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大跃进年代的中学生活

　　
 　　1956年至1959年，我在广州市第六中学读高中。除了寄宿学校必有的宿舍区和大饭堂以外，六中有一座教学大楼，还有一些平房教室和实验室、图书馆。三层的教学大楼，首先要保证安排给高中初中毕业班的班级，多出来的教室，才考虑给其他班级使用。我们读高一的时候，高二有一些班级被安排在与我们毗邻的平房教室，但是我们升上高二的时候，安排有所不同了，高二的所有班级都迁入了三层的教学大楼。
 　　六中的教学大楼正对着学校大门。每个星期的一个下午，可以在大楼面对校门的过道看着一些同学一起从业余体校训练归来。当时的青少年体校业余训练，每次的补助只有几毛钱。但是这些同学会跟我说训练完了很高兴一起买馄饨吃的故事。
 　　现在六中的校园早已经被高楼大厦重重包围，但是我们在那里读书那会儿，校园周围却都是荒坡和农田。教学大楼正面向南对出去两百米左右，是一条沙土路面的公路，通向石榴岗海军基地。这条路是现在的新港西路。公路过去，东面是一个高炮阵地，西面则还是荒坡。教学大楼背面，经过一个平房教室和图书馆所在的台地，下去就是学校大操场，一直伸延到校园边界。但是继续往北，在乡间穿越一公里多，可以到达珠江河畔，那里有一个小码头，码头旁边就是学校的游泳场。校园中轴线东面，是女生宿舍、实验室和小卖部，以茂密的竹木丛林分隔；校园西侧，则是大饭堂和大片的男生宿舍。当时的高中，男生的数目大约是女生的四倍。
 　　“大跃进”期间的一天深夜，广州四周的高射炮突然一起开火轰鸣。原来是国民党军的一架飞机入侵，据说负责监控的军官后来受到处分。这是大炼钢铁期间在广州地区发生的一桩影响很大后来却没有官方说法的事情。六中的对面就是高炮阵地，所以我们的记忆尤其深刻。
 　　六中的同学大部分住校，习惯在晚饭以后散步。处于这样的校园环境，往北走向江边码头，遂成散步路线的首选。教学大楼正面容纳几个篮球场的平地，是高中同学做广播操的地方，这块平地的正前方，有一个木制的高台。每天，有同学在台上为全校同学领操。
 
 　　劳动锻炼
 
 　　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连绵一个多世纪的战乱状态，得以告一段落。在1955和1956年，国民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提高。当时的宣传教育非常成功，人们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我记得在1949年前后，父亲虽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家里的生活却还是非常困难，有时候只能每人就着三两粒花生米吃白粥。与那个时候相比，1956年的城市生活，真可以说是天堂了。虽然周恩来总理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让我们知道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还赶不上民国时代的1936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才出生的人来说，与1949年的比较，才是真切的比较。
 　　“反右”以后，“党的领导”的观念迅速在同学们的观念里建立起来。我们这些自诩朝气蓬勃自诩富于时代气息的同学，都自觉向“党”的要求靠拢。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升空，给美国以很大的震动，给中国以很大的鼓舞。很快，中国的“大跃进”开始了。
 　　那是我们高二高三的时候。学校动辄停课，参加各种劳动。开始比较大的一次，是开拔到当时还是农田的广州“南石头”地区，为建设“广州纱线漂染厂”平整土地。厂方发给我们每个同学一顶印着“广州纱线漂染厂”的竹笠，让我们十分兴奋。我祖籍浙江，并且在浙江出生，生来就晒不黑。这带给我许多苦恼，因为劳动的时候常常只着背心短裤。自己羡慕同学们黝黑的皮肤倒在其次，倒霉的是我还常常成为讥笑的对象。同学们笑我“乌克兰大白猪”，不认识的孩童会朝我高喊“白瓜！”在南石头的劳动中，我被晒得通红通红，老师文雅一些，说我红得像是“樱桃”，同学们就不那么客气，说是“烧猪来了”。不用说，后来就是起泡、蜕皮，但是这一切，都抵消不了“能够参加祖国建设”的豪情。
 　　我们住在工地旁边城镇和农田的结合部临时搭建起来的工棚里，只有一层一层竹子骨架的床铺，一点照明也没有。于是，老师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解决工棚的照明问题。我斗胆骑着自行车买来电线、灯泡和灯头，就按照初中物理学的照明线路原理图，只从邻近消防队的一个普通插座上接出电线来，就向工棚的十几个灯泡供电，半天交差。这自然是不懂电工原理的书生之作，还没有来得及发生事故，就很快被纠正了。但是，也没有人会责怪我无知。
 　　有些同学被招去做平整场地前的测量工作，跟着测量仪和红白杆走。回想起来，一方面当时多数师生真是很“听党的话”，即使动辄停课劳动，也热情饱满，但是另一方面，老师要物色同学解决照明问题和完成测量作业，则仍然习惯找学习比较好的学生。
 　　“南石头”工地的土方劳动以后，七八月间我们还到邻县番禺的“万顷沙”农场劳动，为期一个月。我们住在供农工住的大棚，主要工作是在甘蔗田里为甘蔗培土和在水田抢收成熟的稻谷。劳动相当艰苦。天气酷热，甘蔗田密不透风，可是因为甘蔗长长的叶子带刺，我们必须穿长袖长裤，全副武装进入甘蔗田。成熟的稻田，本该放干，可是因为在我们到来之前缺乏打理，所以成熟的稻谷都半淹在水中。因为浸泡稻谷的水有一种毒性，结果许多同学的双脚都发起密密麻麻的脓点红泡。倒伏的稻谷下面，还容易碰到盘成一个饼的蛇。遇上这种情况，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把惊恐消化掉。这次劳动，因为老师们必须集中在学校“整改”，所以各个班级都在自己的地盘自理。班级和班级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是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距离。
 　　秋天以后，“大炼钢铁”成了我们的中心任务。丙班出了半天风头的小高炉，把我们学校电工师傅“肥佬温”的发电机折腾得够呛，结果一事无成，不了了之。后来相对比较成功的是炼焦和打烧耐火砖，虽然按照经济标准来说，绝对是浪费的，不符合效率原则，但是毕竟炼出一些焦炭，烧出一些耐火砖，惹得有病乱投医的广州钢铁厂，也曾经开来卡车商调。
 　　大炼钢铁期间，组织上派给我的任务，是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负责打烧耐火砖的技术工作，为此，后来我还获得学校“二级劳动积极分子”的荣誉，生平头一次照片被放大挂在“勤工俭学”或者“大炼钢铁”的事迹展览之类的地方。解说词说我曾经连续72小时没有离开岗位，我说这不符合事实，让我感到不安，可是没有人理睬我的抱怨。
 　　当时学校的民情就是这样，虽然动辄停课开拔劳动或者宣传，但是多数同学都非常听话，热情响应。反倒是我上次提到的那些老夫子同学，对于动辄停课不以为然。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他们在当时是“非主流”的，可是他们这种“非主流”，恰恰是理性的表现。
 　　比较有份量的劳动，还有1959年到来之前开拔到广雅中学，大兵团作战挖掘广州“流花湖”。那次劳动，天气非常冷。我们白天挖湖，满身泥巴，晚上回到工地附近的广雅中学，把书桌拼起来睡觉。至于说宣传，主要就是1958年春天或者初夏到附近农村宣传“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停课出去的另外一次任务，是到农村地区“灭四害”轰麻雀。我们还傻乎乎地为自己利用“电石炮”轰赶麻雀的“高科技”得意。
 
