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操劳一生，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生子女。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抚养过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和那些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的子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抚养过社会孤儿和自己亲属家的后代。由于岁月的流逝，他们抚养的那些孩子有多少？这些孩子在他们身边的时间有多长？这些人们关心的事情已很难弄清了。他们夫妇对烈士和同志的子女、对社会孤儿、亲属后代的关心抚养是“超越血缘关系的爱”，这也是这对夫妇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认过一个干儿子和三个干女儿。干儿子是周恩来的堂姑表侄儿王戍，现仍健在。干女儿有社会熟知的叶扬眉、孙维世，前者是北伐名将、后曾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大女儿，1946年4月8日在随父亲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与父亲及同机人员一同遇难;后者是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最早屠杀的一批革命者之一、共产党员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被江青、叶群迫害致死。还有一位却不为人所知，这第三位干女儿到底是谁？许多周恩来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周家亲属，都没人说得清。
在周恩来嫡长侄女、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图文版）第157页上，记述邓颖超在“文革”期间得悉孙维世被迫害致死后对周秉德说的一番话:
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三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他父亲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邓颖超没有说明另外一位干女儿的名字，史学界能知道的人也就不多。其实，周恩来、邓颖超的这位干女儿名叫谌曼里，是我的嫡亲大姐，她原名贻蕙，曼里是后改的名字。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曼里大姐当时虽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毅然走出校门，登上北去的汽车，来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重庆。
1939年的夏天。周伯伯和邓妈妈一见我姐姐曼里身体健壮，聪明美丽，谈吐脱俗，就非常喜欢她，提出收曼里姐姐为义女。我姐姐和父亲也都欣然应允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提议。这样，姐姐曼里就留在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身边。
周伯伯、邓妈妈认了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后也十分高兴，邓妈妈把姐姐带到延安，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因姐姐积极进取，不断追求进步，不久就被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培训班，并在这个培训班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仅18岁。
1940年夏天，姐姐生了病，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还比较差，为怕病情加重而发生意外，周伯伯和邓妈妈安排曼里姐姐从延安转到重庆治病。这是姐姐和父母、周伯伯、邓妈妈一起团聚的几个月。这时的姐姐在我父亲眼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而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成熟革命者了。
姐姐不仅酷爱学习，政治上不断进步，而且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她的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展示。从1941年到1945年的这5年间，姐姐在延安街头演过秧歌剧，在学校演过小话剧以及京剧折子戏等等，她还曾与齐燕铭、陈波儿、萧三等著名文化人士合作，上演了许多话剧、京剧。
1945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延安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纷纷调往各地工作。姐姐满怀喜悦地报名去华北解放区，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工昨。
据肖甲同志30多年后回忆:1945年10月31日，延安平剧院在杨家岭演出平剧《三打祝家庄》。参加看演出的观众都是即将奔赴各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也包括谌曼丽同志。戏散了以后，大家在中央党校食堂吃了夜宵，因为面临分别，吃完后大家仍难以就寝休息。这时，窑洞突然坍塌，牺牲了两位有志青年。其中一位就是谌曼丽。
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在谌曼丽牺牲时表示了他们的哀痛，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没有忘记他们这个心爱的女儿。1953年5月，邓妈妈专门为姐姐做了一份简历，详述了姐姐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1963年，北京京剧团准备赴港演出。周恩来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专门接见了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张君秋、裘盛荣、赵燕侠、肖甲等19人。陪同接见的还有廖承志、夏衍等领导人。接见前，剧团领导向周恩来一一介绍被接见人员。介绍刚结束，当时也在座的邓颖超就问肖甲:“你就是和曼丽一起被窑洞埋下的肖甲吗？”当她听到肯定的回答后，还特意询问了肖甲那次被压后有没有留下后遗症。邓颖超触景生情地又想到了她的女儿谌曼里，向人们表达着她们那无法割舍的母女情深。须知，当时谌曼丽已去世18年了。时光荏苒，亲情却在牵挂中历久臻醇。
偶看新闻
郝吉林 