南的一场车祸中，生命永远嵌入了奔腾的澜沧江。“知不务多，务行其所知。”马骅的行动，应该让那些满足知道、热爱空谈、畏惧现实、拒绝行动，日益萎缩畏缩委琐猥琐的各类“分子”感到羞愧。如果说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的话，那么，现今人文精神的缺失，“文化成了知道分子电视上空谈的文化”难逃其咎。

　　隐逸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活跃在荧屏上的知道分子，在2004年这个历史长河的点上，面对一些官员智识者有饿应该感到羞愧。你看，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先生，是他致力于在理论与实践上推动“绿色GDP”，是他发出“环境的不公平正在加重社会不公平”的呐喊；你看，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先生，是他引用了德国前审计长扎威尔伯格“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名言，是他获得了2004《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奖和央视2004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

由知道而知识而智识，是人的一种提升；由知道分子，而知识分子，而智识分子，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相反，由智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而知道分子，则是一种逆变，可怕的堕落式的逆变，对于个体的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更是这样。

　　在个体身上，有的逆变的发生很清晰。余秋雨先生就是一个逆变的好例子。在最初的《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先生体现出来的智识还是有口皆碑的；后来他“知识分子”了，1994年的时候，他在复旦大学演讲，说要做一个行动的知识分子，后来还为几次论争放“心”不下。“行动的知识分子”当然是“真知识分子”，问题是怎么行动、如何行动，行什么动。结果却是“利用电视和其他传播手段，传播文化，影响社会，参与时代进程”，也就是行动到电视上去了。我看到余先生形象好，属于“最上镜先生”之行；口才佳，属于“最上口先生”之列。频频出镜的余先生，终于成功完成了向标准知道分子的过渡了。

　　“知道”之后，“知识”几何，“智识”几两？从余先生自己对《南方周末》记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来，比如：“我也参与了一些能够普及文化的活动，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奖赛的活动，我对歌手大奖赛没有兴趣，但是中间有一些文史知识的评述，我觉得既然收视率已经那么高，针对许多大学毕业生不具备中学生的文史知识，我就利用电视这样普及的平台进行文化传播，效果很好。”再比如：“如今，《借我一生》写完，心愿已了。等把四卷本学术文集修订完，我再没什么遗憾了。我将闭门搁笔，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这，就是一位自智识而知识而终于“知道”的分子的识见，显然已经是以“自己知道”为荣，不以“不知道自己”为羞。

智识分子艰难困厄不好当，知道分子舒服舒适够爽呆。智识分子不仅传播知识智慧，还体现社会良知公共良心，从心关注政治文明与公共利益，所以智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大抵不会优良。时务中的智识者，如果是杂志的主编，可能换人；如果是报纸的头头，可能抹掉；如果是丛书的策划，可能滚蛋。生存，还是灭亡？这是智识者的非逻辑困境。而知道分子就无此之忧，“你是风儿我是沙”地潇洒挥舞即可。

　　对知识的最高评价，不是弗兰西斯·培根的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而是华盛顿的切身感受：“在每个国家，知识都是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为公共幸福而拥有知识和使用知识，这是智识者的必备条件。只有智识者，才是权力的制约者；只有智识者，才是社会的减灾器；只有智识者，才是公共幸福的创造者。缺乏了智识分子的独立与创造，文化社会的危机必然凸现。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朱学勤先生如是有云，他这里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智识分子了。人生、社会和我们的时代，并不缺少知道者的那种小聪明，而缺乏的正是智识者的那种大勇气与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