 　　水灾和春荒
 
 　　“大跃进”以后，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1959年春夏之交，广东更发生严重的水灾。很快，学校伙食就拮据到了正餐不能保证供应干饭的地步。但是我们许多同学仍然精神饱满。时任广东省一把手的陶铸，在学校组织我们收听的鼓励全省人民“正确对待”水灾和困难的广播讲话中告诉我们，1958年凡是粮食亩产二三千斤以上的报道，都是浮夸的报道，我们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粮食。大家知道，在“大跃进”之初，粮食亩产千斤顶多两千斤，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很快，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消息，就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铺天盖地而来。媒体还渲染领导人担心“粮食太多怎么办”的“苦恼”。
 　　姐姐耽心我挨饿，有一天煎了一点麦饼送过来。可是我住校做平民学生的决心太大，怎么也不肯接受。结果，麦饼就便宜了班上其他几个同学。这样绝情的事情在初中时候也曾经发生。一次，因为寒潮到来，妈妈知道我在学校用的被子比较薄，就老远乘坐公共汽车送棉被给我。可我就是不肯接过来，很伤妈妈的心。这是我一辈子都追悔不回来的事情。
 　　经济一困难，“运动”就收缩。1959年上半年，正是我们迎接高考的时候。静下心来读了几个月书，不少同学就已经感觉功课掌握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六中，只要天气合适，同学们就会每天到江边的游泳场游泳。我们几个觉得功课已经很有把握的同学，在游泳场度过的时间更长。我们就是这样，每天都泡游泳场，迎来1959年的高考。
 
 　　坦然入另册
 
 　　高考前报志愿的时候，高三大约有一半同学被召集到实验室去，学校跟他们说，“祖国信任你们，党信任你们”，动员他们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军工，航空，造船等。物理方面凡是我们中学生能够想到的，包括无线电，半导体，光学，地球物理，原子能等，都属于鼓励他们报考之列。
 　　我没有被召集去接受动员。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被列入另册。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教育真是非常成功，我对于没有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专业和机密专业毫无怨言。记得“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两个口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才唱响的，但是远在这个时候以前，多年的教育在我这样自觉接受教育的学生身上，已经形成了听从安排做螺丝钉的人生理念。
 　　我不是热中于无线电吗？现在，“党和祖国”没有动员我报考无线电这样的专业，我就选择了最不机密的数学和民用建筑，当时这些专业似乎也没有急需的意思。虽然自己不那么被信任，但我还是信任人家，相信只要我不冲撞不叫我冲撞的专业，别的专业还是会一视同仁地对待考生。当时功课好一些的同学，都有上北京念书的愿望。最理想的，自然是北大清华了。我就斗胆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的数学，第二志愿则是另外一所学校的民用建筑。说实在，在那次学校动员近半同学报考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的会议以前，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把数学或者民用建筑作为自己将来的事业。
 　　我那么听党的话，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劳动总是刻苦，被评为积极分子，应该很自然就被吸收为共青团员。有的同学说自己参加一次夏令营，就成了共青团员，我可没有那么容易。我争取了三年，在高中毕业前夕终于得以“通表”。两周以后，团支部通知我，学校团委已经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名团员，即日起参加组织生活。因为是头一次参加团的组织生活，我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一周以后，团支部书记告诉我，我这样的情况，学校团委无权审批，要等待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的意见。结果，我仍然不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所谓我“这样”的情况，大概是三个：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哥是“资产阶级右派”；叔父是资本家。另外一些因素，例如我姑姑是延安的老革命，大姐是解放太原的干部，这时候就不起作用了。
 　　但是，我已经被净化得毫无怨言，仍然一心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